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
[ 2007年第1期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 作者：楚泽涵 ]
《一》
吴晗(字辰伯)是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昆明就认识的朋友。当时吴晗叔叔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父亲则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主任，与吴晗是同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和吴晗又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工作，吴晗负责联系青年学生的工作，两人又成了同志，父亲称呼吴晗为“辰伯”，吴晗则称呼父亲为“图南”，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以后。
1946年，吴晗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方。父亲则在当年七月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同志被暗杀后处理一些善后事宜，并在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一段时间后去了上海。1948年底父亲取道天津和静海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李家庄，此后不久，吴晗也到了李家庄。这段时间，父亲和胡愈之伯伯、沈兹九伯母、周建人伯伯以及吴晗等朝夕相处，后来又在1949年3月随齐燕铭叔叔一起进北平，参加北平军管会的工作，一起接收了当时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辅仁等大学。父亲和吴晗又成了朋友。
1949年3月，随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北平和上海的邮路开通，我们接到父亲从北平寄来的平安家信，母亲和当时在上海的我和弟弟、妹妹等四人，得到父亲的消息，当然十分高兴，我母亲立即给父亲回信。考虑到在上海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安全，按父亲的安排，寄到北平的回信不能写父亲的名字，嘱咐母亲将回信写到北平的某个地址，收信人则写“吴辰伯”。母亲考虑到她的笔迹容易被辨认，因此信封是由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来写，这也是我和吴晗叔叔的一点“文字之交”吧，而且我从此也记住了这个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在父亲和吴晗一起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期间，吴晗送给父亲一本他写的《朱元璋传》(是该书的最早版本)，这本书我家的兄弟和妹妹都看过，甚至在文革期间，也只是撕去封皮，换了一个书皮保留下来，一直到父亲去世以后。这本书写的是朱元璋起家和做皇帝的史实故事，给我留的印象很深。上世纪60年代，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广积粮，不称霸”。我们马上想起这个口号似曾相识，并在《朱元璋传》中找到其出处：朱元璋打下安庆以后，某个后来被他“赐”为“国姓(朱)”的宿儒给他出的主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文革后期，基本上没有新书可看的时候，这本《朱元璋传》被我们时时翻阅，一方面是怀念书的作者，另外对书中记述的朱元璋在起兵后，一面抗元，一面对处心积虑的对付与自己不是一个方面军的张士诚、陈友谅辈，开国后所制造的株连几万人的胡惟庸、蓝玉等案件的种种故事颇多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吴晗各自忙于不同岗位上的工作，来往比过去少了，但是由于都在民盟担任职务，也还有机会见面，工作中也或许有些歧见，但是仍然是同志和朋友。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有较长一段时间吴晗没有来参加民盟中央的活动，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胡愈之伯伯很注意内部的团结，担心吴晗对民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于是约了过去和吴晗比较熟悉的父亲去看他。在和吴晗的交谈中了解到，吴晗是在1959年春季得到胡乔木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要学习海瑞的精神，敢说话；又说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想请他写点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说，这一段时间，他摈弃了一切活动，收集资料，研究海瑞，写文章。后来在1959年国庆节前不久，吴晗的文章《论海瑞》在《人民日报》发表，据说文章还经过胡乔木修改。后来在1960年初，又写成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还演出过几场。
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这在文艺界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当时担任民盟秘书长的胡愈之已经意识到是一场运动的开始，而且民盟又首当其冲，鉴于1957年民盟机关许多同志被打成右派，使机关工作都难于维持的前车之鉴，因此不免有些焦虑，于是找到父亲商量和交换看法。父亲当时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不久，正忙于人民外交工作，和文艺界联系相对少了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两人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父亲问：“写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的姚文元是什么人?”
胡愈老说：“是上海滩上的姚蓬子的儿子。”
由于知道姚蓬子过去的叛变行径，父亲很不以为然：“吴辰伯再有不是，也轮不到姚蓬子的儿子来骂嘛!”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信任，还说过：“胡乔木应该出来说话嘛!”
当时这些话只能在两个人间说说。胡愈之主持的民盟工作，在批评吴晗的问题上只是应付：拖一段时间，然后开几次“座谈会”，批评批评“学术观点”；甚至到了1966年5月16日，那个有名的“五一六通知”传达后，民盟中央在五月底才有个“关于停止吴晗在民盟中央和北京市职务的决定”。也就是并没有罢免和撤销吴晗在民盟的任何职务。实际上，当时的民盟中央在胡愈老主持下，基本的办法是静观待变的应付；而且民盟的老同志中没有任何人对吴晗落井下石。可惜的是直到后来，也没有听到过胡乔木出来对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一事的说明。——这是后话。
吴晗在新中国建国后主持编辑过一套《中国历史知识丛书》，每本是32开本的很薄的小册子，每一本记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或一个重要事件，历史资料比较翔实而且容易记忆是这套丛书的优点。父亲陆续买齐了这套丛书，放在书柜中最容易取出的位置，不仅他阅读，而且将其规定为孩子们必需阅读的书目，说是让我们增加和记住一些历史知识。到现在为止，我的许多历史常识除了中学课本中有限的内容外，很多是得益于这套丛书。我现在之所以没有被荧屏上穿着古装的大辫子和小辫子给“忽悠”了，在颇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套丛书。
谢谢吴晗叔叔!
《二》
胡愈之是父亲从1948年冬季在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认识后的终生的、真正是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朋友。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父亲看到小报，提到造反派在北京邮电学院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陪斗的一批人中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愈之”，并附有这些“反革命分子”胸挂黑牌的照片。而据小报上的批判材料则是建国初期，胡愈老担任出版总署署长，出版了一大批“坏书”。其实父亲明白，当时宣传出版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胡乔木。
虽然有被批斗的经历，但是胡愈老仍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被完全“打倒”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当时民盟被解散，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愈老，则因为相当多的委员、甚至副委员长都被“打倒”，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任何活动。胡愈老只是偶尔出现在某些迎来送往的活动或是红白喜事的名单中，说不上有什么正式的工作。但是胡愈老并没有消极，据我所知，有几件事情是和胡愈老分不开的：
1972年，串联周士钊和杨东莼向毛泽东上书言事：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求“广开言路”，“关心青年”，“注意教育”；
向当时统战部的军代表反映沈雁冰的意见和要求，后来在胡愈老的一再追问下，沈雁冰在1974年恢复了部分名义和活动；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直到在病危时才被解除“监护”，胡愈老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慰问这位老朋友，老战士；
“文革”期间，冯雪峰同志在遭到多年迫害后逝世，按照当时的规定，只可以在八宝山开一个严格控制人数、不发讣告、不致悼词的“冯雪峰追悼会”，胡愈老据理力争，将会标改成“冯雪峰同志追悼会”，为冯雪峰争得了“同志”的称呼，而且私下动员了许多同志去向这位老同志告别；“文革”结束后又是胡愈老和其他同志努力，重新开了一次冯雪峰同志的追悼会，则是后话。
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我后来听许多老同志提起胡愈老，都认为他不避风险，能够抓住时机，锲而不舍，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甚至是别人想不到的事情。真是一位可敬的长辈!
“文革”结束后，胡愈老开始撰写回忆文章，有一段提到，1949年他从南洋回国到了解放区后，曾经表示过希望专门从事自己喜爱的出版工作，而不再搞“麻里麻繁”的党派工作了。为此周恩来同志和他谈了一个通宵，说服胡愈老继续参加救国会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就是在“文革”结束，胡愈老回忆这些往事前后，重新负责宣传出版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表示，希望胡愈老能够出来协助他，担任出版方面的领导职务。胡愈老后来说过，胡乔木对他从来都“很客气”，但是胡愈老还是婉言辞谢了，但也趁此机会要求胡乔木同意由民盟负责办一份杂志，并定名为《群言》，这是新时期以后由民主党派主办的第一份杂志。
后来，胡乔木写了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此文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册子。胡乔木在文章中将包括爱因斯坦、卓别麟在内的一批20世纪的外国科学家和文化人、作家都加冕为“共产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将卓别麟说成是美国人；后来出小册子时．胡乔木加了一个注释，意思是根据某个读者的来信，说明卓别麟是英国人，后来侨居美国，50年代迁居瑞士，并对来信表示感谢。父亲从这个注释中看出和联想到一些问题：将卓别麟“定性”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不够妥当。因为卓别麟是1947年拍了电影《凡尔杜先生》得罪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50年代被逼离开美国的，1957年卓别麟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因为讽刺了美国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而被指责为“亲共”，卓别麟对此还有过某些抗辩。现在如果将卓别麟“论定”为“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则等于在逻辑上承认了美国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卓别麟的迫害是正当的。“卓别麟如果泉下有知，也不愿意带这顶红帽子”，“给麦卡锡帮忙，给卓别麟帮倒忙”。
当时，父亲正在应《我们的周总理》一书的编辑者邀请，写一篇纪念周总理领导人民外交的文章，于是父亲特别将他所知道的，有关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接待卓别麟，请卓别麟看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后，指示父亲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的名义邀请卓别麟访华，以及父亲和卓别麟通信联系的经过。父亲特别记述了卓别麟的回信的主要内容：语句恳切的感谢邀请，并请理解他由于认识、特别是处境方面的原因，目前没有条件接受访华的邀请。父亲在这篇文章中还加了一句：“近年有人在文章中将卓别麟等列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我认为，这或多或少反映了对历史知识的无知，也缺乏对卓别麟本人的尊重。”这段文字在《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被删去，在父亲去世后，编辑《楚图南集》收录该文时，根据父亲在世时的意见恢复。我作为知情者，仅录以备考。
呜呼，此胡非彼胡!要求位高而权重者，不“唯上”，难，能够做到不“唯唯上”就算不易。据说有一种学科叫“比较文学”，即将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思路、故事加以比较，并探索各民族文学活动的规律。能不能也发展一种“比较闻人”学科，将某些“名人”或“闻人”的“行状”也做些比较。已经有文章将彭德怀与朱可夫做过比较，今后能否将胡乔木和陈布雷加以比较，写一篇《胡乔木、陈布雷优劣论》，以使后来有志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得到某些启示?
《三》
大约是1962年至1963年期间，父亲的另一位老朋友王昆仑在《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专栏连续两期发表了题为《论晴雯》的长篇文章(是其《 <红楼梦>人物论》中的重头文章)，而且配了一幅晴雯的画像(我记得是蒋兆和先生画的，待核实)：一个留长辫子的姑娘，瞪着眼睛望着读者，十分传神，画像上还题了几句：“心比天高，人为下贱。风流灵巧惹人厌。”文章对大观园中的这个俏丫鬟的天真和无邪、心灵手巧、心直口快做了刻意的描绘，对晴雯后来被“主子”寻莫须有的“风流罪过”撵出大观园最后惨死夭亡，表示了无限惋惜和同情。
王昆仑在此前后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对《红楼梦》中另外几个人物的评论，但是，浓墨重彩的、倾注了作者感情的华彩乐章无疑是《论晴雯》。当时，报纸上关于国际问题的主题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问题则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一时在中国的主要报纸上竟出现了《红楼梦》中的一位俏丫头，而且文字又活泼传神，使人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我当时刚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北京石油学院)当助教，我记得我的同事们也和我一样，在宿舍和饭厅，有机会总要议论几句。后来王昆仑将《论晴雯》改编成剧本，并交给当时由韩世昌和白云生主持的北方昆剧院排演。在初次演出时，父亲和母亲都受到邀请去看戏，那天邀请和去看戏的主要客人是周总理。
我母亲彭淑端和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是同乡，而且从小又是湖南长沙周南女校(在古稻田)的同学，以后又是多年的朋友，而且知道曹孟君当年和我母亲的妹妹彭慧等一样，是抱着当时有正书局出版的石印本《红楼梦》，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的“红迷”。到了剧场，母亲见到曹孟君，两个人拉着手，就到一旁说话去了，看戏时又在一起，曹孟君边看边给母亲讲，好不亲切。据母亲事后回忆，“戏是演得真好”，演员是“真认真”，尤其是晴雯挑灯抱病补孔雀裘，“硬是把个晴雯演活了”。演出结束，周总理在休息室和王昆仑夫妇，还有我的父母等少数几个人谈话。据母亲后来回忆，周总理对王昆仑说：文章写得好，戏也写得好，演也演得好。但是周总理突然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昆仑啊，听我一句劝，戏不要再演了，文章也不要再写了!过去的就算了。”母亲后来对孩子们回忆时，还表示过，“多可惜”，“这么好的戏让大家多看看嘛”!父亲则没有说话。这以后，报纸上和舞台上，晴雯和大观园里的小姐和丫头们都销声匿迹了，我也就没有机会看这个戏。
王昆仑也是“文革”期间没有完全被打倒的少数知名人士之一，多年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据当年曾经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王副市长是组织每年“五一”、“十一”游行庆典等活动的专家。所幸的是，《论晴雯》和昆剧后来也没有遭到像《海瑞罢官》一样大规模的批判。因此上述的对晴雯故事的解释是本人的理解和体会。按惯例，写书的人和读书的人的理解往往有所不同，如果对原作者的本意有所唐突，还请在泉下的长辈见谅。
我还要说一句：谢谢昆仑叔叔和孟君阿姨，是他们有意或无意中教会我看懂了晴雯，学会了看戏!祝二老安息，或可在那个世界里和我的父母一起分享读书和看戏的乐趣。
《四》
丁西林伯伯比父亲年长几岁，也是父亲多年的老朋友：1954年成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父亲担任会长，丁西老是副会长；1958年国务院设立了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父亲和丁西老都被周总理任命为副主任，一直到“文革”期间这个单位被撤销。丁西老的夫人叫李逸，是云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头人的后代，父亲和丁伯母，又有一层同乡关系。
丁西老早年留学英国，学物理的，说话做事情都很严谨，衣服仪表总是十分整洁，在机关里面，丁西老说话做事都很谨慎，从不多说话，也不过问与他工作无关的事情。1961年夏季，机关安排丁西老夫妇和我的父母去青岛休假，我的弟弟和妹妹也因正值暑假，就一起去了(我当时因学校安排，在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没有去)。丁西老一家和我们一家被安排住在同一幢楼里，两家的伙食也在一起。丁西老对我的弟弟妹妹，就像对他家的孩子一样，要求很严格：吃饭不能出声，搬椅子不能有响动……由于朝夕相处，父亲和丁西老的交往多了起来，而且两老很投缘，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在此以后，放过一部电影《刘三姐》，里面的对歌很精彩，而且是彩色片，风景和演员都很漂亮，年轻人看了都很痴迷。而且当时提出时时事事都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因此这部电影还被当作是批判地主阶级及其豢养的“秀才”的教科书：灵牙俐齿的刘三姐通过对歌把地主老财请来的手拿褶扇、脸上贴膏药的一群酸秀才讽刺挖苦，骂得一无是处，好不热闹，真是体现了“念念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体现了领袖的教导：“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因为这部电影还要介绍到外国去，因此父亲和丁西老都参加过对这部电影的审查，结果当然是通过。
但是在事后，私下，一向出言谨慎的丁西老对父亲说过他的看法，大意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由于出身和环境的关系，有毛病，应该也可以教育，何必要由一个黄毛丫头来骂得那么难堪呢!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不对，但是现在读书和读书人总还有点用嘛。这表明丁西老对这部电影所表达的倾向性问题是有相当保留的。而且在谈话中丁西老还敏锐地感到：是不是又有什么运动，要批判什么人了。丁西老是个好心肠：刚吃饱肚子，大家好好做点事情嘛。父亲则向丁西老表示，对这部电影，他也或多或少和丁西老有同感，总让人感到有点让人不舒服，但又不容易说出来。父亲还劝丁西老，不就个电影嘛，看看就算了。也表达了一种理解和保护的意思。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的人们看电影《刘三姐》大概不会有当年丁西老这一代人的紧张和忧虑，“阶级斗争的弦”也不会绷得那么紧了，电影作为阶级斗争的教科书的作用已经逐渐被淡化，人们对某个电影或文艺作品的评论也用不着再提心吊胆了。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或多或少演变成“万般皆上品，赚钱品最高”，为了赚钱，就要读书，读书人好像也不那么可憎了。荧屏上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又西装革履，神气起来，似乎也不再担心被骂成“翘尾巴”了；而某些来自农村的大嫂和婶子们则忽然成了挖苦的对象……新版的刘三姐至少不再为批判地主老财、知识分子打先锋了，而还原为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善于打情骂俏的泼辣村姑……
丁西老于1974年4月清明节前去世，终年72岁，父亲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没有机会充分的表达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
近日，看到刘三姐故乡——广西宜州来的少男少女们表演的《刘三姐》的歌词，兹录一段：
哥莫嚣，妹是山顶朝天椒；赌你试来咬一口，包你辣得眼泪飘。
谨以此告慰丁伯伯和丁伯母：刘三姐还是原来那个泼辣多情的村姑，是人们希望美好生活的象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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