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 2007年第3期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作者：秦维宪 ]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我当时年仅12岁，被这一幕造反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听路人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随着游行队伍的汹涌澎湃，随着那些疯狂的学生往空中散发传单的吆喝声，我居然兴奋得拣起一根树枝敲打锅子，像海燕那样呼唤“革命”风暴的降临。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文革”对社会的大破坏，率先发端于教育领域。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附中的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遂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此，这股祸水蔓延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6月24日，他们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与北京遥相呼应，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又连续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1200万红卫兵，更是将“革命”的情绪推向极致。
我们这一代人就在那股无法无天的强风暴中，被无情地剥夺了读书的权利。
我当时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第五小学念四年级。“文革”伊始，从校长、教导主任到教师，人人脸呈恐惧、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红卫兵队伍来学校点燃“革命”烈火后，一批高年级学生中的“红五类”子弟便成立了红小兵，他们顿时将学校弄得一片红色恐怖。红小兵们戴着红袖章、胸挂宝像（毛泽东像章）、手挥木棍和电线鞭子，将校园里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课桌椅被拆毁，然后红小兵们搞“集团冲锋”和“车轮大战”，对许校长、王教导主任以及众多老师进行残酷批斗，他们高呼“狠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狠批师道尊严”、“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等口号，将师长们往死里整。很快，许校长被整瘫痪，因参加过三青团的封老师被活活斗死……
学校经过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课堂秩序已不复存在，学生们基本上处于“放羊”状况，我们随心所欲地去上学，不想去就在家玩儿，或跟着红卫兵后面，看他们抄家、“破四旧”、打群架……
在一个少年的眼里，“文革”的重灾区似乎在中学。我家对面是上海市长江中学，“文革”烈火烧进该校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课桌椅、甚至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全部被捣毁。该校红卫兵和“上体司”（造反派组织）将几间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为他们练习摔跤、打拳击，关押、折磨“黑六类”的暗室。
我清晰地记得，从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是上海市长江中学闹得最厉害的日子。该校红卫兵几乎天天揪斗老师，或者从外面抓进“黑六类”肆意摧残。他们将高帽子里灌满浆糊，套在翁世宝校长头上，不断地让他坐“喷气式”游斗，不出一个月，翁校长便被斗疯。入夜，他们将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师当作练习拳击的靶子，在暗室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发出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李老师被打昏后，他们便用冷水将他浇醒，再继续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断他4根肋骨。李老师因不堪凌辱，在一个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尽……
几十年后，我在深更半夜，耳畔会突然响起李老师的惨叫声（我家的窗子正对着关押他的暗室），可见“文革”对孩子们心灵的摧残之深。这仅仅是全国大中小学校教学秩序遭到大破坏的一个缩影。
在全国学生不要读书，社会一片混乱之际，我于1969年春天，糊里糊涂地进了上海市培明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
谁料，进入中学正逢上全国批判苏联凯乐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仍然是教师无法教，学生不愿学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风气恶劣，许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习气。我校就有十几帮男女流氓阿飞，成天在校园里游荡；老师讲课只要脸转向黑板，背后马上会飞来一口浓痰。至于校园里打群架、赌博、抽烟、酗酒、偷窃、乱搞男女关系简直司空见惯。
我作为被耽误的一代，从小学四年级起几乎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以致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后，我第一次参加考试，竟然连有理数四则运算都做不出，更遑论考古文考英语了。以后，经过近两年的日夜拼搏，又连考两次，总算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我在同龄人中算是一个幸运儿。
不过，“文革”对教育的大破坏，也曾引起高层的恐慌，期间有过3次企图扭转知识荒芜局势的措施：一次是针对全国学校瘫痪、红卫兵搞大串联，高层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提出“复课闹革命”，这样才不至于让祸水无止境地蔓延。一次是毛泽东看到“文革”中断了大学的招生和教学，便提出“走七·二一工人大学”道路的所谓教学革命，搞了几年“工农兵上大学”，至少为后来恢复高考留下了一个参照系。第三次是1975年邓小平以“整顿”为名，希冀中断“文革”混乱局面的努力，他在1975年9月26日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说：“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随后，教育秩序似乎有一些好转，但不久便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中断。
上述所见，“文革”对教育的大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扭曲了一代人的灵魂，而且留下了难以修复的后遗症。其对当时的社会，对今后的历史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十年动乱耽误了整整一代人，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缺少文化的“蛮荒”大军。“文革”10年，除了“老三届”（指66、67、68届高、初中生）尚读到一些书外，这以后的历届中学生几乎没认真上过一堂课，从而产生了千百万文盲、半文盲。当时的中学生的文化程度之低，现在听来像“天方夜谭”。例如，我大学毕业后执教过的上海市七一中学，在1971年春季的期中考试中，语文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我的一天》。结果，大部分初三学生都写得乱糟糟，有一名女生竟通篇写满了“早上吃饱，中午又吃饱，晚上再吃饱，然后睡觉”这几句话，令人震惊。
“文革”使青年一代文化大面积滑坡，甚至连“四人帮”都感到震惊。1975年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一次会议上，传达了一则知识青年的笑话。这是一封上山下乡知青写给母亲的信：“……我被县文化馆借用了3个月，最近听说要给我专政，今后还有可能上吊……”其母看罢信，当场昏倒。原来儿子把“转正”错写成“专政”，把“上调”错写成“上吊”。至于知青出身的干部追查李逵、李时珍在哪里工作、是什么成分的笑话不胜枚举。概言之，“文革”使社会成了一口不要文化、没有文化的“酱缸”。
其二，全国教学秩序被打乱后，教育这一诞生人才的摇篮几乎被人遗忘，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氛围。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人才的匮乏和断裂、国家科技落后、生产力停顿、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乃至发展到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
其三，中断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伦理道德与“荣辱观”。“文革”中伦理道德被破坏殆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儿子斗老子，甚至杀死老子的事不绝于耳。“文革”初期仅是从行动上摧毁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至后期掀起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则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试想，一个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不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不知孔子为何方圣人的青年，怎么会懂得长幼有序？怎么会以仁爱之心待人？因此，当时社会的兽性横行便不足为怪了。
其四，破坏了中国社会艰难建立起来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参与打砸抢，毁掉了难以计数的名胜古迹。这与他们缺少历史教育、缺少人文教育有关。正因为一代人不知道人文精神为何物，乃至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脉无知到了极点，甚至影响到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文革”中长大有“不破不立”情结的地方官员，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作决策时，根本不考虑历史文脉，以至毁掉了大量历史文物遗存，造成了中华民族无法挽回的损失。
其五，“文革”对教育破坏所造成的危害，至少要影响三代人。如前所述，“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首当其冲。他们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改革开放、知识重新吃香的时代，率先尝到了苦果。当下，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下岗的许许多多职工，号称“40、50”人员，正是“文革”中没读过书的人。更因为他们缺少知识，所以他们的子女也难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优秀者的子女。如此循环，他们子女的子女在几十年内都难以跳出“文革”的阴影。而且，这些弱势群体在艰难的生活中，心态肯定不平衡，遂容易产生对社会不满的因子；这种因子经过长期积累，也许会存淀在几代人的心灵中，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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