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巴金敬仰巴金
[ 2007年第3期 感谢巴金 敬仰巴金 作者：丁磐石 ]
最先的指引人
世纪伟人巴金逝世，文坛巨星殒落，我亦痛悼，这是因为他一再指引我在险阻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应如何行进。我感谢他，敬仰他。
与巴老相同，我也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家庭，时间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的子侄要我谈我们祖辈的大家庭时，我常说：“你们看看巴金的《家》，就可以大致知道我们封建大家庭的情况。”巴老的祖籍是浙江嘉兴。他的高祖父李介庵在清嘉庆年间入川为官后落户于成都，我家祖籍是江苏丹阳，我的曾祖父在清同治时到川做官后也定居于成都，且与巴老家多有交往而沾亲带故。
巴老在1957年《家》再版时所撰的《和读者谈〈家〉》的文中说过：川西盆地的成都正是官僚地主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清代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着奢侈、闲懒的生活……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来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我出身的封建大家庭的情况与巴老的家可谓大同小异。不过，到二三十年代后，我的家庭却逐渐资产阶级化了。我的伯父叔父多投资于银行、组建公司，经商了。但在家庭生活中仍恪守封建礼教，凡事都是家长说了算，讲究“三从四德”，还多包办婚姻，家人亲戚之间也多闲言碎语，是是非非，尔诈我虞。我父亲一直是个科级公务员，靠工薪生活。抗日战争发生，物价不断飞涨，我父亲养家发生困难，就常受到很势利的家人亲友的奚落。我少时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感到压抑、郁闷。
我上初中了，许多同学都在看巴老的《家》，谈论《家》，我看这名著后大开茅塞，我觉得自己也应当学习觉慧，要多读新书，力求进步，将来一定要走出封建大家庭，走出四川，到外边的广阔天地去。
1944年冬，我高中毕业了，翌年春，我在成都考入由北平迁来的燕京大学。我一进燕大，就呼吸到许多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还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了，1946年夏，在我四伯父的支持、资助下，我随燕大复员到北平继续学业。以后两年多，我生活在美丽的燕园，既多得名师的教导，又受到学生运动的更多的火热锻炼，我的知识大增，思想更有飞跃的进步，我入了党，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
就因为如此，我感谢巴老给我的指引。我渴望见到他。四十年代初，我也得知他两度回到成都，但少年的我，引见乏人。我从幼时起，在我们大家庭中，就和我的堂姐丁秀涓因为在学习上能相互砥砺切磋，所以感情最深。抗战胜利后，涓姐考入了重庆大学，在学运中与巴老的亲侄子、也在重大学习的李致结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相恋，解放初结了婚，我家与巴老家更亲上加亲了。但巴老居上海，李致夫妇在四川工作，我在北京，天各一方，且均常遭受政治折磨，我仍然无法见到巴老。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都得到解放，1979年，巴老到京参加全国人代大会，我才能去拜访巴老，受到他的亲切接见。以后我两次出差上海，都去过他的家，得以面聆他的教诲。
1979年，我第一次在京见到巴老时，他已年过古稀，白发苍苍，但却精神奕奕。他告诉我，他打算写一长篇小说，反映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巨大苦难。看来多半是时势的急迫需要，他就学习当年的鲁迅，改用便捷、犀利的“匕首”、“短剑”迅速投入了拨乱反正的火热战斗。这就是他在以后的几年里所写出的一篇又一篇的《随想录》散文。一共一百五十篇，四十余万字，共分五集。它有力地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深入地揭露、剖析出“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巨大祸害，阐明我们所应吸取的惨痛历史经验教训。文化界称道此书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巨著，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界最高成就的散文杰作。
反专制主义的先驱
十年“文革”，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许多老革命家、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被打翻在地。巴老是名满中外的大作家，竟也在劫难逃，而身受折磨迫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抗战时期，他是“身经百炸”，而这次是“身经百斗”。1966年8月，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并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闭幕，他送走了外国作家代表团，一回到上海，就立刻被造反派揪斗，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家被抄，藏书被查封，作品成为禁止发行出售的“邪书”。他的家属也大受株连，他心爱的妻子萧珊更受尽红卫兵等的凌辱，不久就得了癌症，因缺乏治疗而不幸亡故。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收场。不知有多少人痛定思痛，在反思我们祖国为什么遭此大难。“横扫—切牛鬼蛇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空前盛行，人人都佩戴像章，手拿红宝书山呼万岁。凡此种种离奇古怪的现象，不得不使人深思，追本溯源。好些有识之士都悟出这是我国两千多年来所奉行的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作祟所致，他们大声疾呼应该批判、清除封建专制思想，巴老也是一位站在这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斗争前列的先驱勇士。
巴老出身于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他在《随想录》中说过：“有人断定《家》已‘过时’，可是我今天还看见各式各样的高老太爷在我们周围徘徊。”身受封建思想之苦的巴老对封建势力是有敏锐的洞察力的。早在1979年初，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就写道：“十多年来流行的那一整套，例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锣打鼓半夜游街，等等。这些东西是从哪里一下子跳出来的？我当时实在想不通。但是后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旧货店里给找出来的，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巴老又用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说，他在每次被批斗之后，都有人找他谈话或要他写思想汇报，“总之他们要我认罪，承认批斗我就是挽救。”这时巴老就想起自己六七岁时候他的父亲在四川广元县当县官，他常去参观审案。被告人不肯讲就挨打，打完了还要给县官大老爷叩头谢恩。巴老指出：“那些在批斗会上演戏的人，他们扮演的不过是‘差役’一类的脚色……他们的戏箱里就是只有封建社会的衣服和道具。”
也正如巴老所说，中国封建文化有两千多年的深厚积累，搞封建专制主义的人都把它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西汉武帝时起，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就一直是软硬兼施，表面上讲德治仁义，骨子里却使用暴力的统治。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亦儒亦法”、“儒法交融”，或者“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儒法合流，这是中国封建统治史的主线，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罗思鼎”等却大写文章篡改历史，胡说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儒法两条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儒家则反之，是保守的，落后的。据此他们大搞“批孔”、“批儒”，吹捧抬高法家，一味叫嚷要学习秦始皇厉行法家学说。这就表明他们要效法秦始皇，严刑峻法，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他们要赤裸裸地对人民采用更加残暴的专政。在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有清醒的认识、尖锐的批评。他说：“‘四人帮’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实他们道道地地的在贩卖旧货。”“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专制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
巴老还沉痛地指出：“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带来的，也不曾让他们完全带走。我们绝不能带着封建流毒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
对“长官意志”的剖析
巴老对封建专制主义有很深入的批判还表现在他对“长官意志”问题上的有力剖析。唐代韩愈在其所著的《原道》一文中说过：“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两千多年来，在实行封建专制的中国，封建皇帝就是靠其臣下，即官僚来役使平民百姓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以事其上，即供养皇帝和官吏，而平民百姓却不得违抗，否则就会受到严惩甚至诛戮。“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在专制的旧中国官尊民卑，官贵民贱，官管民称为“牧”，其意就是官吏把老百姓看作是羔羊那样来“放牧”的，老百姓得完全听从当官的驱使。遗憾的是这种封建残余在解放后还有不小的影响。巴老在《随想录》中把它称作是“长官意志”问题而加以揭露、批判。他指出，在很多场合、很多情况下，都是当官的，即长官说话才算数。比如“文革”时期，在“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艺也好，作家也好，都应当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他们随便胡说什么，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照办。巴老说，在我国，“小孩相信大人，大人相信长官”，对长官的信从，由来已久。“既然我们相信长官，长官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只好跟到哪里。长官是江青，就跟着江青跑，长官是林彪，就‘誓死保卫’，甚至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有人问：“难道这是一场大梦吗？”当然不是，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下，确使“一些人习惯了把‘长官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认为这样，既保险，又省事。”这样就出现了种种怪现象。一是长官讲话，做报告，本来是正常的事，但是却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出鼻子闻闻空气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巴老以自己为例说：有人也劝过他，说要他“下笔时小心谨慎，头伸得长些，耳朵放得尖些，多听听行情，多看看风向，说这样可以少惹是非，平平安安活到八十、九十。”二是“让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不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人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许多人都成了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或者是没有脑子的“留声机”、“录音磁带”、“机器人”，这确是很可悲的。
人们还常常看到，有好多长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或荣升，总是好夸大自己的政绩而常文过饰非，撒谎骗人。把长官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就必然会一味歌功颂德，阿谀逢迎，说假话，散布谎言。随着“文革”时专制主义的日益加强，上欺下骗更蔚为风气。为此巴老痛心疾首地慨叹：“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间，说谎的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犯了大罪。”
但是无情的铁的事实总会把谎言戳穿。巴老就指出：“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事实，使他“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谎言就是谎言，“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
“知识”是“罪恶”吗？
巴老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时，也着重谈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旧中国，统治阶级实行专制主义时，必然会推行蒙昧主义，而用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的手段来压制知识分子之事史不绝书。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情况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时有出现。“知识即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竟被贬为“臭老九”。为什么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巴老指出：“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的真容。”所以有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
巴老描述这情况时就指明，那些人采用的重要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游记》，给知识分子戴上“紧箍帽”。唐僧就向不听话的孙悟空说过：“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巴老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紧箍帽’……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满地打滚，我们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果然不出所料。这也就是巴老所说的：“不管我如何虔诚地修行，但始终摆脱不了头上的‘紧箍帽’。”特别是“文革”的暴风雨袭来了，大革文化的命，大反“封、资、修”，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林彪、“四人帮”害怕知识分子容易看出他们的破绽，他们就更加仇视知识分子，更疯狂地摧残、迫害知识分子。“今天听说这位作家自杀，明天听说那位作家受辱，今天听说这个朋友挨打，明天听说那个朋友失踪……”对巴老这样正直而又很有影响的大作家，他们自然更恨之入骨。张春桥就咬牙切齿地宣称：“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巴老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还转述了一个外籍华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很感人的谈话。她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时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完了，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给他们准备什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情况难道不是这样？但是“文革”的恶浪却夺去了好多这样爱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如巴老的知友老舍、冯雪峰等等。他们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后，竟尸骨无存。在以后平反、举行悼念仪式时，放在骨灰盒里的只是他们生前用的眼镜或金笔。想到这些，巴老不禁重述老舍的名著《茶馆》里的常四爷所说的：“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们呢？”巴老认为，这也可说是老舍的遗言，值得我们深省。
严于解剖自己
巴老曾是多受鲁迅教诲的作家。他说鲁迅和卢梭都是照亮他前进道路的人。鲁迅“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巴老也以鲁迅为学习榜样，在《随想录》中他既解剖社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时也在不断解剖自己，承认自己也有错误。他说：“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批评过被张春桥诬为‘大毒草’的剧作《不夜城》。”巴老还告诉我们，1957年，他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这次大会批判冯雪峰、丁玲和艾青，是要给这几个人戴上右派帽子的，巴老和作家靳以就在会上作了联合发言。在《随想录》的《纪念雪峰》一文中，他表示为此十分内疚、痛悔。他说：“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巴老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还说自己曾是个“歌德派”，“紧跟”过上边的“叫某国落后”、“叫钢铁听话”等豪言壮语。他说：“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些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说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实践的结果证明空话没有用”，这就犹如开支票，支票要能兑现，“当然越多越好，越‘歌’越好，倘使支票到期不兑现，那就叫空头支票，这种支票还是少开为好。”
巴老在《随想录》的《真话集》中还谈到了专制主义所造成的奴隶主义问题。他引用民国初年名翻译家林纾(琴南)所译的英国小说中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说：“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小说中的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他说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斗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就反映自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青云直上”，就“是踏着奴仆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
巴老为何这样自嘲，这样严于自责？1982年，他在《随想录》的日译本的序中说，日本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十年浩劫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可能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的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的十年浩劫。”所以他还要续写《随想录》，深挖自己的灵魂，虽然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但“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清楚”。
细读巴老的《随想录》，我们就会深深感到巴老理解最深，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哀莫大于心死”，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解决“奴在心者”的问题。他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就指出：“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这样，大家才有独立人格，才肯独立思考，这样的人“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
真话与真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巴老回家乡成都探亲，他给李致写的四句题词的后两句是“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他们叔侄情深，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后，李致更常去上海、杭州看望巴老，他们多作长夜谈。李致多得巴老教诲，对巴老的了解也很多很深。巴老一再对李致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在《随想录》中，巴老也反复说过这样的话：“人类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在巴老心目中，要做一个好人，具体地说，就是不要再迷信、盲从，再唯唯诺诺，再人云亦云，再阿谀迎合，说假话，散布谎言，而要有独立精神，肯多动脑筋，独立思考，敢说自己心里的真话，勇于探索真理。我们就应该做这样的好人。
在这里，巴老更十分强调，应该学习鲁迅，“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而敢说则是重要的关键。巴老着重指出：“说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
有人说：“真话不一定就是真理。”对此，巴老的解答是：“我所谓的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就会求得真理，所以巴老更进一步指出：“要把新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乐园，恐怕也得靠复杂的集体智慧，靠九亿中国人民。”这也就是说，只要大家都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都能讲真话，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切磋琢磨，求得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种种真知灼见，也就可获得真理，使我们国家有更好更大的发展。
身体力行
在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无私才能无畏，我们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探求真理，就必须无私，富有爱国爱民的公心。而在这个问题上，巴老也是一个典范。他说真话，大力揭露控诉“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就是为了避免“文革”那样的劫难重演，使国家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受折腾，不再受痛苦。他说他写作，就是“把笔当作火，当作剑，歌颂真的、美的、善的，打击假的、丑的，恶的，希望用作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我只要一息尚存，我那一点微火就不会熄灭。是什么火呢？就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
“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巴老也学习鲁迅既重文品，更重人品，他爱祖国爱人民火热的心不仅反映在作品中、言谈里，也表现在实际生活上。他是一个说得到就做得到，身体力行、言行高度一致的人。他说：“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他十分欣赏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力求自己像春蚕一样，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丝也未尽，要尽量多为人民写作。李致在他的《我心中的巴金》一文中也告诉我们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法国大作家雨果的这一名言就是巴老的生活信念、守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巴老即患帕金森氏症，几次摔跤骨折，举笔重千斤，但他仍在坚持写作。他是不拿工资，全靠自己稿酬生活的作家，他向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就常拿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仅1982年，他一次就捐了十五万元给现代文学馆，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对“希望工程”和救灾，他也常请家属或工作人员隐名捐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他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他拒不收稿酬。出版社为他翻洗照片，他亲自到邮局汇还用费四十一元一角。他的大量藏书也已多次分别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巴老也说过：“生的很美的人并不需要浓妆艳抹，而我的文章就像一个奇丑的人，不打扮，看起来倒顺眼些。”他就是一位不愿粉饰自己，炫耀自己，朴实无华的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拟用他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他很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1994年，四川省作协拟设立巴金文学奖，巴老去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设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希望理解
巴老曾对李致说过：“能够多活，我当然高兴。但我离开世界之后，希望更多的人理解我。”巴老对人真诚，总是把心交给读者，广大读者是理解巴老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大半个世纪中，巴老受到过一些误解，甚至是指责。这主要的就是指责巴老曾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很同意李致的意见。是的，巴老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那时许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就是其一。应当说，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反对专制，强调个性自由，它虽属空想社会主义，但在反对旧社会的专制统治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巴老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思想启蒙运动，继而又坚决拥护抗日战争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因此鲁迅在三十年代就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又指责巴老的作品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应该干什么，作者就没有给读者指明出路。我觉得这种指责也是值得商榷的。反帝反封建是我们在百年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要完成的首要革命任务。巴老的作品深入揭露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呼吁青年走出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到广阔光明的新天地去。这就必然促使青年投向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专制独裁统治的人民革命洪流。这怎么不是给青年指明了出路？在这方面，不仅我自己是一个例证，而且有人还作过调查，当年很多奔赴延安、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都是受了巴金小说《家》的影响。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也亲自同巴老谈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建国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不少的坎坷、挫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表明还需要很好地进行探索。巴老这些年来也在探索，他着重探索的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怎样做人，做怎样的好人。再概言之，就是要清除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好好净化自己的灵魂，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敢说敢做，求真务实，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理。做这样的好人，就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站得直，走得稳，就会对祖国人民作出优异的贡献。
这又是巴老对我们的再次指引，而且是在根本问题上进行的很好的指引。因此我更理解巴老，“高山仰止”，我也更感谢巴老，更敬仰巴老！
现在，巴老走了，我特别赶写此拙文，聊作我的心花，敬献在巴老的灵前。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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