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
[ 2007年第3期 父亲汪锋的“半个”长征 作者：王又凯 ]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有许多纪念文章和活动，其中有一篇文章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中只有“惟一”一位参加过长征。我清楚报纸上所指的人就是我父亲汪锋的老战友贾拓夫伯伯，他跟随红一方面军走完了全部长征。但“惟一”两字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最起码还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伯伯，他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我的父亲——汪锋，他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他的长征只有“半个”，并且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革命者的长征，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小学时有篇长征的课文，说的是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吃树根、啃皮带，在艰苦的环境下，为了理想，为了穷人求解放，以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去不断地争取胜利。上课的过程中老师问我，你爸爸是否参加过长征，同学们也都非常想知道，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我的父亲汪锋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总是开会或下乡蹲点，平时很少在家。一次我趁他正好在家时问起这个问题。爸爸沉思了一会，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想他一定没有参加过长征。可是，同学们不同意，坚持说老革命都是老红军，老红军就一定都参加过长征。两天后我又向爸爸提出了这个问题。爸爸微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回答我。这时妈妈接过话茬说，你爸爸参加过半个长征。“半个”？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在我父亲的检讨材料中，我才搞明白了“半个”长征对我父亲的意义。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在陕西兰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军代理政委汪锋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部队分头突围。在战斗中他腿部受了枪伤，潜到西安边疗伤边继续革命。恰在此时，陕西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叛变，贾拓夫伯伯侥幸脱险后，又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我父亲，通知他马上转移。随后贾拓夫去了江西瑞金，而我父亲辗转陕南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后因腿伤加重，又去了上海，在中央临时分局军委工作。
1934年各主力红军都先后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而当时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入陕西境内。1935年中央军委派我父亲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联系红二十五军，恢复联络和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队的关系。
红二十五军是在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由留守部队和赤卫队重新组建的。由于敌人的清剿政策，广大指战员无不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亲人被杀害，家园被焚毁，因此都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敌人的仇恨。这是一支在长征中唯一没有减员的红军队伍，是英勇善战的军队。而我父亲受命所要协调的杨虎城部是警三旅，该旅旅长张汉民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该旅有着我党多年的兵运工作基础，有许多秘密党员，是一支倾向革命的队伍。我父亲曾担任过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军委书记，在该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跟张汉民、阎揆要（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等有组织关系。此次受命，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两支队伍能联合行动，必将开创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4月，当我父亲乔装打扮、星夜兼程地赶到陕西柞水九间房该旅阎揆要团团部时，团部里一片混乱。仅在几个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旅的大部，旅长被俘。父亲听了阎揆要讲的事件经过，当即向阎保证，他会向红军解释，并将张汉民同志要回来。在阎的催促下，我父亲连饭都没吃就又上了路，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在那里他见到了红军的所有领导人。
父亲急切地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是自己人，是同志，要求马上放人。随后又向红军传达了中央文件，当然文件是记在脑子里、凭嘴说出来的。文件的内容，特别是对革命对象的政策，与红军离开根据地和中央失去联系之前的内容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从杀地主到要给地主生活出路等等，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叛变革命的言论。我父亲只管滔滔不绝地讲，并没有顾及到气氛的变化，没有注意有人拍桌离席而去，直到几个红军战士提着枪冲进来，对他怒吼“反动派”并要揍死他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完成任务了，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我猜想杀不杀我父亲在红军的领导里一定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没有杀他确实是一个奇迹，真是万分之一的侥幸。但奇怪的是事后又为什么没有杀？就此在“文革”后我多次问过我父亲，归纳起来有四点原因。第一，他的身份高，是中央特派员，有写在蚕丝纸缝在袍子内的介绍信，因此在一时搞不清楚的情况下红军不好杀他。第二，在看押的过程中有空他就教战士文化和一些陕甘苏区的红军歌曲，因此逐渐地获得一些人缘。第三，有次夜里部队转移，而看押他的战士却睡着了，他完全可以逃走，但他却返转身叫醒战士一起追上了部队。事后有位领导问他能跑为什么不跑？他回答说自己如果从红军的队伍中逃跑，以后无法证明自己。第四，也是最后的，河南信阳是该部的老根据地，地下党正好也派人来联络，受该军的委托在上海证实了我父亲的身份。因此我父亲才能和红二十五军一起长征到陕北。
1947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同志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他被误杀是我党一大损失，而我父亲是这一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曾多次询问过我父亲，他说当时被看押时是五花大绑的，头上套着只留眼洞的布袋，身上背着东西像个驮夫，透过眼洞他看到了张汉民和张明远（旅参谋长，中共党员）与他一样，被绳子牵着行军，大约一个月过后，先是张明远不见了，他问战士说是放了。后是张汉民又不见了，他知道大事不好，大声抗议，坚持不走了，直到见到军领导，并当面说他们是错误的。而张汉民被俘的过程也十分痛心。张部本来可以以逸待劳的截击红军，而他却尾随红军，实际上是想起到掩护作用。他还多次派人与红军联络，并按红军要求向对方提供了援助。因此，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与红军达成了谅解，认为不会发生战斗，丧失了警惕。而阎揆要发现红军有异动，派出的联络员都未返回，情况有些异常，曾提醒张汉民，而后者却不以为然，结果阎团由前锋变后卫得以保全。由于警三旅尾随红二十五军太近，因此发生误会就成了迟早的事情。而我父亲汪锋未能起到作用，未能将历史改写，这肯定是他终身的痛苦。我想这也是他不愿意提及自己参加过长征的原因吧。他的长征确实和其他红军战士不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牺牲，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英雄壮举。当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坑洼不平、崎岖嶙峋的陕南山区艰苦地跋涉时，他是作为“反动派”，天天面对死亡和内心痛苦的煎熬，被自己人押着走的。但就是这样，他一天也没有放弃信仰或失去信心，即使是死也不会离开革命的队伍。
从1935年3月九间房事件他到红二十五军时算起，到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期间共6个多月，这就是父亲汪锋的长征时间。我母亲生前多次告诉我，红军要去陕北，你爸爸是个向导。这句话的含意深远，我知道它的分量。我认为我父亲的长征时间虽短，又是另类的，但它同样是伟大的。这个长征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是伟大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因此我更加缅怀那些为革命而勇于献身的先驱，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秘密战线上的老一辈革命者，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勇气、理想高于生命的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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