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
[ 2007年第3期 重庆武斗与文革墓群 作者：庞国义 ]
重庆沙坪坝有一座闻名遐迩的烈士墓，埋葬着三百多名在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革命先烈。每年，特别是“11·27”纪念日这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祭奠英烈，召唤忠魂。
离此不到3公里的沙坪公园，在文革中也形成了一个有名的墓群，集中掩埋着文革中因武斗而丧生的五百多名八一五派人员。文革早已灰飞烟灭，那场喧嚣的政治闹剧似乎已逐渐淡化，但伤痕不能抹去，记忆没有尘封，在这里静眠了近40载的冤魂时刻向我们昭示历史不能忘记。
山城重庆是武斗重灾区，1966年12月4日，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发生在大田湾体育场。当时这里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议刚开始，“八一五造反派”和外地学生强行冲进会场，与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搅成一团，双方数万人在会场上发生混战，用旗杆、标语牌、砖头作武器，撕打冲撞，双方伤者不计其数，谣传死亡多人。此后，保守组织迅速瓦解。
1967年“一月夺权”后，围绕“革联会”的合法性问题，造反派内部急剧分化，形成得到驻军支持的保派（原“八一五”派）和得到首都红卫兵支持的砸派（后称“反到底”派），双方从口头辩论发展到互相涂盖撕毁大字报，从互砸广播站到烧毁宣传车。5月23日两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开始升级为以钢钎、铁棒、大刀为武器。年仅19岁的重庆石油学校学生邹茂林倒在钢钎下，成为武斗以来第一个殉难者，“八一五”派抬尸游行，在小报上发表“12·4”事件后创作的一首《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的歌曲以示怀念。
6月5日-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揭开了重庆市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横遭毒打。
6月23日，两派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重医附小被烧毁，武斗中死4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
7月1日，两派在重医附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医生护士全部逃离，全天被迫停诊。在互相冲杀中，在“火线采访”的重医66级毕业生、《东方欲晓》报号称“才子主编”的于可在撤退时落后，被追赶上的“暴徒”用钢钎刺死，成为第一名“以身殉职”的“战地记者”。
7月7日早晨，浓雾里的嘉陵江桥头有几声朦胧的小口径步枪声响，新六中陈乐洲等2人身亡。“七七”枪声被认为是重庆武斗再次升级的信号。果然，第二天两派就在远郊的红岩机器厂真刀实枪地摆开阵势大打出手，使用自动步枪和冲锋枪，打死黄习琨等9人，抓走近200人。
17天后化龙桥工业学校的“7·25事件”中，重庆大学采矿系张全兴、机械系唐世轩被小口径步枪击中额头死亡，该事件开创了枪战中大学生死亡的先河，此后，仅重大一校，就有25名大学生死于武斗，几乎都埋在本校松林坡。
两江汇合的重庆，路险山高，气候火辣，“巴人尚武”。进入8月后，山城武斗频繁，规模宏大，史称“八月战争”。由于抗战“陪都”的特殊背景，兵工厂特多，几乎所有常规武器都能生产制造。武斗双方各自突袭兵工厂，有的一次抢出1万多支半自动步枪，有的一次抢出100多万发子弹。因为有了武器支撑，武斗空前惨烈。双方普遍使用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四联高机、三七炮、野炮等武器，出动了装甲战车、水陆两栖坦克、舰艇等设备，消耗子弹不计其数。
兵工厂在武斗中首当其冲，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争夺战死亡22人；国营嘉陵机器厂武斗中，双方直接参战人员五六百人，死亡数十人；国营空压厂被两派反复争夺占领，厂房设备大部被毁，该厂“八一五”派死亡人员埋在沙坪公园的就有31人；国营望江机器厂“长江舰队”沿江炮击东风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潘家坪地区武斗双方死亡上百人，高干招待所遭严重破坏；南岸上新街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北碚歇马场424部队驻地3000人参加武斗，双方死亡40人；杨家坪地区武斗参战人数上千人，激战一周，双方死亡上百人，昔日繁华街道房屋被毁过半。
“八月战争”中，重庆大学连遭嘉陵江北岸的国营江陵机器厂炮击，当时的制高点6教学楼被打得千疮百孔，幸喜此批炮弹未安装引信而不能爆炸，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后来学生们写了毛泽东词挂在墙上：“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更“喜剧”的是8月18日夜，一枚飞弹击中了该校电机系主任江教授的厨房，戳出一个37厘米的窟窿，江教授惊魂之余，无可奈何，也步主席词原韵，写了一首幽默诗贴在弹洞边：“通宵炮声急，弹洞灶房壁；可惜好钢铁，不分友和敌。”
1967年9月1日，周恩来总理听到国营空压厂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万发高射炮弹时，气愤地说：“在越南（指‘援越抗美’）1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架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四川省革筹和重庆驻军的领导成员时再一次怒斥重庆武斗的“败家子”行为，而“文革旗手”江青当时则大唱反调，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青年玩玩枪……”康生阴阳怪气地接着说“可以改进技术”，无疑是火上浇油，使武斗非但未能平息，反而从重庆市区向周边专县扩散，形成大规模的“剿匪”运动，直到1968年10月后才逐渐停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大小交战数百次，武斗直接死人上千，伤者上万，各大兵工厂及多个地区的厂房民房校舍毁坏殆尽。援越物资被抢，损失惨重。解放军正团职以下官兵数十名为制止武斗英勇牺牲。
“八一五”派选择沙坪公园埋葬死者，使之形成“文革墓群”，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其一，文革墓群所占地皮，解放前是爱国人士饶国模的地产，1939年，因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搞组织工作的黄文杰病故急需安葬，饶急办事处之所急，便把这块地皮让给办事处做墓地。后来，这里陆续埋葬过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父亲以及李少石等13名因公因病殉职的办事处干部、职员、战士、新华日报社记者以及3名南方局工作人员的小孩，因此，附近的人们尊称该处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解放后，国务院将上述人员遗骨火化后移葬红岩村内的红岩公墓。后来有几位部队干部葬在这里，大部分地皮便空了出来，成为文革中“八一五派”埋葬武斗死亡人员的首选佳地。
其二，沙坪坝是重庆市著名的文化区，学府林立，是“八一五派”的诞生地和大本营。而当时处于荒郊的沙坪公园后门周围是一片片农田，只有一条狭窄的机耕道可抵达墓地附近，地势相对僻静。加之文革期间公园无人管理，围墙倒塌、林木凋零、人迹稀少，便于挖坑修墓。笔者依稀记得39年前“燎原兵团”为阵亡的朱某某下葬时的情景：几名背着“牛鬼蛇神”头衔的街道清洁工，早在两小时前就被武装押来，用锄头挖好了一个大坑，待棺材从车上抬下置于坑中，垒成土堡，武斗人员一齐举起手中武器朝天鸣枪，两百多颗弹壳瞬间坠落在坟堡四周。
墓群究竟埋葬多少人？据公园公布的数据，有墓碑114座，埋有500余人。由于有的有坟无碑，有的坟被削平遭荒草掩埋，故此处究竟有多少坟埋多少人成为一个谜。而据民间热心人士曾钟先生详细考证，坟墓应不少于120座。
现存墓碑以死者单位当初实力差异而大小不一，有的墓仅1人，墓碑高大；有的10多人，占地宽却墓碑小,建设厂和空压厂的两个墓内各埋有30多人。林林总总、高低错落的水泥墓碑上，清一色的塑有由“815”三个阿拉伯数字变形为炬柄的火炬，同时刻有“八一五”派特有的口号：“头可断，血可留，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基座四周刻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等毛主席诗词语录，或“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警句对联。由于时间流逝，大多数已经风化，辨认困难。
死者大多数是武斗阵亡，也有少数被误伤死亡的人员，但必须是“八一五观点”的。有人称这是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群。这不准确，因为里面埋葬的人员超过半数是工人，如八一兵团、机械兵团、财贸815战斗团等工人组织成员，沙坪公园将其称之为“文革墓群”是比较贴切的。
需要说明的是，“八一五”派有不少武斗死亡人员是分散埋在各地的。埋葬死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本派力量在单位或当地占绝对优势，另一派不敢动粗；二是本单位有空地可用。比如重庆大学松林坡、北碚东阳镇、朝天门街心花园、体育馆花坛、一中操场边、长安厂内、南山、汪山等几十处地方就分别集中或分散埋葬过武斗死亡人员。而最终完整保存下来形成墓群的只有沙坪公园一处。沙坪公园墓群在自然岁月和人为损坏中，在毁与留的争论中，被保存了下来，修筑了围墙，单独开门，形成园中园，成为独具特色的一景，也成为见证文革历史最直接的实物遗址。近40年来一直荒草丛生，人迹罕至。不知是谁在网上发帖，误传此处要开发拆迁，导致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人士络绎不绝前来踏访寻址，为“文革博物馆”摄像立传。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墙外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弥撒曲每周悠扬回荡；墙内有一鸽岛，无数象征和平的鸽子安详自由地飞翔。碧湖边杨柳依依，桃林环抱，湖上小船悠悠，情侣对对，尽情享受着自由和安康，与40年前血腥恐怖的“内战”硝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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