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Markus Schwegler：女士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的邀请，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天则双周讲座。我们在阅读大量报纸的同时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各国决策者们的注意。这是个重要的主题，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演讲的提纲。首先我会介绍一下气候变化的背景，然后我会引入一些气候保护方便的政策，并且解释它们和主题的关系。其中有一项重要政策是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 Development Mechanism），我将会就它的细节进行一些展开，并且将之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最后我将做一个总结和展望。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是怎么样影响人们的生活的？我会花十分钟告诉大家最近关于气候变化的有趣的重要的新闻。这样大家能更好地理解并明白我们现在的处境。全球变暖将会使人们在2100年的时候不得不面对食物和淡水的短缺，并引发两极冰雪融化使得海平面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不断上升。非洲和亚洲将会首先受到影响。亚洲的人口稠密的东南亚地区就将使如此。洪水以及降雨位置的转移将会影响这些地区的农业，使得人们可能遭受饥饿。现在全球温室气体有相当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排出的，这些气体会破坏臭氧层，是造成气候变暖的元凶。

我这里有一些新闻摘要，让我们看看气候变化给造成中国什么样的灾难。警告气候变暖会使青藏高原引发灾难 (路透社，01.02.2007)：中国科学家警告说，由于气温日渐升高，青藏高原的冰川将融化，大多中国河流会干涸，并引发干旱、沙尘暴以及荒漠化等。食品安全危（中国日报，04.01.2007)：全球气候变暖将对中国的生态、社会以及经济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农业、畜牧业以及水资源供给方面。气候变化带来农业问题（国际先驱论坛报，03.01.2007)：2006年，台风、水灾和旱灾造成2704人死亡，经济损失2120亿元。其中海平面上升是个严重的问题。有报道指出，靠近中国大陆的海平面上升速度要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海平面上升造成降水异常、风暴增多，这使得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并且造成了其它的社会和经济损失。有研究和测算显示，气候灾难每年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3000亿人民币。对金融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减少造成了每年2％到5％的GDP损失。包括干旱、洪水以及热带风暴的气候灾难，每年会使6亿国民受到影响。

正如经济学家Sir Nicholas Stern在他的书中提到的：在未来几十年里，人类的行为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巨大破坏，该破坏程度能够与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和经济危机相提并论。在介绍部分的结尾，我想引用Stern关于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重要论断：全球GDP的1％应当用于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气候变化没有被有效减缓，全球GDP可能面临衰退20％的风险。

刚刚我们看到的种种报道和新闻使我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是人类将要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亚洲国家正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 ，包括干旱、水灾、飓风等等。相比发达国家，亚洲国家更易受到侵害。因为其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林业、渔业和旅游业对气候变化都很敏感。亚洲政治家们在做出决策时不能再忽略气候变化，必须实行适当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减轻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在技术与能源结构，人类行为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对此国际组织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1979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促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观测中心的成立。那里有来自各国的气候学家对全球各地的气候变化进行监测。他们于1989年给出了第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使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得以进入讨论议题，并于1994年开始生效。但是UNFCCC没有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所以1997年又有京都议定书的诞生。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其中涉及到实行清洁发展机制（CDM）。

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引发的严重危机。UNFCCC中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涉的水平上（公约第二条）。但这只是设定了一个目标方向，却没有给出明确任务。关于具体的政策实施，在京都议定书中有规定和说明。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附件一缔约方）如何量化温室效应气体（GHG）减排目标。把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目标作为一个更加长期的挑战。 在第一个五年履约期（2008－2012）内，针对不同国家规定了不同的减排目标。附件一国家总减排量要达到在1990年排放量基础上削减5.2%。例如，在基准年排放量基础上，欧盟承诺减排8％，日本减排6％，德国减排21％。为了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实现成本效益最大，京都议定书中有一些灵活机制。首先是清洁发展机制 （CDM），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投资。第二个是联合履行（JI），发达国家对转型经济国家实施项目投资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后还有国际排放权交易（IET），这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排放权交易。

中国对此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1992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接着，中国又签署并核准了《京都议定书》，加入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了更好执行京都议定书中的条约，中国相关部门成立专门的协调小组，并制定了管理规定。这些规定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包括声明温室气体减排量资源归中国政府所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出归中国项目所有者所有。CDM项目中的最大投资者总是中方，外方投资不能高于49％。洁发展机制项目因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中国政府的分配比例如下：氢氟碳化物（HFC）和全氟碳化物（PFC）项目，国家收取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65％，氧化亚氮项目，国家收取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30%。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国家收取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2%。中国政府也指定了CDM项目的优先领域：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和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是较为常见的。比如CDM项目就在中国得到开展。CDM是双赢机制，因为有如下双重目标：一是协助发达国家达到京都议定书中设定的减排目标，二是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更高水准。

什么样的项目符合CDM项目的条件？ CDM项目的条件对每一个具体的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出一个总括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一些：该项目不属于基准线情景，该项目是额外的，该项目是可持续发展的。如果CDM项目活动能够将其排放量降到低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水平, 并且证明自己不属于基准线, 则该减排量就是额外的。所以额外性和基准线是CDM项目合格性问题的两个互为依存的属性。

CDM带来的好处有很多。CDM项目每减少相当于1吨CO2 排放量，便可以获得 1CER。CERs是被允许交易的市场产品，所得收益可以作为项目现金流的额外来源。1CER等于1吨二氧化碳或等效的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指标。CDM可以吸引投资者和基金，包括国家政府、双边及多边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等，还有大量CDM基金（如原型碳基金PCF，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社区发展碳基金）。

CDM项目适合应用于哪些部门呢？可再生能源项目就很适合，还有废料转换成能源项目。可以清洁城市固体废弃物，使原本不良管理的垃圾变为卫生填埋、循环、以及填埋生物气捕捉和发电。还可以将农业废物转化能源，比如棕榈油转化能源项目,、农业沼气项目、稻草转化能源。当然，在中国大型节能项目非常重要。如果能节省一些就意味着只需少生产一些。另外还有煤层气，许多人不知道在煤矿里蕴藏着这种能源气体。还有针对一氧化氮、三氟甲烷（N20, HFC23）等工业废气的焚烧技术。

然而，CDM在中国推行还有下面一些障碍。市场缺乏识别CDM机会的知识和技能，缺乏评估风险和发展项目的经验。CDM也尚未完全被接受和理解成为一种经济手段。另外，目前CDM流程复杂，买方市场造成了较低的CER价格。如果一个较偏僻的地区想推行CDM机制的话，他们必须用英语来阅读和学习各种资料，还需要找到外国合作者并且抓住商机。这使得很多的潜在可能推行CDM的人被拒之门外，另外外国合作者也会很难和我们沟通。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CDM在中国也是有潜力和机遇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及消费国。中国的能源有70％是由煤炭提供的，能源燃烧利用效率很低。据调查统计，中国2000年的八种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高于国际水平20-40% 。世界银行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研究认为中国CDM潜力占全球CDM市场的50％。机遇也是很多的，比如提高能源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煤层气、创造燃料转化以及发电新技术、回收具有潜力的余热以及减少废弃能源重新利用中的大量能源损失等等。

让我们看看CDM 项目的现状。全世界目前CDM项目渠道有1600多个。其中已注册的有536家，要求注册的有118家。预计到2012年的CER减排量将大于1900 Million CERs。下面介绍一下CDM在全球的推行状况。占最大份额的是拥有33.02％项目的印度。我国位居第四，只有7.65％。在中国只有41个项目，在印度却有200多个项目。只有7％的CDM项目，中国产出的CERs却占全世界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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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过去几年一直在这一领域工作，对在中国推行CDM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必须和国际同步，所以我们也会和国外的技术提供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交流。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外利益相关者只是想在中国买CERs。他们指望中方合作者自己完成项目，然后他们出售CERs。他们不会想着发展项目或者投资项目。这让人失望，因为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正式中国所需的。他们缺乏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没有完全理解风险，而且不想去处理风险。中方的问题则在于对CDM知识了解有限，对融资机制理解有误。项目的复杂和长期性以及语言问题也都是不足之处。

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整个内容。气候变化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比如降低长期经济福利，增加贫困，损害人类安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在政策层面和执行层面同时进行(土地利用规划, 自然资源管理, 能源, 交通, 海岸带管理, 建立规范等)。主流将对气候变化问题与发展政策, 部门计划, 管理体系或者决策机构等并非与气候变化必然相关的事项相结合。德国关于可再生能源 (RE)的政策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政策提供了一个模式，类似的政策可以为环境和发展带来双重利益。中国应该要尽快地更好地执行CDM机制。根据斯特恩评估报告，如果不计算气候变化带来的成本，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成本。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这一项目上的巨大潜力，这来自其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的能源需求。中国有必要进口一些设备和机器，用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是有一点我们没提，为了从这个发展机制中收益，中国必须加快步伐，完成京都议定书中到2012年需要实现的目标。

总而言之，气候问题也会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层面。如果我们不对气候变化加以控制，它将会破坏长期的经济发展、增加贫困、危及人类安全。应对气候问题，我们要同时采取减缓变化和积极适应的方法，实行积极的政策和行动。比如我们要规划土地开发、管理自然资源、能源选择变化、制定新的燃烧排放标准。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许我们制定的一些管理办法或者法律规定现在看起来和气候变化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必须想到长远的可能的气候变化会给经济和发展带来的威胁。当然，能源法规也是需要的。现在中国也有了能源法规，比如可再生能源法规就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制定的。它不仅可以带来环境效益，也可以带来经济效益。

庄贵阳：很荣幸参加金融研究所今天的研讨会，我们研究中心对城市气候变化的研究大约有十年，我把我最近研究工作的一些主要的想法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听了Gmat先生的介绍，我想我把我的想法讲一讲。我主要讲一下气候变化的风格危害经济发展。我想从四个层面来进行介绍：一是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二是国际气候进程与中国面临的压力；三是中国能源消费与排放增长的驱动力；最后，中国经济逐渐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从IBCC最新的报告已经证明，气候变暖是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就变化对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发展带来的挑战，已经深度普及到一个农业对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或表现形式来看，比如说水资源这个层面看，现有的水资源格局已经对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制约。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吃供便宜。从农业的粮食安全来看，生产的不稳定性的增加、布局和结构发生变化、生产成本增大，从极端事件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来看，比如极端气候增加了人身的伤亡风险，导致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扩大，间接或长期影响人民健康导致居民医疗保险费的增加。从居住环境这个角度看，城市的热导效应使城市的洪涝灾害等损害放大。另外气候变化危急到生物多样性和生存环境。还有一点是，中国的海平面上升趋势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中国经济龙头地区的经济威胁比较大。从国际气候进程来看，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已经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从IBCC1988年成立到90年开始气候分割谈判，到92年气候框架思维先索，94年生效，97年签订议定书，到2005年生效。这一过程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这个过程中，科学基础、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因为科学基础影响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利益影响各国的政治利益。这三者互为一体。在今年气候变化问题超过了恐怖主义和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成为首要问题。另外，德国总理莫克尔说在今年的G8+5会议上，要把气候变化再次列入研讨的议题，想推动五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目前面前发达国家强烈期望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到5.50TTM. 他们希望2012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大国都应承担这种义务。除中国外，其他四个发展中大国也都表示了这种意愿。从中国自身的排放量来看，国际人员机构预测，2009年中国的排放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排放可能2008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从国内来看，中国政府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社会目标的决心和努力是过去20年中国能源需求和排放实际增长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具体来说，中国人口在增长，到2033年可能达到的人口高峰是15亿。生活水平提高后对能源和排放的需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需要能源，国际贸易下中国制造业基地消耗能源比较多。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那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有排放空间，又要有保护气候的义务，那只能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低碳发展是英国首先提出的，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低碳经济是指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问题通过政策放松、设备放松，在增长的同时减少排放。我国在最新出版的气候变化国家全球报告中也提出要走低碳发展的道路。

中国面临的机遇我认为有：第一，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技术或政策创新对中国有溢出效应；第二，全球碳市场包括清洁发展机械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换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三，中国矿改之外，气候空间内外有很多双边或多边协议，技术合作是一个基石，而且国内有很大的需求，比如说在控制污染、资源节约和能源安全等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一条发展道路。
关于面临的挑战，大家都说要调整经济结构，但这与经济发展阶段是相关联的，有一定的难度。能源结构又与中国的资源紧迫相关联，消费行为因为有一定的惯性，这也是一个问题。提高效率还要考虑潜力和抗税的问题。在技术转让方面存在一些障碍，比如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我的一些思考是：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关注的是未来这一经济体对能源的需求和排放空间，我们强调的是需求。这不像那些成熟的经济体，考虑更多的是控制排放的问题。第二，我们要想到低碳经济的积极的意义。第三，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的竞争可以通过环境问题加以解决。第四，低碳发展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大工程，这需要许多经济和政策工具相匹配，有些政策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

张称意：我讲讲气候变化对陆地碳海循环的影响和反馈机制。关于气候变化，在NTC第四次气候变化里确认的数字是90%会不益于人类活动。人类活动指化工燃料的排放、温室气体、土地利用变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气溶胶的排放。温室气体指CO2，石油、煤的燃烧都可以产生二氧化碳。甲烷燃烧可以产生CO2，1个温室气体相当于21个CO2。还有农业活动中使用的化肥中的氮肥释放的氧化亚氮。大概大气中CO2的浓度对大气的浓度是379pdm。一个效应是我们知道的这些气体释放的CO2, 另一个是甲烷，如城市垃圾的燃烧既提供了热量，又可以使21变成1。还有少量释放氧化亚氮。为什么大气中二氧化碳多了会导致温室效应呢？实际上大气中存在二氧化碳，因为二氧化碳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温暖的地球，可以供生命延续和繁衍。如果没有二氧化碳，大概地球的温度会是-18度。二氧化碳使得地球的平均温度是15度，是适合生命繁衍的。化学燃料是地球演化几千万年当中将大气中的碳储存到地球当中。人类工业革命之后由于采用了工业机械，将大量储存在地壳中的化学燃料挖掘出来并且通过燃烧释放到大气中，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迅速地提高。我们人类可以掌握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大约是280到330，最低可低到180。而我们现在的浓度已经接近380，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远远高出通过自然系统出现的浓度。我们很担心气候系统发生一些难于预测的变化。一，气候系统的变化让自然系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二，不至于对粮食生产构成很大的危险，如大的洪涝、干旱。我国在近100年温度上升的幅度是0.5~0.8；降水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在西北地区降水增加，华北区降水减少，东北中部降水有所减少，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总量没有大的变化，但极端降水增加，这就意味着这个地区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很多百年不遇、五十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如98年长江流域的洪水，2006年重庆和四川地区的6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造成郊区去城市买菜。

碳排放一旦进入到大气中，并不是人类一采取措施就能消除的。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大气与海洋和陆地的交换是有一个速率的，海洋和大气交换的碳量是每年九百亿吨，和陆地之间交换是六百亿吨。人类大约排放六百多亿吨。大约一半的碳量都留存在大气当中。我们今天所遭受的损失可以向前推。我们国家是一个对气候依赖很强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产业主要是农业。

中国为什么项目少？中国现在有12个比较大的HDM的生产厂，现在开发出来CDM的是17个。这就是为什么项目小，额度比较大。项目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起步比巴西和印度晚。现在项目的增长非常快，未来项目的结构是会发生变化的。CDM项目的潜力是非常小的。要扩大潜力就要扩大市场，但只有把美国纳入进来，市场才能扩大。关于项目种类，核能技术是中国未来能源结构最大的一个点，是非常有潜力的。能效问题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点。但中国能效的基准线根本划不出来，这个障碍不解决，中国能效的潜力根本发挥不出来。中国能耗高是有原因的，我国大型企业的能源效率跟发达国家是基本持平的，有的可能比他们还好。能效低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我们用煤；二，我们的小厂没有办法跟大厂的能效相同，规模效益上不去，能效也不可能上去。这就导致了我国的能源结构没办法改变，体制上也没法改变。第六，经济能权问题。让中国减排，这涉及经济人权的问题。一，我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下来，我的上来。当我的经济到了跟你一样的时候，我也一样下。二，我需要在减缓和排放之间有一个平衡。关于我国的政策，十一五目标当中有两个是与能源有关的，能源强度降低20%和污染物降低10%。实际上能源强度降低20%就相当于人均气体的排放量降低20%，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所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中没有一个国家能源强度下降。所以不要说中国没有为世界做贡献，实际上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国来讲，要解决能源消费量上升、能源安全和环境的问题，只有同时具备这四个效益的项目才是对中国最好的。大国和小国的原则是不一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可能相同的。我国还将在四月初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我国对于气候变化所有的问题，包括我们过去做过哪些努力和效果如何，和未来的努力。我们已经开始国家第二次排放清单的编制工作。主要是包括了三种气体，将香港、澳门包括进来，申请一个研究项目，中国哪些地方是脆弱的，受哪些影响，如果适应的话成本怎么变化。

蒋金荷：CDM的项目中中国占了7.6%，但CER占了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能源结构和利用效率的问题。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到，中国政府本来提出2006到2010年能耗要降低20%，即年平均降4.2%。现在来看，05年肯定没有达到。我认为没有达到这个4%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高能耗的重工业比例高，这种结构决定我国能源的强度比较高。第二，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了70%左右。第三，可能20%这个数字缺乏科学的分析，毕竟中国的能耗是不断上升的；有滞后效应；一些政策到企业很难执行下去。

舒新前：我谈谈CDM在中国的现状和建议。煤炭在我国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从90%降到66%，烧煤注定了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我国在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减排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国大的核电厂已经与国外同步水平，大概330克煤发一度电。但很多个体、中小型的用户能耗高。我建议CDM的建设不能一刀切，要考虑实际情况。我们CDM开展的项目只占7%, 要向大家介绍和推广CDM。甲烷是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的21倍，瓦斯抽放出来可以燃烧、发电和化工利用。这可以一方面可减少煤炭使用的比例，而且更安全。煤炭系统如果知道了CDM机制，可以更好地向前推进。我建议搞一个CDM的培训班。

从我国政府机关来说，发改委、科技部已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现在在搞废弃物制氢，我认为我们国家氢能经济的步伐会加快。我们现在利用的可再生能源有农产品废弃物、生活垃圾、城市污水污泥来制氢都很不错。风能发电在内蒙也很不错。包括煤炭系统开展的煤炭转化、煤液化。希望这些都可以与CMD挂上钩。我国的科研体制，如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化的中间阶段很困难，很多项目刚好的中间的时候没有资金。希望国家给一些有示范性的项目多给一些支持。

崔成：第一，氢与电一样，不可能自己出来，还是来源于化石燃料。美国强调氢的利用，是因为像洛杉矶这种城市，车太多了，如果采用严格的尾气治理和能效标准的话，它的污染物治理不了。所以使用氢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城市中的污染转变到其他地方。不要对氢抱太大的希望，它只是解决了污染的平衡问题。其次，煤制油。4吨煤制1吨油确实解决了安全问题，但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带来了一定的污染。所以从国家政策上是反对的，而且它要消耗大量的水。还有，生物乙醇也有争议，因为做乙醇的过程中要消耗1.2~1.4吨煤，另外从粮食到乙醇的过程中水的消耗也非常大。另外，西电东送的问题。西部用空冷发电，会消耗大量的水，而西部是缺水的地方，这会对当地的生态和水资源造成破坏。但如果把煤运到东部也不会非常麻烦，只是煤渣要处理。可是如果在沿海和东部建发电厂，西部的经济怎么办？所以现在最需要改的是税收体制。但国家税务总局不会同意，因为需要监管的力度非常大。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能源效率降低不能增加税收。两个县各有一千万，本来可以合起来建一个大厂，但为了税收，双方都建一个小的，对于调整消费和能源结构没有积极性。

舒新前：我们的实验室发现对生活垃圾，通过将焚烧转成热解，一能产气，二能出油。我们建议多用废弃物、生活垃圾。农业部估计每年有7~8亿的秸秆，其中1/3是还田的，现在能收回2亿吨左右。我们建议用收不回来的、不还田的这一部分来搞。关于煤制油这一问题，实际过程中至少可能需要5吨。暑假我去内蒙乌海，最后五公里的路延边大概有十几个化工厂，都是搞煤化工，好多都是个体的。那里有个个体老板一下子能拿出来十六亿搞煤制油。

崔成：还有一个问题，国外搞秸秆汽化是因为它们的农村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这些秸秆没有其他的用处，只能汽化或者发电。对中国来讲，经济而且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方法是想把这些废弃物跟煤掺在一块用在中小型工厂。这使用范围很广而且成本很低，不要去跟国外的风。

舒新前：我国应该搞分布式能源的中小型。当然，技术需要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95、96之后做了很多工作。下一步该在这个基础上搞一些规模化。当然也不能走原来节约化的道路。贵州、云南的几个地方，当地癌症的发病率比全国高两三倍，就是因为煤的质量比较差。

姚东海：中国已经进入大工业生产时期，在一些项目的探讨时，我们发现企业界与政府有脱层。企业界要求项目的实操性非常强，但我们发现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对这些项目的关注度和支持度是不足的，以至于他们只能依赖于现实运作中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像CDM这种有利于全球气候的大项目怎么能够与现实中的企业的需求结合起来？我们怎么能够把它转换成企业的一种操作模式？我想借这个机会聆听一下各位专家的高见。如果有这样好的资源我们很愿意产生这样的嫁接，产生经济和社会的效益。我们去年参与的在印度的一个最大的中国电厂的建设，真正跟企业家接触之后才发现，我们的咨询还仅仅立足于企业内部效益的提高，我们觉得对于社会和外延效益的提高想比较高端的专家的意见。

茅于轼：上个世纪以来，对于气候的观察和各种研究确信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这有90%以上的把握。这一点已经没有怀疑，有怀疑的是变暖的经济后果是什么。现在，人们对于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是十分明确。比如对于粮食生产的安全问题，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能够增加光和作用的速度，这对于生产农作物是有好处的。所以到底是好是坏？过去50年，粮食生产从100提高到300，温度上升了零点几度，对于粮食生产不能看出很明确的结果。当然增产不一定是气候变暖造成的，还有化肥、种子等原因。我们得承认气候变暖有坏处但也有好处。比如全球变暖使北冰洋可以通航了，变热闹了。我同意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应该减少排放。可是要看减排的代价有多高。如果减排的代价非常高的话，我宁可接受这个损失。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比较减排的成本和减排的效果。但这个问题又是复杂的不得了。所以现在大多数官员都签署了经济议定书，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家都表示同意。我认为如果减排成本很低的话，比如五块钱一吨二氧化碳，这个搞起来还是容易的。如果要好几十块那就要慎重。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它的成本效应是正的CDM看起来潜力很大，做起来潜力不大。中国CDM的主要潜力在提高能效上，可是提高能效开发CDM是很难的，提高能效拿什么做标准呢？基准线是怎样来判断？比如新建一个电厂，本来的计划是用350克标煤生产一千瓦小时，现在用长明电290克生产一千瓦小时，是不是这就算减排？相对于什么来讲算是减排了？

Markus Schwegler：听了这么多综合的评价，我很感谢能够在这里发言。今天会议的主要的议题是技术转让、项目的种类问题，比如说煤炭行业是一个很好的行业，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促进这些项目的机会，增加投资。很多的外国投资者仍然在寻求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我本人会在CDM领域继续工作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仍然会有很多投资者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政策制定者应该制定一些可以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也知道中国将在四月做政策方面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