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的“中国问题”── 读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学者们的“中国问题”──
读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读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一、“中国问题”面前的学者
二、“良知学者”的历史性价值
三、“中国问题”最需要“中国学者”
【作者说明】
【注释】
二、“良知学者”的历史性价值
三、“中国问题”最需要“中国学者”
【作者说明】
【注释】
今天的中国既是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的中国，又是从毛泽东时代有选择地向蒋介石时代“偷渡”（没有公开宣称）的中国。但是，这样说远未触及到当下中国的复杂性。拿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尽管它的内部已经寄生出来一个“权痞暴富集团”，并且从1989年开始按照巩固、扩张暴富集团利益的原则，努力构建着高度机会主义、实利主义的对内对外“新战略”，但这个集团对“未来”还十分地没有把握。它留给了人们很多猜想的空间，其中一个巨大的谜团是：它依然标榜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斗争，这些当年由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给民众并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字眼，常常激活着民众的现实体验，而每年数以万计的民众反抗事件更引起暴富集团的恐慌与隐忧。
中共为什么不敢宣布放弃其已经十分忌讳的“指导思想”？原因也很清楚，一旦把它的政治实践实话实说成“新纲领”，共产党已经孕育的分裂（毕竟大多数党员不属于暴富集团）就会立即一一呈现。所以，它只有依靠熟练的“利益收买＋暴力胁迫＋谎言糊弄”的政治伎俩，得过且过、侥幸度日。由此，这个踉踉跄跄、跌跌撞撞、醉醉醺醺、浑浑噩噩的中国，显得愈发扑朔迷离、纷繁驳杂了。
若干年来，人们再也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人批判“资本主义”了，何故？这个暴富集团早已拥抱着它曾经批判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并与它共度“原始积累”的蜜月。遗憾的是，它批判的“资本主义”今非昔比，早已具备了共产党政权一向自封却始终不见踪影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自由解放”等，于是，面对这样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一方面批判“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华势力”，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把“列强”拉扯来与它共趟“中国浑水”。近20年来这一举措颇有成效：在中国人民的劳动遭到空前剥削，土地、资源被廉价租用，生态环境被掠夺使用而严重恶化的同时，诸如“中国商品进口国失业增加”、“作为自由贸易体系的WTO规则日益受创”、“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日见注水”、“中国商品所到之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不止一起火烧中国商品城的恶性事件等现象，更增添了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
在中共不计人民甘苦、朝向世界遍撒利益诱饵的情况下，欲望迷眼的商人世界看不清中国了──中国成了浑身上下散发魅力的“一枝独秀”、欧洲商人的“新大陆”、美国牛仔的“新西部”。好一个雾气弥漫的中国！
浓雾中的中国“自我意识”也变得五花八门、众说纷纭了。新儒家、后新儒家有了接续薪火的兴奋；梁启超、胡适的承继者面对“左手劫私、右手盗公”以及“如何分家”的难题，陷入与梁、胡无关的失语境地；所谓“政法系”未老先衰地举起了“秩序至上”、“顺从暴富集团”的白旗；所谓“新左派”每天高喊社会公正、自称代底层人民立言但面对民众维权事件却装聋作哑，改而竞持“国家主义”、“集权主义”──面对如此烂局，笔者不禁想起了一个词：“中国的陷阱”。“陷阱”中人深感迷茫、困顿，应该走出“陷阱”，站到阳光普照的地面，睁开两只常人的眼睛把黑洞看个究竟。这当然就是迈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第一步：真正的而不是例如新加坡式的新闻、言论自由（哪怕暴富集团更有操纵传播业的经济能力）──我想，这就是《中国的陷阱》的著者捧出《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以下简称《雾锁中国》）的初衷吧。
一、“中国问题”面前的学者
《雾锁中国》一书告诉人们：欧美各界对中国的看法，泰半雾里看花、一头雾水。“雾锁中国”的喻义是：由于共产党不惜成本地对信息传播加以控制，并刻意伪造、宣传、粉饰涂抹，揭示中国真相成为困难甚至充满凶险的事情。这一点，中外学界一直估计不足，对现实的认识往往不如普通民众。估计不足的原因多多，作为学界不妨先看到其自身的“背景知识”拖累。
拿国内学界来说，原先主要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论者的天下，他们认为“公有制”削弱一分，“新上层建筑”就会相应长出来一寸半尺。官方利用这种“决定论”顺势提出“发展（其实应读作增长）是硬道理”，这当然与激烈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明或暗地持有的“效率至上”立场相通──由此，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明确告诉人们，腐败也是“次优选择”。“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失去魅力后，他们又从洋人那里找到了一种富有“新意”的变换，即随着富人的增多并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宪政民主”将自然而然地从其政治诉求中娩出。如今中国暴富集团的财力已经大得足可以买下整个中国，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老调还在境内外学界唱个没完。例如，对中国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依然认为，“经济发展会发育强大的中产阶层”，“尔后会要求民主”。这恰恰是少数学者如何清涟多年来否定过的谬见。按照何清涟1990年代就形成的结论，在（新、后、次）极权政治下不可能有具政治能动性的中产阶级（层），而只能有财产多寡意义上相对处于中间状况的群体──该群体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不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1] 1989年之后被收买的大学教授应当属于中产阶级了吧，后来担任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的王振耀先生却认为：农民的“政治素质”比大学教授们还高！[2] 仅仅拿当下的事实做比较，王先生的话不无根据，但如果王先生是为了证明中国村民自治搞得很好，那就是虚假的宣传说辞了，因为大学一旦实行自治，教授们的政治素质当然会比农民高。而现在，如同秦晖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统治下的市民只是“住在城里的农民”，教授不过是有了专业知识的农民。[3]
随着共产党政客抛出“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学界便接踵提出“儒教治国论”、“仁政论”等等。实际上，即便儒家纲伦不完全限于“家国一体观”，对于儒表法里的专制政治，儒家言行的批判作用也基本上都是“不及物”的。同样不及物或者不能切中肯綮的还有“新左派”，它反对市场经济，但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如何离开自由（当然包括经济自由）而突破现行的国家集权主义，来实行他们尚语焉未详的理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新道统”呢？如前所述，仅仅一个“如何分家”的问题便是他们不可逾越却无言以对的难题，就算是把“私有化万岁”、“宪政民主”、“程序正义”喊上一万遍，而且就让你获得自由言论的权利，人们还是要问“新道统”：已经被盗走的几十万亿怎么办？就算是走向私有化（这当然已经不能算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们的“理想”），“如何分家”要不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而如果别出心裁，离开“新道统”，提出顺从当权者、秩序至上、反对革命，那就连清末民初的筹安会、政治系、研究系都不如了。不管论者把这叫做基督教自由主义，还是基督教宪政，抑或董仲舒宪政、保守主义，无可遮掩的事实是这些“理论”连劝说当政者的一面也丢掉了。既然是学界嘛，至少要抓到现实问题的根本，否则，有没有学界至少于增进民众的利益无关了。
透过学界的种种主张不难发现：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基本上都有一个“价值先导机制”。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首先有一个利害关系，当且仅当利害关系“退场”之后，非功利兴趣才开始“出场”，例如对自然现象的审美、把玩、认知，至少要基于人的兴趣，自然科学家至少要受到对于某一（些）自然现象超常认知兴趣的驱动。学者固然以揭示事物的真相为专业使命。但是，正如自然认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既有存在关系”的影响一样，社会认知则必然要受到学者“已有价值倾向”的制约。1989年以后，中国学界有一些人标举韦伯肯定的“责任伦理”，而否定韦伯贬抑的“意图伦理”；与此相对应，他们抬高“工具理性”而贬低“价值理性”。实际上，价值理性恰恰是人的“第一理性”，这甚至是人的存在性宿命。一个人如果没有基于“利害比较”的选择，很难想像他能仅仅基于工具理性而专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一个人如果认为“有话好好说”对“有枪就是王”的痞子流氓盗匪来说，没什么劝说力，那他当然会先搁置“程序正义”的努力，而首先要设法通过更有力、更直接的办法，获得实质正义。
《雾锁中国》向人们强调了一个基本问题：一党专政是中国的症结。真正的学者无不从问题出发进入其研究领域。问题由“事实与价值的关联”发生。问题有小有大、有浅有深、有次有主，甚至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民众对“日常事实”会有朴实的体验与感受，知识者对“基本事实”会有“时而想到”的联系能力，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将基本问题合于逻辑地展开成一个问题集群。不论他研究的具体领域是什么，人们都可以看到他追问、解剖基本问题的力道，看到他的“长时期研究”（不容易作伪）的贯通性、交融性。这不是例如何清涟的故意，而是学者的生命与他关爱的民众有了血肉联结。又正是由于底层民众的“命运”决定了“良心学者”的“道义学问”，最可能达到佳境（何清涟女士被誉为中国学界的良心──“良心学者”是独特的但不是唯一的，例如秦晖、肖雪慧也是我一直敬爱着的“良心学者”；其他各界又都有很可敬爱的“良心人士”，例如已逝的吴祖光先生是“良心艺术家”，戴煌、卢跃刚是“良心记者”）。当代如罗尔斯、阿马迪亚·森等大师级“道义学者”都证明：底层民众境遇的任何改善都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实质进步。这可以称作“底层命运与社会进步相关律”。
对中国“基本问题”的强调，使《中国的陷阱》（其国内版名为《现代化的陷阱》）能够成为第一本从经济学视域切入中共伪改革的界碑性论著，又使眼前的《雾锁中国》能够成为“共产党舆情控制史”的第一本系统论著。这一“良心学者的成果逻辑”不是偶然的，同样的例证人们在肖雪慧的伦理学、教育学研究中也已经看到了。只有抓住“基本问题”才能展示富有合理扩张性的“问题链条”。在“中国问题”的命名者秦晖那里，人们不期然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深入的“中国学世界”。秦晖的名言“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可以视为所有中国新一代“良心学者”治学的甘苦经。发现“问题推动思想学问”的要诀，不是他们甚至不是中国人的贡献，但至少从19世纪王韬一代人开始，明末“经世致用”学派的精神，经过新文化一代接续光大，又在今日中国新一代“良心学者”身上得到了鲜明弘扬。正因为如此，“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如肖雪慧反复痛陈的共产党制造的教育垄断、教育歧视与教育买卖。秦晖说得对，文化有问题，但不是文化问题；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环境有问题，但不是环境问题；医疗有问题，但不是医疗问题；金融有问题，但不是金融问题──当年何清涟论证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4]，也就是说，经济出了大问题，但再大也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谁能够否认：何清涟多年前的这一研究结论不是不幸地被中国现实继续证实着吗？
“良心学者”的第一共同点，不是别的，就是永远把现实社会中的“正义（公平）关怀”当作“终极关怀”。
那些主要在批判“极左”上做了些有益努力的“伪自由宪政论者”，却对公平、正义表现出或明或暗的冷漠，甚至时常露出了依傍托附于权痞暴富集团的媚态。这样的“伪自由宪政论者”对理想、道德、革命等人类文明的认知，表现出同样被其“价值理性”支配的所谓“责任伦理”、“工具理性”的偏狭。无论是斯密、洛克，还是穆勒、罗素，抑或哈耶克、诺奇克，都没有他们那样的“既得利益承认主义”、“秩序至上主义”、“顺从强权主义”。他们喋喋不休地警告人们，强调公正将滑入民粹主义、论证“专制腐败导致革命”将导致民众暴政、肯定街头或者广场政治的权利将使中国陷入恐怖。他们的口头禅是：只能“拱卒”──只能耐心劝说当局。甚至依法讨要公道的民众群体维权，都使一些自称“政法系”的学者惴惴不安。他们已经精明地背叛了“1989”，这一背叛有时甚至是以“1989一代”的名义。我预言，今后中国学界的分歧将越来越表现为：强调公正、不肯过分降低宪政民主之“共同底线”的学者与强调尊重既有利益格局的“伪自由宪政派”之间的分歧[5]；而“老左”将逐渐淡出历史，“新左”中的国家主义者将与伪自由宪政派会合，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必然也必须与“共同底线派”汇融；同时，从未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真左（例如当年也有需要给予“同情理解”的瑕疵，但有别于蒋介石、毛泽东等“取代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们），也必然会在不久的今后以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
二、“良知学者”的历史性价值
“乐观”的人们时有这样的“悖论”：一方面似乎在说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也有危机感，甚至都忧心忡忡了；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问题对共产党来说其实不一定是问题，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压力的因素，其实有助于巩固统治。例如两极分化，使得“体制”有财力吸纳（金耀基、康晓光所谓的“行政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权力基础；腐败则使得精英成为现体制的拥护者；“多元化”（应读作“利益群体细分”）反而软化（应读作分散）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应读为“流氓机会主义”）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
这种不无幸灾乐祸之嫌的“悖论”实际上可以合起来解读为：共产党其实不必忧心忡忡；共产党不实行政治改革人们也拿它没办法。这种“无批判的实证（马克思语）悖论”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价值取向暧昧或者干脆说是有问题的。“社会差距分化，使得体制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执政支持基础”──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能力，不人为地维持、扩大两极分化，统治集团中的很多人员就吃不成或者吃不好皇粮。“良心学者”们怎么说呢，他们揭露批判性地说：“蝗虫”太多决定了农民的农奴命运、工人不再有几十年来的“低保”了；“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这在康晓光们那里，早就以“中国式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冷漠）不无侥幸的口吻说过了。而“伪宪政自由主义者”们无不以此为构建“既得利益新战略秩序”的隐形依靠。良心人士们对此当然已经“洞若观火”并且要义无反顾地加以反对。
“良知”即“良心”，但良心未必有良知，“良知”是需要下“致”的功夫的，“良心”即富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立场，不肯做任何投机取巧的退让，“良知”即升华了的学理性良心，比朴实的好心好意更坚实可靠。比“良心”、“良知”更重要的是“良能”，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善行是“小良能”，改变恶政恶法的善行才是“大良能”。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上层社会”──有论者指出“上层社会”中的人可以很下流、很（非《诗经》意义上的）“流氓”，因此，“上层社会”不等于“上流社会”──有很少的“良知者”、“良心者”，几乎没有“良能者”。今天的中国下层社会有较多的普通好人，上层则大致如昨，以“共同底线”为己任的“良知学者”任重道远。
这里需要强调“良心人士”与“良知学者”两个概念的异同。良心人士有朴实敏锐的是非善恶辨识能力，未必有学者能力；而良知学者就是能以专业成就、学术言说体现良心、良知的学者，这种体现是深入、深刻的，但因为专业限制又是有限的。两者的重大区别是：良心人士即好人；良心学者可能仅在学术成果上体现良知。好人可以说错话甚至说坏话，这是良心的局限，说明了“智识”的重要；良心学者可能在学术言说之外做坏事，这不是良心的局限，而是学术的局限。我的这一强调，现实的旨意是防止“伪自由宪政派”、“国家主义的新左派”窃取“良知学者”的声名，同时表明对“共同底线派”并没有偶像崇拜心理，有时我倒是对民间的不屈抗争者（例如陈光诚“本人”）怀有更大的敬意。
正如傅国涌与笔者等友人在《脊梁》一书中所言：中国特别需要能够对正义事业产生高质量思想推动力的学者。读了《雾锁中国》之后，笔者觉得，中国同样需要不知疲倦地揭露中国真相、深剖“中国问题”的“良心学者”。学者们可能在专业成就上各有己长，但在道义上应当有义无反顾的自豪感，这是一种更值得人们珍视的学者人格。试想，如果没有肖雪慧从伦理学进入教育批判甚至税政批判，没有秦晖从1993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中国式MBO，并一直坚持并扩充着对中国转轨经济中各种公平缺失的关切，人们的“中国批判”是不是要大为逊色呢？是的，“良知学者”的工作往往成为社会道义舆论的智慧泉源。当我看到秦晖、杨支柱等人面对SARS的威胁，呼吁共产党政府负起责任来，当我看到曾经互有批评的徐友渔、崔卫平，不厌其烦地合作将广东太石村维权事件的经过仔仔细细地整理成严肃资料时，当我看到为湖南姑娘黄静案、湖北大学生孙志刚案奋起呐喊的中国各界学者时──我的一个重要直觉便是：中国异常地需要这样的学者、专家！
《雾锁中国》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作为学者的何清涟有过几年“学者型新闻工作者”的经历，其间，她已经有意识地搜集各种资料。我猜测何清涟当年搜集的资料大部分没有能够变成电子资料，这当然会使《雾锁中国》在内容的丰富性上受到影响，但是过往的努力一定会使她被迫出国后的相关工作，在思路、架构的全面性上获得奥援。由此她才可能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拾回甚至扩展（也得益于美国图书馆和网络）似曾相识的资料，使我这样的国内人士的见闻也能得到扩充。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性知识。例如，1951年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版面安排错位事件”，中共建政之初制造的系列“屠杀记者”惨案，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后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1973年5月至1974年9月）关于中国的“观察日记”，1978年至1989年政府对媒体控制方式的改变还处于“学习阶段”，经验不够老到，一般只进行思想整肃，并不开除公职“砸饭碗”，“卡住异议者的胃”的做法还不普遍，国家安全部（类似于苏联的KGB）还未大规模渗透社会生活，尤其是还没有公开承担思想监控任务等等。
二是中共几大“权力块块”（党、政、人大）控制新闻舆论的具体手段。例如，利用弹性膨胀的、任意勾连的“保密制度”来加害传播其不喜欢的新闻消息的人们，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制度之细节，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欧美学术机构在华开展研究活动、境外传媒进入中国（就在2006年的9月10日，新华社又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的控制机制，政协统战部门作为“编外国安部门”在境内外半公开的相关“统战”活动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笔者看来，《雾锁中国》对共产党控制外国学界来华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揭露，是对国际“中国学”界的一大建设性贡献：国际学界倘能积极借鉴何清涟的研究，对于防止“中国学”的注水掺假，当能获得重要的经验，产生有效的办法。
三是对重大事件的研究梳理。例如笔者曾用力关注过的“SARS保密事件”（有笔者在境外公开发表的“获奖征文”为证）、笔者曾留意过的“希望工程丑闻”，以及笔者所不详知甚至闻所未闻的《南方周末》等报刊的持续系列整肃事件、众多记者的种种遭遇等等。笔者限于以往的见闻，尤其感到了《雾锁中国》的“揭秘”工作，有着严肃的学术价值。
令人目不暇接的现实杂多信息，经过学者的梳理便呈现出充满“本质关联”的现实结构，使人们能够透过纷繁的现象，看到“中国问题”的辐射机理及其清晰脉络。这对于学者来说，需要格外多的责任感，甚至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的。因为这样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绝不像文学创作或者哲学思辨那样可以自足自快于“自我意识”。尤其是进入一个原先较少涉及的领域，对学者来说，即便不是一种冒险，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努力。很可能，何清涟写作《雾锁中国》的第十四章“中国的GDP高速成长神话”，因为落在她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会比该书其它各章都要得心应手。而在她关于中共舆情控制的研究中，至少例如涉及中国网络管制这一块，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为了尽可能充分掌握中国的信息禁控状况，她必须付出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更多的劳动。不过，《雾锁中国》填补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传播禁锢史的空白，当作者作为相关证人走向例如国际人权论坛的时候，她应当怀了一份特别的自尊和踏实。
中国的网民据说已超过两亿人。《雾锁中国》引用了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的美国人迈克尔发人深省的话：“在中国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网站，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主义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要害在哪里？他们最担心广大的民众得知外界的讯息。最终将把民主带进中国的关键份子不会是知识分子，而会是未来10年内能够用网络打电话、被赋税压得忿恨不平的农民。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能使用的却是日益萎缩的其它通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已越来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动力。无论如何，能够带给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联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之后，网路带给中国民主的希望将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事实是，就是我们美国人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何清涟写道：“在批评了美国的大公司以后，迈克尔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成语：意为：要解决一件为难的事情，还得依赖于造成事情后果的人）。他认为事情仍然可以补救：‘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络。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何清涟经过努力将相关真相说得更清楚了，当然对告别“野蛮网络中国”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三、“中国问题”最需要“中国学者”
中国的学者暂时还不必多在意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不必多在意自己的社会力量还很微弱，而是要一如既往地把例如揭露中国真相的工作做实做细。《雾锁中国》又一次认真证明了这点。当然，我们也时常看到，国外政、商、学、宗教界常常或者从特定的利益出发、或者从“自己的视域”出发、或者从浮光掠影的印象出发、或者干脆上了中共宣传的当，甚至，因为被共产党给予的小恩小惠、政治性商业贿赂迷住了，不是对中国看走了眼，就是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
真正的思想者都是人到哪里就把批评带到哪里。我主张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也要批评西方的缺陷（这当然不能出以例如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像例如秦晖先生批评“有限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学界不顾中国语境而弄出来的‘问题殖民’”等等那样），当然，更重要的是说出中国的真相。这是真正爱人类爱祖国的学者一定要做的。但是，有这样一些中国人，他们到了国外就不肯批评共产党中国。原因多多，但没有一种是正当的。
由于近20余年来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坏印象”，主要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研究中国的大课题中，发现“洋人眼光”中的种种缺陷，作为《中国的陷阱》的著者、经济学专家何清涟无疑是最合适的一个。努力从中外对话中展现中国真相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特别的责任，于此，《雾锁中国》又算是走了重要一步。何清涟不仅有一般知识分子的信息面，而且由于她在学界的声望、她的交往范围和交往质量，使她能够得到较为稀有的信息，例如她具体地知道波普、阿马蒂亚·森的中文译着遭到了怎样的阉割与偷换──对于这样的细节，无论国外学者如何具有科学态度，都不可能比中国学者更有了解真相的优势。
西方人如何看中国也已经是一个几百年的话题了。马可波罗、利玛窦们给中国做了旅游、文化广告；中国科举制与欧洲的文化碰撞歪打正着产生了一个变种，即欧洲事务官制度；莱布尼兹对中国的二手神秘文化津津乐道；伏尔泰们对中国多有“六经注我”的变用；黑格尔、马克思才说到了中国的政治专制与皇权腐朽。其后，洋教士、洋商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认知达到高标，反过来影响到梁启超、鲁迅、林语堂们的国民性批判，连到过中国的罗素、泰戈尔、杜威、萧伯纳都没能超过前辈洋人的认知。再往后从冷战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卡特直到克林顿、布什、希拉克、施罗德甚至都支吾其词、语焉未详，不知伊于胡底了。
传教士中相当多数只对中国的典籍文化感兴趣，逐利的商人们反倒比文化教士更接近中国的真实。而撰写了《中国总论》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撰写了《中国人的特性》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则达到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标高（较多文人气的传教士，例如译作等身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其中国眼光则逊于美国传教士）。优秀的传教士们疏于与中国的官人、文人交往酬唱，作为信仰使徒他们长期深入到贫苦的乡村，自然不难窥得中国真相。《雾锁中国》也肯定了一些眼光独到的洋人，但更多对今日欧美牟利的外交官、商人，限于职业谋生目的的记者，以获得经费资助、免费观光和学术地位为目的的学者们的委婉批评。限于篇幅稍摘几段：
“过去20多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毛泽东时代对极权体制是公开的自夸自赞，而1978年改革以后则演变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家机会主义──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做法，与其说其欺骗性很大，还不如说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愿意相信这些说法。”
“国际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民主国家的政府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从严要求，但每逢评价中国政府，标准立刻就自动降低。每逢中国政府有什么承诺，不管这些承诺是否每年都要重弹却从不见落实的老调，国际社会必然一片赞颂声音。譬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再次重复每年都要表达的反腐败决心与访贫问苦活动，这都被国际媒体解释成中国的‘新政’。”
“就在2003年，国际社会一些媒体曾制造了两个神话，一是宣称中国要实行新闻媒体改革，另一个是中国准备推行宪政改革。”针对第一个神话，何清涟指出，被国外媒体误以为要推动新闻改革的2003年《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实施细则》，其实与新闻体制改革无关，该文件还明确地把决定媒体生死的标准定为“政治导向正确”；至于认为这部条例将推动新闻体制改革的误解，不过缘于对枯燥条文的误读或者干脆不读、人云亦云。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后，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还在评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胡锦涛有可能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释放出引导中国实现真正改革的力量’，至于那些实际上由中国政府赞助的中文媒体更是将马屁拍到了极点：‘胡锦涛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用市场与商业利益作为诱饵，让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变成了‘拥抱熊猫者’，并成功地在各国培养了一批中国专制政府的辩护者。如今国际社会反对中国专制政治、批评中国人权的人士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们本国的专家学者与政治家们。”
何清涟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有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自然也就无需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之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怎么能放弃人权这样的人道原则与这样的专制国家打交道？但如果要过问中国的人权，势必引起中国政府反对，指责这是‘干涉内政’。在利益权衡之下，国际社会各利益集团认识到自己需要中国这个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这个国家正在进步，行将告别专制就可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示自己不是在与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抚慰自己的良心。至于有些非常活跃的‘爱国华侨’，早已经成了依靠中国共产党养活的人，是中共政府在海外活动的外围力量。2003年在美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文英间谍案’，案中的女主角陈文英就是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何清涟虽然尊重洋人的利益考量，但也提出了善意而建设性的批评：“有不少人曾这样问过我：‘我们要怎样才能了解中国？’我思索了许多年，能够提供给读者的经验是三条，一是凭借自己多年观察累积而成的常识理性，二是凭借常识从媒体的字里行间找出真实的信息，三是以‘内部人’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中观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种官方或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去‘调查’得到的信息，因为这种调查往往受到控制，流于形式。”
“美国一家大投资公司的总裁曾托他的下属问过我：‘我知道中国市场将来必然出问题，因为政府实在太腐败。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吸引人。我们先进去投资，再在未衰落前撤出。这个主意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这主意听起来很美妙，有这种想法的人也非常多。但前提是你得确保自己能够选择最好的时机，并在最好的时机前撤出来’。”
秦晖批评欧美商人对中国的了解比当年的商人传教士差远了。[6] 何故？一是商人的神经过分紧绷在赚钱上了；二是今日中共实行了超级买办主义（笔者的命名），成为经济卖国的主犯，今日洋人已不像清末民国那样──有时甚至比中国的官员更维护中国了；三是当代政商的人文胸怀已然退化──人类如果被政客商贾实质性控制了，人民受到的暴力或许会少，但视野肯定不会比当代僧侣更开阔，比起不在意利益而旨在传播文化的传教士来则一定要狭隘远甚。《雾锁中国》特别针对了今日洋人，它说出了真相，你列国洋人看着办吧。“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忱帮助。”笔者看过秦晖的新作“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该文与何清涟的意思相当，也是面对洋人的一种堂堂正正的学术表达。[7]
新闻自由能够改变社会一些重要方面的生态，例如，专制黑幕下的寻租是“制度腐败”，新闻自由下的寻租就是“人性丑闻”了。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在评论《雾锁中国》时说，台湾今日的政治已经无逃于自由新闻眼的紧盯，而中共的新闻锁禁，特别使得局外人难以甚至不可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8]。如今台湾的一些媒体已很少报导中共的贪腐案，更谈不上关于这类案件的纵深报导，陈水扁才几百万人民币的机要费（中国哪一位省部级以上官员没有几百万甚至上亿的、从未被审计过的“领导专用经费”？）却通过媒体报导造成了世界有目共睹的各种紧逼。张锦华教授说到的局外人当然也包括了13亿大陆中国人民。笔者跟经常上门的南京官方有关机构的“职业人员”多次说到：其实中共高层掌握中国的黑幕最多，如果不是幕僚们的工作使得领导人能够上演固定套路的权谋大戏，稍有良知的高官一定会觉得官场才首先是一个铁幕重重的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幕僚只要依然与中共保持着“一体存在性”，他就至多只是“内部开明”而已。想从中国得到种种方便与好处的西方政、商、学、教界人士，似乎都基本上或至多停留在“外部开明”上了。但是，如果洋人努力于认清、揭示与通告真相，都多少可以做出一些中国民众无法做出的大好事，因为他们在有些方面比大陆中国人更有优势，例如掌握洗钱、外逃贪官的行踪轨迹。《雾锁中国》介绍说：“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
今天的中国是个极权混合物，国家、政权、政府、政党等范畴对于人类近现代史而言，都是一种语言运用上的“透支”，因为它还没有作为近（现代）史的基本元素。人类经过最为漫长的原始丛林、血缘族群生活之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主要是专制政治、极权政治的。中国从秦代到清代实行的是皇权专制政治；民国实行的是“党军”（党的军或军人党）专制政治；1957年之后实行的是极权政治。专制政治是“抓大放小”的，极权政治则将专制政治扩展到极致（达到几乎不可能再进一步拓展的地步），其“政教合一”的触须甚至有效延伸到人们的私生活和社会心理──有什么外力能够“管制”人们的“生理心理”呢？从学理而非文学的意义上看，没有了。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极权在经济、文化、私生活、社会心理诸方面──在“权力”不再有“统治利润”，继续管制还会反过来危及“权力利益”的领域或层面有所撤离，尽管这种撤离对统治者来说，正如何清涟在《雾锁中国》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还带有被动的、权谋算计的、不稳定的性质。至于叫做“新极权”，还是叫做“后期极权”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命名的问题。
极权是欧洲中世纪的发明。英国人发明了“市场经济”（包含一系列制度创新）、“纳税人代议制”、“虚君共和”，德国人发明了“因信称义”、“温饱保障政策”，法国人发明了“人民共和”，美国人加以整合，一开始就建构（不能说是演进的）并实行了相对完整的宪政民主（包括孟德斯鸠系统论述过的“三权分立”）。这些发明、建构，构成了人类的近代史，这段近代史以美国人权英雄马丁·路德·金的殉道而有了终结性标志。近代史的重大缺陷是底层民众享有的实质正义（实质自由、实质平等是一回事）依然稀薄，底层民众与权贵有着仍然太多的紧张，专制政治的残余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人类的现代史元素有哪些呢？是英法民众发明的“劳工运动”、“合作经济”、“自治组织”，北欧人发明的“福利社会”，欧美人发明的政教分离、政党竞选制、普选制，美国人发明的“社区自治”，欧美人主导发明的国际性政治机制（国际法）、联合国及其人权正义法（或称自然人权法──“自然法”的理念实行于人权）。现代史的重大缺陷是物质利益竞争强势主导，未来的人类需要大力以“合作经济”矫正“竞争经济”，以“人本全球化”矫正“国家主义”，以“有度消费”矫正“过度耗费”。但是，如同《雾锁中国》所提醒我们的，中国人民还生活在“老大哥时刻监控着你”的浓重阴影中，中国人当下的主要使命还不是玄思冥想或者空喊“和谐大同”，而是要首先尽快结束前现代政治，从根本上摆脱以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人格标志的极权政治，矫正权痞疯狂敛财的局面，使人们普遍赢得基本的自由、公正权利，为积极有效地汲取人类已有的近现代文明成果、开创民主共和的国家社会奠立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也是真正文明的全球化（远不应止于有限的经济全球化），因而是保障人类和平幸福的一大使命。
【作者说明】 本文所引何清涟著述的资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台湾黎明出版公司2006年3月出版。
【注释】
[1] “中产阶级”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尤其在社会学领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还包涵着一些政治和社会内涵。经济上要达到某个界点，这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但中产阶级要有一个群意识。由于对权力的依附，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群意识，他们不知道自己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见何清涟，“中国的新神话：中产阶级的兴起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www.danke4china.net）
[2] 见王振耀的文章，载《新世纪》月刊（海南），1990年11月。
[3] 秦晖：“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4] “我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引自何清涟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5] 樊百华，“谁想与暴富集团同枕共眠？”，见于2006年“自由圣火”、《民主中国》等网站。
[6] 秦晖：“百年转换──‘商人’与‘教士’的中国观”，《问题与主义》，中国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7] 秦晖，“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天益网”（www.tecn.cn，9/15/06）。
[8] 参见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为何清涟《雾锁中国》写的序文“万山不许一溪奔”。
中共为什么不敢宣布放弃其已经十分忌讳的“指导思想”？原因也很清楚，一旦把它的政治实践实话实说成“新纲领”，共产党已经孕育的分裂（毕竟大多数党员不属于暴富集团）就会立即一一呈现。所以，它只有依靠熟练的“利益收买＋暴力胁迫＋谎言糊弄”的政治伎俩，得过且过、侥幸度日。由此，这个踉踉跄跄、跌跌撞撞、醉醉醺醺、浑浑噩噩的中国，显得愈发扑朔迷离、纷繁驳杂了。
若干年来，人们再也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人批判“资本主义”了，何故？这个暴富集团早已拥抱着它曾经批判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并与它共度“原始积累”的蜜月。遗憾的是，它批判的“资本主义”今非昔比，早已具备了共产党政权一向自封却始终不见踪影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自由解放”等，于是，面对这样的“资本主义”，共产党一方面批判“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华势力”，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把“列强”拉扯来与它共趟“中国浑水”。近20年来这一举措颇有成效：在中国人民的劳动遭到空前剥削，土地、资源被廉价租用，生态环境被掠夺使用而严重恶化的同时，诸如“中国商品进口国失业增加”、“作为自由贸易体系的WTO规则日益受创”、“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日见注水”、“中国商品所到之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不止一起火烧中国商品城的恶性事件等现象，更增添了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
在中共不计人民甘苦、朝向世界遍撒利益诱饵的情况下，欲望迷眼的商人世界看不清中国了──中国成了浑身上下散发魅力的“一枝独秀”、欧洲商人的“新大陆”、美国牛仔的“新西部”。好一个雾气弥漫的中国！
浓雾中的中国“自我意识”也变得五花八门、众说纷纭了。新儒家、后新儒家有了接续薪火的兴奋；梁启超、胡适的承继者面对“左手劫私、右手盗公”以及“如何分家”的难题，陷入与梁、胡无关的失语境地；所谓“政法系”未老先衰地举起了“秩序至上”、“顺从暴富集团”的白旗；所谓“新左派”每天高喊社会公正、自称代底层人民立言但面对民众维权事件却装聋作哑，改而竞持“国家主义”、“集权主义”──面对如此烂局，笔者不禁想起了一个词：“中国的陷阱”。“陷阱”中人深感迷茫、困顿，应该走出“陷阱”，站到阳光普照的地面，睁开两只常人的眼睛把黑洞看个究竟。这当然就是迈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第一步：真正的而不是例如新加坡式的新闻、言论自由（哪怕暴富集团更有操纵传播业的经济能力）──我想，这就是《中国的陷阱》的著者捧出《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以下简称《雾锁中国》）的初衷吧。
一、“中国问题”面前的学者
《雾锁中国》一书告诉人们：欧美各界对中国的看法，泰半雾里看花、一头雾水。“雾锁中国”的喻义是：由于共产党不惜成本地对信息传播加以控制，并刻意伪造、宣传、粉饰涂抹，揭示中国真相成为困难甚至充满凶险的事情。这一点，中外学界一直估计不足，对现实的认识往往不如普通民众。估计不足的原因多多，作为学界不妨先看到其自身的“背景知识”拖累。
拿国内学界来说，原先主要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论者的天下，他们认为“公有制”削弱一分，“新上层建筑”就会相应长出来一寸半尺。官方利用这种“决定论”顺势提出“发展（其实应读作增长）是硬道理”，这当然与激烈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明或暗地持有的“效率至上”立场相通──由此，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明确告诉人们，腐败也是“次优选择”。“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失去魅力后，他们又从洋人那里找到了一种富有“新意”的变换，即随着富人的增多并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宪政民主”将自然而然地从其政治诉求中娩出。如今中国暴富集团的财力已经大得足可以买下整个中国，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老调还在境内外学界唱个没完。例如，对中国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依然认为，“经济发展会发育强大的中产阶层”，“尔后会要求民主”。这恰恰是少数学者如何清涟多年来否定过的谬见。按照何清涟1990年代就形成的结论，在（新、后、次）极权政治下不可能有具政治能动性的中产阶级（层），而只能有财产多寡意义上相对处于中间状况的群体──该群体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不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1] 1989年之后被收买的大学教授应当属于中产阶级了吧，后来担任民政部救灾司副司长的王振耀先生却认为：农民的“政治素质”比大学教授们还高！[2] 仅仅拿当下的事实做比较，王先生的话不无根据，但如果王先生是为了证明中国村民自治搞得很好，那就是虚假的宣传说辞了，因为大学一旦实行自治，教授们的政治素质当然会比农民高。而现在，如同秦晖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统治下的市民只是“住在城里的农民”，教授不过是有了专业知识的农民。[3]
随着共产党政客抛出“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学界便接踵提出“儒教治国论”、“仁政论”等等。实际上，即便儒家纲伦不完全限于“家国一体观”，对于儒表法里的专制政治，儒家言行的批判作用也基本上都是“不及物”的。同样不及物或者不能切中肯綮的还有“新左派”，它反对市场经济，但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如何离开自由（当然包括经济自由）而突破现行的国家集权主义，来实行他们尚语焉未详的理想；“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新道统”呢？如前所述，仅仅一个“如何分家”的问题便是他们不可逾越却无言以对的难题，就算是把“私有化万岁”、“宪政民主”、“程序正义”喊上一万遍，而且就让你获得自由言论的权利，人们还是要问“新道统”：已经被盗走的几十万亿怎么办？就算是走向私有化（这当然已经不能算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们的“理想”），“如何分家”要不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而如果别出心裁，离开“新道统”，提出顺从当权者、秩序至上、反对革命，那就连清末民初的筹安会、政治系、研究系都不如了。不管论者把这叫做基督教自由主义，还是基督教宪政，抑或董仲舒宪政、保守主义，无可遮掩的事实是这些“理论”连劝说当政者的一面也丢掉了。既然是学界嘛，至少要抓到现实问题的根本，否则，有没有学界至少于增进民众的利益无关了。
透过学界的种种主张不难发现：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基本上都有一个“价值先导机制”。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首先有一个利害关系，当且仅当利害关系“退场”之后，非功利兴趣才开始“出场”，例如对自然现象的审美、把玩、认知，至少要基于人的兴趣，自然科学家至少要受到对于某一（些）自然现象超常认知兴趣的驱动。学者固然以揭示事物的真相为专业使命。但是，正如自然认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既有存在关系”的影响一样，社会认知则必然要受到学者“已有价值倾向”的制约。1989年以后，中国学界有一些人标举韦伯肯定的“责任伦理”，而否定韦伯贬抑的“意图伦理”；与此相对应，他们抬高“工具理性”而贬低“价值理性”。实际上，价值理性恰恰是人的“第一理性”，这甚至是人的存在性宿命。一个人如果没有基于“利害比较”的选择，很难想像他能仅仅基于工具理性而专注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一个人如果认为“有话好好说”对“有枪就是王”的痞子流氓盗匪来说，没什么劝说力，那他当然会先搁置“程序正义”的努力，而首先要设法通过更有力、更直接的办法，获得实质正义。
《雾锁中国》向人们强调了一个基本问题：一党专政是中国的症结。真正的学者无不从问题出发进入其研究领域。问题由“事实与价值的关联”发生。问题有小有大、有浅有深、有次有主，甚至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民众对“日常事实”会有朴实的体验与感受，知识者对“基本事实”会有“时而想到”的联系能力，只有优秀的学者才能将基本问题合于逻辑地展开成一个问题集群。不论他研究的具体领域是什么，人们都可以看到他追问、解剖基本问题的力道，看到他的“长时期研究”（不容易作伪）的贯通性、交融性。这不是例如何清涟的故意，而是学者的生命与他关爱的民众有了血肉联结。又正是由于底层民众的“命运”决定了“良心学者”的“道义学问”，最可能达到佳境（何清涟女士被誉为中国学界的良心──“良心学者”是独特的但不是唯一的，例如秦晖、肖雪慧也是我一直敬爱着的“良心学者”；其他各界又都有很可敬爱的“良心人士”，例如已逝的吴祖光先生是“良心艺术家”，戴煌、卢跃刚是“良心记者”）。当代如罗尔斯、阿马迪亚·森等大师级“道义学者”都证明：底层民众境遇的任何改善都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实质进步。这可以称作“底层命运与社会进步相关律”。
对中国“基本问题”的强调，使《中国的陷阱》（其国内版名为《现代化的陷阱》）能够成为第一本从经济学视域切入中共伪改革的界碑性论著，又使眼前的《雾锁中国》能够成为“共产党舆情控制史”的第一本系统论著。这一“良心学者的成果逻辑”不是偶然的，同样的例证人们在肖雪慧的伦理学、教育学研究中也已经看到了。只有抓住“基本问题”才能展示富有合理扩张性的“问题链条”。在“中国问题”的命名者秦晖那里，人们不期然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深入的“中国学世界”。秦晖的名言“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可以视为所有中国新一代“良心学者”治学的甘苦经。发现“问题推动思想学问”的要诀，不是他们甚至不是中国人的贡献，但至少从19世纪王韬一代人开始，明末“经世致用”学派的精神，经过新文化一代接续光大，又在今日中国新一代“良心学者”身上得到了鲜明弘扬。正因为如此，“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而是如肖雪慧反复痛陈的共产党制造的教育垄断、教育歧视与教育买卖。秦晖说得对，文化有问题，但不是文化问题；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环境有问题，但不是环境问题；医疗有问题，但不是医疗问题；金融有问题，但不是金融问题──当年何清涟论证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4]，也就是说，经济出了大问题，但再大也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谁能够否认：何清涟多年前的这一研究结论不是不幸地被中国现实继续证实着吗？
“良心学者”的第一共同点，不是别的，就是永远把现实社会中的“正义（公平）关怀”当作“终极关怀”。
那些主要在批判“极左”上做了些有益努力的“伪自由宪政论者”，却对公平、正义表现出或明或暗的冷漠，甚至时常露出了依傍托附于权痞暴富集团的媚态。这样的“伪自由宪政论者”对理想、道德、革命等人类文明的认知，表现出同样被其“价值理性”支配的所谓“责任伦理”、“工具理性”的偏狭。无论是斯密、洛克，还是穆勒、罗素，抑或哈耶克、诺奇克，都没有他们那样的“既得利益承认主义”、“秩序至上主义”、“顺从强权主义”。他们喋喋不休地警告人们，强调公正将滑入民粹主义、论证“专制腐败导致革命”将导致民众暴政、肯定街头或者广场政治的权利将使中国陷入恐怖。他们的口头禅是：只能“拱卒”──只能耐心劝说当局。甚至依法讨要公道的民众群体维权，都使一些自称“政法系”的学者惴惴不安。他们已经精明地背叛了“1989”，这一背叛有时甚至是以“1989一代”的名义。我预言，今后中国学界的分歧将越来越表现为：强调公正、不肯过分降低宪政民主之“共同底线”的学者与强调尊重既有利益格局的“伪自由宪政派”之间的分歧[5]；而“老左”将逐渐淡出历史，“新左”中的国家主义者将与伪自由宪政派会合，而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必然也必须与“共同底线派”汇融；同时，从未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真左（例如当年也有需要给予“同情理解”的瑕疵，但有别于蒋介石、毛泽东等“取代党人”的陈独秀、李大钊们），也必然会在不久的今后以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
二、“良知学者”的历史性价值
“乐观”的人们时有这样的“悖论”：一方面似乎在说中国共产党的政要也有危机感，甚至都忧心忡忡了；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问题对共产党来说其实不一定是问题，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压力的因素，其实有助于巩固统治。例如两极分化，使得“体制”有财力吸纳（金耀基、康晓光所谓的“行政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权力基础；腐败则使得精英成为现体制的拥护者；“多元化”（应读作“利益群体细分”）反而软化（应读作分散）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应读为“流氓机会主义”）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
这种不无幸灾乐祸之嫌的“悖论”实际上可以合起来解读为：共产党其实不必忧心忡忡；共产党不实行政治改革人们也拿它没办法。这种“无批判的实证（马克思语）悖论”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价值取向暧昧或者干脆说是有问题的。“社会差距分化，使得体制吸纳各阶层精英成为执政支持基础”──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经济能力，不人为地维持、扩大两极分化，统治集团中的很多人员就吃不成或者吃不好皇粮。“良心学者”们怎么说呢，他们揭露批判性地说：“蝗虫”太多决定了农民的农奴命运、工人不再有几十年来的“低保”了；“政权的无底线弹性行为使之具有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这在康晓光们那里，早就以“中国式马基雅维利”（对“共和”冷漠）不无侥幸的口吻说过了。而“伪宪政自由主义者”们无不以此为构建“既得利益新战略秩序”的隐形依靠。良心人士们对此当然已经“洞若观火”并且要义无反顾地加以反对。
“良知”即“良心”，但良心未必有良知，“良知”是需要下“致”的功夫的，“良心”即富有基本的是非、善恶立场，不肯做任何投机取巧的退让，“良知”即升华了的学理性良心，比朴实的好心好意更坚实可靠。比“良心”、“良知”更重要的是“良能”，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善行是“小良能”，改变恶政恶法的善行才是“大良能”。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上层社会”──有论者指出“上层社会”中的人可以很下流、很（非《诗经》意义上的）“流氓”，因此，“上层社会”不等于“上流社会”──有很少的“良知者”、“良心者”，几乎没有“良能者”。今天的中国下层社会有较多的普通好人，上层则大致如昨，以“共同底线”为己任的“良知学者”任重道远。
这里需要强调“良心人士”与“良知学者”两个概念的异同。良心人士有朴实敏锐的是非善恶辨识能力，未必有学者能力；而良知学者就是能以专业成就、学术言说体现良心、良知的学者，这种体现是深入、深刻的，但因为专业限制又是有限的。两者的重大区别是：良心人士即好人；良心学者可能仅在学术成果上体现良知。好人可以说错话甚至说坏话，这是良心的局限，说明了“智识”的重要；良心学者可能在学术言说之外做坏事，这不是良心的局限，而是学术的局限。我的这一强调，现实的旨意是防止“伪自由宪政派”、“国家主义的新左派”窃取“良知学者”的声名，同时表明对“共同底线派”并没有偶像崇拜心理，有时我倒是对民间的不屈抗争者（例如陈光诚“本人”）怀有更大的敬意。
正如傅国涌与笔者等友人在《脊梁》一书中所言：中国特别需要能够对正义事业产生高质量思想推动力的学者。读了《雾锁中国》之后，笔者觉得，中国同样需要不知疲倦地揭露中国真相、深剖“中国问题”的“良心学者”。学者们可能在专业成就上各有己长，但在道义上应当有义无反顾的自豪感，这是一种更值得人们珍视的学者人格。试想，如果没有肖雪慧从伦理学进入教育批判甚至税政批判，没有秦晖从1993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中国式MBO，并一直坚持并扩充着对中国转轨经济中各种公平缺失的关切，人们的“中国批判”是不是要大为逊色呢？是的，“良知学者”的工作往往成为社会道义舆论的智慧泉源。当我看到秦晖、杨支柱等人面对SARS的威胁，呼吁共产党政府负起责任来，当我看到曾经互有批评的徐友渔、崔卫平，不厌其烦地合作将广东太石村维权事件的经过仔仔细细地整理成严肃资料时，当我看到为湖南姑娘黄静案、湖北大学生孙志刚案奋起呐喊的中国各界学者时──我的一个重要直觉便是：中国异常地需要这样的学者、专家！
《雾锁中国》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作为学者的何清涟有过几年“学者型新闻工作者”的经历，其间，她已经有意识地搜集各种资料。我猜测何清涟当年搜集的资料大部分没有能够变成电子资料，这当然会使《雾锁中国》在内容的丰富性上受到影响，但是过往的努力一定会使她被迫出国后的相关工作，在思路、架构的全面性上获得奥援。由此她才可能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拾回甚至扩展（也得益于美国图书馆和网络）似曾相识的资料，使我这样的国内人士的见闻也能得到扩充。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性知识。例如，1951年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版面安排错位事件”，中共建政之初制造的系列“屠杀记者”惨案，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后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1973年5月至1974年9月）关于中国的“观察日记”，1978年至1989年政府对媒体控制方式的改变还处于“学习阶段”，经验不够老到，一般只进行思想整肃，并不开除公职“砸饭碗”，“卡住异议者的胃”的做法还不普遍，国家安全部（类似于苏联的KGB）还未大规模渗透社会生活，尤其是还没有公开承担思想监控任务等等。
二是中共几大“权力块块”（党、政、人大）控制新闻舆论的具体手段。例如，利用弹性膨胀的、任意勾连的“保密制度”来加害传播其不喜欢的新闻消息的人们，作为政治特权的“内部新闻”制度之细节，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欧美学术机构在华开展研究活动、境外传媒进入中国（就在2006年的9月10日，新华社又发布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的控制机制，政协统战部门作为“编外国安部门”在境内外半公开的相关“统战”活动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笔者看来，《雾锁中国》对共产党控制外国学界来华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揭露，是对国际“中国学”界的一大建设性贡献：国际学界倘能积极借鉴何清涟的研究，对于防止“中国学”的注水掺假，当能获得重要的经验，产生有效的办法。
三是对重大事件的研究梳理。例如笔者曾用力关注过的“SARS保密事件”（有笔者在境外公开发表的“获奖征文”为证）、笔者曾留意过的“希望工程丑闻”，以及笔者所不详知甚至闻所未闻的《南方周末》等报刊的持续系列整肃事件、众多记者的种种遭遇等等。笔者限于以往的见闻，尤其感到了《雾锁中国》的“揭秘”工作，有着严肃的学术价值。
令人目不暇接的现实杂多信息，经过学者的梳理便呈现出充满“本质关联”的现实结构，使人们能够透过纷繁的现象，看到“中国问题”的辐射机理及其清晰脉络。这对于学者来说，需要格外多的责任感，甚至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的。因为这样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绝不像文学创作或者哲学思辨那样可以自足自快于“自我意识”。尤其是进入一个原先较少涉及的领域，对学者来说，即便不是一种冒险，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努力。很可能，何清涟写作《雾锁中国》的第十四章“中国的GDP高速成长神话”，因为落在她的经济学专业领域，会比该书其它各章都要得心应手。而在她关于中共舆情控制的研究中，至少例如涉及中国网络管制这一块，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为了尽可能充分掌握中国的信息禁控状况，她必须付出比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更多的劳动。不过，《雾锁中国》填补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传播禁锢史的空白，当作者作为相关证人走向例如国际人权论坛的时候，她应当怀了一份特别的自尊和踏实。
中国的网民据说已超过两亿人。《雾锁中国》引用了被称为“中国互联网之父”的美国人迈克尔发人深省的话：“在中国互联网的婴儿期，最早三个被封锁的网站中，有两个是反政府的网站，另外一个则是毛泽东主义网站。政府最感威胁的要害在哪里？他们最担心广大的民众得知外界的讯息。最终将把民主带进中国的关键份子不会是知识分子，而会是未来10年内能够用网络打电话、被赋税压得忿恨不平的农民。而那些怀有民主中国梦的人，能使用的却是日益萎缩的其它通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已越来越不再是自由化的动力。无论如何，能够带给中国人民民主的最大利器仍是互联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弄清‘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之后，网路带给中国民主的希望将只是一个可能，只是另一个美国梦。事实是，就是我们美国人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何清涟写道：“在批评了美国的大公司以后，迈克尔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成语：意为：要解决一件为难的事情，还得依赖于造成事情后果的人）。他认为事情仍然可以补救：‘我们可以铺下革命的联络网络。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未来的世世代代将不会原谅我们。’”何清涟经过努力将相关真相说得更清楚了，当然对告别“野蛮网络中国”有特别的警示意义。
三、“中国问题”最需要“中国学者”
中国的学者暂时还不必多在意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不必多在意自己的社会力量还很微弱，而是要一如既往地把例如揭露中国真相的工作做实做细。《雾锁中国》又一次认真证明了这点。当然，我们也时常看到，国外政、商、学、宗教界常常或者从特定的利益出发、或者从“自己的视域”出发、或者从浮光掠影的印象出发、或者干脆上了中共宣传的当，甚至，因为被共产党给予的小恩小惠、政治性商业贿赂迷住了，不是对中国看走了眼，就是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
真正的思想者都是人到哪里就把批评带到哪里。我主张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也要批评西方的缺陷（这当然不能出以例如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要像例如秦晖先生批评“有限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学界不顾中国语境而弄出来的‘问题殖民’”等等那样），当然，更重要的是说出中国的真相。这是真正爱人类爱祖国的学者一定要做的。但是，有这样一些中国人，他们到了国外就不肯批评共产党中国。原因多多，但没有一种是正当的。
由于近20余年来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不坏印象”，主要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研究中国的大课题中，发现“洋人眼光”中的种种缺陷，作为《中国的陷阱》的著者、经济学专家何清涟无疑是最合适的一个。努力从中外对话中展现中国真相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特别的责任，于此，《雾锁中国》又算是走了重要一步。何清涟不仅有一般知识分子的信息面，而且由于她在学界的声望、她的交往范围和交往质量，使她能够得到较为稀有的信息，例如她具体地知道波普、阿马蒂亚·森的中文译着遭到了怎样的阉割与偷换──对于这样的细节，无论国外学者如何具有科学态度，都不可能比中国学者更有了解真相的优势。
西方人如何看中国也已经是一个几百年的话题了。马可波罗、利玛窦们给中国做了旅游、文化广告；中国科举制与欧洲的文化碰撞歪打正着产生了一个变种，即欧洲事务官制度；莱布尼兹对中国的二手神秘文化津津乐道；伏尔泰们对中国多有“六经注我”的变用；黑格尔、马克思才说到了中国的政治专制与皇权腐朽。其后，洋教士、洋商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认知达到高标，反过来影响到梁启超、鲁迅、林语堂们的国民性批判，连到过中国的罗素、泰戈尔、杜威、萧伯纳都没能超过前辈洋人的认知。再往后从冷战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卡特直到克林顿、布什、希拉克、施罗德甚至都支吾其词、语焉未详，不知伊于胡底了。
传教士中相当多数只对中国的典籍文化感兴趣，逐利的商人们反倒比文化教士更接近中国的真实。而撰写了《中国总论》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撰写了《中国人的特性》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则达到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标高（较多文人气的传教士，例如译作等身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其中国眼光则逊于美国传教士）。优秀的传教士们疏于与中国的官人、文人交往酬唱，作为信仰使徒他们长期深入到贫苦的乡村，自然不难窥得中国真相。《雾锁中国》也肯定了一些眼光独到的洋人，但更多对今日欧美牟利的外交官、商人，限于职业谋生目的的记者，以获得经费资助、免费观光和学术地位为目的的学者们的委婉批评。限于篇幅稍摘几段：
“过去20多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毛泽东时代对极权体制是公开的自夸自赞，而1978年改革以后则演变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国家机会主义──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做法，与其说其欺骗性很大，还不如说与中国有商业关系的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愿意相信这些说法。”
“国际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民主国家的政府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从严要求，但每逢评价中国政府，标准立刻就自动降低。每逢中国政府有什么承诺，不管这些承诺是否每年都要重弹却从不见落实的老调，国际社会必然一片赞颂声音。譬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再次重复每年都要表达的反腐败决心与访贫问苦活动，这都被国际媒体解释成中国的‘新政’。”
“就在2003年，国际社会一些媒体曾制造了两个神话，一是宣称中国要实行新闻媒体改革，另一个是中国准备推行宪政改革。”针对第一个神话，何清涟指出，被国外媒体误以为要推动新闻改革的2003年《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实施细则》，其实与新闻体制改革无关，该文件还明确地把决定媒体生死的标准定为“政治导向正确”；至于认为这部条例将推动新闻体制改革的误解，不过缘于对枯燥条文的误读或者干脆不读、人云亦云。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后，里面没有任何文字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但美国著名的《商业周刊》还在评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胡锦涛有可能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释放出引导中国实现真正改革的力量’，至于那些实际上由中国政府赞助的中文媒体更是将马屁拍到了极点：‘胡锦涛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用市场与商业利益作为诱饵，让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变成了‘拥抱熊猫者’，并成功地在各国培养了一批中国专制政府的辩护者。如今国际社会反对中国专制政治、批评中国人权的人士所要面对的往往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们本国的专家学者与政治家们。”
何清涟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有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自然也就无需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之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怎么能放弃人权这样的人道原则与这样的专制国家打交道？但如果要过问中国的人权，势必引起中国政府反对，指责这是‘干涉内政’。在利益权衡之下，国际社会各利益集团认识到自己需要中国这个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最好的办法就是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这个国家正在进步，行将告别专制就可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示自己不是在与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抚慰自己的良心。至于有些非常活跃的‘爱国华侨’，早已经成了依靠中国共产党养活的人，是中共政府在海外活动的外围力量。2003年在美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陈文英间谍案’，案中的女主角陈文英就是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何清涟虽然尊重洋人的利益考量，但也提出了善意而建设性的批评：“有不少人曾这样问过我：‘我们要怎样才能了解中国？’我思索了许多年，能够提供给读者的经验是三条，一是凭借自己多年观察累积而成的常识理性，二是凭借常识从媒体的字里行间找出真实的信息，三是以‘内部人’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中观察真相，而不是以某种官方或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去‘调查’得到的信息，因为这种调查往往受到控制，流于形式。”
“美国一家大投资公司的总裁曾托他的下属问过我：‘我知道中国市场将来必然出问题，因为政府实在太腐败。但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吸引人。我们先进去投资，再在未衰落前撤出。这个主意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这主意听起来很美妙，有这种想法的人也非常多。但前提是你得确保自己能够选择最好的时机，并在最好的时机前撤出来’。”
秦晖批评欧美商人对中国的了解比当年的商人传教士差远了。[6] 何故？一是商人的神经过分紧绷在赚钱上了；二是今日中共实行了超级买办主义（笔者的命名），成为经济卖国的主犯，今日洋人已不像清末民国那样──有时甚至比中国的官员更维护中国了；三是当代政商的人文胸怀已然退化──人类如果被政客商贾实质性控制了，人民受到的暴力或许会少，但视野肯定不会比当代僧侣更开阔，比起不在意利益而旨在传播文化的传教士来则一定要狭隘远甚。《雾锁中国》特别针对了今日洋人，它说出了真相，你列国洋人看着办吧。“当初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之所以在欧洲不少国家都得到呼应，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一时一地的短暂利益，可耻地顺从了法西斯强权。我真诚地希望国际社会少一些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的公司、团体或个人，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国际社会民主正义力量的热忱帮助。”笔者看过秦晖的新作“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该文与何清涟的意思相当，也是面对洋人的一种堂堂正正的学术表达。[7]
新闻自由能够改变社会一些重要方面的生态，例如，专制黑幕下的寻租是“制度腐败”，新闻自由下的寻租就是“人性丑闻”了。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在评论《雾锁中国》时说，台湾今日的政治已经无逃于自由新闻眼的紧盯，而中共的新闻锁禁，特别使得局外人难以甚至不可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8]。如今台湾的一些媒体已很少报导中共的贪腐案，更谈不上关于这类案件的纵深报导，陈水扁才几百万人民币的机要费（中国哪一位省部级以上官员没有几百万甚至上亿的、从未被审计过的“领导专用经费”？）却通过媒体报导造成了世界有目共睹的各种紧逼。张锦华教授说到的局外人当然也包括了13亿大陆中国人民。笔者跟经常上门的南京官方有关机构的“职业人员”多次说到：其实中共高层掌握中国的黑幕最多，如果不是幕僚们的工作使得领导人能够上演固定套路的权谋大戏，稍有良知的高官一定会觉得官场才首先是一个铁幕重重的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幕僚只要依然与中共保持着“一体存在性”，他就至多只是“内部开明”而已。想从中国得到种种方便与好处的西方政、商、学、教界人士，似乎都基本上或至多停留在“外部开明”上了。但是，如果洋人努力于认清、揭示与通告真相，都多少可以做出一些中国民众无法做出的大好事，因为他们在有些方面比大陆中国人更有优势，例如掌握洗钱、外逃贪官的行踪轨迹。《雾锁中国》介绍说：“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在去年发表了一篇报告，指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有8,300名中国官员逃到美国。另外还有6,500名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逃避法律惩罚在中国国内隐藏起来。”
今天的中国是个极权混合物，国家、政权、政府、政党等范畴对于人类近现代史而言，都是一种语言运用上的“透支”，因为它还没有作为近（现代）史的基本元素。人类经过最为漫长的原始丛林、血缘族群生活之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主要是专制政治、极权政治的。中国从秦代到清代实行的是皇权专制政治；民国实行的是“党军”（党的军或军人党）专制政治；1957年之后实行的是极权政治。专制政治是“抓大放小”的，极权政治则将专制政治扩展到极致（达到几乎不可能再进一步拓展的地步），其“政教合一”的触须甚至有效延伸到人们的私生活和社会心理──有什么外力能够“管制”人们的“生理心理”呢？从学理而非文学的意义上看，没有了。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极权在经济、文化、私生活、社会心理诸方面──在“权力”不再有“统治利润”，继续管制还会反过来危及“权力利益”的领域或层面有所撤离，尽管这种撤离对统治者来说，正如何清涟在《雾锁中国》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还带有被动的、权谋算计的、不稳定的性质。至于叫做“新极权”，还是叫做“后期极权”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命名的问题。
极权是欧洲中世纪的发明。英国人发明了“市场经济”（包含一系列制度创新）、“纳税人代议制”、“虚君共和”，德国人发明了“因信称义”、“温饱保障政策”，法国人发明了“人民共和”，美国人加以整合，一开始就建构（不能说是演进的）并实行了相对完整的宪政民主（包括孟德斯鸠系统论述过的“三权分立”）。这些发明、建构，构成了人类的近代史，这段近代史以美国人权英雄马丁·路德·金的殉道而有了终结性标志。近代史的重大缺陷是底层民众享有的实质正义（实质自由、实质平等是一回事）依然稀薄，底层民众与权贵有着仍然太多的紧张，专制政治的残余时断时续、时强时弱。人类的现代史元素有哪些呢？是英法民众发明的“劳工运动”、“合作经济”、“自治组织”，北欧人发明的“福利社会”，欧美人发明的政教分离、政党竞选制、普选制，美国人发明的“社区自治”，欧美人主导发明的国际性政治机制（国际法）、联合国及其人权正义法（或称自然人权法──“自然法”的理念实行于人权）。现代史的重大缺陷是物质利益竞争强势主导，未来的人类需要大力以“合作经济”矫正“竞争经济”，以“人本全球化”矫正“国家主义”，以“有度消费”矫正“过度耗费”。但是，如同《雾锁中国》所提醒我们的，中国人民还生活在“老大哥时刻监控着你”的浓重阴影中，中国人当下的主要使命还不是玄思冥想或者空喊“和谐大同”，而是要首先尽快结束前现代政治，从根本上摆脱以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人格标志的极权政治，矫正权痞疯狂敛财的局面，使人们普遍赢得基本的自由、公正权利，为积极有效地汲取人类已有的近现代文明成果、开创民主共和的国家社会奠立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也是真正文明的全球化（远不应止于有限的经济全球化），因而是保障人类和平幸福的一大使命。
【作者说明】 本文所引何清涟著述的资料，除注明者外均引自《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台湾黎明出版公司2006年3月出版。
【注释】
[1] “中产阶级”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尤其在社会学领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还包涵着一些政治和社会内涵。经济上要达到某个界点，这只是其中一个指标，但中产阶级要有一个群意识。由于对权力的依附，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产生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群意识，他们不知道自己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见何清涟，“中国的新神话：中产阶级的兴起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www.danke4china.net）
[2] 见王振耀的文章，载《新世纪》月刊（海南），1990年11月。
[3] 秦晖：“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4] “我国的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改革其实已经到了扬子江，早已摸不着‘石头’……”，引自何清涟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
[5] 樊百华，“谁想与暴富集团同枕共眠？”，见于2006年“自由圣火”、《民主中国》等网站。
[6] 秦晖：“百年转换──‘商人’与‘教士’的中国观”，《问题与主义》，中国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7] 秦晖，“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天益网”（www.tecn.cn，9/15/06）。
[8] 参见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为何清涟《雾锁中国》写的序文“万山不许一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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