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浏览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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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看到了美籍华人学者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网址是 http://ccrd.usc.cuhk.edu.hk ）和以此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光盘。该“数据库”在“文革”发动40周年这一时刻完成，编辑者辛勤的劳动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全国学者的支持和心愿也有了归宿，期待已久的读者们更是如愿以偿。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独立研究者，我在2003年就开始使用这个《文库》光盘的第一版（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当时，一看到这个光盘便欣喜若狂，性急之际，不顾学识之陋、方法之俗，立刻“急用先抄、立竿见影”起来，并把几条重要资料自下载、打包转送几个“文革”研究的急需者。近年来，国内“文革”研究中一时无法从官方档案、出版物求证的许多资料均得自《文库》第一版。诚然，那个版本的内容在一些研究者中还有争议（诸如录入错讹、资料出处遗漏、考据不足、重要资料缺失、界面设计问题等等），但《文库》的光盘版毕竟一下子拓宽了“文革”研究者的涉猎面和资料占有面，自然也大大推进了本人的研究（以高校学生、武汉“文革”等专题为重心）。令我体会尤深的是，除了得以深入观察自己有兴趣的问题，也能够对“文革”运动的原始全貌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文库》第一版发行后不到3年，“数据库”也问世了。宋先生和他在北美的合作者们（如丁抒教授、周原博士等），在《文库》第一版的基础上努力充实了资料、增订了内容、考证史料、修正错讹，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改善了《文库》的包装技术，扩大库藏、增进功能、便捷查寻。我以为，无论是“文革”参加者和今天的研究者，只要想真正认识和总结这段亿万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历史，都会感谢这个“数据库”的问世。甚至，感谢者似乎还应当包括在九泉之下不可能安息的毛泽东？我想，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后人忘却他自认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过40年之隔，现在的青年人已几乎不知“文革”为何物了；而许多“文革”的当事人则依然不了解大量关键性的“文革”真相。要让后人如实地评说“文革”，这个“数据库”无疑是座文献宝库，而且左、右咸宜。它是历史的实证，而非政治的价值说教。
对比《文库》光盘的第一版和“数据库”，两者在总体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其检索栏包括总目录浏览、主题检索、分部主题检索、日期检索、作者检索和（文献）标题检索，以及全文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有了明显的进步。首先，“数据库”增加了一些重要的主题检索纲目，如“突出政治”、“中苏关系和论战”、“四清运动”等。这些内容的增订非常必要。或许有人会问：“这也算文革吗”？其实，中国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从“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广义的“文革”。笔者过去把这些事件称为“前文革”范畴。这些研究资料补入数据库后，无疑有助于增进研究者对“文革”由来和发展的整体认识。从1957年开始（“文革”前十年），中国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市民和已经被打翻在地的旧体制中的残余个人、1957年至1966年在校的大学生（甚至个别思想特别敏感的中学生），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一个广义的、历史过程性的“大文革”运动，卷入了探寻“文革”道路与追随“文革”理念的政治运动，或者说，进入了“文革”的热身过程。现在要研究“文革”，不探讨这“热身的十年”，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十年文革”。
其次，“数据库”增加了“文革”的结束、“文革”后的清查整顿等主题。这些内容对“十年文革”的完整披露和深刻认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对“文革”路线与“文革”实践的“拨乱反正”，以及清查剔除“三种人”、提携“第三梯队”，都包含着“文革”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反弹，后者几乎是“文革”历史的直接或间接的延伸。我也把它们看作广义的“文革”，或者称做“后文革”。应该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在其发动者毛泽东去世、“两案”审判、《决议》发表之后即基本结束，但作为观念形态意义中的“文革”却并未中止，它滞后于政治与经济的客观存在与变化而存续下去。这需要历史学者做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去梳理剖析。这次完成的“数据库”和新版光盘辑录了相关的资料，增补了属于思想文化范畴的史料，让人们得以从更高的位置和非同寻常的视角去观察和反思“文革”。
与《文库》光盘第一版相比，“数据库”增补了六分之一的内容和全新的英文检索功能，其中五百万字是新增文献，而且一半以上的内容作了重新校勘，把近年海内外学者辛勤收集、考证、录入的资料全部补了进去。这体现在以上列举的纲目内容中，也体现在一些地方性资料的增补上。例如，在我所感兴趣的武汉地区“文革”资料方面，“数据库”就增补了湖北省委1966年历次省委常委会讨论的重要记录摘要，以及“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文革”后对他审判的法庭上的自我陈述。
“数据库”比单纯的光盘更方便研究者和读者，它不仅仅是个动态的数据库，“网络版新资料会每月每年输入，数据库功能不断增强”，而且还发展成为一个网站，“另有网络版可供订阅……并具有远距离网络登录和下载功能”（引自“编者前言”）。有兴趣的“文革”研究者将可以随时了解“数据库”增补的内容，不断得到最新的辑录资料。
“数据库”目前排列的主题纲目基本上反映了民间与海外研究学者的概括模式，它是否完全合理（包括孰纲孰目），是否已囊括了“文革”大纲的林林种种，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比如，“文革”的所谓理论始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整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等，“数据库”里有关文化思想领域斗争的材料是否可以再上溯，收入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又如，这个主题是否可以走出“最高领袖”的局限，把“周恩来”单独作为一个纲目？此外，众多的专案材料和个人检讨书、交待材料，既是血泪斑斑的文物，也是珍贵资料，网上文库也不妨斟酌辑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新版“数据库”，相信更多的人会发见所获丰盛。不仅民间学者和青年学生可能如此，高校、科研院所和官方机构也会如此。尽管体制内的单位订购与使用《文库》第一版的光盘时就遇到了某些限制，但我相信，象“数据库”这样公开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国界、政治界限的，更不应该对使用单位设限。《文库》第一版业已有众多体制内研究者所用，但愿“数据库”将会为更多的体制内学者与图书馆管理人员所征订使用。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独立研究者，我在2003年就开始使用这个《文库》光盘的第一版（200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当时，一看到这个光盘便欣喜若狂，性急之际，不顾学识之陋、方法之俗，立刻“急用先抄、立竿见影”起来，并把几条重要资料自下载、打包转送几个“文革”研究的急需者。近年来，国内“文革”研究中一时无法从官方档案、出版物求证的许多资料均得自《文库》第一版。诚然，那个版本的内容在一些研究者中还有争议（诸如录入错讹、资料出处遗漏、考据不足、重要资料缺失、界面设计问题等等），但《文库》的光盘版毕竟一下子拓宽了“文革”研究者的涉猎面和资料占有面，自然也大大推进了本人的研究（以高校学生、武汉“文革”等专题为重心）。令我体会尤深的是，除了得以深入观察自己有兴趣的问题，也能够对“文革”运动的原始全貌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文库》第一版发行后不到3年，“数据库”也问世了。宋先生和他在北美的合作者们（如丁抒教授、周原博士等），在《文库》第一版的基础上努力充实了资料、增订了内容、考证史料、修正错讹，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改善了《文库》的包装技术，扩大库藏、增进功能、便捷查寻。我以为，无论是“文革”参加者和今天的研究者，只要想真正认识和总结这段亿万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历史，都会感谢这个“数据库”的问世。甚至，感谢者似乎还应当包括在九泉之下不可能安息的毛泽东？我想，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后人忘却他自认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发动“文化大革命”。不过40年之隔，现在的青年人已几乎不知“文革”为何物了；而许多“文革”的当事人则依然不了解大量关键性的“文革”真相。要让后人如实地评说“文革”，这个“数据库”无疑是座文献宝库，而且左、右咸宜。它是历史的实证，而非政治的价值说教。
对比《文库》光盘的第一版和“数据库”，两者在总体结构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其检索栏包括总目录浏览、主题检索、分部主题检索、日期检索、作者检索和（文献）标题检索，以及全文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有了明显的进步。首先，“数据库”增加了一些重要的主题检索纲目，如“突出政治”、“中苏关系和论战”、“四清运动”等。这些内容的增订非常必要。或许有人会问：“这也算文革吗”？其实，中国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从“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广义的“文革”。笔者过去把这些事件称为“前文革”范畴。这些研究资料补入数据库后，无疑有助于增进研究者对“文革”由来和发展的整体认识。从1957年开始（“文革”前十年），中国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市民和已经被打翻在地的旧体制中的残余个人、1957年至1966年在校的大学生（甚至个别思想特别敏感的中学生），实际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一个广义的、历史过程性的“大文革”运动，卷入了探寻“文革”道路与追随“文革”理念的政治运动，或者说，进入了“文革”的热身过程。现在要研究“文革”，不探讨这“热身的十年”，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十年文革”。
其次，“数据库”增加了“文革”的结束、“文革”后的清查整顿等主题。这些内容对“十年文革”的完整披露和深刻认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对“文革”路线与“文革”实践的“拨乱反正”，以及清查剔除“三种人”、提携“第三梯队”，都包含着“文革”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反弹，后者几乎是“文革”历史的直接或间接的延伸。我也把它们看作广义的“文革”，或者称做“后文革”。应该说，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在其发动者毛泽东去世、“两案”审判、《决议》发表之后即基本结束，但作为观念形态意义中的“文革”却并未中止，它滞后于政治与经济的客观存在与变化而存续下去。这需要历史学者做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去梳理剖析。这次完成的“数据库”和新版光盘辑录了相关的资料，增补了属于思想文化范畴的史料，让人们得以从更高的位置和非同寻常的视角去观察和反思“文革”。
与《文库》光盘第一版相比，“数据库”增补了六分之一的内容和全新的英文检索功能，其中五百万字是新增文献，而且一半以上的内容作了重新校勘，把近年海内外学者辛勤收集、考证、录入的资料全部补了进去。这体现在以上列举的纲目内容中，也体现在一些地方性资料的增补上。例如，在我所感兴趣的武汉地区“文革”资料方面，“数据库”就增补了湖北省委1966年历次省委常委会讨论的重要记录摘要，以及“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文革”后对他审判的法庭上的自我陈述。
“数据库”比单纯的光盘更方便研究者和读者，它不仅仅是个动态的数据库，“网络版新资料会每月每年输入，数据库功能不断增强”，而且还发展成为一个网站，“另有网络版可供订阅……并具有远距离网络登录和下载功能”（引自“编者前言”）。有兴趣的“文革”研究者将可以随时了解“数据库”增补的内容，不断得到最新的辑录资料。
“数据库”目前排列的主题纲目基本上反映了民间与海外研究学者的概括模式，它是否完全合理（包括孰纲孰目），是否已囊括了“文革”大纲的林林种种，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比如，“文革”的所谓理论始自“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整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等，“数据库”里有关文化思想领域斗争的材料是否可以再上溯，收入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又如，这个主题是否可以走出“最高领袖”的局限，把“周恩来”单独作为一个纲目？此外，众多的专案材料和个人检讨书、交待材料，既是血泪斑斑的文物，也是珍贵资料，网上文库也不妨斟酌辑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熟悉了新版“数据库”，相信更多的人会发见所获丰盛。不仅民间学者和青年学生可能如此，高校、科研院所和官方机构也会如此。尽管体制内的单位订购与使用《文库》第一版的光盘时就遇到了某些限制，但我相信，象“数据库”这样公开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国界、政治界限的，更不应该对使用单位设限。《文库》第一版业已有众多体制内研究者所用，但愿“数据库”将会为更多的体制内学者与图书馆管理人员所征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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