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铁屋与法典——答杨聪
冯象：铁屋与法典——答杨聪
冯老师，很高兴您又来北京讲学，正逢 《木腿正义》出了增订版 。这次重读，我感觉比当年读初版时理解得深一些了，但仍有似懂非懂的地方，比如这书名，很特别又有点费解。英文译作“Wooden-legged Justice”，就是正义跛足的意思吧？书中同名文章讨论“马丹还家”案时说，这“跛足的正义来得太慢、太偶然、不可预料”，而法律程序却是要让人们相信，它终究会来。这样解释，让我感觉法律程序像是鲁迅要在里边“呐喊”的“铁屋”了。不打破那铁屋，正义的跛足能得到医治吗？
这么说吧。程序不仅是政法业务日常操作的需要，还能赋予司法和社会冲突一种仪式上的正当性，从而巩固民众的信念，甄别谬误，区分敌我。有时候甚而令人恐惧。“文革”当中打派仗，武斗，那会儿也讲究程序。比方喊什么口号，怎样动员、孕育仇恨、驱使殴斗，直至光荣牺牲，开追悼会念语录安抚家属，等等，都是高度程序化的。跟“马丹还家”案中大法官记载的那些繁复的审判和行刑细节差不多，也是十分规范精致而有效的一套社会控制与斗争策略的运作。揭示这一点，是法学对于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功用。所以我在书中一再强调，法学除开职业训练、理论建构，还应有社会批判的一翼，才算完整。
说到法学，目前国内法学书刊的市场一片繁荣(尽管书的质量良莠不齐)，不知您这次有没有逛逛书店？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常让我觉得无从下手，恐怕许多同学也有这个感受。您在书中推荐了《人民法院案例选》，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愕然和疑惑。从未听哪位老师称赞这书啊，包括教应用法学的老师。
法院系统出的案例集子，学界习惯上不太重视。其实有些编得不错，是富矿，极有挖掘潜力。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所的《案例选》，杨洪逵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当得上中国案例编纂评析的第一人。我多年前访问过他和最高院的几位资深法官，请教关于案例选编的问题，故而对他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杨先生英年早逝，是人民法院(也是中国法学)的巨大损失。我想，起码要四五个学识一流的法官全力以赴，才能顶得起他一人的工作。这次讲课，就准备专门讨论一组他编纂的知识产权和民商事案例及评语。
您这么重视研究案例，是不是想弥补中国法律教育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呢？或者背后还有更大的危机？您还多次谈到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是不是当前法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但又薄弱的环节？应该如何改进呢？
法律教育是有点脱离实际，比起别的学科，教条也多些。研究案例多少可以破除一点教条。但现在的大学都是拆了“墙”的，不是过去的象牙塔，跟社会不划界，腐败的风气相通，连手段也毫无二致。这就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反面启迪受教育者，教他认清学习对象的真实面目，看破“皇帝的新衣”。我们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探讨方法，求索改革，推进学术的。由此可见，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进步和大学教育是不同的问题，后者的堕落正可以刺激前者的进步；学术前沿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即使在廉洁自律的体制下也是如此。至于危机，大概根子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种种“产业化”“泡沫化”政策吧，听说很多地方法学院/系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好。纠正错误的政策，说难也不难。一句话，一次会议，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办到。历史上严重得多的害死了人的错误都这么纠正了。这一点我不悲观。
真是那样就好。您曾指出，新法治的实现，有赖于知识产权“改写历史、重塑文学”，悄悄启动“新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前不久，我听说专利纠纷的诉讼费由一千元降至一百元了，可能会刺激专利纠纷案剧增。这对负担已经很重的法院恐怕不是个好消息，对共建和谐社会也助益不多。实际上，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一直在增长，这算不算新法治一路高歌猛进的一个征候？
没错，新法治业已基本建成。下一步应该关注社会公平、扶持贫弱了。不知专利诉诉讼费下调，是否有便民维权的考虑。中国的儒家大传统底下有个“健讼”的小传统，解放后压了一阵子，近年又复兴了。你看，现在腐败抄袭的博导教授，敢和被抄袭作品的作者打著作权名誉权官司，而且常能打赢。这么明火执仗欺负弱者，是必须把职业道德和学术独立唾弃了，再把腐败说成是民事纠纷，再知识产权化，以便通过诉讼程序充分利用其钱权勾结的势力；你数数，要经过多少环节，才能走到这一步——让人忘却历史？
读您的文章，很佩服您的结构安排，巧妙而又浑然天成。还有题目，与正文总是那么契合，不落俗套。有朋友说，看这书的目录，觉得像是诗，有节奏感，又充满寓意，尤其是下编。我想这可能是天分与勤奋的结合吧。虽然这样的境界未必是可以学到的，但还是希望您能透露一点作文的经验。
过奖了。文章技法，无非“熟能生巧”四字。美国大学本科有英语写作课，主要练习论说文，很受学生欢迎。我在 《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 里提到一位马瑞思(Richard Marius)老师，生前便是哈佛的写作课“教头”。他还有一项见功力的任务，每年六月毕业典礼，毕业班那篇拉丁语演说，由他定稿并辅导朗诵。好的文章是这样的，人在隔壁拿着它念，你还以为他在说话。这是叶圣陶先生打的比方。我小时候母亲在北京编中学物理教材，请叶老和语法学家，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主播，给教材组讲作文、语法和课文朗读。那年头编教材，能有那么认真考究。我读了她的信就记住了。现在看学生论文，有时也这样要求：你把这句话念出来听听，像谁在说话？要他学会用耳朵，把书上看来的别扭句式、累赘语词通通改掉。
那以后我也要用心“听”了，呵呵。过去读初版时，遇到那些陌生的中世纪诗歌，杳渺的异域故事，我就打了退堂鼓。这次重读虽然也未全懂，却喜欢上了里面的诗句，比如讲但丁那一段，“……后来，饥饿压倒了悲伤”，让我感受到了诗的震撼力。但是，这些文章的主旨毕竟是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您能否指点一二，下编尤其是前六篇文章，该如何读呢？
那几篇书评原是给《九州学刊》写的，所以是专业论文的路子，不够通俗。结集时考虑到国内对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评论不多，也许一些读者有兴趣，愿意像你这样多读几遍，就收了。写书评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受了西学的系统训练之后如何用中文写作。因为中文读者的知识构成、阅读习惯和欣赏趣味，跟西文典籍在西文语境里的专业探讨，差距太大了。可是也不能老谈些ABC，把自己套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的框框里呀。这问题直至写《玻璃岛》才得到解决。刚才你问作文的经验，这也算一条吧：学好外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是没法向人推荐，因为据说绝大多数人的语言习得能力从十多岁青春期开始就退化了。现在搞成全民学英语，求职晋升之类都要考英语，实在是很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与其考英语，还不如考背唐诗、考书法。
《摩西五经》 去年在香港出版，您译经有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希望能早日读到。长久以来，《圣经》在国人心目中是宗教教义的代名词，而非文学经典，就像《马恩全集》被当作政治文献而非学术经典一样。中文《圣经》在汉语文学中没有地位，是您译经的动因之一。然而我想，《圣经》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除了文学成就之外，大概很多社会因素也对其经典地位的塑造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宗教信仰以及相关的阅读习惯，因此《圣经》的文学地位就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了。不知您以为怎样？
古代文献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圣经》的崇高地位跟宗教传播，也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瓜分世界，以及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移植现代政法制度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我们便是在这三千年历史形成的大格局里，谈论《圣经》的文学地位和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但这只是就原文而言。《圣经》的无数译本的文学地位却大致是一个语言文学问题，因为译本是典型的优胜劣汰产品。新译本不断取代旧译本，只有少数取代不了的才有幸立于母语文学之林，例如圣杰罗姆的拉丁语通行本、马丁·路德的德译本和英语钦定本。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说文学经典包括《圣经》的翻译，本质上不是学术，而是创作，依托的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和历史语言的机缘。而中文旧译之所以不成功，根本而言，不在误译漏译或义理把握失当(如我在《宽宽信箱》里举例说明的)，而是译艺不高，人才不济，未能跟上二十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与翻译的主流。
原来是这样啊。对了，年初有一部电影《巴别塔》得了金球奖，让我想起您讲过的宁录造通天塔的故事。巴别塔象征人类因语言隔阂而分裂失败的命运。但是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资讯交流日益便利，各地的语言会不会逐渐趋于统一呢？前些年您在清华讲学也提到，语言消亡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人说，再过一百年，现在人们使用的六千多种语言的90%都要消亡。那么是否可能，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上帝赦免人类的罪过，让语言重新融合为一，人类回到大同世界呢？
阿门，惟愿如此！语言变异和民族起源的解说，《创世记》里其实有两个版本，文本传统的渊源不同。第十章的主体属“P”传统(详见《宽宽信箱· 谁写了摩西五经 》)，记述一部“万族世系”：天下万族同出一源，即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含的孙子宁录是“耶和华面前的猎人”，开拓两河流域文明的英雄或巨人(10:9)。语言分蘖不是亚当后裔犯罪的结果，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或蒙上帝赐福，随着人类蕃衍移居各地，自然演变而来的。第十一章“巴别塔”属“J”传统，却讲了一个人类骄傲、挑衅天庭而受罚的故事，反映了留存于早期摩西传统的游牧和半游牧部族对(两河流域)发达的城市商业文明的敌视或不信任。但故事并未提及宁录，后世经师将两章合起来解读，宁录才当了罪魁祸首。
语言变异的原因非常复杂，例如词汇语音语法的更新、方言与行话的生成，语言学家至今弄不清楚。自然也无从预测——部分小语种的衰亡之外——语言统一抑或分蘖的趋势。由于这一“奥秘”，通天塔故事就越加富于哲理的启示和象征意味了，成为人们反复阐释、敷演、改编的“原典”。《摩西五经》我想也应该向学习法律的同学们推荐研读，因为它不仅是文学和宗教经典，也是包罗万象的律法汇编，是“人类有史以来生命力最强最久的一部‘法典’”。
二〇〇七年三月六日，原载《南方周末》2007.4.12，有删节。
冯象： 《木腿正义》(增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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