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于寒尽觉春来王
本书的编著者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机关退下来后，致力于当代史的研究和编纂，越花甲，逾古稀，届耄耋，一干将近二十年，贡献是很大的。前年他告诉我，归他承担的任务已完成，后续工作有人接替，从此可以卸下担子，安度晚年了。我向他祝贺，为他辛劳半生，终能得到东坡先生说的“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向渺茫”的自在生活而高兴。同时建议他，趁健康状况尚好，不妨随兴之所至，经过独立思考，再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把晚年生活安排得更丰满一些。他心有所动，只是未置可否。
今年春节，他打来电话，说这些年在积累当代史料的同时，还收集了不少当代人的诗词，记述了从“反右”到“文革”这段既沉重又往往荒诞的历史。他几经甄选，加以串缀，穿插进自己的感悟和议论，编写成《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一书，交我校读，嘱我作序。收到这部文稿，我一夜读完，欣喜地发现，这位长期从事理论、史志工作的人，老来转而游兴于诗词之间，把理论、史志、诗词三者生动地结合起来，的确是个很好的选择。同时，也为他老骥伏枥，嘶鸣不已，勤思不倦，笔耕不辍的精神所打动，喜看老树又抽新枝，祝愿不断地开新花，结硕果。
真诚，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不论是读诗还是读文，令人感受到的，是一股浩然之气，一片赤子之心，一派直言无讳的勇气，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反思精神。“文化大革命”，以及它的前奏“反右派”、“反右倾”和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造成的痛苦和创伤，是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或施曲笔以自解的。本书为此作了努力，值得称道。实事求是地回顾和记述历史，特别是深入解读历史的因果教训，必须从所谓“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封建道德桎梏下解脱出来，勇于自省，敢于批判，而不能事事讳莫如深。古人尚且明白“讳疾忌医，病不可为”、“讳恶不悛，卒至亡灭”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具有开放意识的现代人呢？我们也不能以所谓“投鼠忌器”为借口来规避现实。这里所说的“器”，乃是“禹鼎”“庙彝”一类的传国之重器，而非小家碧玉闺房中的瓶瓶罐罐。把藏在钟鼎重器之中的几只老鼠撵出来，消灭掉，是护“器”，而非伤“器”，何“忌”之有？我们也无庸担心如西谚所云：“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须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顶天立地的巨人，而不是澡盆子里的“孩子”。冲洗掉巨人身上的污垢，只能使之更加光辉健伟，怎么可能与脏水一道被委弃于沟壑呢？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神经衰弱不足以成大事。我们必须具备唯物主义者那种大无畏精神，敢于揭自己的疮疤，排体内的瘀毒，以坦荡的胸怀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这样才能甩掉历史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包袱，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真正意义的现代化。
从“反右”开始到现在已半个世纪，“文革”结束至今也已三十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已成为海内外的一门“显学”。研究者有的侧重于史实的辨析，有的侧重于理论的探讨。而本书的编写者却另辟蹊径，把收集到的当代诗词加以串接剪切，以诗为经，以文为纬，诗文交织，诗史互证，对这段历史作了鲜活的记述和深沉的咏叹，读来既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又给人以感情上的撞击，的确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本书所收诗词的作者约一百二十多人，他们中间有百战疆场的开国功臣，有矢志理想的革命党人，有刚正忠直的爱国人士，有蜚声中外的名家学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莘莘学子，也有最富理想色彩和叛逆精神而又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他们涵盖了那个难忘年代的各个社会层面，他们的声音呼唤和刻画出了那个年代的真情实貌。他们虽然大部分不是诗人，而他们的呐喊，发自胸臆，结为韵句，是那样的率真而又卓荦不凡，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时代之声。
白居易说：“诗人多蹇。”韩愈说：“文穷而后工。”拜伦说：“愤怒出诗人。”收入本书的五百多篇诗词，都是在特定的时代重压下逼出来的“穷”“蹇”之作，“愤怒”之音。这些诗词的风格各异，有的豪迈雄健，有的慷慨悲凉，有的深沉缅邈，有的亢奋张扬，有的桀骜不驯，有的凄恻婉转，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放言无拘，直抒胸臆，其势不亚于李白的“壮浪纵恣”，其情不逊于杜甫的“浑涵汪茫”。有些诗词，振聋发聩，脍炙人口，足以与千古名篇媲美。
试看在那“翩翩魔影舞神州，大地迷茫妖雾稠”的荒唐年月，在那“光天竟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的危难时刻，我们的时代菁英是怎样面对这一现实的。他们不减当年横刀跃马的英雄气概，笑对幽囚荒郊的悲凉晚境，戏称“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他们气壮而情长，念念不忘“井冈晓日延河月”，发出“莫叹相逢是梦中”的感喟；痛切怀念“不死沙场死铁窗”的战友，怒发“是谁仇敌谁朋友”的天问。在无端的诬陷和凌辱面前，他们表现了“罢官容易折腰难”、“掷地遗篇作鼓声”的自尊，显示了“信许丹心托日月，敢将四体试兵刀”的倔犟，倾诉了“只要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的情怀，宣泄了“岂无黄土埋忠骨，自有青山伴白头”的悲愤，也咏唱了“丈夫多难宁非福，铁槛低眉一粲然”的乐观。他们置身牛棚，身系囹圄，仍以人民的安危为念，“忍看生灵成草狗，幽窗和泪写诗篇”；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指问“城狐社鼠猖狂甚，一局危棋付与谁”？然而，他们并不灰心失望，而是怀着“隔窗风雨看红梅”的激情，抒写出“拚将晚节护芳林”的豪气。这样的诗篇，大义凛然，气壮山河，谁能读了不为之动容！
在“左”的政策路线的阴影下，知识分子一直是个被猜疑和防范的群体，常年生活于压抑和扭曲之中。他们的诗词，隐晦曲折，沉郁愤懑，读来给人以百感丛生的况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当年丹心许国，一片赤诚，疾恶如仇，勇于直言，然而，得到的不是信任和鼓励，却是相反的回报。他们怨愤“文章满纸书生累”、“浮名已为多言误”，懊悔“不看风向竟扬帆”、“率真偏遇奈何桥”，痛诉“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虽然如此，仍是书生意气，宁折不挠，击节盟誓：“红羊不死丹心在，要舍余生再执言”。这种忠诚和执著，多么可敬可爱。许多知识分子，当年是迎着我们党高举的“民主”、“自由”的大旗进入革命行列中来的，然而，建国后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与他们先前的愿望相去很远。他们为接连不断的运动、斗争、批判所苦，谨小慎微，动辄得咎，喊出“至今身在盘丝洞，处处蜘蛛结网罗”的憋闷，道出“情知精卫难填海，谁信曾参不杀人”的失落，自嘲“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无奈。有的国学大师，为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环境而不可得，又不甘混迹于“文章唯是颂陶唐”的流俗之中，只落得过那种“不邀明月不清游，病锁高楼似小舟”、“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寂寞生活，浪费掉多少做学问的珍贵时光。有的文学巨匠，放弃了人格的独立，泯灭了思想的光辉，时而成为虔诚的“奴在心者”，时而成为驯服的“奴在身者”，终致文思枯竭，笔重如铅，从此再无真正的创作可言，老来只能怅然发出“半生寂寞半生艰，秋色已尽唯冬寒”的叹息。特别令人悲痛的，是那些在“文革”中惨遭杀害的热血青年。他们少小辞家，献身革命，对党从无二心，只因一言获罪，终致万劫不复。在系狱待决的日子里，从“梦回冷泪湿薄袖”的凄惶，到“肠断眼枯立西风”的绝望，到“那许山河私帝王”的控诉，直到临刑前留下的“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的绝命词，谁人读了能不拍案而起，热泪长流！生者写下了“愿倾银河水，洗君芳洁身”的挽诗，然而，银河有意，世事无情，斯人长已矣，芳洁何处寻？“文革”中涌现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这个群体，也是整整的一代人。他们从“弄潮儿志在风雨中”的浪漫，到“一代知青路几条？”的迷惘，到“血泪文章笔下倾，写来满纸向谁呈？”的苦诉，让我们这些身为父兄的人读了能不汗颜，能不自责？而他们狂热之后的冷静，梦魇之后的清醒，几经磨难之后的成熟，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希望之所在（文中所引彭德怀、陶铸、邓拓、廖沫沙、聂绀弩、阳翰笙、陈寅恪、萧军、林昭……诸家诗句，均见本书，不一一注明作者及篇名）。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逐渐聪明起来。读一读这本《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对于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是有益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单靠热情不行，一味蛮干不行，专横强制更不行。必须发扬民主，顺应民意，而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尊重科学，服从规律，而不能主观盲动。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记住“工业比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而不要抛开经济建设，没完没了地搞阶级斗争。要记住六十年前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论联合政府》）不要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傻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亿万人的共同事业，有赖于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人们对精神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性诉求，正是释放全民族的潜力，实现中华振兴的必由之路。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为政治报告的讨论做总结时，朗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且强调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马克思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义正辞严地质问普鲁士书报检查当局：“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是，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应当经常想一想这些久经历史锤炼的至理名言，它会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那段令人痛心的历史，反省自己，警惕今人，告诫后代，开创未来。
从“反右”到“文革”已如寒冬过去，玄冰渐解；开放改革有如春回大地，伏蛰方苏。晚清诗人张维屏说：“每于寒尽觉春来。”这个“觉”字，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原副书记）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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