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三次受挫春
因写作《裂变之光》，我与钱三强有过几年密切接触。1986年春，当书稿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发稿以后，我向他告别的时候提出：“你是对党忠诚、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几十年来，你认为共产党还存在哪些弱点、问题，存在哪些急待解决的弊端？你对党的感情很深，意见会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谈，我很想听听。如果不方便，也不必勉强。”
老科学家是一位很豪爽的人，也是很严谨的，一般说来，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也可能由于几年来多次交心，有了一点的信任，他热情地谈了两个多小时，
在几十年工作当中，他曾经向党组织提过几次意见，遭受过几次打击。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他深深地感觉到，几十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党的领导人，认为手中掌握马列主义，往往过分自信，过分自以为是。因此，强调统一，强调服从，忽视民主，厌烦批评，容不下不同意见。虽然有时也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锐的意见，就容易变脸。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喜欢提出不同意见。党的领导人接受不了这些意见，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对党不忠，甚至认为是反党。歧视，打击，便自然产生。有的戴上右派帽子，划入另类，受尽折磨。而唯唯诺诺者往往受表扬，说假话、讨领导喜欢者往往得到重用。
他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归根结底仍然是：老子打天下，老子要坐天下。”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的政治家，在夺取政权以后，不可避免的就产生皇权思想，视天下为私有物。钱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有些领导人思想上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封建主义、皇权思想。
他的态度很认真，很诚恳，亲切地告诉我：
这样的问题，长期存在，有谁能够解决？我考虑很久：邓（小平）是有魄力的，但是，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有所认识，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权威；解决这个难题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周恩来。他又去世了……
我有一种预感：好像还要出问题。什么时候出？我说不定。我这样的年龄，有可能看不到了，你肯定可以看到。
谈话结束了，我又回到安徽合肥。
1987年2月6日，钱三强给我写来短信：“想起几个月前那次谈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还说：你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正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阶段与发动地点，希望今后，犯错误的机会少一点。他约我，尽可能来京，“等你来时见面再谈。”
我及时来到北京，老科学家热情地谈了六次，每一次约三个小时（半天）。
这是他最后的岁月，诚恳地讲出一些真心话，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把脉，特别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第一次提出建议惹来一场风雨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见面，并一同在苏联考察。
钱三强熟悉法国和西欧的情况，钱学森熟悉美国的情况，两位科学家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对开展科学事业的信心。
1950年，毛泽东对戏剧界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2月，在讨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和艺术界的思想开始活跃。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国内各机关团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都动起来，大鸣大放。这场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全国。
这时，驻苏大使刘晓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两位科学家，征求对党内整风的意见。
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
“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没有谈什么意见”（钱三强每次谈到钱学森，都是这样亲切称呼）。这时的钱三强，已经参加工作9年，入党也已经3年了。他很深沉地说：“我自认为，党对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参加了这个组织，就应该爱护这个组织。党要求我帮助党整风，又派人来征求意见，我应该讲出真心话。当时，满腔热情，没有任何顾虑。”
钱三强向刘晓谈出了心里话。他谈到法国和苏联的科学工作的管理和领导状况，第一次对党的领导工作提出建议：
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定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因此，钱三强认真明确地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并且提出具体建议：“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钱三强是坦率的、真诚的。他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也是可行的，是很有价值的。
刘晓同志走后，钱学森有些不解地悄悄问：“他们想干什么？”
毫无戒备的钱三强很坦然地回答：“礼贤下士。”
钱三强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在为改进党风献计献策，只是想改进党的领导，纯属善意。可是，他提出的建议，仍然被一些领导人认为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实质上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
“反党的言论”这顶帽子，就这样定下来了。
早在反右派运动以前，钱三强就感到科学院里有一种不太协调的气氛。
二机部直接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第三办公室由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的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来领导。这位老领导当然要向周恩来负责、归周恩来领导。
周恩来根据中央的精神，一贯要求必须注意政治思想、注意组织纪律。
二机部的领导，也是根据中央的精神，第一个动作就是加强党对二机部的领导。1955年，二机部有一位部长，另外还安排了几位副部长。在领导班子中只有钱三强一个是科学家。部长是来自老区晋察冀的老干部，高中文化水平，是那位老领导的老部下。这位部长表面看来还算文雅，客气，他懂得搞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但是，从思想深处来看，他是坚信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必须脱胎换骨。他带来一位得力的助手，担任原于能研究所的党委书记。这位年轻人，也是来自晋察冀。反右派运动一开始，这位部长助手，就表现出一副敢冲敢闯的架式。有一次党内开会，他发言很激动：“这个科学院里，风气不太对头。什么你公、我公的？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钱三强讲到此处摇了摇头：当时同志们都互相称呼“钱公、李公……”，是互相尊重的意思。这位助手就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风气。当时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宋任穷参加会议，这位老革命对他说：“你这话过火了。那不过是一个尊敬的称呼，怎么能这样认识？”
这位部长助理当时脸红了：“我是想改变一下空气，横扫一切污泥浊水。”
宋任穷说：“你还是年轻了一点，不要过火。过火了，就不那么正确了。”
虽然有宋任穷那样的老革命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在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里，许多人都变了，瞪大眼睛找资产阶级。而且，时隔不久，宋任穷又被调出二机部。这股歧视知识分子的风越来越盛。
钱三强建议要增加几位科学家进二机部的领导班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事实上在几十年以后，已经开始逐步这样做了。但是，在当时，按照绝对加强党的领导、提高阶级斗争观念的原则进行思考，这就变成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观点。钱三强既然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点，能不引起注意吗？能够掉以轻心吗？
在号召干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些共产党员不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要向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同志学习。但是，在反右派运动中，他一反常态，讲出了这样一段话：“我历来讲，知识分于是最没有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说：“这些个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个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对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论的批判是很严厉的。钱三强已经大难临头了!
领导人都知道，钱三强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就参加地下党活动。邓发将军亲自到法国与他谈话，安排他如何回避国民党，如何与党联系；毕业以后，他在法国已经是博士导师，有汽车、有洋房、有优厚的待遇，科学研究的条件也很好，他却毅然回到贫穷的祖国，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回国以后，国民党的要员热情欢迎，诱以高官厚禄，他都不为所动，默默地躲进清华大学埋头教书。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时候，又派专机接他去台湾，他仍然躲避不去。他是衷心拥护党的，怎么会反党？但是，灾难仍然罩在头顶。
运动的结果，几十万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劳动改造。
钱三强的右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钱三强才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第二次批评迎来沉重的灾难
反右派运动，对钱三强是一次很大的震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在思想深处他没法完全接受。这些理论上的升级，阶级斗争的加强，使他感到突然和诧异。
他想把政治丢在一边，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可是，政治这股旋风，总是来敲他的门，把他旋进去。
反右派运动以后，原子科学的大发展仍然继续前进，而且正在不断加快步伐。
1958年2月11日，中央决定将第三工业部改为第二工业部。7月1日，钱三强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改为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所长仍然是钱三强。研究所由5个研究组扩大为8个研究室和两个工程技术单位。钱三强推荐物理学家邓稼先参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承担了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和工厂，负责科技责任。钱三强推荐有组织能力的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很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钱三强积极推荐、张劲夫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调动了四分之一的精干力量支持二机部的需要，主持协作的有裴丽生、秦力生、谷羽。
钱三强领导原子能研究所，在铀一235分离，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探测技术安全防护等方面承担了责任。在钱三强领导下，钱皋韵组织科学院和冶金部研究机构，研究试制扩散分离膜。钱三强组织黄祖洽、于敏等一批理论研究人员，埋头工作，为氢弹的研制作了很踏实的准备工作。
1961年钱三强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有力地加强了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
钱三强委托王方定制备强中子源，为原子弹的点火做好准备。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钱三强知人善用，工作相当紧张、相当繁重。经过了轰轰烈烈的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经过了多灾多难、忍饥挨饿的1960年，原子科学事业始终在艰难地前进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来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一向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突然变得大胆了，勇敢了。
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这次会议很有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股热情。
在钱三强的脑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意见一致的。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发挥了个人的（也可能有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意）独立思考，大胆地在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了。钱三强从内心里赞成周恩来的观点。他认为，前几年，党的政策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应该积极支持周恩来扭转这一局面。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心情激动，联系实际，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话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散会以后，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李寿南就直接找钱三强提意见：“你怎么能够这样说，你叫支部书记今后还怎样去进行工作？”
钱三强冷静思考以后，第三天主动向李寿南认错：“我的讲话，有片面性。”
很快，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的讲话，说知识分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仍然要脱胎换骨，说全党开展反右倾。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检讨，钱三强当然也要检讨。
钱三强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宽容，由于他是在大会上公开讲这类话的，错误开始升级，比反右派运动时的错误还要重。有人认为，钱三强是更加露骨地反对党的领导；这种人，还能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工作吗？
不仅如此，还有一条理由是：钱三强在国外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二机部是要害部门，这种人，决不能再留在二机部工作了。
理由相当充分，决定把钱三强调出二机部，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活动。这个计划当然也是经过那位老革命、老领导同意的。
经过十多年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早在前一年（1962年9月11日），各部门已经大体上做好了准备，国防工业办公室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计划在1964年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样的时刻，把钱三强调出去，已经不会太大地影响这项工程的进度了。
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周恩来派人来了解情况，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同志就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1978年秋，我在全国人大办公厅访问刘伟同志，这位忠厚的长者，仍在忿忿然为钱三强鸣不平：“这样一位对党忠诚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为什么要怀疑、打击？党内有一股不正的风气呀！”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外事活动，又派聂荣臻副总理来继续听汇报。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宣布说：“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周恩来批评了二机部的有关领导人（当然也批评了钱三强对党的领导不够尊重的言行），调出的这个计划，就没有能够实现。
谈到这段经历，钱三强对周恩来、聂荣臻十分感激。周恩来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的，仍然保护钱三强这是很难得的，是了不起的。
第三次惩罚沉重的打击
1963年周恩来曾经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则。这几项原则，实际上是整个党组织的政治原则和纪律。根据这样的原则，二机部的领导人对钱三强的教育和要求，也在进行。
调动不成，思想教育还是要进行的。
这一次教育，对钱三强来说，更加难以忘怀。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原子弹胜利升空了。钱三强为之奋斗数十年的强国梦就要实现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庆贺。
二机部的领导，却要钱三强在这天晚上7时参加一个批判会，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然后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三天后，10月19日他便踏上去河南信阳的列车。
北京在开庆祝会，二机部几位领导人都参加了会、照了像，只有钱三强这位原子科学的研究专家、开创事业的带头人、二机部的副部长，销声匿迹，默默无闻。
这时的钱三强已经来到河南省信阳地区一个偏僻的农村，正在用他那善于攻克量子力学、科学难关的大脑，来计算生产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简单数字。
这种安排，当然是花了一些智慧、经过细心研究的。那位老资格的副总理和二机部的领导人，当然是互相通了气的。在他们看来：钱三强从1957年以来，从未作过触及灵魂的检讨，思想问题越来越严重，总是强调科学，不尊重党的领导，忽视政治；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不愿做驯服工具，理应遭到这种待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教育他、帮助他、挽救他。
钱三强小心谨慎地取出一张老照片给我看。这张照片，就是他在乡下摄的。那是在河南信阳农村一个生产小队里，三间大屋子，四面墙壁由于烟熏火燎，是一片黑色。墙上挂着一把镰刀、一个斗篷，四壁皆空，一无所有。钱三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平静地依偎在一起。那种孤单、寂寞、凄凉，使人感到压抑，简直有点受不了。
从青年时期就立志报国，远渡重洋到法国读书，老父亲临终也未能够见上一面。四十多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废寝忘食，就是为了两弹一星上天。结果却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钱三强坚强地忍受着。当别人问他：“照片上为什么没有你？”钱三强坦然回答：“有几个作代表就行了，缺一个两个不算什么。”
钱三强给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但在支持国家大事，我仍然是积极努力的。我现在认识到：现在改革正在进行，我们每个人都“新”“旧”共存，因此，我也有“旧我”存在。这有待于自己与同志们督促下改进。
钱三强从来不为个人的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即使他向我介绍这段生活，也尽量谈得平静，他怕有损于党的威信。
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与陈毅同志谈话时，说到刘邦和项羽，明确指出：项羽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失败了，落得个乌江自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批评曾希圣的“霸王作风”，也曾经很严厉地说：“霸王是要别姬的!”可是他自己晚年也犯了“家长制”的错误，给党带来十年浩劫。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
马克思晚年说：“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万物无时不在变动，没有终极真理。马克思认为，一切真理，只有在运动中、辩论中才有可能求得。绝对的服从，绝对的统一，就等于抛弃了民主，也就等于脱离了人民群众，远离了真理，坠入封建专政的泥坑。那是要继续犯错误的。
（责任编辑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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