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 2007年第7期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作者：杜明明／摘编 ]
姜椿芳被一些同志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之父，在中国出版界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姜椿芳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创办《大北新报画刊》被日本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通过姜椿芳同塔斯社商定由“苏商”出面创办中文《时代》周刊，在上海成为抗日的一盏灯塔。解放后他除继续领导时代社工作外，又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剧艺室主任、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同年创办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急需的俄语人才。1952年姜椿芳调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持《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和出版。他为马列主义的编译事业日夜操劳，竭尽全力。当时师哲把他誉为“沙漠中的骆驼”。
秦城“孕育出”“大百科”
“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姜椿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蹲了近七年之久。在秦城单身牢房里，姜椿芳身心受尽折磨，双目近乎失明，但他心里却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他得出的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全民文化水平低，容易受不健康思想影响，因此抵制不了这样一场浩劫。他认为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全民文化水平，了解世界，认清历史发展趋向。他认为，编辑、出版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是当务之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没有一部大百科全书。在狱中他独自一人默默构思着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计划。
1975年姜椿芳无罪出狱后，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向中央写报告申请，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姜老和他的“百科迷”们就这样正式启动了这一工程。一切白手起家。没有房子，他们借国家出版局收发室做联络点；没有资金，他们向国家出版局借了40元人民币，作为临时花销之用。
最先出版的《天文学》卷于1980年底问世，接下来是1982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卷。每一学科卷的策划，确定主编、副主编、编委会人选，编写过程中的各种会议，姜老都亲自参加。而各卷所有的重要稿件，姜老都是晚上在台灯下手拿放大镜，用他那双严重的青光眼，逐字逐句审阅的。
季羡林回忆说：“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姜老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唯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朱光潜先生说，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社会和人民。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说：“我不发怒，不生气，但对这个‘不生气’，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实际上在‘生气’，只是把它压下去了。‘忧愁’，‘忧’什么呢？我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想不通。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批斗，后来被抓起来，坐监牢坐了七年。在‘文革’中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当我看到一段悲惨的故事，我常常要流很多眼泪。一想起文化大革命，是有些‘忧愁’，也有‘怒’，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克服了这些。”
姜椿芳进牛棚
文革开始，姜椿芳在牛棚里，每天都要站在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断地低头认罪，接受各种各样的大小会批斗，随时听候造反派和外调人员的调查。其余时间，便是写那些永远也写不完的交代材料以及进行强制性提审和惩罚，每天早晨集体早请示、请罪后，还要高唱（嚎丧调）：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认罪，我改造。
这时老舍已经走到太平湖边，在那里坐到傍晚后，含恨投湖了。
那时姜老还可以回家，孩子们回家也带来种种信息：北京六中创办了“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的鲜血在白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老师被抓去严刑拷打，有几个老师被活活打死；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女学生们，将手无缚鸡之力平时备受尊重的著名女校长残酷折磨致死；某某学校红卫兵烧书鏖战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
1966年“红八月”里所发生的一切，使姜椿芳心疼得流血，他已经明白一个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他牙疼，彻夜失眠。天还不亮，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就传出刺耳的歌声，起劲地响彻在漆黑的夜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不久，北京34中的红卫兵会同编译局的造反派，十多个人浩浩荡荡来姜椿芳家里抄家。当时家里有他的老母亲、妻子和一个孩子在，他们一见这阵势，已经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了。进屋后，那个领头的腰间束着戴铜扣的大皮带双手叉着腰大声呵斥：你们听着，我们是34中的红卫兵，现在到你家破四旧、抄家，你们要老老实实配合，否则砸烂你们的狗头！环视了墙壁以后，又高声骂道：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真是反动透顶！一边说着，一边将家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七手八脚将小屋的窗户用报纸蒙上，勒令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小屋里，不许出门，也不许向外看。
那些红卫兵手里拿着大木棒，为了给个下马威，先稀里哗啦砸碎一些瓷器，然后几个人大声嚷着:拣值钱的东西拿！于是，拿的拿、砸的砸，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响过，满屋子的瓷器碎片和横躺竖卧的家具，就像当年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小屋里的老奶奶，看不见这一切，但那砸烂东西的响声，却像砸在她的心上，她活了这么大的岁数，看见过日本鬼子祸害老百姓，却没想到怎么自己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当时，姜椿芳三女儿的孩子小琦和她的保姆也住在家里，两个多小时以后，除了保姆住的房间外，其他全被洗劫一空。那些红卫兵个个背着个大书包，一边拿一边向书包里装，装走了姜家几个式样各异的小座钟、书柜里摆设的各种小工艺品，其中有的是国际友人送给姜椿芳的纪念品，以及照相机等,还抄走了镶大理石的红木书桌以及红木沙发和家具。
34中的红卫兵抄完家之后，又有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去抄家，经过几次反复抄家后，姜椿芳家里只剩下睡觉的床和一个三条腿的桌子。因为外单位几次去抄家，编译局的红卫兵就在姜家的大门上贴了一张条子，上书：此院已被抄过家。他们的本意是避免学校、街道再去抄家，谁曾想却好像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这就给姜椿芳及其一家带来更多的灾难。那时盛行革命大串联，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从天南海北全国各地聚到首都北京，他们想“经风雨，见世面”，有的甚至想借此见见大人物。
那是一个星期天，一群外地的红卫兵正走街串巷，当走到西城丰盛胡同姜家门前时，一看条子就知道院内有黑帮，一个红卫兵说：站住，这里有情况，发现了敌人！于是七八个人横冲直撞进到了院里，谁是黑帮？一声断喝，姜椿芳正吃着饭，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以后的事情，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不是没受过污辱，也不是没挨过打，但那时家人没在眼前。而现在，妻儿和老母目睹了这一幕，特别是他那为革命曾经舍生忘死的老母亲，这比打死她还要难受啊！
街道上的小孩子受大人影响对所谓的“敌人”也是拳打脚踢，有一个小学校竟布置红卫兵每天要做一件对“敌人”专政的事，并要求汇报。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专政，无非是体罚而已。姜椿芳为此也深受其害，因为住“牛棚”，被恩准回家的时间很少，因为门上的条子，即使回了家，也是一样的提心吊胆。有一次他在家里吃饭，两个红小兵跑进来，向他的碗里放了一把沙子，然后扬长而去。他想起在编译局食堂吃饭时，有些小孩子往他的饭碗里放鱼骨头、石子儿，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东西用筷子夹了出去。他想，这大概就是这些孩子的专政方式吧。他难过的是这些孩子正在成长，这些东西给他们以什么影响呢！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在当时，诚实只能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除了无休止的批斗和交代外，专案组专门整理了“三反分子姜椿芳在猖狂反扑”的材料上报给康生。这份报告，这样写道：
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文化大革命以来，姜椿芳对我局革命群众和干部把他揪出，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以及红卫兵抄家等革命行动，一直是不满的、对抗的，一有机会，他就进行反革命串联和猖狂反扑！下面几件事，足以说明：
1967年6月间，当革命小将调查追问问题使姜无以答对时，姜椿芳这个三反分子竟气势汹汹地嚷道：“你们是来了解情况还是来问口供的，你们要问口供审问我，我就不谈了。”过了几天这两个同志又来调查时，姜居然威胁说：“光审问我，没法谈，我不去。”1967年10月外调人员问到关键问题时，姜竟摆出一副老党员的架势，教训起对方说：“你们搞过地下工作没有？”当对方指出姜的态度极其嚣张时，姜却非常狡猾地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1968年3月8日外调人员问到姜的要害问题时，姜态度极其恶劣，竟然强硬地反问：“你们是不是来考我的？”
1968年3月18日外调人员问到姜的要害问题时，姜拒不交代，公然狗胆包天破口大骂革命小将放屁！混蛋！一再恶狠狠地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1968年3月21日当专案组勒令姜交代谩骂革命小将、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扑的反动思想时，姜椿芳这个反革命分子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一肚子委屈地控诉起革命小将，胡说：“3月18日来的这两个青年激怒得我两天没睡好觉。我不能再做老好人了。我不能逆来顺受，他骂我，我就骂他，对方说我入党没有介绍人，以此来推断我是假党员，我推想这是陪同人员介绍我的情况时说的，是事先定好我是假党员，让他们来压我，所以我激怒了。”同时又公然提出“对方要问什么问题我弄不清楚，今后是不是可以像王惠德那样，我先问问外调者是哪个单位的，调查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总说我不老实我想不通。总的说来，我不应受这种待遇。”当专案组勒令姜今后绝对不许发生类似情况时，姜竟说：“今后尽量做到。”
1968年3月21日姜对专案组说：“我也想到我可能被捕。”并公然污蔑说：“公安部门要弄清问题也可以逮捕我。”
姜椿芳专案组1968年5月8日
一次审讯一声断喝
“听见了没有？！”
姜椿芳有些茫然，不知说什么好。
“快交代你的罪行，讲！”
姜椿芳镇静了一下，冷静地说：“我说的都是实话！”
主审官向旁边几个人使了一下眼色，然后恶狠狠地说：“你的问题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你以为就能滑过去，休想！我看你还是得清醒清醒！”
桌前的那几个人早已站了起来，很快地围了上去。一顿拳打脚踢，姜椿芳再也站立不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下，眼前直冒金星。
“好哇，装死！……”
主审官两手叉着腰，大声吼道：
“今天就进行到这里，送他回号子！”
于是，两个警卫一边一个拖起姜椿芳就走。
连续数天白天审问，晚上写材料，审问时，有时被罚“喷气式”，有时罚站、挨打，一站就是一天，姜椿芳双腿已经开始浮肿，像穿了两只沉重的靴子，步履艰难。这天上午8时，他照例被两名武警带出了号子，送进了审讯室。所谓的“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的罪行已经讲了一遍。现在是回答讯问。
“你是怎样认识李立三、李莎夫妇的？又是怎样把‘苏修特务’李莎拉进毛选组的？”主审官胸有成竹又斩钉截铁地扔出了讯问的题目。
“我最初到李立三家是在1952年冬天，中央责成李立三召集一批人校订我和曹葆华新译出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参加的有陈昌浩、张锡俦、曹葆华和我，我还带去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工作人员做记录。因工作时间较长，在他家吃了午饭，但没见到女主人李莎。初次见到李莎是在1956年，校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俄译文，参加者还是张锡俦和陈昌浩，我也去了。因此文章在师哲主持下译成俄文，又由中央责成李立三召集人校订。有些俄文问题，李立三问他的老婆李莎，那天还在他家吃了饭，从此认识了李莎。”回到监室后，狱方又送来了小茶几、钢笔水和纸笔，令其写交代材料。于是姜椿芳补写了审讯中没有让他说完的话。
这个交代材料交到专案组，当他再次被提审时，发现主审官怒气冲天，其他几个人也都凶相毕露。姜椿芳刚被带到指定地点站定，主审官几乎是吼叫着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老实交代你的罪行！你可倒好，不但不交代，反而指控上面！像你这样的人，就得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年轻的陪审员站了起来，两手叉着腰大声喝道：“看样子你只有吃点苦头才肯交待，低头，再低！”一直弯到九十度。绕着弯子，又提了其他一些问题继续审讯。
姜椿芳低头弯腰，忍受着侮辱。两个小时过去，本来已经肿胀的双腿，几乎支持不住，眼前冒着金星，腰酸如裂。但是他的心智始终清楚，他咬牙坚持着，又过了一会儿，忽然眼前一黑，他向前一个趔趄，几乎栽倒，那个年轻的冲了过来就势一拳将他打倒在地。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嘴里还不干不净骂道：“别装死！这不是打你，是叫你清醒清醒！”
主审官接着说道：“你这个死顽固，等着瞧吧，我们有办法对付你！”
频繁的审讯和折磨，牙齿疼痛，口腔也肿了起来，有时疼得坐不住，只得在小床上来回摇摆着晃动着身体。似睡非睡中，姜椿芳好像看见杨靖宇向他走来，他仍旧穿着那件半旧的灰布长衫，两眼炯炯有神，走近时向姜椿芳伸出那一双温暖的大手……
忽然，又好像在哈尔滨十三道街那个半地下室家里的小屋里，杨靖宇打着拍子，两个人低声地唱着《国际歌》。
虽然是小声唱，但越唱越热烈，两个含着热泪的头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又恍惚杨靖宇要回前线了，那是6月初的天气，杨靖宇着一身半农民、半商人的短裤褂。往事一幕幕，像演电影在头脑里翻腾。此时好像他正在与自己握手告别。
说也奇怪，想起杨靖宇，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自己好像坚强了许多，牙疼的折磨似乎也轻一些了。
一天晚上，照旧进行一天中的第三次审讯。向毛主席请过“罪”后，专案组没有叫他坐下而是直接提出一些问题。当姜椿芳回答道：“在翻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工作中，在使用苏联专家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
专案组一位年轻的陪审员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吼道：“不是什么错误，是罪行！”主审官也站了起来，无可奈何地摆摆手，示意让他说下去。
姜椿芳的陈述总是按事实的本来面目，无论讲多少遍，也无论从何处提出问题，都不会前后矛盾，也找不出任何破绽。车轮战摧毁了他的健康。
活下去为了要编大百科
姜椿芳经常翻腾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场浩劫？考虑来考虑去，他认为主要是整个国家文化落后，人民知识贫乏、愚昧迷信，以致听任林彪造“神”以及“四人帮”之类野心家的胡作非为。中国迫切的问题，是要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他想起18世纪在欧洲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是1789年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遍及欧洲各国。不可否认，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是这次革命的准备和先行。在这次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名字令人难忘，那就是哲学家狄德罗，他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一起，结成了“百科全书派”，和达兰贝尔一起着手编辑出版《法国百科全书》。他们用百科全书的形式，对所有历史、文艺、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的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观点进行批判，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各个学科和领域里的知识做了新的阐述和论证。这样，百科全书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和武器。而带头做这件事的近代百科全书之父法国的狄德罗也总在他的头脑里盘旋。他读过狄德罗的传记，也搜集过有关资料，他崇敬他多年，而现在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狄德罗好像在他的头脑里生了根。狄德罗一生生活贫困，只读到中学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后来当过私人秘书、交易所的司账和家庭教师以及为人捉刀代笔，但仍入不敷出。狄德罗精通英语，经常从事些翻译……这和姜椿芳贫困的青少年时代读不起书，为谋生记过账做过家庭教师、靠翻译维持生活等等又何其相似，所以他想起狄德罗，深深理解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他是怎样的勤奋好学。而更为相似的是，1749年狄德罗因为他所著《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一书被认为是反宗教的，从而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也反复思考怎样批判宗教迷信、封建保守等等旧思想，最后想到了用百科全书的形式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于是又对如何编纂百科全书做了种种细致的设想。有人说历史是制造吻合的能手，谁能想到在狄德罗逝世那么多年之后，有一个中国人也在狱中苦苦思索狄德罗当年要办的事。姜椿芳想如果有幸能够活着出去，他一定要用这条捡来的生命，用整个余生来填补中国文化的这个空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告诫自己：一定要和死神抗争。
秦城监狱在一段时间内，擅自规定受审人员必须“一侧睡”，就是只准面向牢房的观察孔睡觉，不准仰卧，不准翻身，也不准换另一侧，白天坐着也只许对着监狱口坐着。
到了1972年，姜椿芳的身体已经衰弱到极点，这时他在单人牢房里已经熬过了整整四个年头。
有一次，姜椿芳因为血压太高而导致头晕难以站立，被送到监狱医务室诊治被怀疑是“单身牢房综合症”，秦城监狱患上这种病的不少，得过这种病的描述说：“鲁宾逊和星期五在孤岛上，他们还是两个人，还可以看到动物、树木，还可以看到大海、蓝天和白云，而我只能看到四面墙。即使放风的时候也看不见人。他们把我放在一个放风间里，就把门锁上了。我在患上‘单身牢房综合症’后，一度身体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差不多有一百多天，每天晚上都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半个小时，人被折磨得疲弱不堪。这种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令我九死一生。”
姜椿芳疲弱的身体被怀疑得上了这种病，为了防止丧失语言能力，他在牢房中常常自言自语，为了使头脑不至于迟钝，他有时数数，开始顺着数，然后倒着数；为了保持记忆力，他开始回忆他所结识的人，从相识到他所了解的朋友的一切，一个一个地想，使他的头脑总是处于活动状态之中。
姜椿芳素来热爱诗歌，有一段工作非常忙碌，还要每天背上一首唐诗，这已成为他的习惯。现在漫漫长日终日枯坐，背诵诗歌也是他防止失忆和痴呆的一种手段。他常常一首接一首地反复背诵。
由于长久对着门和窥洞枯坐，全身已无一点力气，他想尽办法制造活动的机会，屋的一角是便池，他多上厕所，借机来回走动；坐牢已四年，来时发的囚服早已破旧不堪，狱中规定，由嫌犯自己缝补，棉服也要自己拆洗。姜椿芳经常要求拆洗缝补，这也能增加一些活动量。
由于三叉神经受损，面部开始剧烈地疼痛，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实在忍不住时，就在枕头上晃动；白天疼得坐不住，严重时，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也许那能够结束这剧烈的疼痛和眼前这一切。但是，他不能，他要争取活着出去，他要拼上性命去圆一个梦，一件对中华民族有利的事。
光是剧烈的疼痛还好一些，麻烦的是，由于面部神经抽动，嘴闭不上，无法咀嚼，饿了两天，几乎站不起来了。他要求到医务室看病，监管人员理也不理，看也不看，蛮横地甩出三个字：“自找的！”
姜椿芳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再不进食，不维持这一口气，几天后的夜里，他就会被人不知鬼不觉地拖出去，只是狱方的花名册上6902的名下，多了“病故”两个字而已。面部如果不扯动，尚且疼痛难忍，但现在必须去碰它，他要活，就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他强忍剧痛，将食物搞碎，一点一点地用手送到喉咙里，然后再用力吞咽下去，每吞下一点食物，都要疼出一身汗，他以惊人的毅力对抗死神。
1972年9月25日监狱医务室记下了他的健康状况：
6902病犯，右下肢内髁部皮下大片状淤血，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常稀便，血压100——180，双眼发胀，眼压高。
这时，他的健康已经被摧毁了，入狱时血压正常，现在变成了高血压，入狱时有轻微青光眼，写出材料毫无问题，此时几乎双目失明，有时几乎摸着写。
据曾在秦城监狱坐牢多年后来获平反的穆欣讲：“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治，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胳膊、揪耳朵、撕头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
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向中央反映了秦城监狱的法西斯暴政情况。1972年毛泽东将原铁道部长刘建章（“文革”中被关押）夫人反映秦城监狱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给周恩来，提出对“这种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应一律废除”，并下了一道指示，给各监狱约法三章：1，让犯人吃饱；2，让犯人睡足；3，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从这时起，秦城监狱才有了变化。
姜椿芳的期盼没有落空，光明战胜了邪恶，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75年春邓小平重新上台，姜椿芳无罪出狱，他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立即着手进一步研究编纂大百科全书。在有关各方面人士的参与下，他直接向中央写报告，得到中央同意，并于1982年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
姜老和他的“百科迷”们启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工程。
在最艰苦的岁月，姜椿芳脑海里总是浮现着哲学家狄德罗，这位和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杰出人物结成的“百科全书派”，对18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姜椿芳在牢狱的深夜辗转不眠，咬着牙面对人格侮辱和多种刑罚，心里就是有这个强烈的信念——一定要编出一本中国的大百科全书，这是向封建主义愚昧宣战的号角和檄书。正因为如此，历尽千难万险，这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和人们见面了。
当我们翻开这厚厚几十本的人类智慧结晶，我们就不会忘记姜椿芳，这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呕心沥血的伟人。
（本文摘编自《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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