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
[ 2007年第8期 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 作者：杨克现 ]
1965年秋，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30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奉新华总社之命，到陕北子长县采写瓦窑堡市新貌一稿。这是总社预约的“长征路上新气象”系列中的排在最后一幕的稿件。
瓦窑堡，是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后走向抗日战争的历史名城。1935年12月，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任务与策略。
一进入瓦窑堡市，我发现这个坐落在黄土高原狭谷地带的历史名城有着鲜明的特色。在这里，它的窑洞房舍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全都半依山坡而建造。道路四通八达，市井还算繁荣。然而，这座标志着红军长征历史转折的名城一切有关党中央、中央红军、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遗址，全都尘封闭锁在茫然的历史之中。问街道行人、居家市民，皆全然不知不晓。我踌躇街头，感到茫然。
找子长县县委、县政府，干部都是中青年一代。他们对我关心的问题一无所知。向他们索要历史档案，他们连一纸历史资料也找不到。几经交涉，县委才抽出办公室一位青年干部，说是先帮我做一些寻找历史线索的工作。他好容易打听到昔日的红军大学、中央党校的所在地——县城关小学。可我们进校之后，找不到任何标记。又说城外马路边黄土坡下有毛泽东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土窑洞，说有一棵杏树作标记，我们二人亲临其境，无不感到诧异。一则，那窑洞太小，只能蹲进三两个人；二，窑洞外是有一棵杏树，但枝干过细。估计不过十来年的树龄，而要作为红军时代的杏树，树龄起码应当在三十年以上。
大半天都过去了，我要瞻仰的党中央、红军总部、毛泽东主席故居等遗址，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想到，莫非这些当年核心秘密的遗址至今仍未解密。要解密，就非得有当年熟悉情况的红军老人指点才行。试想：现在三十年都过去了，接班人是青年一代。三十年前的老红军，随着革命的发展全都走空了，谁还会留在这小小的县城呢！？
那天，已到了深夜睡觉前。办公室那位青年同志来找我，说是已经打听到一位退职在家的老干部，是当年的陕北红军，听说还担任过瓦窑堡市什么“长”呢！这人名叫赵通儒。也就剩他一个人了。
“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位我就不虚此行。”我兴奋，只等待第二天去拜访他，连晚上睡觉，也梦见一位头戴八角帽的老红军……
第二天清晨，我们走进老人的窑洞，见到了赵通儒。他头发花白，风度儒雅。临窗桌案上摆着一幅尚未完成的花鸟画，由此联想到，他退职多年，赋闲在家，已经过上了一种与世无争、潇洒清闲的生活。我报告了身份，说明了来意。他赶快为我们让座，沏茶，也就毫不推辞地以长者的神态，讲起当年亲自参加陕北红军接待中央红军的故事来。
他兴高采烈，侃侃而谈。他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大多数人都是衣不蔽体、破烂不堪。陕北红军想到中央红军一路征战的种种艰苦，眼看冬天快要到来，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安排驻地，解决住宿问题。同时，也抓紧时间落实赶制棉衣棉被的工作。十天半月，一番忙碌之后，总算在隆冬到来之前，完成了一种大家认为是非常艰难却又光荣的任务。二是，为欢迎中央红军，陕北红军还尽其所能筹办过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互相联欢。为筹备这个欢迎宴会，杀猪宰羊自不必说，还多少动用了海参、鱿鱼、虾仁之类的海味。宴会本来进行得颇为欢快，不料有人节外生枝，无端地指责说，这场宴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对中央红军的腐蚀。陕北红军中接待工作人员，拒不接受这种指责。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倒是毛主席为陕北红军解了围，说两军庆祝会师，略备酒肴，也是人之常情，才结束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老人对于节外生枝的指责似乎还有点意见。他说，要不是陕北红军有这块根据地，还不知道中央红军此时在什么地方怎样过冬呢？！意见中也带有陕北红军的自豪。这情况使我有点惶惑。因为我来瓦窑堡前，曾读过毛选，似乎毛选上有个注解说到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红军事情。怎么注解没有提到陕北红军这些功劳呢？
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介绍完毕，竟不辞劳苦，热情地领我们去瞻仰党中央、毛主席当年的革命遗址的情况，他直把我们领到一处一排全是青砖砌成的窑洞的巷子里，如数家珍一般点出中央最高层住过的窑洞来，还分得出：哪面窑洞是毛主席与贺子珍住过的，哪面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住过的，朱德与康克清住过的，还有洛甫即张闻天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以及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的窑洞，等等。所有这些昔日的革命领袖住过的窑洞遗址，此时此刻全都锁着窑门，不为外人所知，除非像他这样亲历的人才能说得如此清楚。我们走近一个一个窗户向窑内看去，里面还放着各种紫红色的古旧式的家具，只是窑洞墙壁四角挂满了蜘蛛网，冷冷清清，实在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凄凉感觉。
回西安后，便将瓦窑堡遗址的观感整理成一份“内参”稿，交给了分社领导包小白，这份内参直发北京新华总社，同时抄一份上送中央西北局。我原本的期望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当重视一下瓦窑堡革命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并对这些革命遗址给以权威的说明，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很快有了批件。这批件下发到西北地区所有地委一级领导。
陕西分社社长包小白接到了这个文件，立即兴冲冲地向分社职工传达了批示的内容：说批语高度评价了撰写内参的新华社记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又说，记者的水平当在许多地委书记以上云云。包小白补充说，这既是记者的荣耀，也是新华分社（当然也包括社长自己）的荣耀。我级别为17级，尚无资格看这个批件。但听传达也使我这个采访时处境难堪的记者意外地受宠若惊起来。
1965年，发生此事的时间已在八届十中全会三年之后。此时，重提阶级斗争一般干部多少都知道一些，却不知道事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知道三年前有一本《刘志丹》的小说，被批为“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株连到不少无辜的人。我这篇内参也被卷入“陕北救红军还是红军救陕北”的争论之中。那位导游老红军的话，被当作“陕北救红军”的言论，这是当时不能容忍的言论。我这份内参很快被中央西北局批示拔高以后，竟然连累到中共子长县委，连累到为我热情作导游的老人。有消息说，中共中央西北局（也许还加上中共陕西省委），立即派出了工作组去到瓦窑堡，整顿县委，斗争了为我作导游的陕北红军老人。于是我受宠若惊的心情全然消失，思想反倒格外沉重起来，从为人道德来说，仿佛自己做了一件洗也洗不干净，对不起子长县委，特别是对不起那位退职在家的陕北老红军。他，一位老红军本来在家养老，颐养天年，醉心丹青，久已与世无争，何苦因为给新华社记者作了次导游，为陕北红军说了几句好话，反而无端地遭到批判斗争呢！？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在瓦窑堡的革命遗址怎么整理，怎么修葺，怎么说明，都应当是党的高层该管的事情，为什么硬要下放给成年累月忙于人民群众生计的子长县委、以及早已作了平民百姓的红军老人来负责呢！？
最惨的事情是那席卷一切的文革风暴。全国上上下下都卷入了颠三倒四的大批大斗之中，一切都难以尽述。瓦窑堡那位为我作导游的老人命运又会怎么样呢！？三年后，我从一位陕北来的干部口中听到，那位瓦窑堡热情为我导游的红军老人，在“横扫一切”中惨遭毒打早已死于非命了。我惊呆了。我苦苦地想，难道新华社记者自认为普普通通的一篇内参，一经人为地拔高，被当作“荣耀”的事情，竟会使得一位红军老人惨遭横祸，早知道这世事阴差阳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何苦要写这份内参？后来，粉碎“四人帮”后，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那个年代各种荒唐的错误，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回忆起这桩历史，就情不自禁地感到无限的悲哀和不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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