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

2007-08-15 作者: 杨克现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7年第8期 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 作者:杨克现 ]

1965年秋,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30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奉新华总社之命,到陕北子长县采写瓦窑堡市新貌一稿。这是总社预约的“长征路上新气象”系列中的排在最后一幕的稿件。

瓦窑堡,是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后走向抗日战争的历史名城。1935年12月,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任务与策略。

一进入瓦窑堡市,我发现这个坐落在黄土高原狭谷地带的历史名城有着鲜明的特色。在这里,它的窑洞房舍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全都半依山坡而建造。道路四通八达,市井还算繁荣。然而,这座标志着红军长征历史转折的名城一切有关党中央、中央红军、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遗址,全都尘封闭锁在茫然的历史之中。问街道行人、居家市民,皆全然不知不晓。我踌躇街头,感到茫然。

找子长县县委、县政府,干部都是中青年一代。他们对我关心的问题一无所知。向他们索要历史档案,他们连一纸历史资料也找不到。几经交涉,县委才抽出办公室一位青年干部,说是先帮我做一些寻找历史线索的工作。他好容易打听到昔日的红军大学、中央党校的所在地——县城关小学。可我们进校之后,找不到任何标记。又说城外马路边黄土坡下有毛泽东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土窑洞,说有一棵杏树作标记,我们二人亲临其境,无不感到诧异。一则,那窑洞太小,只能蹲进三两个人;二,窑洞外是有一棵杏树,但枝干过细。估计不过十来年的树龄,而要作为红军时代的杏树,树龄起码应当在三十年以上。

大半天都过去了,我要瞻仰的党中央、红军总部、毛泽东主席故居等遗址,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想到,莫非这些当年核心秘密的遗址至今仍未解密。要解密,就非得有当年熟悉情况的红军老人指点才行。试想:现在三十年都过去了,接班人是青年一代。三十年前的老红军,随着革命的发展全都走空了,谁还会留在这小小的县城呢!?

那天,已到了深夜睡觉前。办公室那位青年同志来找我,说是已经打听到一位退职在家的老干部,是当年的陕北红军,听说还担任过瓦窑堡市什么“长”呢!这人名叫赵通儒。也就剩他一个人了。

“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位我就不虚此行。”我兴奋,只等待第二天去拜访他,连晚上睡觉,也梦见一位头戴八角帽的老红军……

第二天清晨,我们走进老人的窑洞,见到了赵通儒。他头发花白,风度儒雅。临窗桌案上摆着一幅尚未完成的花鸟画,由此联想到,他退职多年,赋闲在家,已经过上了一种与世无争、潇洒清闲的生活。我报告了身份,说明了来意。他赶快为我们让座,沏茶,也就毫不推辞地以长者的神态,讲起当年亲自参加陕北红军接待中央红军的故事来。

他兴高采烈,侃侃而谈。他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大多数人都是衣不蔽体、破烂不堪。陕北红军想到中央红军一路征战的种种艰苦,眼看冬天快要到来,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安排驻地,解决住宿问题。同时,也抓紧时间落实赶制棉衣棉被的工作。十天半月,一番忙碌之后,总算在隆冬到来之前,完成了一种大家认为是非常艰难却又光荣的任务。二是,为欢迎中央红军,陕北红军还尽其所能筹办过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互相联欢。为筹备这个欢迎宴会,杀猪宰羊自不必说,还多少动用了海参、鱿鱼、虾仁之类的海味。宴会本来进行得颇为欢快,不料有人节外生枝,无端地指责说,这场宴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对中央红军的腐蚀。陕北红军中接待工作人员,拒不接受这种指责。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倒是毛主席为陕北红军解了围,说两军庆祝会师,略备酒肴,也是人之常情,才结束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老人对于节外生枝的指责似乎还有点意见。他说,要不是陕北红军有这块根据地,还不知道中央红军此时在什么地方怎样过冬呢?!意见中也带有陕北红军的自豪。这情况使我有点惶惑。因为我来瓦窑堡前,曾读过毛选,似乎毛选上有个注解说到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红军事情。怎么注解没有提到陕北红军这些功劳呢?

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介绍完毕,竟不辞劳苦,热情地领我们去瞻仰党中央、毛主席当年的革命遗址的情况,他直把我们领到一处一排全是青砖砌成的窑洞的巷子里,如数家珍一般点出中央最高层住过的窑洞来,还分得出:哪面窑洞是毛主席与贺子珍住过的,哪面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住过的,朱德与康克清住过的,还有洛甫即张闻天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以及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的窑洞,等等。所有这些昔日的革命领袖住过的窑洞遗址,此时此刻全都锁着窑门,不为外人所知,除非像他这样亲历的人才能说得如此清楚。我们走近一个一个窗户向窑内看去,里面还放着各种紫红色的古旧式的家具,只是窑洞墙壁四角挂满了蜘蛛网,冷冷清清,实在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凄凉感觉。

回西安后,便将瓦窑堡遗址的观感整理成一份“内参”稿,交给了分社领导包小白,这份内参直发北京新华总社,同时抄一份上送中央西北局。我原本的期望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当重视一下瓦窑堡革命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并对这些革命遗址给以权威的说明,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很快有了批件。这批件下发到西北地区所有地委一级领导。

陕西分社社长包小白接到了这个文件,立即兴冲冲地向分社职工传达了批示的内容:说批语高度评价了撰写内参的新华社记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又说,记者的水平当在许多地委书记以上云云。包小白补充说,这既是记者的荣耀,也是新华分社(当然也包括社长自己)的荣耀。我级别为17级,尚无资格看这个批件。但听传达也使我这个采访时处境难堪的记者意外地受宠若惊起来。

1965年,发生此事的时间已在八届十中全会三年之后。此时,重提阶级斗争一般干部多少都知道一些,却不知道事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知道三年前有一本《刘志丹》的小说,被批为“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株连到不少无辜的人。我这篇内参也被卷入“陕北救红军还是红军救陕北”的争论之中。那位导游老红军的话,被当作“陕北救红军”的言论,这是当时不能容忍的言论。我这份内参很快被中央西北局批示拔高以后,竟然连累到中共子长县委,连累到为我热情作导游的老人。有消息说,中共中央西北局(也许还加上中共陕西省委),立即派出了工作组去到瓦窑堡,整顿县委,斗争了为我作导游的陕北红军老人。于是我受宠若惊的心情全然消失,思想反倒格外沉重起来,从为人道德来说,仿佛自己做了一件洗也洗不干净,对不起子长县委,特别是对不起那位退职在家的陕北老红军。他,一位老红军本来在家养老,颐养天年,醉心丹青,久已与世无争,何苦因为给新华社记者作了次导游,为陕北红军说了几句好话,反而无端地遭到批判斗争呢!?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在瓦窑堡的革命遗址怎么整理,怎么修葺,怎么说明,都应当是党的高层该管的事情,为什么硬要下放给成年累月忙于人民群众生计的子长县委、以及早已作了平民百姓的红军老人来负责呢!?

最惨的事情是那席卷一切的文革风暴。全国上上下下都卷入了颠三倒四的大批大斗之中,一切都难以尽述。瓦窑堡那位为我作导游的老人命运又会怎么样呢!?三年后,我从一位陕北来的干部口中听到,那位瓦窑堡热情为我导游的红军老人,在“横扫一切”中惨遭毒打早已死于非命了。我惊呆了。我苦苦地想,难道新华社记者自认为普普通通的一篇内参,一经人为地拔高,被当作“荣耀”的事情,竟会使得一位红军老人惨遭横祸,早知道这世事阴差阳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何苦要写这份内参?后来,粉碎“四人帮”后,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那个年代各种荒唐的错误,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回忆起这桩历史,就情不自禁地感到无限的悲哀和不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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