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
[ 2007年第8期 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 作者：李靖炎 ]
张素华同志耗时十年写成并出版了专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是大好事。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能以史为鉴，不善于从自己的历史性错误中学习的族类。我现在还无缘拜读这本大著，但是《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上李彦春同志的评介文章是看到了的。
我们这一代人探索知识和认识真理的路是非常艰难曲折的。我们在解放前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主要学习的是斯大林主义。在解放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大家都忙于各自的专业工作，在政治上只是跟着党走。虽然一次又一次“左”的政治运动在我们的头脑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疑问，但是夺取政权前中国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认为这个党干什么总是好的。受这种影响，加上历来所受到的“左”的教育却使我们失去了应有的自信，不去不敢独立地深入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往往只是在倒了大霉以后，方才去向马、恩、列宁的著作请教。
“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闹剧和在农村中见到的悲惨的实际，却不能不使人对党的最高领导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1959年的庐山会议更令人怀疑他是不是明知有错，但偏偏就是不改。七千人大会及其后所采取的纠正措施使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迟迟不为彭德怀同志他们平反，却始终令人心存疑虑。
“大跃进”夺去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生命。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都亲身尝过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滋味，人人都讲得出许多亲身的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耳听到的第一手材料。如今有关的报道和著作国内外都已经有了一些，但是对于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内在原因的分析，却由于诸多忌讳而难于深入。毛泽东同志所主导的七千人大会自然很难完成这种任务。何况为了深入地认识任何一个复杂的事件，相当长的时间总是必需的。认识总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我们亲身经历了几乎是接踵而来的十年“文革”浩劫。又经过多年的深思，自信在有关的问题上，我们一些看法大的方面应该是不会看错的。
（一）不应该孤立地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必须把它放到更大的历史过程中去加以考察，还应该联系当时整个国家和世界的实际形势。
为了较深入地认识“大跃进”，不仅要联系此前的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同志对邓子恢同志的显然不实事求是的“小脚女人”的呵斥，他对周总理和国务院所领导的“反冒进”的错误批判，还应该联系“反右”斗争和此前的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当然还必须联系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和“穷过渡共产主义”。还应该把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村的凋敝状况跟改革开放以后的蓬勃繁荣发展相对比。当然还应该联系世界上的科技革命和与“大跃进”约略同时发生的一些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大起飞。
为了正确评价七千人大会，不仅要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相比较，还应该跟后来的划时代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对比。不仅要看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还要联系到后来的文革，看他的自我批评到底兑现了多少，哪些兑现了，哪些并未兑现。不仅要看到七千人大会上的民主气氛，还要看到经过庐山会议的残酷教训，人们毕竟学聪明了，会上还是有人写匿名信来揭发问题。很明显，他若不匿名，会后很快就会遭殃。不仅要看到七千名代表精神焕发，还要想到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来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有多少人甚至死于非命。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悲剧命运是尽人皆知的。
（二）谎报浮夸在“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
“大跃进”从一开始就带有大闹剧的性质。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人都讲得出一大堆极其可笑又可气的故事。“大跃进”是跟谎报浮夸相始终的。若没有谎报浮夸，也就根本不会有那些放“卫星”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大跃进”也就根本掀不起来了；否则至少也会像“文革”末期的“批邓”运动那样，受到广大群众自发但是有力的抵制。
把各级干部的谎报浮夸视为“大跃进”失败和大量饿死人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究竟是不是合理呢？
谎报浮夸并非“大跃进”所特有的现象。它是一切缺乏充分的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所不可避免的孪生祸患，古今中外皆然。日本人在二战中就因此出过极大的洋相（美国舰队在进攻菲律宾前先佯攻台湾，消灭了日本第一航空方面军全部800架战机，然后突然转向。驻台日军司令为掩饰其惨败，竟谎报消灭了美军舰队。于是日本人连夜举行提灯庆祝游行，贻误了援菲战机。（见《太平洋战争史》）。在我们，谎报浮夸，“大跃进”以前就有，现在有，而且可以断言，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前，仍然还会有。不能指望干部都像圣人，不能指望所有的干部全都合格。即使所有的干部全都合格，也不能指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谎报浮夸来解释“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量饿坏饿死人的现象。
“大跃进”中一个特殊点是众多上级强迫下级哄骗自己。上级心里也知道下级的汇报靠不住，但是他们自己也得向更高的上级汇报，因此也就管不了那许多了。党的干部队伍，就整体而言，在“大跃进”的严峻考验下败得很惨，虽则这种考验是根本不合理的。
我在“四清”工作中的直接上级是一位基层法院的副院长。他是一位文化不高，但是智商甚高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告诉过我“大跃进”时他们区的既可笑又可气的事。区里的干部到市里去汇报，被指责少报粮食产量的所谓瞒产，在会上受到了拳脚的批判。他一肚子气没处发，回到区里招来公社干部，也照此办理。挨了揍的公社干部回去又去揍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当然也如法炮制。
如此这般强制性的谎报浮夸当然大大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仍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会饿坏饿死那么多的农民。造成农民被大量饿坏饿死的直接凶手是严重的谎报浮夸的精神与统购统销制度的结合。对此梁志远同志的两篇回忆性文章（《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与第7期）对安徽亳县在“大跃进”中的遭遇有很具体的叙述。
统购统销是我国为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按照它的“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需多销，少需少销”的政策，本来不会有什么问题，顶多是对大粮户的生产积极性有抑制。但是“大跃进”开始以后，粮食连年大减产，1959年比1958年减产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产15.6%；反之，工业用粮和城市人口却有所增加。因此全国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在此情况下，那些谎报超高产的地方自然要被高征购。完不成卖粮任务的地方就被指责为瞒产私分。干部在强力的威逼下实在无法，只好卖掉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于是农民大批饿坏饿死。
这是当时七千人大会所能找到的原因，但是显然还存在着另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农民大量饿坏饿死的深层原因
如果“大跃进”时农民们仍然是土改后那样单家独户地搞生产，粮食掌握在农民的手中，他们便不会有谎报浮夸的兴趣，也不会轻易地向粮食收购机构低头。就是拼老命，他们也决不会让人夺走他们维持生命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大跃进”中大量饿坏饿死农民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农业合作化以后掌握粮食的权力仍然在农民自己手中（如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所设想的那样），干部真的只是他们的公仆，只有农民大会才能决定粮食的处置和去留，那么，农民也同样决不会卖掉他们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甚至会比单家独户时更坚强有力。
根本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的人民公社中农民被剥夺了一切，掌握粮食的权力全都集中在公社干部的手中。甚至连让每个农民吃多少斤粮食，都由公社一级的干部决定。而公社干部既可能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谎报浮夸，在受到上级的威逼利诱时也就会卖掉农民们的口粮、种子等等。这些公社干部本来就是由上级委派才当了干部的。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实行农奴制。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中央是怎样反驳他们的。也许是无言以对。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实际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还失去了迁徙的自由。他们想进城要饭，是要被公安部门当作“盲流”而押回原籍的。
农民的无权状态正是他们会大量饿坏饿死的深层原因。这是七千人大会总结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能想的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简单而残酷。
我们的这种剥夺农民的“合作化”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也跟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化”一样，有民粹主义的性质，也同样是违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的精神的。
（四）“大跃进”中粮食产量连年大减的根本原因
1959年与1960年的粮食连年大减产，不仅是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种全国规模的连年大减产，恐怕也是少有的。
若非这种全国性的粮食连年大减产，即使是严重的谎报浮夸与统购统销相结合，也不可能造成那种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大饥荒。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粮食的连年大减产呢？
大量饿坏饿死农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造成农业连年大减产的根本原因也同样在此。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失去了一切，他们也就失去了仅有的生产积极性。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确怀有一种民粹主义性质的特殊迷信，深信中国农民有一种极大的拥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他一而再地废弃他原先预订的合作化进程表，一再要求加速再加速，痛斥邓子恢同志为“小脚女人”。他深信只要建立起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农民们就会发挥出无比巨大的力量，即所谓的“精神原子弹”，从而创造出各种人间的奇迹。正是由于这种大得几近无法想象的信心，他这位农村出生，半生战斗在农村地区的伟大革命家，才会被1958年的那些荒谬无稽的农业“卫星”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那些农业“卫星”要骗住城里人或者不难，但是骗住了农村出身的伟大革命家，却实在是个“奇迹”。
实际上我国的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使农民“自愿”的性质。只是由于邓子恢等一批同志处事稳妥，才没有出现大乱子。但经毛泽东同志的一再催逼，到了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终于酿成了大祸。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化，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的“没有货币的社会主义”，搞的都是剥夺农民，结果也都同样是人为地造成了大饥荒。它们同样都不符合列宁提出的合作社计划的精神。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1930冒着杀身之危在一个地区党代会上指出，斯大林的“集体化”根本不符合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是希望通过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怀，自愿地结合成为合作社，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现今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类似的农民合作组织也是很发达的。它们在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在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合作组织就办得很有成效，令人羡慕（见《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李昌平同志文）。
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又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生怕在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度，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是意味着社会的巨大进步。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现状更是太缺乏了解。在他的晚年，他也不愿意知道不符合他的心意的实情，否则经常向他反映实情的田家英同志也就不会在文革中有那样悲惨的下场了。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晚年有些跟斯大林一样，都犯了迷信政权万能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总以为利用强权就可以任意创建理想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这种唯心史观是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正好相反。马克思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证明了正确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斯大林幻想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会使苏联变成世界性的产粮大国，毛泽东同志晚年幻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可以使中国在“1965年或1972年以前”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他们这些幻想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这是历史对于政权万能的历史唯心错误者的惩罚。不幸的是，巨额的罚款却要由人民群众来付出。
所有这些当然都不是七千人大会当时条件下所能正确总结得出来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继续坚持他的“左”的农业路线，至死也没有改正，只是形式变成了“农业学大寨”而已。
对于“农业学大寨”带给农民的苦难，万里同志有几句极其沉痛的话。他受命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亲自在安徽农村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他说：“四人帮在安徽的爪牙抓学大寨特别积极，弄得安徽农民的“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国务院负责抓农业的前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总结性的大文章《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在引言部分，关于农村改革（主要指包产到户）他用极精炼的文字作了这样一个总括：“虽然开始时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实事求是的几句话其实也正好从反面为晚年毛泽东同志至死坚持不改的错误的农业路线作了一个总结。
（五）“大跃进”的目标必然要落空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大跃进”，是想让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加速，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创造出各种人间的奇迹。但是由于相应的错误做法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祸。
今天回顾起来，不难看出，即使当年全无谎报浮夸，粮食没有连年大减产，毛泽东同志晚年理想的这个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真能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当然可以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当时那种完全脱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只想单纯依靠劳动群众笨重劳动的积极性，就以为可以创造奇迹的意图，也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大跃进”中所搞的，正是这种完全脱离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大炼钢铁”。大量一点也不懂炼铁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被召集起来用最原始的方法炼铁，以便完成国家钢铁产量一下子翻一番的艰难任务。他们到底炼出了些什么，早已尽人皆知了。“后院炼钢”至今还是国际上的一个笑话。当时为此不仅破坏了大量林木与环境，甚至还破坏了一些历史文物。云南大学主楼“会择院”前的一个石头座子上原来放着一尊造型很优美的铜大炮。它是在清末的援越抗法的战争中立了功的，一炮打死了侵略军的一位将军。不料此时竟也给火化掉了，以便去凑炼钢的数。
为了“大炼钢铁”1958年全国许多粮食烂在田地里。当时我在劳动工地上亲耳听到高音喇叭的广播，一位区委书记就因为同意让一些农民回去收割，而被立即开除出党！
为什么党的最高领导竟会如此企图依靠完全脱离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生产的大跃进呢？这可能是由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使他晚年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既然359旅靠锄头扁担开发南泥湾能取得很大成功，那么全国当然也可以。他没有想到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主要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靠加强简单劳动量来增加生产，而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想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的实力，通常是很难做到或做不到的。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现代人的普通常识，但也是七千人大会那时候很难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也提倡科学实验，但是他的“科学实验”往往是跟现代科学脱节，不受现代科学的指导。“大跃进”中各级领导的“实验田”遍及全国，但是最后什么有科学意义或生产意义的结果也没有。
（六）极左势力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在改革开放前的处境
党在解放前长期战斗在极其落后的地区的农村中，这不免会使党有脱离世界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危险。全国解放时，党的干部队伍就整体而言，文化素质较低，远远不能适应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作为很不发达的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政党，其成员的文化素质偏低些是不可避免的。相对于代表剥削阶级的政党，这是一个不必讳言的劣势。但是如果能正视它，并没有什么可怕。只要采取各种具体措施来帮助和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也就可以了。当时在长期的艰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通常都是智商超群的。关键的问题是讳疾忌医，死不承认这是个严重的缺陷。
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年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不是鼓励和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却鼓吹什么“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等等，致令许多人不仅不以自己的文化偏低为耻，不去努力学习，反而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似乎文化越低，政治品质就越好似的！这种“越穷越革命”的意识，正是19世纪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巴枯宁主义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也同样是20世纪各不发达国家党内各种极左思想的基础。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在党内的大量存在，正是极左势力能够在党内长期占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素养的干部们，在“大跃进”中大搞不要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中国党内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和一些知识分子化了的工农干部，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之不至于在解放前变成为农村贫民的党，也在解放后保证了党没有变成为彻底极左化的党。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在党内的处境往往也很困难。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也往往这样认为，而不知道自己正是工人阶级的最先进部分——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在党内的代表，因而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常常缺乏应有的自信，难以充分地发挥作用，致令极左势力得以长期稳居优势。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需要通过诸多的磨砺和与极左势力的复杂斗争，逐步摆脱自身思想意识上所受到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真正地掌握住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
党内的极左势力由于代表着非工人阶级的城乡贫民，不仅掌握不了现代科技，反而鄙视科学技术，歧视和迫害科技知识分子。他们主观上是极其革命的，但是客观上，实际上，却是一种阻碍国家建设，甚至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这对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种悲剧。他们在党内的强大，是有其阶级的根源和社会历史的原因的。归根到底，是由于解放前的旧中国实在太落后，致令非工人阶级的城乡贫民成分对党的领导层起了太大的影响。他们的负面作用在解放前不易表现出来，但是在解放后，中共已经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需要党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时，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大跃进”正是他们的一次大表演。
所有这些当然都很难在七千人大会那种时代背景下所能总结出来。中国人民幸运的，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在邓小平、陈云、叶帅、胡耀邦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率领下，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建新型社会等战略和战略目标的确立，党已经彻底否定了过去在对待科学技术与科技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愚昧错误。如今中共正努力把科学的发展观贯彻到自己工作的一切方面。这正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七）1959年的庐山会议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如果不算十年浩劫，1959年的庐山会议无疑是党的历史上最暗淡的一页。显然，若没有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的非理性的狂怒，“大跃进”中饿坏饿死的农民也就不至于数以千万计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党员也就不会在“反右倾”中遭劫。需知早在1959年初，有些地方就已经有上百人饿死并已上报了中央。1959夏季全国粮食已经告急，一些城市已经只有几天的存粮。在这种情况下又发动“反右倾”，狠整反映真实情况，狠整怀疑大跃进的好干部，就不只是发疯了！
但是对党来说，真正严重的并不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责任问题，而是党中央竟无力对最高领导人的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加以制止。任何人都不是圣人，任何人在个人认识上、品质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在于党的集体要能管得住他，不让他任意作为
我个人认为，作为我们一个共产党来说，党在庐山会议上打了大败仗。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心里都清楚谁是谁非，但是只有张闻天等几个敢于维护真理。党竟无力保护自己最优秀最卓越的领导成员！个人专权的领导人既然可以这样对待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当然也就可以如法对待刘少奇或任何其他的人。最高领导人能在庐山上这样干，自然也就可以在日后掀起十年浩劫。
既然连党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写信表述自己的看法的权利，哪里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随着“反右派”的“胜利”，全国的民主气氛已经荡然无存（许多党员也都成了“右派”），只是有在党的高层内还残存着一点。庐山会议后，连这最后的一点民主也化为乌有了。
党都成了这种样子，还怎么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民主、法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些当然也都不是七千人大会所能涉及的问题。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丑恶、最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丢脸的现象，无过于“个人崇拜”了。它本身就意味着人民的愚昧和无权，民主与法治的缺乏，个人驾凌于党之上，把革命同志间的战友关系变成了“圣上”与臣下的君臣关系。这哪还有什么先进性可言？彭德怀同志一贯地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的同志们最初却大都认识不到有这种必要。彭总在庐山上的遭遇使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太迟了。
马克思对篡夺了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君主专制主义——波那巴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路易·波那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了其十大特征（参见尹振环先生历时30多年的力作《马克思与秦家店》，见《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不幸的是，这十大特征竟把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我们的极左时代（特别是庐山会议和文革时）形容得惟妙惟肖，致令引起了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不悦，1972年出版的马恩选集中不仅没有此书的任何章节，连恩格斯对此书的几篇评价也都没有编进去。
那些在庐山上不敢坚持原则，昧着良心批斗彭德怀等的人，很快就遭到了历史的“报应”，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反右倾”尤其是几年后的“文革”中倒了大霉，甚至更惨。
历史是无情而公正的，历史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也做出了客观的结论。他给彭德怀等同志下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很快就因为农民的大量饿坏饿死而弄得自己焦虑不堪。虽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天才的谋略家，很快就用七千人大会化解了这个严重的危局，但饿坏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毕竟不是一件小事。斯大林死后的命运也自然影响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的心态。虽然文革之初，狂热的红卫兵把最高领导人看得犹如某种新兴宗教的教主，但是到了垂暮之年，领导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对“文革”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对于像最高领导人这样极其心高气傲、功勋盖世的伟大的历史性大人物来说，这种承认其实是非常凄凉的。而政治道路上的分水岭正是1959年庐山上他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所下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对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只要没有勇气认识和纠正，那就只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越走越远，直到掀起十年浩劫。
与这种凄凉正相对照，从彭德怀同志在得知林彪事件后，对看押他的极左的走卒们的挖苦嘲笑态度来看，彭德怀对于历史是充满了信心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重说一遍，中国党、中国人民是比较幸运的，虽则人民和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但是，1、“大跃进”与“文革”所导致的恶果严重削弱了极左势力的威望；2、极左的群众运动不仅严重地伤害了党的最优秀的好干部，也伤及整个干部队伍，包括其中最迷信个人的那部分干部，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思考，致令极左势力陷于空前的孤立；3、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再严重下降，长期没有好转，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极左的领导完全丧失了信心；4、邓小平同志在“文革”（1973年）中复出后所采取的让群众和干部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来判别是非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思想觉悟；5、中外之间，大陆与香港之间，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水平上差距的急剧扩大，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思；6、党内、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痛苦的磨砺，空前地成熟起来，党中央领导的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更大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
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开辟了中共和新中国的光辉的新时代。
（八）历史的评判
毛泽东同志期望在“大跃进”中，通过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在生产的快速发展上创造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反而给国家和人民招致了严重的灾难。
造成这种预期与实际如此截然相反的结果的诸多内在原因，都不是那种时候毛泽东同志所主导的七千人大会就能科学地总结出来的。它们所涉及的深层问题更不是七千人大会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会涉及的。结果是当时那种极左思想并未受到应有的批判，以至极左思想从1966年开始，再一次给国家、人民和党造成了更为深重的“文革”十年浩劫。经过“大跃进”，尤其经过“文革”的惨痛经历，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终于有所觉醒了，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终于开始了对极左思想的艰难的清算。
任何人不顾实际情况，违背历史的规律办事，都会事与愿违，受到历史的惩罚。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后，把“毛泽东思想”一词界定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而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贡献也包括在其中。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许多人都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毛选四卷中所有最重要的文章都是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反复讨论修改的结果，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创作。
另一方面，这样也就把它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晚年思想区隔开来。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想法中，固然有着真理，也含有天才的火花，但是确实也有某些不科学的东西。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个充满动乱、遭受帝国主义欺凌迫害的落后国家。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度，左翼知识分子怀有某种民粹主义思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只能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才能加以克服。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听说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真正学到的却几乎全是斯大林主义，后者本身就含有民粹主义的成分（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除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能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外文著作外，其他的人大都只能阅读为数极少的几种翻译著作。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何况他们又都投身在紧张的革命战争、革命斗争中，极少有机会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水平低些是难免的。因此也更容易全盘照搬斯大林的那一套，何况党在很长时间内又必须服从为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竟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论，实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显示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为之感到自豪。
解放后国家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马、恩、列宁的全集，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此时若能在学术上有充分的自由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可有极大的提高。但遗憾的是我们基本上只学习照搬了《苏共党史》为版本的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后者又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在某个时期又形成了个人集权。这些后来反过来严重地阻碍了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这给我们国家的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
（作者曾任云南省政协常委）
（责任编辑 杜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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