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
[ 2007年第8期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 作者：孙维熙 ]
李莎教授是俄罗斯人，出生于1914年3月20日。她是中国第一代革命老前辈李立三同志的遗孀。
李莎教授于50年代初在北京俄专教授俄语时，我曾经旁听过她老人家的讲课。1951年我曾陪同从事鲁迅研究的苏联汉学家柳芭·波兹德涅耶娃同李莎一家在青岛休养所共度过月余。所以，李莎教授是我俄语学习方面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和老前辈。2005年秋，我在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同志的女儿）老大姐的陪同下前往探望李莎教授。见面后，大家相互拥抱，高兴异常。现今，92岁的李莎教授仍然精神焕发，思路敏捷，谈吐清晰，2006年夏在北戴河休养时老人还经常下海游泳。她跟我的多次谈话中，像讲故事一样的谈了她这一生中的愉悦、幸福、艰难和坎坷。笔者不揣浅陋，笔录了李莎教授的谈话。
一
1931年，正当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李莎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报名到远东去参加建设，到了与中国毗连的伯力。李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任技术编辑。因工作出色，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由于李莎出身于贵族，团组织给予她两年的候补期，以进行“考验”。在远东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中有不少中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在那里她结识了几位中国朋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有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松（原名吴绍宣，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吴玉章（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李莎对这些中国革命者十分敬佩，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李莎从远东回到了莫斯科。深秋的一天，她到刚从远东返回莫斯科的杨松夫妇家做客，巧遇李立三在场。杨松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李立三的化名），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李莎说，在她面前端坐着的这一位满头黑发、一双明亮且富有智慧的眼睛，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吸引了她。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的偶遇使她与李立三，同时也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李莎并不知道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俩人的交往日益友好，日益密切。一年之后的深秋，李立三奉命到阿拉木图建立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苏区的联系。李莎并不知道此事的底细。她心想，李明肯定是秘密回国。他们分别之后，李莎十分挂念，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李立三离开莫斯科后，在一次从远东回来的友人的聚会上，一位中国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李莎表示不认识李立三这个人，但是，她突然想到在远东工作时曾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与李立三主义斗争》。李莎问这位朋友“李立三主义”是什么意思，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国党内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批判。李莎心想，李立三肯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你为什么向我打听李立三？”这位朋友告诉她，“听说你同李明很要好，李明就是李立三。” 李莎惊呆了。她内心暗暗思忖，现在的李立三在哪里？恐怕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盼望着同李立三能再次重逢。直到1935年的盛夏，她正在准备大学考试，突然有电话找她，她终于听到了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
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自然是高兴异常。就在这次莫斯科河边的会面，李明就是李立三的事实得到了肯定。李立三十分坦率地谈了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和国外的婚姻、家庭、子女的情况。李立三特别表示了他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总有一天他将服从党的调遣回国参加地下工作，到那时俩人总得分手，也可能是长期的永久的分手。通过相互间的接触和交谈，李莎对李立三的了解更加深刻了，她对李立三更加倾心，更加信任。
李莎幼年丧父，20年代初，正值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灾荒伴随着饥饿之际，为求生存，李莎的母亲只好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富农家当牧童，带着六岁的女儿到莫斯科去谋生计。艰苦的童年生活，使李莎磨练得更加坚强。她14岁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印刷技术学校；17岁就奔赴远东自谋生路；20多岁考进大学靠250个卢布的助学金养活全家。李立三对这样一位聪明活泼，吃苦耐劳，坚强而豁达、比她年轻十四五岁的俄罗斯姑娘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深深的疼爱之情。他们决定结为终生伴侣。按照党的规定，结婚前必须通过党组织的批准，于是李立三带着李莎到共产国际的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王明。李莎发现王明的态度十分冷淡，李立三对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最终，王明对他们的结合总算未予否定。
李莎的亲友都对这桩婚姻担忧，提出了种种劝告，李莎毫不动摇。
1936年2月，22岁的李莎与36岁的李立三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结婚了。由于房间太小，婚礼就在隔壁康生住的30多平方米的房间举行。当时康生外出不在家。据李莎回忆，参加婚礼的有：陈云、杨之华携小女独伊、欧阳钦、曹轶欧（康生的妻子）等十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新婚宴席是大家动手做的中国菜。李莎说，“简朴的婚礼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和由衷的祝福，把我和李立三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开始了我们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的人生之路”。
二
李莎教授回忆说，“从1936年同立三结婚到1946年回国，在这十年当中，我同立三共同只度过了大约两年的平安生活，其余八年，都是在艰难困苦，惊恐忧患的灾难中度过的。”
1936年，斯大林掀起了一场“镇压反革命”和“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当年苏联负责镇反的是克格勃的头头、杀人不眨眼的叶若夫。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也模仿苏联“镇反肃托”的做法。他们在会上宣布，“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据李莎回忆，康生和王明在这次运动中给不少中国革命者，扣上“叛徒”、“特务”、“托派”帽子送交苏联的保安机关，这些同志大部分被流放或被处死。
据李思慎同志（60年代曾任李立三同志的秘书）撰写的《李立三红色传奇》记载，王明对李立三从30年代初就积下怨仇。当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希望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当时，正是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商量后，决定让王明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工作。王明对此事耿耿于怀。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出席工联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捕。当年被捕的20多人被引渡到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由于王明身着工人装，监狱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印度人巡捕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系就可以出去。”于是王明就给他的挚友潘文郁（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写了一短函，让这个巡捕送到中央秘密机关。这种做法严重失密，致使一些机关被迫转移。1930年2月18日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王明得以出狱。由于王明违犯党纪，中央决定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应当讲是很轻的了，他却怀恨在心。1937年的一天，李立三在公共车上丢失了提包，两天后从车站找了回来，并没有造成什么失密事件。王明和康生毫无根据地给李立三加以“泄露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欺骗党组织”的罪名。是年秋，他们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从此苏联内务部就对李立三秘密监视。李立三多次要求回国，王明和康生以“对错误认识不深刻”为由不予批准。之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对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证据不足，需要重新调查再做结论。就在此时，李立三所负责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中将“大”字误排为“犬”字。李立三经过调查，是排字工人错把“犬”字补入“大”字铅字格中，是偶然弄错。王明和康生把此事提高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反革命事件”的高度，立案追查李立三的责任。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在即将回国的前夕，密谋策划，由康生亲自密告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托派，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同志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支持李立三回国，第三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表示同意，预定于1938年2月25日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而苏联内务部却抢先于2月24日凌晨逮捕了李立三。给他加的罪名是“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等等。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李立三被关进了牢狱。
李立三被带走之时对李莎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中共代表团。”
李立三被捕后李莎就作为“人民敌人的老婆”被赶出了招待所。李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她把李立三被捕前留的话报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潭秋，陈述了李立三的冤屈。当她向自己工作的单位外国语学院团支部汇报时，团支书令她“好好反省！”外语学院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李莎的问题时，令她当机立断同李立三离婚，彻底划清界限……李莎眼含愤怒的泪水，低头不语。李莎回忆说，“我坚信李立三不是敌人，我决心帮助他，我一句话也不说了。”最后，大会主持人问李莎：“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共青团团证？”她说，“我热爱党，热爱团组织，我愿意进步，但是我确实没有发现李明有任何可疑的地方，我不能同李明离婚。”她走到主席台前再次说，“我相信党，也相信李明，在没有审查清楚问题之前，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胡说。”她暗下决心“豁出去了！”她未做任何思考，把团证交给了大会的主持人。李莎被开除了团籍。
莫斯科的牢狱很多，李立三到底被关押在哪一个牢狱？李莎回忆说，“那时候我还在学习，利用课余假日，我跑了若干个牢狱，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跑监狱寻亲人的很多，每到一个牢狱都要排队达数小时之久，到了窗口，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李明这个名字’。”李莎没有失望，继续寻找，跑了半年之久，终于在莫斯科远郊的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立三。由于是“政治犯”，不允许与家属见面。最后，争取到每月通过狱方可以转交50个卢布给“犯人”。李莎每月从她仅有的维持家庭生活的250个卢布的助学金中挤出50个卢布送到监狱管理人员手中，以便转给李立三。后来，李立三被释放出狱后对李莎说，当他第一次收到她送的50卢布，他激动地大哭了一场。在狱中，吃不饱，又没有蔬菜，好在允许个人买东西，他才能活下来。李莎监狱寻亲人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李立三，使他感到无限的温暖，更加增强了他在狱中的斗志。
李立三充分意识到，他被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问题。因为在他被捕时所定的罪名中明文写着“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李立三在狱中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利用写交待材料的纸上书斯大林，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申诉。牢狱中的黑暗是可怕的，为了能证明李立三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苏联内务部不惜派假囚犯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这个假囚犯故意大骂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李立三却正言厉色地警告对方，“不许你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鲜明的立场感动了那个假囚犯，最后他握住李立三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同志！”1939年夏，肃反高潮已过，苏联内务部叶若夫被撤职枪决。历史就是如此地反复无常。
1939年11月14日，苏联内务部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宣布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李莎说，这一天晚上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李立三站在门前，她惊喜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她一生中最最高兴的时刻。
李立三是出狱了，但并没有恢复他的党籍，由于是从牢狱出来的人，找工作艰难，四处碰壁，原在共产国际的宿舍已被占用，无家可归。只好在岳母家同李莎的哥哥、嫂子、侄儿住在一间房中，中间挂一幅布帘。每天的生活只能靠李莎250卢布的助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的一点卢布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最后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努尔斯基的帮助下，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进入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由于李立三是坐过牢的人，被当作“可疑分子”对待，不能参加重大节日的游行活动，不能到“红场”。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全国人民奋起抗敌，李立三积极要求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上前线，也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拒绝。他只好参加了修工事，挖战壕的民工大队。他从不计个人得失，从无半句怨言，整夜值勤。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李莎携老母从莫斯科撤到外地，李立三留莫斯科坚守岗位。一家人又是两地分居。直到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人们连土豆都吃不上，只有黑面包是按人头供应。李立三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要到商店排队领取每人每天800克的面包。冬季莫斯科的气候冷的可怕，室内没有暖气，人们只好戴着皮帽、穿着皮衣方能睡觉。为了生存，苏维埃政府号召到郊区种土豆，李莎一家每周日都到郊外去种土豆，以解决充饥的问题。
三
1945年的除夕，是李莎全家最为高兴的时刻。苏共中央联络部通知，李立三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通知，李立三可以无条件回国。李莎说，“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年礼物。”李立三像孩子一样，激动地热泪横流。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一个人先启程回国了。李莎和小女英娜留在了莫斯科。在那个年代，很难获准带外国妻室返里。李莎担心这次的分别恐怕将同李立三永远难以团聚了。1946年秋，罗荣桓同志去莫斯科治病，带去了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可以到中国的文件。李莎说，“真是转运了，这又是一次出人意料。”在莫斯科的亲友听说李莎要带孩子去中国，纷纷劝阻，“不能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不能再去过那种艰苦、动荡的有生命危险的生活”等等。李莎回答亲友们，“我嫁给了我真心爱的、敬佩的李立三，我是中国人的媳妇了，中国有句古语，‘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跑’。”李莎的母亲却十分开明，同意自己的女儿去中国，以后，这位俄罗斯老母亲也到了中国。
1946年9月李莎携女儿英娜在林利（林伯渠同志的女儿）、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女儿）的陪同下离开了莫斯科回国。李莎说，“我同林利和孙维世结下的友谊是因为音乐家冼星海。”1945年冼星海病重落难莫斯科，走投无路之际，他到莫斯科国际工人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当即把他接到家中，在那30平方米的房间中，一半住有李莎的兄嫂，中间拉了一幅布帘，另一半就接纳了冼星海和他的犹太族夫人，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半边房中还有李莎的母亲、李莎夫妇和小女。李莎把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她和李立三、小女打铺睡在地上。当时莫斯科供应紧张，李莎夫妇不仅要为冼星海寻医治病，又要尽心尽力地为他们的生活奔波。李莎回忆说，在此期间，林利、孙维世等到李莎家看望冼星海时，看到李莎一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接待冼星海夫妇，无不为之感动，从而解除了她们对李立三的偏见和误传。从此，李莎同林利、孙维世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冼星海在李立三多方奔波和帮助之下最后住进了医院，由于他身患血癌，于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病故。
李莎同女儿英娜在林利和孙维世的陪同下1946年10月6日乘火车到达了哈尔滨，路上走了整整12天。就在这一年秋天李莎的第二个女儿雅兰降生在这里。哈尔滨当时处在东北战场的最前沿，中共东北局作了紧急的战备动员，其中包括组织东北局干部家属进行紧急的救护训练。东北局领导人的家属，如林彪的妻子叶群，吕正操的妻子刘莎，高岗、王首道的夫人等都参加了救护训练。李莎积极地参加了集训，并以优异的成绩闻名于东北局机关。1947年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建校，李莎是这所学校的首批外籍教师，也是北京俄语专修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批外籍俄语教师。直到1996年春，在课堂突发心脏病，才被迫终止了教学生涯。半个世纪来，她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的俄语人才，大多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几十年来，她不仅直接给学生讲课，而且为学院的教师开设辅导班，除此，还担任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的顾问，参加过俄文版《毛选》、《毛泽东论军事》的校订工作。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之后，李立三同李莎的关系也随之成了问题。1959年夏，康生借庐山会议之机，开始散布“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后来，又有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是苏修特务。李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30年代末因为李立三的“问题”，苏联的组织逼我同李立三离婚，其结果是不仅没离，我却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中国方面的组织劝李立三和我离婚，其结果又是没有离成婚，我却真正成了中国人的媳妇。1964年李莎加入了中国国籍，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大的灾难临头了。李莎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成了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的“上级”，这个集团包括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俦（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洵（原哈尔滨俄语学院副院长）、林利、欧阳飞（烈士之后，在狱中患精神病）等等若干人。在此期间，身患重病的李立三在几天之内被造反派“批斗”、“审讯”达二三十次。1967年6月21日在中共华北局机关礼堂召开批斗由中央文革点名的“苏修特务”李立三、李莎的大会。不少人想看看这个“洋人特务”，因此大礼堂挤得满满的。李立三身体很不好，站在台前，面容憔悴，站立不稳，矢口否认他是特务。李莎被迫弯腰90度。她说，“我的腰几乎要断了，衣裳也湿透了，看到李立三身体支撑不住几乎要倒在会场上，真是心疼如刀割，这是我们夫妻俩最后的一次会面，是在批斗会上……”会后，李莎被送回了家，李立三由造反派押送到三里河的一个关禁闭的地方。就在这一天李立三离世而去。7月4日造反派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安眠药自杀，自绝于党。李莎说，在那种被关进牛棚的情况下，大量的安眠药是哪里来的？迄今还是个谜。
6月22日下午，几个造反派闯进李莎的家里，怒目相视地对李莎宣布：“你被逮捕了！”当天这一伙人把李莎押到北外教学楼住了一夜，次日，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同志让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就这样，李莎无奈地乘上公安部的囚车到昌平的秦城监狱。同日，李莎的两个女儿——英娜、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个监狱，但彼此不知下落，母女三人也都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李立三已离开人世。
李莎说，“被捕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进监牢比在外边挨批斗好！”从此，李莎就住在这六平米的囚室。李莎回忆说，这囚室很干净，没有臭味。只是空间狭小，小步走十几步，大步走五六步。囚徒统统换上黑衣服。“我穿的囚服是两膝带有补丁，后臀部也补有一块大补丁。我心想，这可真像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村老太婆了。”“看守我的人要求我每天一定的时间正襟危坐于离地只有八寸高的木板床上，夜里睡觉开着电灯，那是真不好受。”“我没有名字了，我的称呼是77号”。从1967年到1972年初，每天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一碗漂着小虫和碗底沉淀着泥沙的菜汤，李莎说，“我每天都挺饿，可是还饿不死”。在狱中的日子里，最初还不时地审判，让李莎承认李立三有罪，承认她是“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由于我不认罪，他们恼羞成怒就命令我站着交待，连续三个礼拜，一般都是在夜里10时左右直到次日的三四点钟，轮番的审讯，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她说，“事实是不能伪造的”。
1972年初，毛泽东下了指示，第一，要让犯人吃饱；第二要让犯人睡足；第三，犯人生病期间不能审判。从此以后，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有了改善。李莎开玩笑说，“吃馒头了，还能喝上菜花汤，我心里想，在这里再住几年也没关系”。
在牢狱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一种良好的心态，难以耐得住这种令人窒息的寂寞。好在“囚犯们”可以读到《毛选》和《人民日报》。李莎说，“我在狱里学了不少中国字。我的阅读能力大大提高了。”八年的牢狱生活没能使李莎灰心丧气，她日夜盼望的和思念的是她共过事的战友、她的学生和同甘苦共患难的丈夫及儿女。
1975年的5月22日，突然通知，要她离开秦城监狱，但并不是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山西运城去“养老”。李莎问陪同的一名女公安人员“李立三在哪里？”，对方回答说，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并没有多想，而是满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到运城后可以同自己的丈夫一起“养老了”。她回忆说，到了运城，把她送到运城地区的一个农科所，并不是牢狱。农科所为李莎腾出一间房，周围是农田。自从这个“政治犯”到达后，专款为之修筑了高高的砖墙，派有专人看管。李莎说，这可比秦城监狱自由多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看到蓝蓝的天，晒晒太阳，在小院内种花、养鸡，还可以去农贸市场去买菜，到商店去买生活日用品。李莎说，“一上大街，就热闹了，当地的群众惊奇地围上来，参观我这个从未见到过的蓝眼睛、大鼻子、白发苍苍的‘洋婆子’。有时要出动警察才能解围。”在农科所这块流放地，李莎表示很满意，冬天室内很冷，农科所的人教给她生炉子；她喜欢养鸡，农科所的人帮她搭起鸡窝。连负责监护她的人员都把“阶级斗争”这根线模糊了，常常到李莎的住房同她下跳棋。李莎回忆说，“农科所的工作人员和监护者对我都很好。我房间里有一台九寸黑白的电视机，是女儿给买的。每到晚上，房间里全是人，大家边看电视，边说笑，甚是欢乐。使我困惑的、担心的是，李立三到底在哪里？”直到1976年春节期间，她的两个女儿英娜、雅兰被获准去看望她时，才告诉她，李立三是她被捕前一天离开人世。她简直不敢相信经受了千难万难的丈夫会自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才知道，两个女儿受牵连，在秦城牢狱被关了两年，小女儿雅兰的病根是在牢中留下的。李莎在谈这些极其痛苦、凄惨的过去时，她一再说，这都是历史，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同志因受李立三的牵连先在汉沽农场劳动改造，后被调到甘肃天水工作。1978年11月底到北京出差，来到李英娜家探望。当得知李莎仍流放山西运城时，李思慎同志百感交集，甚是难过。他得知李英娜给中央组织部写信一直没有回音，他建议，专门给胡耀邦同志写封信，“只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可以晚上6时以后亲自送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去，千万不要邮寄。”12月4日晚英娜带着她的小孩像串门一样到了胡耀邦家里。耀邦同志没回家，是由儿媳安黎接待的。安黎一再嘱咐，“放心吧，一定交给爸爸。”12月5日胡耀邦就在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组织部及时向北京外语学院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并说，北京的手续不要办，把人接回来再说。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你们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那真是当机立断，雷厉风行！
1978年12月19日李莎从山西运城返回北京。
197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立三、李莎“里通外国”、“苏修特务（下转第80页）（上接第57页）分子”等明确宣布纯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1980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李英娜等因受株连被关押审查实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开为李立三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1984年11月18日是李立三诞辰85周年，中央批准李立三在湖南醴陵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胡耀邦同志题写了匾额。
李莎恢复工作之后，于1979年被评教授职称；1980年被批准享受专家待遇；1983年起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李莎谈到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时，老人眼中汪着泪水。1986年7月12日她亲笔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得到您和中国党组织的周到关怀，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对立三同志的怀念，也是对我的鼓舞。”“我知道中国有‘草环相报’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以报您和中国党对我的关怀和照顾。”（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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