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王

2007-09-15 作者: 王 鹏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础的游击根据地。在而后的二、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1941年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有计划。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队长期牵制日军四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合作。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1941年3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而庞、高部却强调种种困难,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4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军以上长官对日军大举进犯前毫无思想准备。4月20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细,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队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一之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而日军于5月7日下午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

日军从东、北、西三方面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队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守军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注: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太岳部队在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自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利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相难明。国民党军队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渝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要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5月2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真伪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因为当时《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亦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将信送到李子坝建设新村《大公报》重庆馆。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十九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惟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甚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全文发表,对张季鸾的气度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下转第76页)(上接第73页)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到了实现,而张季鸾已在1941年9月6日病逝,他再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十数年间,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保存完好,直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予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成为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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