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王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础的游击根据地。在而后的二、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1941年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有计划。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队长期牵制日军四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合作。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1941年3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而庞、高部却强调种种困难，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4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军以上长官对日军大举进犯前毫无思想准备。4月20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细，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队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一之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而日军于5月7日下午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
日军从东、北、西三方面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队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守军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注：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太岳部队在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自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利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相难明。国民党军队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渝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要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5月2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真伪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因为当时《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亦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将信送到李子坝建设新村《大公报》重庆馆。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十九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惟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甚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全文发表，对张季鸾的气度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下转第76页）（上接第73页）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1945年8月28日得到了实现，而张季鸾已在1941年9月6日病逝，他再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十数年间，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保存完好，直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予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成为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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