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李
在1995年1月《同舟共进》上,曾看到朱正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文,他就唐纵日记中的材料,介绍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围绕政治改革问题的一些谈论,很引起我不少回忆。当时就着手写一篇谈唐纵日记的文章,拟了一个草稿,但一直没有最后定稿,压了十多年,清理杂件中找出,现在整理出来。
第一个通读了唐纵全部日记的人,就是我。1949年南下到湖南时,我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大概是1950年初,省公安厅厅长同我谈起,他们得到唐纵的全部日记。那是唐在离开大陆去台湾之时,交给一位朋友保管的;长沙解放后,那个朋友就主动交了出来。公安厅长知道我对这类东西特有兴趣,就全部交给我一览。日记从1927年唐纵进黄埔军校六期写起,直到1946年底。一律用写钢笔字的黑皮笔记本,大小一律,好几十本,字也端正。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抗战时,蒋让他当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侍从室主任是陈布雷,成员自是蒋的亲信幕僚和智囊,代蒋草拟文告,调查情况,执行交办任务。这第六组主管情报工作。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唐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做过军统局的帮办;到台湾后,任内政部次长,警察总署署长。当年他不但与蒋常有直接接触,常去蒋家;同国民党内许多高层人士也有颇深的关系,知悉较多政坛内情。因此,他的这部日记,对于了解那一段国民党统治的历史,诸如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抗日战争的态势,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蒋待人处事的习惯等等,都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当年没有复印机,我只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打上记号,请字写得好的报社编辑柳思抄了一厚本。
我还记得,唐纵的日记本里夹了不少蒋介石写的批示条子,都是约半寸宽、两三寸长的小纸片,包括“中正”签名,字写的很端正,内容极短,只是几个字的批复或交办某事。唐纵收集了好多张,很珍重地将它夹在日记的相关部分,我还特意取出两张夹在那个摘抄本里。
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同田家英谈起此事。田将这个抄本要去了,还转告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当年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杨看到了这个抄本后,于是下令将唐纵的全部日记调到北京来了。
我在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后,彻底投笔从工,以后也没再同田谈起过唐纵日记之事。杨尚昆大概是不满足于只看我的抄本,才下令把全部唐纵日记原件从湖南调来,作为研究用的资料。
回想当年,我是以很大兴趣阅读这几十本日记的,特别是其中读到我们党的部分。我一面看,一面以自己的回忆来对照,有关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国民党方面是怎样看待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并确切记得的,是这样一条:1942年8月23日,唐纵在日记中有此一段:现在延安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在共产党内没有一根内线,得不到确实的情报。我就回想起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时期那种种可怕的情况来了。抗战初期,一批批满怀热情的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闯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还包括在边区长大的。这些天真纯洁的青年,在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都受不了逼供信,在斗争会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身份”。一时特务如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打出了一万五千个特务(韦君宜的《思痛录》中有细微的描述)。可是国民党方面的唐纵,这一特务机关的首脑,他慨叹的却是在延安“无一根内线”!就是说,没有一个同他们有联系的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真正的特务分子;我说,只要有一个,他也不会这样说了(当年从境外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延安保安处就逮捕过这样的特务,但是都不属于正牌子的军统特务)。而我们却一时闹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自称“特务如毛”了。这事于我有切肤之痛,我也是抢救运动中在保安处关了一年多(当年共关了老号、新号好几百人)。在逼供中,我受的刑罚还是较轻的,只是带手铐,挨耳光,坐矮板凳、长时站立,以及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而已。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山东省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他又说,特务本来是少少的,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在这次“七大”上,毛表示,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在这篇讲话中,毛甚至还对他在江西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按:他没有加“们”字)就打过AB团,”他还说:“193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
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因为红军最多时才三十万人)。于是延安“抢救运动”时的“九条方针”,才有第一条“一个不杀”的规定(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回顾历史,根本问题在:对打“AB团”事件及整个“肃反”运动,从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为什么从1930年开始的,这种自相惊扰,施用酷刑,自相残杀的可怕的运动,一直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呢?从本质上说,当然同中国的农民战争(痞子运动)和暴力革命有关。内战时期打AB团起的肃反运动,当然还同当年我党尚处于弱势,也与领导者多疑与个人维权等原因有关。延安整风文件中,斯大林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有一条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大规模肃反是1936年开始,比中国打AB团迟)。抢救运动当然也属于向苏联学习经验,不过规模大大超过,变成“特务如毛”了。在这种运动中,总是强调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认清敌人,不要错把敌人当做自己人;为什么不提醒,要警惕莫将自己人当做敌人呢?这就关系到对“人”的尊重问题。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极深的国家,也是有农民战争传统的国家,从来没有过“人权”的思想传统。在革命运动中尤其战争中难免伤人、死人,但是养成对人的生命都无所谓的习惯,死多少人都无所谓,无动于心,只是说说“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掉了长不出来”这样的俏皮话。看来这确是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七大会议上讲了那样一段话,为什么1949年后,依旧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不断地伤害着党内党外的好同志、社会精英、乃至知识群体,最后登峰造极,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都当做反革命来肃了呢?这种中外历史上没有过的似乎难以理解的惨痛教训,其原因还有待更深入研究,这篇短文中暂不谈及。
唐纵日记的抄本送给田家英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有时虽也想到其中的一些内容,苦于无法查到。这次看到朱正的文章,才知道群众出版社已将这部日记整理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一书出版。于是找来一看,上面提到的那一条有关内容乃1942年8月23日,书上只摘录了这样两行:
“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
“毫无内线”之意,我记得很准确。印象太深刻了,事隔多年也不会忘记。我记得还有几句交代背景的话,如说目前延安很混乱之类。看来,8月23日的这些内容,在整理出版时给删掉了。还有一些我依稀记得的段落。在这本书里也没有查找到,看来被删之处甚多。我以为,像这样有重要价值的书,最好不要删节,应按原貌发表;即使确实有一些一时不宜公众阅读的内容,删节的也应限于必须删节的,尽量少删多留为好。这是六七十年以前的日记,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想不起有什么必须删节的部分。我希望此书能重新完整出版,深信必将受到史学界的欢迎。
听朱正说,他的这篇读书札记在《同舟共进》发表时,也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他说,那是受了杂志篇幅限制而作的技术处理。我向他索阅了原稿,以为其中不乏可供参考之处,曾希望原稿重新发表一次,可这也是办不到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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