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高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习称“八一七公报”。它与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并称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三大基石，在官方文件和学者著作中频频提及。近年来，随着美国一些外交档案的解秘，“八一七公报”谈判前后的某些细节渐为人知，耐人寻味。现将美国方面的材料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故事追溯到1976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召集了国务院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引人注目。一个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形势发展。当时四人帮刚刚垮台，会上有人预言：“华国锋成功的概率是五对五，而邓小平能否复出，将是形势转折的关键。”另一个议题涉及到台海形势。基辛格指出，如果台海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不能侧身其中，因为“去跟我们承认的国家开战，为了一块我们承认属于他们的国内领土而战，实在非常荒谬。”有人在会上说，“长远来看，台湾独立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基辛格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台湾决定加入北京，或者双方能自行达成协议。”这次会议反映出美国对台海冲突的关切和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在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国务院“亲中派”和“亲台派”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较量和斗法。
时间到了1981年，“亲中派”以基辛格的继承人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为首，包括了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何志立（John-Holdridge），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洛普(William Rope)和驻华临时代办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试图着手解决对台军售问题。黑格最初的意图是，一方面，向北京提供最先进的武器和科技，另一方面，又继续向台湾出售新型喷气式战机。在他看来，这种方案的好处显而易见。从政治上看，美国可以据此显示台湾关系法的战略意义，安抚那些反对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人。从经济上看，批准台湾的军火订货，又是里根总统对他忠实的支持者诺斯洛普公司的酬谢。至于北京方面，能够得到最需要的先进的武器和科技，想必也会乐见其成。事实上，最欢迎这个方案的，倒是白宫和国务院的“亲台派”。里根的国家安全助理艾伦和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正在积极奔走，力图促成对台出售FX战机的交易。但是，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特别是FX战机。
是年8月，黑格通知北京，他已经拟订好了一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清单，并急切盼望北京的军购首席代表刘华清来访商谈。但是，他被告知，刘的访问已被取消。与此同时，邓小平接见了香港媒体，明确地表示，美国的做法，将导致两国关系的倒退。邓的警告绝非虚声恫吓。早些时候，在荷兰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潜艇之后，北京驱除了荷兰驻华大使，并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国务院中国科的官员私下议论道：“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闹翻的局面。”傅立民从北京得到的消息颇不乐观，而洛普则忧心忡忡。10月3日中国副外长章文晋访问国务院，洛普做谈话记录。他对章文晋所说“情况会急转直下”印象深刻。事后他立即呈交黑格一个备忘录，建议里根总统利用在墨西哥坎昆出席南北高峰会议之机，通知中国领导人，美国已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他引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声称台湾并不需要此类战机，并且强调这个问题的政治影响非同小可。他指出，中央情报局持有同样看法，“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出现裂痕。”
黑格对洛普和国务院中国科的反应十分不安。他把何志立，洛普和少数几个官员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第一，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事，可以继续进行。第二，将FX战机的交易掉包。让诺斯洛普公司作些改动。国务院可以对北京说，这是对美国一直向台湾提供的F—5E台湾现役战机的改型，并非FX。改型后的战机具有FX的全部性能，但外界无人知晓。洛普立刻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干，结果一定穿帮。”黑格认为北京不会知情。但洛普坚持说，这是瞒不了北京的。他们可以从国际防卫杂志的报道中发现其中奥妙，而且他们的朋友，像前助理国务卿豪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等人，也会把真相告诉北京的。
和许多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洛普毕业于耶鲁大学，曾是1973年美国驻华联络处最年轻的外交官，对中国事务具有极大的兴趣和了解。他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官僚，而且相信，如果美国试图掩盖事实，结果必然“适得其反”。于是他联络他的耶鲁校友傅立民，以及国务院负责政治和军事的办公室主任帕特和何志立，希望一起来说服黑格。但与黑格同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何志立，虽然支持洛普的观点，却不愿拂逆上司的意愿。
在坎昆南北高峰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谈及美国对台军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问题交给了两国外长解决。黑格原打算在10月23日会见中国外长黄华时，阐述一下他的计划。但是，他却无法开口，因为黄华交予黑格的一份外交公文，口气之强硬让他瞠目结舌。
在这份外交公文中，北京明确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这一目标可以分期实现，但美国必须确定最终日期。在现在和最终日期之间，美国对台军售的水平不能超过卡特政府的水平。而且，必须逐年递减，直到最终完全停止。黄华说，如果美国政府拒绝这一要求，北京将降低两国关系的层次，召回大使。黄华还说，希望美方在一周内给予答复，因为届时他将赴华盛顿面晤里根，向他表达中国的立场。令黑格更为惊讶的是，黄华与里根会面时，果然态度强硬，丝毫不怕激怒总统。他估计，黄华一定得到了北京最高层的详细指令。
黑格感到气愤和挫折，也认识到事情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他又找来何志立、洛普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商讨。众人一致认为，他们无法确定“最终日期”。但是，洛普仔细研究中方文件，突然感到，北京的立场并非没有转圜余地。北京要求美国对台军售逐年递减，更为关键。他指出，卡特政府的最后一年，对台军售特别高，达到了8亿3千5百万美元。黑格可以向北京承诺，美国无意超逾这个界限。洛普认为，北京实际是在寻求一种原则性的与过渡性的安排，因此双方可以妥协。最后黑格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决定，利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之际，再次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原则共识。洛普提出，美国同意对台军售逐年递减，但以北京同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紧接着，他又设想，不久前北京公布的叶剑英对台声明，可以证明和平意愿是北京的“长期政策”。感恩节当天，洛普和他的工作班子受命赶拟总统的备忘录，在此基础上，国务院起草了可供中美公报使用的美方文本。黑格立即批准了这份文稿。1981年12月初，它被放到了里根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上。
“亲台派”极力反对切断对台军售。他们以国家安全助理艾伦(Richard Allen)为首，包括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伍夫维兹(Paul Wolfowitz)，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的部长助理阿米塔奇(Richard L.Armitage)以及驻台代表李洁明(James Lilley)等。艾伦在一次与中国大使晤面时，曾粗暴地打断大使对中国立场的说明，提前退场。阿米塔奇支持国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决对华技术转让申请。李洁明接到黑格指示，让他说服台湾接受美国最终停止军售的决定，他却回电说行不通。伍夫维兹更是两次撰文，公开批评黑格对北京让步太多。但是到了1981年底，形势发生了有利“亲中派”的变化。首先，艾伦因受贿丑闻下台。其次，波兰危机严重，可能引发美苏冲突。美国朝野意识到，在这种形势下，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对付苏联挑战的必要手段。
1982年1月，里根下决心解决军售问题。1月6日，洛普奉命草拟了总统的决策备忘录。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开始负责与北京的谈判。何志立、洛普、负责欧洲事务（包括波兰）的国务院官员戴维斯(John Davis)等六人组成的谈判小组飞往了北京。从美国方面披露的材料看，接下来七个多月的谈判充满了戏剧性，需要专文描述，这里暂且不表。值得自豪的是，谈判尚未开始，中国就已经占据了主动，把对手推到了它的政策底线。8月17日，联合公报最终签署。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是：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由于里根的坚持，洛普文稿中“最终停止”军售的提法，变成了比较含混的“最后的解决。”联合公报签署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恒安石。邓用开玩笑的语气对美国大使说，希望美国逐步递减军售的幅度，一年不会少于一美元。其中深意，自然不言自明。如果美国能够严守联合公报的诺言，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哪怕再慢，“最后的解决”也会是“最终停止”。
八一七公报是对“亲台派”的重大打击。但是此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信守公报的原则。特别是1992年，李洁明、伍夫维兹和钱尼（Richard B.Cheney，时任国防部长）联手促使布什把F—16战机卖给台湾。中美关系经历着起伏，美国国务院中国专家的仕途亦是如此。在一段时间内，“亲台派”的力量又占了上风。黑格将军为促成中美谈判不遗余力，与“亲台派”多次冲突，并且竭力阻止里根向台湾出售军事零件。1982年6月，他却不得已提出辞职，挂冠而去。不久，何志立被外放到印尼做大使（伍夫维兹接替了他在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傅立民被调离了驻华使馆和中国科，洛普则被调去处理南欧和土耳其事务。他们的涉华工作，为期不可谓太长，但是，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却令人长久铭记。
（作者系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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