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世纪
[ 2007年第9期 鲁迅的一世纪 作者：朱 正 ]
一
鲁迅作为一个著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是在1903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到今天是一百年出头了。这年6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五期上刊出的《斯巴达之魂》，作者署名自树，这是鲁迅公开发表文章的开始。
义和团之乱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01年9月，清廷接受了谢罪、惩办祸首、赔款等等屈辱的条件，签订了辛丑条约。接着各国联军开始撤退。可是俄国却拒不从东三省撤兵。几经交涉，到1902年4月8日，中俄才签订东三省撤兵条约，规定俄兵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退。到了1903年4月8日，俄军应该退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可是不退。俄国反而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4月27日，上海张园开拒俄大会，反对俄国对东三省的新要求。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大会，拒绝俄国要求。愤怒的情绪扩大到了国外的留学生中间，4月30日，东京中国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就参加了这一活动。拒俄义勇队成立，即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袁世凯函中说：“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鲁迅的这篇《斯巴达之魂》，写的就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文章气势磅礴，该刊编者许寿裳说，“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可以认为鲁迅是以这篇文章参加拒俄运动，他的写作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怀着救国的、爱国的目的。这种态度，一直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
鲁迅在日本留学。他看到，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同晚清的衰败之象，对比是太强烈了。这更加深了他的忧国之心。在将两国比较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国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0页，以下《鲁迅全集》的引文出处只注卷次及页码，不注书名）。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是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思考这些题目。
正是这些思考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第一卷第438页），使他一度学医；后来受到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选定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这些年里，他读得多，也想得多。因此，他1907-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只是反映出一种爱国的激情，还有他自己的不少思考了。
刊登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上的《科学史教篇》，扼要地介绍了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活动、应用技术跟理论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文章不但指出了“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第一卷第33页）这种两者“相互为援”的关系之外，更指出了“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第一卷第32页），以见理论科学的研究并不总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强调了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一时还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
这篇文章论证了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同时提醒读者，不能因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精神生活。人群既需要牛顿，也需要莎士比亚；不但需要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既要有哲学家康德，也要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这样的史学家。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被人称为“恶魔派”的诗人。后来，鲁迅在《杂忆》一文中说：“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第一卷第233-234页），后面这两位，在《摩罗诗力说》里也都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等。
鲁迅在介绍了这些他所喜爱的、引起他心的共鸣的作家之后，想起了中国。他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悲哀的是，他接着答道：“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第一卷第102页）文章里没有说的是，它的作者，已经决定自己来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了。
鲁迅在《河南》上发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两篇最可注意，它显出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深思。那时，中国必须变革，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东京的中国人，从政治上的亡命客到留学生，有主张民主革命的，也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活动很多。鲁迅自己参加了留学生的一些活动，观察了不少号称爱国志士的人物，了解到了他们的主张和作为，于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对这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出国留学，目的是给中国图富强。到外国学些什么才好呢？鲁迅看到的是：“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第一卷第45-46页），“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第一卷第29页），“试按其关，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第八卷第27页）。
鲁迅以为，学外国，重要的还不是那些应用技术之类。“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第一卷第58页）提出了“立人”这个首要目标。具体的纲领，鲁迅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第一卷第47页）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第一卷第57页）应该指出的是：他在这里说的“世界之思潮”，主要是指尼采的学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说过，他在弘文学院，就爱读尼采的书了。明白了这时鲁迅所受尼采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文章里写的“少数”和“多数”，并不只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以及与之对立的庸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第八卷第27页）“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第一卷第54页）。显然，这英哲就是尼采说的超人了。
二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鲁迅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十多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第十一卷第469—470页）
这样，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去了。这时他给《猛进》周刊编者徐炳昶的信中，说得更加痛切：“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第三卷第22-23页）
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循着《新青年》开创的路走下去。陈独秀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1918年9月鲁迅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就倾向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第四卷第468页），“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第一卷第307页）。
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鲁迅为了批判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批判旧的伦理观念，反对保存“国粹”，也写了好些文章。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第一卷第321-322页）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第一卷第343页）
反对了保存国粹，就要引进外国的观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第一卷第349页）
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对于引进“西学”，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鲁迅描写说：“从前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第一卷第316页）即以“道德”的名义来抵制“西化”或曰现代化。
另一种态度要开明一些，主张将“西学”和“国粹”调和起来。鲁迅描写说：“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第一卷第352页）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不失为一种主张。若问：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第一卷第353页）。
这些不过是举一点例。在鲁迅的文章里这一类意见还可以摘引出许多来。我们还记得，批胡适的时候，批过他的“全盘西化论”，批胡风的时候，批过他的“民族虚无主义”。那么，怎样来评价鲁迅的这些意见呢？依我看，这些意见不多不少就是全盘西化论。不要以为这只是他在《新青年》时代的观点，到了1934年他还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第六卷第84页）这可是毛泽东说的他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后期的杂文”（《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3页）。应该看到，固有文化的保守性或者说惰性是很大的，即使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旧文化的惰性也会对接受的幅度加以强有力的限制，并不会失掉固有文化的特征。鲁迅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第四卷第14页）把话说得极端一点，绝对一点，在事实上也有他的必要吧。
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就一切都明白了。要不要保存“国粹”，要不要现代化（即“西化”的同义语），这问题早已由生活给出了答案。我们对鲁迅以及当年许多为此作了努力的人们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经过他们的努力，“国粹”一词，是早已没有人再说了。不过近年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新词，叫做“亚洲价值”论。这是“国粹”（“中国之粹”）的放大，性质却是相同，提出来也是为了抵制世界先进思潮。预料它最终也将同五四时期喧嚣一时的国粹论同其命运吧。
三
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于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即派人到各国去组建共产党。1921年维经斯基来到中国，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
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发生的当时，鲁迅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反应。他还是在书斋里写他的《彷徨》，写他的《野草》，办他的《莽原》。晚年，他在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他当初“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第六卷第19页），是确实的。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新青年》的同人，鲁迅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而努力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可是同情他们的事业。他1926年9月从厦门寄给广州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第十一卷第546页）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1928年初开始，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发动了猛烈的批判。创造社中人好些是共产党员，太阳社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冯乃超、李初梨、钱杏、彭康、潘汉年、弱水（潘梓年）、石厚生（成仿吾）都写了文章。骂得最出格的是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说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
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好几篇文章反驳冯乃超、李初梨他们。对于署名杜荃的这一篇，鲁迅回答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第四卷第213页）。
因为这些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批判的，鲁迅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第四卷第6页）
到了1929年，这一场批判就停了下来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干预而停下来的。1930年3月，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一起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里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柔石、殷夫、冯雪峰，很接近鲁迅，鲁迅对他们有很好的印象。
鲁迅以他过去在文学工作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以他现在的政治态度，成了左联的领袖和旗帜。对此，鲁迅自己也是重视的。他在《两地书》序言中声称：“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第十一卷第5页）。但是在左联那些主持工作的人那里，只不过是想借重他的盛名罢了。比方说，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就对鲁迅保密，不给他看。（见第十三卷第358页）在他致胡风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起他在左联的处境和心情：“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第十三卷第543页）
可见这并不是怎样愉快的合作。为了不能让敌对者看热闹，只得隐忍着。这分歧的公开表露，是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第六卷第546-558页）。他在致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说：“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第十四卷第138页）。这篇长文中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第六卷第554页），不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成员吗!积累了几年的矛盾，一时爆发，当然有点显得猛烈。这时，鲁迅正在病中，他给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第十四卷第149页）只是他没有能够再好起来，写此信之后三十四天，他就与世长辞了，没有能够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在左联的这段时间里，鲁迅还参与了一些与文学无关的活动，像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反战会议。这些都是不无风险的活动，如杨杏佛，就因为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而遭到暗杀。这团体不惜以伪造的文件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胡适不赞同这个做法而被开除。有意思的是同盟的副会长蔡元培在开除胡适之后写给胡的一封信中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蔡元培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1487页）果然，不久他就退出了。
也影响到写作上。参加左联之后，鲁迅接受了并且转贩了第三国际的一些宣传。例如，“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鲁迅说这“是进攻苏联的开头”（第四卷第318页）。又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第四卷第439—441页），全面为苏联辩护，连物资匮乏而出现的排队购物，连大镇压中的冤案都加以讴歌。今天读来，真不能不为他受到蒙蔽而叹息。对于他这几年的文章，王元化说：“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思辨短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他在逝世前，对苏联的看法也有了些改变。1972年12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的座谈会上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其中谈到1936年二三月鲁迅没有接受邀请去苏联休养这一件事的时候，最初的记录稿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转引自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四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等等等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做出了一个政治领袖能够作出的对于一个作家的最崇高的评价。
这样公开表明对鲁迅的推崇是有其现实的必要性的。那时正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一个月以前，中共中央才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了当时的一个严重情况：“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619页）。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
这些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带来了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和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是成了问题了。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就是专门反驳“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一论点的，毛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2页）他说这些，就是指不久以前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这正是一篇“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的杂文。鲁迅说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第六卷第54—55页）。”他写这几句的时候，大约并没有想到这也将是他自己的命运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精神”在全国推行。鲁迅更加受到尊崇。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被尊崇的程度就是他被歪曲的程度。像《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样的文章被选进了中学的教科书。号称出版史上盛事的第一个注释本《鲁迅全集》却并不是真正的“全集”，不但抽掉了大量的书信，还删改了一处鲁迅的原文，注释中的曲说就不必提了。
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讲话，动员知识分子消除顾虑，大鸣大放，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毛说，假如鲁迅还在世，“大概是文联主席”（《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4页）。这是安排给郭沫若的职位。成问题的是他不像郭那样会凑趣，能不能像郭那样当好这文联主席很难说。
毛这话是三月份讲的，过了三个月，风云突变，整风鸣放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报纸上的许多说法都同三个月之前完全不同了。7月7日，正是反右派斗争的白热化高潮之中，毛泽东同上海知识界三十六位代表人士“围桌闲话”的时候，翻译家罗稷南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其实人们不必假设什么，只要看看同他接近的人的命运，胡风在1955年就遭到整肃。冯雪峰、萧军、丁玲、黄源等人，到了1957年全被打倒。以鲁迅的个性和气质，大约不难推测那可能的命运。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对鲁迅的“尊崇”和歪曲同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被尊为“亚圣”，出版了他的《全集》，即重印1938年版二十卷集，以取代周扬掌权时候出的十卷集。在那些年里，除了《毛选》之外，也就只印造了这一部个人的多卷集了。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是的，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
说到歪曲，例如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他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势不两立。”“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假如没有写“像他那样”这几个字，人们还不能说这文章不通，写上了，那么，鲁迅不但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而且他还遵照林副统帅所教导的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文艺组”下面又有一个“鲁迅传小组”。据古远清《“石一歌”与“文革”匿名写作研究》（载广州《鲁迅世界》2001年第一期）说：“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共十一个人，谐音为笔名“石一歌”。他们的任务，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鲁迅来。他们写的《鲁迅传》，陆续在《学习与批判》刊物上发表，到1976年4月，将前半部汇编为上册出版，几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当然也就没有下册了。他们“影响”更大得多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事》，不但上海大量印行，有些省还租型重印，我看到的一本湖南的重印本，一次印数就是三十二万册。这十一个作者都是会写文章的人，他们从文献中找到一句半句话作为素材，再来进行艺术（政治）加工。他们歪曲材料到什么程度，这里只举一例。
1933年4月11日鲁迅日记：“是日迁居大陆新村新寓。”在这之前半个月，3月27日日记：“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就这十个字，石一歌的生花妙笔就把它铺衍成一篇《秘密读书室》，说“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鲁迅在家里存放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非常不方便了。”“于是……租了一间房子，专门收藏他的书籍，并作为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秘密读书室’。”“多少个漆黑的夜晚，鲁迅来到这里，用纸张罩着电灯，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街上囚车飞驰，窗外寒风呼啸，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驱散了阵阵寒气，温暖着他的全身。”如此等等。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书多，如果全都搬到大陆新村新寓里去，占地很大，一家人住着那一套房子就嫌局促了。于是在迁居之前先租定一间房子堆放一部分藏书。从他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唐向他借书，他回信说：“《清朝文字狱档》本有其书，去年因嫌书籍累赘，择未必常用者装箱存他处，箱乱而路远，所以不能奉借了。”（第十四卷第76页）1936年3月7日致沈雁冰信：“礼拜一日（按：3月2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梯。”（第十四卷第42页）可见房间里的箱子是乱放的，找书很麻烦，且都是不常用的书，路远不能常去，房间里又冷，稍不小心即受寒气喘……除了确实另租了一间房子存放书籍之外，有哪一点同石一歌所说的相符呢？这样把一切生活琐事都政治化，和实际情况相距就远了。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鲁迅渐渐回到他应有的历史定位上。他卸下了“亚圣”的冠冕，也解脱了当棍子的使命。人们对于这一位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研究，让他的文学遗产和思想遗产，永远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中发光发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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