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商榷
[ 2007年第11期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商榷 作者：薛德震 ]
编者按：1983年3月7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这篇报告因谈到了“异化”和“人道主义”，受到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的批评。此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成了当时“反精神污染”的一项主要内容。作为“反精神污染”的重要成果，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但是，也有不少同志不同意胡乔木这篇文章的观点。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人们已经淡忘。但是，最近有人又拿出胡乔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来质疑“以人为本”。薛德震同志为此写了一封信。本刊全文发表。
中原同志并《胡乔木传》编写组全体同志：
你们撰写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文和中原同志署名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一文，我拜读了。胡乔木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如你们所说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是我所崇敬的长者，对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我是永不忘、时刻怀念的。所以，对你们所写纪念他的文章，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有一点，我稍有不同意见，今特提出商榷并望赐教。
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
中原同志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乔木》一文中，对乔木所撰《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所作的评价，我觉得不太恰当和全面。乔木同志这篇长文的突出贡献和具有创新意义之处在于他肯定了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熟悉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历史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就是在“文革”前我国理论界长期批判人道主义，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便是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凡讲人道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反动的。到了“文革”期间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反派加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一顶政治大帽子，便是他们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推行人道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有时还不点名含沙射影地用这种观点批判周恩来。在实际行动中，则对广大老干部、革命群众大搞法西斯式的“全面专政”，血淋淋的暴行盛行，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在清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罪行时，人们从理论上进行严肃的反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当是讲人道主义的，应当是要实行人道主义的，所以提出了应当研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某些“资深教授”仍然坚持传统观点，在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有关人道主义的学术讨论会上，这些教授非常坚定地重申人道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应当讲人道主义的。正是在这之后，乔木在其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中，以鲜明的态度肯定应当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当时，主张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所以，对乔木同志的这一理论上对“左”的传统观点的突破是支持的、拥护的，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但是，这篇文章也留下了隐患，留下了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偏颇之处，给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坚持传统观点的人们留下了理论上可以利用的空间，这便是该文提出要区别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首先乔木同志作这样的区分，在逻辑上说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是不周密的，是讲不通的。
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二十多年前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争论，争论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主张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人们，实际上也就主张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人本主义。在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后，那些曾经反对讲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人们也承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了。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乔木同志的区分，说“以人为本”只能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讲，不能在其他意义上讲，并以此来质疑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包括伦理道德观）本来是一致的，是一整块钢铁。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可以将这三观分割开来，说自己的价值观可以是唯心主义的，而世界观、历史观则是唯物主义的？如果有人如此说，那是不可思议的。但乔木同志这样区分，则留下理论上的误区。
马、恩从创立唯物史观起，到他们成熟时期以至晚年的论著中，在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论述中，有一根主线或者说是核心主题就是有关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贯穿始终，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内容。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在《“以人为本”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一文中，采用编年叙事的方法，引用了马、恩大量原著来加以论证。（见拙著《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3页）在作了这样的翔实引证后，我说：这样的唯物主义的人本观，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后，在他们成熟时期直至晚年的大量著作中，不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深化、升华，构成完整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在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马、恩作了这样经典性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经典名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的基本特征是唯物主义的、是实践的，所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直截了当地将唯物史观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第二，将人道主义区分为历史观与伦理道德观两种不同含义，而且认为只在伦理道德观的含义上讲才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的含义上讲则是唯心主义的，不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理论上是不周密的，而且并没有超越旧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恰恰是重蹈了旧人道主义的窠臼。从哲学发展史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的人本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旧人道主义的超越和扬弃。在什么地方超越和扬弃了呢？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他们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只局限于被剥削被压迫者的伦理道德的诉求，并且希望通过对资产阶级进行道德说教来实现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正是在批判了这种关于“爱的呓语”之后建立起来的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科学理论，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回顾马克思是怎样创立了唯物史观时所说，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但是，恩格斯强调说：“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41页）这种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包含着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到全人类的解放，再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等丰富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仅仅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范畴内，实际上仍未跳出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旧人道主义的窠臼，现在应该是从这种窠臼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对于历史上种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属性，只能从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角度加以区分，而不应从是历史观还是伦理道德观去加以区分，这样去区分是区分不清楚的。历史观、伦理道德观都是从属于世界观的，都是由世界观所决定的。说一种思想、观点是历史观，还是伦理道德观，并不能区分客观存在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性质，因为历史观或伦理道德观既可以是唯物主义的，也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不能说它具有历史观含义就一定是唯心主义，也不能说它只具有伦理道德观含义就一定不是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既是他们的历史观，也是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其思想属性都是由他们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其人道主义搞成道德说教和道德诉求，就是由世界观所决定，仍然属于唯心主义。
第三，这样区分，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是会造成危害的。
乔木同志在长文中再三地说只能在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含义上讲人道主义，不能从历史观含义上讲人道主义，但他在长文中自己并没有真正坚持这一原则。乔木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和我们党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所要推行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说明（见单行本第35-50页）。他的这个说明大大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这些内容涉及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包括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这难道同世界观、历史观毫无关系？他所阐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这些实践内容，同现在党中央所制定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许多要求是相通的，并不矛盾。
乔木同志为人道主义的设限，在他讲要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时自己并没有遵守，现在有人却要用这个设限来框限党中央所制定的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这样做怎么能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
二、关于异化问题
你在文章中引用乔木同志的原话说，“异化”概念应当严格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即“阶级对抗的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将“异化”概念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范畴，还是一个有特定阶级性的、只能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范畴，例如矛盾、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历史上的诸多哲学家都使用过，不同的哲学家都赋予它们以自己的特定的含义，但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和外延，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熟悉哲学发展史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异化”这个概念，哲学史上的不少哲学家用过，黑格尔用得更多一点，但他是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具有思辨的、神秘的形态，而马克思、恩格斯则紧密地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相联系，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分析劳动异化时开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从当前经济事实出发吧”，接着就展开了对劳动异化所反映的各种经济关系以至人与人的关系的论述。在作了这样的论述后，马克思又作了这样的总结：“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最后又归结为“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完全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唯物主义的。（详见拙著《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20论》第233-234页）经过马克思的这番改造，“异化”概念就脱去了黑格尔加给它的神秘的绝对精神外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马克思不仅对“异化”概念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而且对“异化”概念作了一个哲学定义，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49卷第49页）人作为主体，如果创造出来的客体，不但不为人服务，不满足人的需要，反而反过来成为制约人、危害人、主宰人的一种力量，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就是马克思给“异化”所下定义的哲学含义。我曾在《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章》一文中说：“‘异化’概念实在是一个充满辩证思维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是我们非常用得着的一个哲学概念和范畴，人们无论是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还是改造人类自身的过程中，都可能会发生异化现象。因此我们不应该埋葬它，为它举行什么葬礼。”（见拙著《人的哲学论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00-302页）
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异化”概念比较多的是用它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但也不仅仅限于此，他们还用它来说明精神领域的宗教崇拜现象、经济领域的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现象、政治领域的权力异化现象以及人们在改造自然时不注意生态环境保护而遭到惩罚的现象，等等。
说“异化”概念只能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能用于阶级对抗的社会，其实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恩生活于严重阶级对立、对抗，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资本主义时期，所以他们主要是用“异化”概念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思想家，在总结法国无产阶级发动的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时，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中，就强调要用民主的方法防止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的“主人”。马、恩如果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如果面对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如此多的异化现象，我相信他们也会用异化这个哲学概念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批评过斯大林和前苏联的某些哲学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矛盾的哲学上的错误是没有坚持辩证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批评是正确的。毛泽东讲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而且提出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是为了正视矛盾和正确处理矛盾、解决矛盾。现在人们肯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还是改造人类自身，都可能会出现异化现象，也正是为了正视异化、认识异化、预防异化、克服异化。那种认为矛盾、异化等哲学概念和范畴不能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维方式及其心态，是应当抛弃了。
乔木同志在文章中还说，“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常用的、不成熟的概念，在其成熟时期著作中就很少用了，甚至不用了。这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我在《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异化劳动论与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的关系》两篇文章中，大量引用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使用“异化”概念的文字，作了辨证。（见拙著《人的哲学论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80-213页）这里就不赘述了。
乔木文章中还说：“在马克思全部读过并参加了部分写作的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都没有使用异化概念。”让我们来看看事实，这种说法是否能成立。正是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论述过扬弃劳动异化对于实现共产主义、对于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自下而上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恩格斯说：“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634页）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至5月26日，为了完成马克思研究古代史的遗愿，写了一部名著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在这部名著中，恩格斯还在毫不含糊、毫不犹豫地使用“异化”概念。恩格斯称产生国家后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吏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同上书第4卷第172页）又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同上书第170页）
请注意，恩格斯在其晚年还如此明确地使用异化概念，证明异化概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富有辩证法思想内涵的一个概念。逻辑学上讲，使用全称肯定判断或全称否定判断，要十分慎重，因为人们一旦讲出一个与你的判断不相符的例证，那么你的整个判断也就崩溃了。
三、结束语
对于一位将近80岁的体弱有病的老人来说，要亲自执笔撰写出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在体力、精力和逻辑思维方面，都会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人们拜读乔木同志的这篇文章时，会有逻辑不够谨严、思维不够清晰之感，这是人们能够谅解的。但是我相信，这篇文章的献词会是他亲自撰写的。他在献词中说，谨以这篇讲话式的论文献给三方面的同志们，其中包括“也献给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在长文的第一段还说：“我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争论中的很多问题，只准备就几个主要问题讲一些意见，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在结尾处又再次强调地说：“我今天的讲话，在开头已经说过，只是参加讨论，并且只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一部分问题。对这一部分问题，在一次讲话中也不能说得很透彻，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段话说得是何等的好啊，是这样的谦逊和大度，是这样的真诚和恳切，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社老社长曾彦修同志曾经在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他曾对我说过，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乔木不但自己写文章十分注意逻辑的严谨，而且指导别人写新闻、写文章也十分注意逻辑上的问题，对于逻辑上的错误十分敏感，总是耐心地加以分析和纠正。乔木同志的这篇长文与他以往的文风有着很大的差别，出现了如此多的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分析、判断上的失当。中原同志在自己文章的末尾说：“像所有的大学问家一样，胡乔木的思想理论、学术观点难免有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也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偏颇。”这种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我很赞成。在这封公开信中，我比较具体地谈了这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会得到你们的谅解。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任何人物，即使是伟大的建立了卓越功勋的革命领袖，也要接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所以写他们的历史，为他们立传要坚持的根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对历史人物的最大的尊重和爱护。
在乔木同志发表这篇长文之前，我已经写了若干篇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这篇长文发表后，我响应乔木同志的号召，二十多年来不断地撰写与他抱有不同观点的文章和专著，但我一直没有指名道姓地同乔木同志商榷。看了你们刊载于《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书中的文章，考虑到你们正在撰写《胡乔木传》，本着尊重、爱护和对乔木同志负责，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为贤者讳的精神，写出了上面这些意见，供参考，说得不对的，请批评指正。
薛德震
2007年9月9日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