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庄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
70年前—1937年8月，范长江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记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它就是中国记协的前身。
提到记协，我便想起中国记协的创始者和最初的主要领导人范长江。中国有范长江才有记协。范长江是记协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
好像是天公作美，我有幸曾经两次与范长江一道工作，一次在淮阴，一次在上海,长江都是我的直接领导者。
1937年2月，范长江访问延安，毛主席与他通宵谈话长达10个小时，范长江思想政治上出现一个飞跃，他衷心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他按照毛主席指示回上海后进行百余次大会小会的公开宣传。
1938年秋，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以后，决定独立自主创办新闻事业。1939年初，他在桂林成立国新社。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党中央批准，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重庆、桂林、香港三地的活动，由周恩来、李克农、廖承志分别领导。1941年，范长江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两次密令逮捕范长江。范长江化名化装逃出虎口，辗转来到上海，在地下党帮助下于1942年7月7日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范长江一到苏北，如鱼得水，干劲倍增，积极活动，一百多天里办成了几件事：
（一）创建新四军苏中分社（下设两个支社），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当社长。
（二）在新四军军部成立“华中新华社”，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俊瑞任社长（不久改由范长江继任）。
（三）9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范长江采写的两篇《苏北根据地观感》。9月16日，毛主席在给陈毅的电报中表扬了这两篇通讯。
（四）建立新华社淮南分社，包之静兼任社长。
（五）建立淮北支社，张景华兼任社长。
这期间，范长江在苏中还开办电务人员训练班，选调赵元龙当班主任，为新华社的发展准备电务工作干部；派戈扬北上筹建新华社苏北分社。在阜宁停翅港，范长江请罗列捎信给苏中二分区副专员陈同生（陈农菲），商量关于恢复“青记”问题。陈同生为原“青记”理事。
以上是我现在还记得的几件事。在这么短的时间，范长江穿过多少道敌人封锁线，跑了多少里路，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很难想象，他耗费了多少智慧和精力。他的这种行动和精神，让我钦佩不已。
1945年日寇投降。两淮——淮阴、淮安相继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创办《新华日报》（华中版），指派范长江负责筹备工作。范长江只用一两个月的努力，就筹备好了。1945年“一二·九”，《新华日报》（华中版）在淮阴创刊。范长江任社长，恽逸群任总编辑。
这时候，“华中新华社”更名为新华社华中分社，谢冰岩兼任分社通讯部主任。不久，范长江在淮阴创办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调谢冰岩任教务长，由我继任分社通讯部主任。1946年二月，新华社华中分社扩大成华中总分社，范长江任社长，人员增加至100多人。总分社下设4个分社、10多个支社。报社通讯部就是总分社的通讯部，我被任命为部主任。报社通讯部是虚的。总分社组织机构相当大，通讯部是主体，实际上主管总分社的全部工作。通讯部副主任虽然先后有张黎群、戈扬、吴青、乐静、陈笑雨、孙明、吴江等六七人，但前四位副主任不久就调走了，陈笑雨又来的晚，所以总分社总是很忙。
与范长江初次见面时，我问范长江：“华东局民运部长派我到运河码头做码头工人的工作，成天在码头上跑来跑去，你是怎样发现我把我调来的？”范长江笑了笑，说：“这很简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一到苏北，就想办报。要办报，就像打仗，首先要调集精兵强将，组织一支勇敢善战的队伍。我经过调查，掌握了华中根据地所有新闻干部名单。谁能做什么工作，我心中有数，预做安排。所以，华东局说一声‘办报’，我马上将一份干部名单送请华东局审查批准任命。这样，也就把你调来了。”范长江说简单，我觉得他很不简单。在我心目中，范长江不单是一位著名记者，也是新闻界一位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战略家。范长江具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帅。
起初，我对新华社业务知之甚少，是门外汉，不知从何下手，感到很为难。我向范长江求助。我说：“长江同志，我没做过新华社工作，我拜你为师，当小学生，从A、B、C学起，请你多多费神帮助我啊。”范长江见我态度诚恳，跟我谈过几次话。每次谈话，他总是热情地鼓励我。他说：“我知道你在抗日根据地办报有经验，凭你的经验和能力，完全可以做好你目前的工作。不然，就不会调你来了。”他又说：“我看，你首先要树立坚强的信心。万事开头难。只要你有信心，鼓起勇气，克服困难，就会取得胜利。”“新的时代，新的环境，许多新的东西，我也不懂。工作中有困难，是难免的。你有困难，我能解决的，一定帮你解决。最可靠、最有效的有两条：依靠党，依靠群众。这两条合起来就是两面刃，加上个人的积极努力，困难便可迎刃而解了。”
范长江跟我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新闻采写问题。归纳起来，有三条原则：（一）新闻要真实、客观、公正，让事实说话。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报道不能有半点虚假。对笔下所写的事实，必须认真核实。（二）要有全国观点。首先要分析新闻有无普遍意义，估量它在全国、全世界会有多大的影响。有的新闻须加背景和注释，让读者一目了然。（三）新华社是消息总汇。新华社发稿应以短消息为主。消息短，发得快，才有竞争力，报纸和广播电台的采用率才会高。
事情过去60多年了，范长江跟我讲的话，我记忆犹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1946年5月，范长江调往南京，我与恽逸群、包之静、谢冰岩等人到机场送行。范长江在南京担任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新闻处长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7、8月间，他陪同滕代远到两淮访问，和我见过一面。11月，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范长江被任命为新华社副总编辑，主管特派记者。1946年9月6日，我被任命为新华社特派记者，解放战争中在华东战场采访，自然归范长江管。1947年8月，我军转入大进攻时，总社副总编辑陈克寒亲临前线总结华东前线分社经验并通报全国。所以后来范长江对我说，他很了解我在前线的情况。
我与范长江第二次相遇合作共事是在上海。1949年5月，我军发起上海战役。5月24日夜间，华东局和“三野”总部乘数十辆大卡车冒雨从苏州出发，进入上海苏州河以南市区，大家被雨水淋成落汤鸡，下车后静静地站在马路人行道边待命。华东局和上海市、“三野”的领导同志在原“励志社”开会，迅即展开接管工作。新华社“三野”总分社进驻苏州河北岸的新亚酒楼。那时闸北火车站至吴淞口、高桥一带炮声隆隆，我军还在聚歼残敌。我是“三野”总分社副社长，奉命作为军代表协助范长江接管国民党中央社。范长江和我首先来到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接管中央社。范长江对中央社冯有恒、温时若等数十人讲话，宣布接管政策以后，立即去汉口路接管《申报》，筹备出版《解放日报》。原来，党中央早就决定《解放日报》改在上海出版，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并任命范长江为社长、恽逸群为总编辑。范、恽两人10天前在丹阳就组织好了办报班子，等着上马了。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
范长江还被任命为上海市文管委副主任，另两位副主任是夏衍和钱俊瑞。主任陈毅（兼）。
新华社上海分社5月25日成立，26日开始发稿。华东总分社6月1日在上海开始发稿。社址设在圆明园路文汇报大楼。
6月初，华东局任命范长江兼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兼上海分社）社长，任命我为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丁九任副社长，戈扬任副总编辑。华东总分社组织机构很大，人员来自几个方面，彼此不熟，任务繁重，要报道上海新闻，要抄收总社电讯稿在上海发行，还要领导十几个分社的报道工作。当时，山东、江苏、安徽还没有恢复省的建制，仅苏、鲁就有10个分社——苏南分社、苏中分社、淮海分社、南京、徐州两个特别市分社；鲁中南分社、胶东分社、渤海分社、济南、青岛两个特别市分社。初解放的上海人口有250万，百业凋敝，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市委和军管委的重要任务是恢复秩序、恢复生产，救济灾民，解决“一黑（煤）二白（白米白面和棉花）”的供应问题。敌机还常来骚扰。总分社里里外外，困难重重。我对范长江说：“我是‘土包子’，没在大城市工作过，乍到上海，任务重，困难多，我能力有限，感到有些吃不消，请你多多帮助我！”范长江说：“我肩上的担子并不比你轻。我的首要任务是要倾全力办好《解放日报》，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同时要把文管工作做好。上海有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期刊、出版社100多家，情况复杂。有公办的、有私人办的、还有外国人办的。要区别对待，有的可继续办，有的要没收，有的要合并，还有的要停办，大批人员要清理安置，没饭吃的要救济。我得一家一家的接管，上门了解情况，开大会小会，有的要个别谈话，宣传和落实政策。仅《解放日报》和文管会这两方面，我把吃饭睡觉时间都用上了，工作也做不完。我顾不上新华社了。总分社，你就全权负责吧！”他鼓励我说：“现在是考验我们共产党人的时候，千万别打退堂鼓啊！这困难，那困难，都是胜利发展中的困难。我们迎着困难上，困难总会克服的。”他又说：“总分社，我是兼社长，我已经自顾不暇了，难以兼顾，事实如此。”
范长江说得如此诚恳，如此动情，全是肺腑之言。我感到惭愧，觉得不该再向他提什么要求了。但是，我还是说了几句。我说：“你兼总分社社长，是华东局任命的，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向你报告工作，是我的责任。你白天没有时间，晚上我到你家里汇报，好吗？”范长江说：“我在上海没有家，也不需要家。老婆沈谱在北平工作，好照顾她老父亲（沈钧儒），没有随我来上海。夜里，我在哪儿工作，困了就在哪儿打个盹，就算睡觉了！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我同夏衍同志约好，半夜到他家，与他谈接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往往谈到天快亮了，就在他家床上合眼睡一会。”
那时候，范长江定下了一个制度：每天晚上9、10点钟在解放日报社开一次“飞行集会”，他指定我去参加。“飞行集会”由范长江主持，参加会的有《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副总编辑魏克明、秘书长陈虞荪、总编室主任刘时平、编辑部主任张映吾，还有金仲华、刘思慕、陆诒、李纯青等人，一间总编室坐得满满的。范长江一到就开会。他先传达华东局、市委和军管会的有关宣传的指示，以及一些重要情况。传达完，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接着，安排第二天的《解放日报》版面。“飞行集会”时间极少超过一小时。有时范长江在会上提出要写社论，就对恽逸群说：“恽老，请你就这件事写篇社论，明天见报，你写好了，给我看一下。”
“飞行集会”开完，我都要在总编室逗留片刻，了解有哪些重要新闻可以及时发给延安新华总社。我亲眼看到范长江夜生活的一些片断。有几次，范长江听见楼外敲梆子挑担子卖夜宵的叫卖声，连忙掏出几毛钱，对值班的工友说：“我没吃晚饭，请你给我买一碗阳春面。”他吃了面条，就坐到靠边放的一条一尺多宽、五尺多长的大木凳上，对刘时平说:“我要躺一会儿，解解乏。”他随手拿些旧报纸当枕头，躺下像醉汉一样，很快就发出鼾声。我目睹这情景，一阵心酸，暗自低声说：“长江呀长江，你太辛苦了，……”
这就是我面前的范长江，新闻战士范长江，人民记者范长江。
我的脑海里常常放映范长江的影像：
——“八一”南昌起义，硝烟炮火中的范长江；
——北平街头卖豆浆、面包挣钱糊口，入北大苦读的范长江；
——不畏艰险，过草地爬雪山，寻觅红军足迹前进，采访“中国大西北”的范长江；
——参加热河抗日义勇军，在长城喜峰口、内蒙古百灵庙前线采访军民英勇抗击日寇的范长江；
——只身入陕采访西安事变和奔赴延安访问的范长江；
——采访“台儿庄大捷”和“徐州突围”的范长江；
——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的范长江……
我亲身感受：范长江本人及其著作，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部宝典，是智慧和创造力的宝典。
范长江虽然离开我们37年了，但是他仍然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今年七月，我写了一首小诗忆长江。诗曰：
笔走龙蛇惊风雷，杏坛桃李竞芳菲。
岁月如歌人远去，英名业绩千古垂。
（2007年8月写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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