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跳出七十年兴亡周圈吗石
200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6岁生日，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也已58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老党和执政时间较长的党。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抚今追昔，一方面为今日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认可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党内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确有一些忧思。本着居安思危精神与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国优良传统，特真实地把自己的忧思写出来，既供参考，又备他日查阅。
第一，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和而不同是主流还是同而不和是主流？
和与同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凡是做到和而不同的，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人际关系比较和谐，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一人或一个小集团说了算，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人人自危，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生活死气沉沉，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寂静，是一个闷局，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大动乱、大变革。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形势，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标出君子小人之别，用心可谓良苦。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曾希望我国出现一个新政治局面，特点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这种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选五卷456—457）应该说毛主席这种见解与历史上和而不同的论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在毛主席的晚年，他领导了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却又背离上述想法，弄得人人噤若寒蝉，全社会万马齐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上冤狱遍中国，他老人家原先的希望完全破灭，教训实在太沉重。
粉碎“四人帮”后，我党领导中国，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大进步，人们的心情变化大，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化更大，这是谁都感觉到的、认可的、拥护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与乘客随意谈论朝野大事而毫无顾忌，“谤议于市朝”这一喜人局面竟在今日中国出现了，虽然党对它还没有奖励办法。网上议论更是内容丰富生动活泼。
但是，目前党内在和与同的问题上，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以为还是一个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大问题。形势愈好，我党作为执政党，愈需要清醒。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提不同意见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唯唯诺诺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是实干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弄虚作假、耍嘴皮子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以为这才是最真实的考核干部的尺度。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议论，就是不少干部群众给我们的鉴定。现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不讲真话。许多领导干部慨叹：“很难听到真话和不同意见，迎合型干部太多”。下面则慨叹：“讲真话吃亏，不说为佳”。有人反映：现在讲成绩，层层加码，到中央一级成了无限大，完全失真。讲问题和缺点则层层减码，到中央一级仅存空壳，也完全失真。这两个金字塔现象所反映的干部心态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实在太可怕了，其原因更值得我党认真思考。
两种慨叹，一个是想听听不到，一个是想讲不敢讲。本来人们是愿意讲真话的，弄得不敢讲了，根本原因是怕招祸。谁能给他祸呢，当然是各级有权力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能不能听不同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不同见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并受到公平对待。如果社会上因言得祸的事不断发生，当然就没有人讲真话了。粉碎“四人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惨痛教训，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改进，但不能说已经解决。
一个听不到真话的社会，表明这个社会还是同而没有和。领导听不到真话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明脱离群众，人们不信任他。我党应该接受教训，并摆脱一切现实的虚假现象，研究群众目前不讲真话和领导听不到真话的现象，找到根本原因，认真解决听真话与讲真话的问题。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讲真话，讲到做到，身教重于言教。群众是最有能力区别真话与假话的。“知政失者在草野”，东汉的思想家王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上面讲真话办实事，才能换来群众讲真话办真事。
第二，不少干部中的几股歪风冷了许多群众的心
当前，干部队伍中几股歪风盛行。
一是豪华摆阔风。许多政府的“衙门”和官员宅第，愈来愈豪华气派，也愈来愈脱离群众，引起民怨与民怒。群众称“衙门”集中的街道为腐败一条街，称官员豪宅为贪官营。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和干部固定收入，他们不可能建设这样的“衙门”与豪宅，但修成了而且一些贫困地区也这样做了，资金从何而来呢？上级是不管还是管不住呢？这股风看来愈演愈烈，群众的心则愈来愈冷，党政领导的威信愈来愈低。有的群众说，再也看不到“老八路作风”了。这一声叹息包含着无限怀念与无奈，也含着一线希望。
二是迷信风。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报道，有的是调查资料，有的是理论上的批评，说得最清楚的是风水师们。一个调查资料说，有近三成的“县处级”干部迷信相面。《求是》杂志论文，则批评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风水师们讲的就具体多了，“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风水师为他规划”，“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想念一些‘玄’的东西”。为了掩人耳目，风水师们不穿唐装，不留胡子，而是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推销员模样，出入官府和豪宅。官员不直接出面，有商人代办并买单，当然他们得到的更多。外电报道：“迷信风水现象在中国抬头”，或说：“鬼神迷信在中国抬头”。有报道说，有名的大寨大队，现在有人投资3000万元盖一座庙宇搞旅游。一些干部的迷信风与社会上的迷信风，究竟谁影响了谁，它们反映的是何种内心世界？
三是豪赌风。中国的豪赌已“享誉”世界，他们成了许多国家、地区赌城的常客，我国周边国家、地区都建设专门赌场迎接他们。澳门特区的赌场更是内地豪赌者的佳处，有材料指出，澳门赌场内地赌徒占到93%。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金达6000亿元，官员输的钱往往都是公款。商人参赌的也大都是官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以创业为主，很少这样干的。这股赌风使中国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群众的愤怒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对这股恶风党和政府似乎束手无策。
四是“跑部钱进”风。这已成为潜规则了，下面振振有词。“不跑部就拿不到项目，不用钱就进不了门。跑部钱进是下面的不得已之举，是逼出来的，含着眼泪干的。”送钱已成了一门大学问，神龙见首不见尾，不露痕迹，其妙无穷。比较公开的则是“项目车”是小干部干的，给小单位和个人一个小项目，不用说话就有一辆轿车送上供他使用，油和司机的开支也不用管。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下面的花样就更多了，风气也就愈来愈坏，上面的管理限制办法，永远跟不上形势。
还有一些风，如公款吃喝风、包二奶风、外逃风等等，就不细说了。
上述种种歪风的总的结果是：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的办事能力愈来愈低下，出现了所谓的“体制性迟钝症”，处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酿成民怨甚至民怒，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安定大受影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是山西黑砖窑事件。人贩子在河南郑州市等地方抓劳力，通过他们的交通线送到山西各地的黑砖窑，强迫劳动，过着非人生活。此事长期存在，两省的有关部门毫无作为，任其胡行，有的基层单位甚至与他们勾结共同作恶。这里的党政机关的无能已到了何等地步，岂仅是“迟钝症”而已。二是太湖兰藻事件，这是自然现象，完全可以预测到，南京市就有中科院的一个湖泊研究所，对太湖当然十分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就不能进入省市决策领域？太湖水质关系广大群众生活，当地领导却毫不了解即将发生的严重事故。特别严重的是三江三湖治理已实行多年，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这两件事太令人震惊并陷入沉思。国家环保部门已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污染高发期。每一个污染源都与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高发期的特点及其对周围群众的影响，应早作研究并制定对策，再不能临时被动应付了。
第三，能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吗？
上述种种歪风在我党我国还不能说处处如此，日日如此，但是若不能及时坚决刹住，不仅会破坏当前的大好形势，如果久拖不决，那就会彻底冷了群众的心，他们必然由怨而怒，势将酿成大祸。群众的耐心不是无限的，我们党的威信也不是天生，更不是一劳永逸的。
现在的问题是，单靠领导机关的力量能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无数实践已证明这一点。下面对付上级的监督和检查规律，已弄得清清楚楚，对付办法更是天衣无缝，现在这套监督和检查办法可以说收效甚微。我们处分几个干部可以做到，但改变不了风气，一阵风过后，一切照旧。群众早就总结出一条检查规律：“河水突然清了，表明领导要来检查，河水又污浊了，表明领导走了。”领导得到的是假象，但误以为真，十分高兴。群众却认为下级玩弄领导又成功了。受苦受害的是当地群众，淮河沿岸现在出现不少癌症村，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他们既看笑话，对官僚主义的无能，心中怨气和愤怒也随之而来。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许多报道都反映了这个情况，下面传说的笑话就更多了。
中国的官场是一个大染缸，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积淀太深厚，是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干部个人来说，这种坏传统坏作风很舒服自在，是很难抗拒的。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难解决大染缸这个大问题。
要彻底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上述种种歪风，唯一办法就是请群众来批评、监督。他们的监督是全天候的，无时无处不在，谁也无法躲藏。干部干坏事总要伤害一些群众，受伤害的人当然愿意揭发，只要领导支持加以保护和奖励，举报和揭发就可以形成风气和制度，一切歪风就无处隐匿，久之就自然刹住了。如果监督还包括各级领导的决策和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其作用就更大。我以为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请不请群众来监督干部、监督党和政府的决策和工作，是考验我党领导层是否决心依靠群众改变作风和改进工作、发展大好形势的试金石。
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我们的工作，要有一套办法和具体制度，要明确规定群众享有的权力，有一定的运行方式，还应有对干部打击报复的处分办法，所有这些都得认真执行。实行起来当然有困难，但不实行这一套，我们遇到的不仅是困难而是灾难。
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各方面的工作，必将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一定会成功，效果一定会很好。
第四、怎样跳出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对话，是大家熟知的。黄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深表赞同，这是1945年7月发生的事情。据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P157）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我以为可以从国内经验和国际经验来探索和思考，寻找跳出这个周期圈的办法，特别是怎样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办法。
从国内经验讲，人们关心历史上三个黄金时代及其以后的变化。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的开拓疆域。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王莽专权和称帝。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直到开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乱则129年。之后唐朝进入衰败期直到灭亡。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康、雍、乾三朝共133年。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繁，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也未中兴起来，末期的“戊戌变法”更遭到镇压实行不了，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如唐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国现在的形势可说也处于黄金时代，但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未来前景怎样，也已是今日人们思考和议论的话题，各种观点都有。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长，这个问题也值得深思。
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执政71年后失去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似乎70年是一个坎。另外，中国国民党在连续执政70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谓七十年坎是现象，是长期执政的党放弃自我管束和改造，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和广大官员生活优裕和腐败盛行。群众无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官逼民反。责任在官而不在民。不是民弃官，首先是官弃民。
想通了，解决办法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真理总是简单明了的。执政党要做到，一方面实行党内民主，定期改选领导集体，让有作为而清廉的人来领导，解决党内老化、腐化问题。另一方面真正实行政治民主，请人民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干部。两者结合，上述种种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也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实行民主的办法。现在要弄清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的好，但执政后不但没有实行民主，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党执政快60年了，直到今日，这党内党外民主，也还实行的不好，没有完全执行。难点究竟在哪里？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受，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只愿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当然不愿意有人监督他。这就是英明的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结局也不大相同。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自称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对群众监督总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态度。要为人民服务，又不愿听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人民的监督，岂不是自相矛盾。结论应是：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继续执政打破70年这道坎，必须解决自身腐化和脱离群众问题，除自身不断改革外，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格的强有力的群众监督，这个婆婆非要不可。官员们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换来的是群众拥护和社会稳定、和谐，国运昌盛，全国人民大自在、大满意、大舒服。值得，完全值得。
（作者石山，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者，曾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责任编辑 杜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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