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城市革命”
[ 2007年第12期 北宋的“城市革命” 作者：施 亮 ]
中国古代的工、商、贾是三者分开，互不相属的。工即手工业，也就是生产环节；商指长途贩运，即流通环节；贾则是坐守待售，可称市场环节。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历来是非常严厉的。所谓“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抑制商业活动的最后阶段，即商品的交易过程。所以，他们牢牢把握住市场不放。在汉、唐以来的城市规划中，把一切交易行为集中到“市”里去进行，由官府委派的胥吏来进行严格管理和限制。但是，到了北宋时期，社会经济在各地普遍发展，手工业生产迅速扩大，长途贩运已经在商业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了。而家庭手工业作坊则很繁荣，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户主即作坊主人，兄弟子侄就是帮工，自产自销，街前的堂屋为店铺，后院的住所即作坊，于是，工商贾合为一体，也就更需要对城市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北宋政府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坊墙毁弃，市巷融合，已经允许沿街开设店铺了。这是一场“城市革命”，使城市生活越来越多元化，也促进了商业繁荣。在《考古》杂志1963年第11期曾经刊载一幅北宋时期东京城规划示意图，从图中可以发现，随着城坊制度的变革，城市的市场不再是官家特设的管理区域，城内不再划分方形之坊，而是大街小巷纵横，店铺鳞次栉比。《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不少店铺甚至设到了皇宫附近，“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
当时，冶铁、采矿业及兵器制造等手工业工场都由官营，其中规模最大的官营兵器制造所就有军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约五千人。而民营手工业相对规模较小，大都是适应居民日常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及店铺，经营范围是市民日用品、饮食业及特色工艺品等方面。据古籍记载，民间开设的商业行市约有四百十四行，有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珍珠市、丝绵市、故衣市、花朵市、肉市、米市等，亦有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蟹行、鱼行等。在一些繁华街道，设有高档的酒楼，美酒佳肴，山珍海味，歌妓相伴，名士满座；亦有小街陋巷中的饭铺，平民百姓更愿意光顾，喝酒吃肉，丰俭随意，举杯小酌，猜拳喧嚷。我们看到古典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都有描写宋代社会生活场景的生动篇章。书中可看出，当时许多城镇已经具备了近代市镇多样化多功能特点，市民生活是很丰富的。在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等记载，那时城市的商业贸易繁荣，也使文化消费及服务业昌盛起来。宋代杂剧开始兴起，一些读书人科举不得意，便为艺伎填词谱曲，甚至还亲自参加演出。宋杂剧的产生为以后元朝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城市的服务业也很多样化，有走街串巷叫卖羊肉、干果和杂货的小贩货郎，又有修路、箍桶、掌鞋、刷腰带、修璞头帽子、补角冠的帮工匠人，亦有修整房屋，泥补墙壁，打水砍柴，杀鸡宰鹅的杂作人夫。倘若有人出门游玩，又懒得步行，城市中还有专门行业，“自有假赁鞍马者，其价不过百钱”。甚至还有专门为人家操办婚喜丧事之人，只要花钱雇请后，会很利索地按主人要求及风俗习惯，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据史料记载，宋代的都城东京人口最多时达到一百四十万至一百七十万，而从人口构成看，经营工商业及其它服务行业的人已占总户数十分之一。
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因此“四夷朝贡，曾无虚岁。”东京成为全国贸易的中心，也成了外国使节、宗教教徒和商人非常活跃的城市。当时，中国对外交通干道已从秦汉隋唐时代的丝绸之路，转向东南海道。朝鲜（高丽）、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阿拉伯、东非各国商人，纷纷从海路到中国做生意。其商品种类很多，以香料、药物、犀角、象牙及高级手工艺品为主。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加深了城市经济繁荣。
宋代的“城市革命”，是中国城市从封建的农业经济泥沼中挣扎出来的第一步。这时，城市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复杂局面，尤其是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新因素，也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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