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城市革命”

2007-12-15 作者: 施 亮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7年第12期 北宋的“城市革命” 作者:施 亮 ]

中国古代的工、商、贾是三者分开,互不相属的。工即手工业,也就是生产环节;商指长途贩运,即流通环节;贾则是坐守待售,可称市场环节。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市场的控制和管理,历来是非常严厉的。所谓“抑商”政策,主要体现在抑制商业活动的最后阶段,即商品的交易过程。所以,他们牢牢把握住市场不放。在汉、唐以来的城市规划中,把一切交易行为集中到“市”里去进行,由官府委派的胥吏来进行严格管理和限制。但是,到了北宋时期,社会经济在各地普遍发展,手工业生产迅速扩大,长途贩运已经在商业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了。而家庭手工业作坊则很繁荣,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户主即作坊主人,兄弟子侄就是帮工,自产自销,街前的堂屋为店铺,后院的住所即作坊,于是,工商贾合为一体,也就更需要对城市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北宋政府顺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坊墙毁弃,市巷融合,已经允许沿街开设店铺了。这是一场“城市革命”,使城市生活越来越多元化,也促进了商业繁荣。在《考古》杂志1963年第11期曾经刊载一幅北宋时期东京城规划示意图,从图中可以发现,随着城坊制度的变革,城市的市场不再是官家特设的管理区域,城内不再划分方形之坊,而是大街小巷纵横,店铺鳞次栉比。《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不少店铺甚至设到了皇宫附近,“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

当时,冶铁、采矿业及兵器制造等手工业工场都由官营,其中规模最大的官营兵器制造所就有军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约五千人。而民营手工业相对规模较小,大都是适应居民日常生活的手工业作坊及店铺,经营范围是市民日用品、饮食业及特色工艺品等方面。据古籍记载,民间开设的商业行市约有四百十四行,有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金银珍珠市、丝绵市、故衣市、花朵市、肉市、米市等,亦有金漆桌凳行、南北猪行、青器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蟹行、鱼行等。在一些繁华街道,设有高档的酒楼,美酒佳肴,山珍海味,歌妓相伴,名士满座;亦有小街陋巷中的饭铺,平民百姓更愿意光顾,喝酒吃肉,丰俭随意,举杯小酌,猜拳喧嚷。我们看到古典小说《水浒传》和《金瓶梅》,都有描写宋代社会生活场景的生动篇章。书中可看出,当时许多城镇已经具备了近代市镇多样化多功能特点,市民生活是很丰富的。在宋人笔记《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等记载,那时城市的商业贸易繁荣,也使文化消费及服务业昌盛起来。宋代杂剧开始兴起,一些读书人科举不得意,便为艺伎填词谱曲,甚至还亲自参加演出。宋杂剧的产生为以后元朝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城市的服务业也很多样化,有走街串巷叫卖羊肉、干果和杂货的小贩货郎,又有修路、箍桶、掌鞋、刷腰带、修璞头帽子、补角冠的帮工匠人,亦有修整房屋,泥补墙壁,打水砍柴,杀鸡宰鹅的杂作人夫。倘若有人出门游玩,又懒得步行,城市中还有专门行业,“自有假赁鞍马者,其价不过百钱”。甚至还有专门为人家操办婚喜丧事之人,只要花钱雇请后,会很利索地按主人要求及风俗习惯,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据史料记载,宋代的都城东京人口最多时达到一百四十万至一百七十万,而从人口构成看,经营工商业及其它服务行业的人已占总户数十分之一。

由于宋代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因此“四夷朝贡,曾无虚岁。”东京成为全国贸易的中心,也成了外国使节、宗教教徒和商人非常活跃的城市。当时,中国对外交通干道已从秦汉隋唐时代的丝绸之路,转向东南海道。朝鲜(高丽)、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阿拉伯、东非各国商人,纷纷从海路到中国做生意。其商品种类很多,以香料、药物、犀角、象牙及高级手工艺品为主。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也更加深了城市经济繁荣。

宋代的“城市革命”,是中国城市从封建的农业经济泥沼中挣扎出来的第一步。这时,城市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复杂局面,尤其是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新因素,也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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