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
[ 2007年第12期 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 作者：郝怀明 ]
中央决定尽快编出文科教材周扬立下“军令状”
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片面强调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打破了原有的教学秩序，批判了原有的教材，许多院校采用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式编书，有些院校甚至出现了学生编书教师照着讲课的怪现象，许多院校根本就没有教材可用。已经编出的教材，由于对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编书青年知识准备不足，片面强调“革命性”，忽略科学性，教材质量一般很低，大都不宜继续采用。加之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纸张匮乏，质量低劣，许多讲义印在五颜六色的有光纸上，字迹不清。
1959年底，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立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邓小平总书记提出，要好好抓一下这件事。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编出一套好的文科教材。1961年初，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了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明确指示：高等学校的教材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要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即选用过去比较好的、编写新的、翻译借用外国的）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并要求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印刷清楚”。书记处书记彭真受邓小平委托，找周扬谈话下达任务，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问题。
周扬立即行动，于10月27日，召集高教部、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几个主要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座谈文科教材问题。周扬说，要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高教育质量，出一批人才，出一批教材，下决心解决问题。他要市委负责，分文、史、哲、政、经、教6个组，就文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阅读书目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多种方案。
深入调查研究广泛交换意见
建设文科教材，发展学术事业，关键是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贯彻“双百”方针。在教育革命和学术批判中，不少专家、教授受到了冲击，以北京大学为例，中文、历史、经济、法律、西语、物理、化学等7个系共有教授、副教授76人，受到批判的就达33人，将近半数。毛泽东说，当时在学术界掌握书本知识比较多的还是老一代专家。周扬对老专家、老教授特别尊重，在北京，他登门拜访了冯友兰、朱光潜、钱钟书、金岳霖、郑昕等知名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冯友兰在谈到前几年师生关系时说，我们不是老师，而是“侍读”。这种师生关系反常的状况，1959年3月周扬在广东省考查工作，拜访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陈寅恪时，陈也谈到过。他火气很大地问周扬：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周说有点关系。陈说1958年某月某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如此？周扬回答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还要试那么几次。陈对周的解释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的，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陈的意见给周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之后，他对广东文化界领导人说：“大学文科学生集体编教科书，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把老教授丢在一边，学生还没有懂。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向老教授学。就是要打倒，也要把他的一套学问学了，才能打倒。我们就是要赶快把老教授的知识全部接受过来。广东不是有个陈寅恪，他肚子里就是一部历史书，我们就要把这一历史书学过来。他也是读了一辈子书才有这样一部活历史的。”上述冯友兰、陈寅恪的意见，周恩来、邓小平得知后都十分重视，他们在谈到要尊重老专家时曾多次加以引用。
1961年2月，周扬来到上海进行调研。在一周之内，他连续开了7次座谈会，分别听取了各大学党委书记，中文、外文、哲学、经济学、历史、教育、文艺理论、艺术教育等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坦陈己见，和大家共商高校文科教材编选和文科建设问题。
周扬和党委书记们座谈时，讲了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他说，破和立的问题，从长期来看，不破资产阶级思想，不能立无产阶级思想。但是在当前，是不立不破，大学教材经过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已经破得相当多了，破到牛顿三大定律上去了。现在要提出相反的要求：未立不破。像打仗一样，到了一定阶段要巩固一下已有的阵地。目前未立不破这个方针对我们有利，逼着我们去立。像盖房子一样，已经拆了很多房子，人住得很拥挤了，就要盖，不要继续拆。新的盖起来了，需要再盖新的再拆。当然，不拆就不能盖，但光拆不盖不行。
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召开，教学和教材编选指导思想的确立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在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老专家、老教授和青年教师，有校院长和系总支书记，还有中央一级和省市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这次会议，北京草拟了文、史、哲、经、政、教、外7个专业的教学方案，上海草拟了5个专业的方案。艺术也提出了音乐、美术、话剧、戏曲、舞蹈、工艺美术、电影7个专业的教学方案，这件事是由林默涵抓的。这次会议的任务就是讨论和确定几个主要专业的教学方案，特别是讨论和确定教科书编写计划。
4月12日，周扬在会上就这次会议的任务作了长篇讲话，总结1958教育革命的经验，就文科教学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和教材编选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首先，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1958年教育革命扭转了轻视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但又发生了忽视知识、忽视业务的现象。周扬总结在红与专问题上的偏差，对这两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红”的标准，对大学生首先要求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同时要求学生能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受一定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看一个人政治上好不好，并不是看他开会开得多不多，他马列主义教条背得多不多，革命术语讲得多不多，“读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有一点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的锻炼，能够努力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努力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就可以了。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家，也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政治活动家。”在“专”的方面，“要求学生具有基本的理论知识，基本的历史知识，基本的社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是写作能力的训练）。”周扬还针对当时“白专道路”使用过滥，以致在学生中造成不敢读书、不敢钻研学问的不正常风气，对什么是“白”也下了个界定。他说，“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至于一个人不喜欢集体活动，不合群，脱离群众，孤高自赏，有一点个人主义，这也不能算白。”周扬认为，“红”和“白”都是政治概念，是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问题，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到世界观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既不能把有唯心主义世界观就说成一定是“白”，也不能把有个人主义的学生，或者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政治上进步较慢，还处在转变过程中的学生，都指责为走“白专道路”。今后不要再用“白专道路”来批评学生。周扬还说，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表现在课程的安排上，政治是灵魂，是统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不等于说政治课、政治活动一定要很多。教学方案对政治课在教学中所占的比例作了规定，不得超过20%。学生在学校期间要多读点书，要达到每个专业所要求的最起码的标准。周扬说：“政治是统帅，帅不是兵，兵要多帅只有一个；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又无往而不在。政治是统率一切，渗透一切，而不是占据一切，代替一切。”
其次，关于书本知识和活的知识的关系。周扬说，学校应以教学为主，可是在教育革命中，学校普遍把教学挤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地位，生产劳动搞得太多，政治活动搞得太多，教学时间被任意挤占，学生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历史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训练，在一些学校里有所削弱。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要把人类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的精华传授给学生，就必须以教学为主。但同时也要给学生一点实际的知识，活的知识，使他能读活书，活读书，不变成书呆子。这次制定的文科教学方案规定，学校以教学为主，结合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使学生不只是读书，同时也有一点生产的知识，有一点斗争的知识，其时间分配的大体比例是，劳动和科研时间加在一起不得超过学时总数的三分之一，即教学（包括课堂教学、课堂讨论、学生自习）与劳动（包括生产劳动、基层工作、社会调查）、科学研究（包括写论文、听学术讲座、参加学术讲座）的时间分配为七三开。
再次，关于论与史的关系。周扬说，1958年以来出现的“以论带史”的提法，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率史料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话有它的积极意义，但这个提法是不全面的，有缺点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为‘以论带史’，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只要有论，史就带动起来了，就有了史，而实际上恰好相反。所谓论，如果不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讲具体的结论、具体的规律，这个论应该是史料研究的结果，而不能在研究之前。”“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史料研究把论带出来了，不是论带出史来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先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一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这样做法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包括文字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研究现状应当从现状出发。否则就容易鼓励一种风气，好像有几个公式，有几条规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写了《对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意见》一文，在文科教材会议期间送周扬阅，对“以论带史”提出批评，周扬拍板发表。随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写出《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偏向提出批评，周扬看过后批示说，吴晗讲的那些偏向确实存在，应该批评。
关于古与今的关系。周扬说，过去大学厚古薄今的倾向相当严重，反对“厚古薄今”，把青年的兴趣引导到注意现实问题，这是对的，近几年来，厚古薄今的风气大有改变。但反对“厚古薄今”，并不是说不要去重视历史，不要去重视历史遗产的研究。他以文学史为例，说过去现代部分与古代部分的比例是1：6，1958年以后成了1：1，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四十多年文学史各占一半，这当然是不适当的。周扬认为，在研究文化遗产这方面来说，应当是古比今多一些。3：1是起码的。陆定一认为可以达到4：1。在周扬看来，古代和近代相比，不仅时间长，内容丰富，而且经过历史的淘汰，遗留下来的多为人类文化的精华；而现代的东西因为时间较短，尚未来得及经过时间的反复检验，还不够稳定。所以，在古今比例上要有个适当的规定。
关于中与外的关系。周扬说，我们应强调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现状，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遗产。但是注意研究中国并不等于不注意研究外国的东西。这方面我们也有所削弱，中学停止英语课是欠考虑的。周扬说：“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知道得相当少。世界经济、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许多方面我们都不甚了了，知识相当贫乏，有些甚至还是缺门。以中国为主，但一定要研究世界。毛主席历来都是提倡中外古今法。中外古今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只有今没有古就没有历史观点，只有中没有外就没有全面观点，过去我们专门搬外国不对，现在不研究外国也不对。”“中国是处在世界之中”，西方世界要研究，亚非拉美也要研究。研究外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建设中国。周扬还从我国文化发展史论证说，“历来文化高涨的时期都是由于吸收了外来的营养，隋唐是这样，‘五四’文化运动是这样。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文化高涨，学术繁荣，要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东西为我们所用。”这次课程里规定外文都是必修的，至少一门。课程设置也体现了面向世界的精神。
周扬在讲话中还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文科学生要重视写作的训练。这里要解决一个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提倡文与道的结合与统一。
周扬在会上对教材编选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教材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这是谁也写不出来的。我们力求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根据材料引出观点。观点和材料脱离，毛主席认为这是很坏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只罗列一堆材料，不讲内在联系，不作分析，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不是经验主义吗？只发一大通空论，没有材料，没有事实根据，不是教条主义吗？都是主观主义。所以我们还是力求观点和材料能够做到统一，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力求材料确实、充分。
二是要求教材比较全面。所谓比较全面，一个就是正面反面都有，不要只讲一面。教材和选本都要包括两面的东西：正面和反面。学生正反面都看过，可以丰富他的知识，防止思想的僵化，防止武断、片面。总而言之，世界上的事情总要有比较，没有比较就不行，思想就要停滞。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么：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这是经验之谈，不比较就没有办法判断。这是关系到一个对我们青年后代怎么培养的问题。再一个是对研究的作家和作品要全面。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评价一个人不看他全面，只拿他的一部分来代表他，或者拿他一部分坏的，或拿他一部分好的，我看都不对。所以，我觉得选教材，不但是正面反面要选，对一个人的作品也要选全面。这样使得青年学生对历史的发展有个全貌，不至于把古人想得太好，或者想得太坏，尤其是不要把古人想得太现代化。
三是集体写作和个人写作的问题。由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编写教材，强调“大兵团作战”，当时的学术带头人大都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在教材编写中没有发言权，致使这些教材的编写事实上缺乏适宜的主持人和骨干力量。在周扬看来，精神劳动必须以个人独立钻研为基础，必须重视个人研究和个人写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必要的协作，才能获得成效。他说：集体写作和个人写作，两种形式都鼓励。集体写作，我们偏向于小一点，自愿结合，不要搞什么大兵团。还是三、五人、五、六人，大体上观点比较接近，自由结合。后来，周扬把这种采取自愿结合，集体编书的方式称作主编负责制。主编多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对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样有利于保持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整性，保证教材的质量。
最后，周扬希望与会的党内外同志对文科教学问题、教材问题充分地、自由地、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什么话都可以讲，说教育方针不对的话，也可以讲。从教育方针，一直到教材编写，从政策一直到思想，从政策到业务，都可以议论。希望同志们勇敢地接受、出色地完成编写任务。
周扬的讲话，针对性很强，既有理论性，又有可操作性，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5月19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就这次会议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会议研究和总结了几年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状况和经验，认为教育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在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点。会议就有关文科教学的若干带根本方针性的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劳动和科学研究三者的正确结合，各种课程的比重和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在文科教学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经过党内外充分民主讨论，逐步达到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修订了文科7种专业（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院校7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学方案的草案，并且相应地订出了224门课程的教材编选计划，包括教材297种（其中文科126种，艺术171种）。随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经多次修订增删，到次年5月，除政治理论教科书的编写已另有安排外，确定的文科7个方面14个专业所需的教材共有273种，其中教科书130种，参考教材143种。工程可谓浩大。中央于6月17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在批语中说：“教材建设是促使高等学校秩序稳定和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环节之一。各地党委必须重视这项工作。担负编写任务的地区，除领导督促外，对人力调配和物力支援方面的问题，亦应当以大力解决。”
“学术上你们负责，政治上我负责”
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在以周扬为首的文科教材办公室的领导下，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便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在民族饭店召开的一个小会上，周扬拍着胸脯对专家、学者们说：“学术上你们负责，政治上我负责。”与会者听了很受鼓舞。据当时在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的徐汝京回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高兴地说：“这下我思想解放了。”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教授还赋诗一首，表示他放下了思想包袱，愿跟着党为文科教材建设出力。那时，全国政协会议正在举行，毛泽东在接见与会代表时询问了冯友兰编写中国哲学史的情况，周恩来还特意向毛泽东介绍这次会议上任芝铭（冯友兰的岳父）、冯友兰、孙维世（任的外孙女）是“三世同堂”，冯友兰的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老专家、老教授们的心情之振奋和感动，由此可见一斑。
老专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如何发挥好青年的作用，处理好新老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初期，青年和老专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协调的。据当年在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的刘金印回忆，有一次开会，老专家被安排坐在前面的沙发上，青年人坐在后面的椅子上，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有的青年却觉得被批判的人被尊为上宾，自己仿佛受到了冷落，为此心理很不平衡，情绪很大。从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在教育革命和学术批判的情势下师生关系紧张到了何等程度。周扬深深感到：“如何对待老专家，如何使青年和老专家团结合作，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学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在教材编写工作过程中，他既注意发挥老专家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又注意发挥青年的积极性；既提倡青年要尊重老专家，向老专家学习其长处，同时，又切望老专家也要关心青年，培养青年，青、老互相学习，团结合作。
周扬对文科教材建设注入了极大的心血。他认为,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需要有两支强大的队伍，一支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一支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在他看来，高等学校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编选高校文科教材则既是学术建设，同时也是理论队伍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他在中宣部分管文化和科学，他对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表示，今后他要多花点精力在科学方面。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的精力当更多的是放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放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方面。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的两三年中，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召开几次座谈会，同各门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商讨教材编选问题。有的月份，这样的讨论会竟达8次之多，仅《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就开过5次。在每次座谈会上，他都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坦诚抒发自己的见解，从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篇章结构、具体内容，到表达方式方法，进行广泛的探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供编写组同志参考。据统计，他在这方面留下的讲话和文稿达数十万言之多。他的这些讲话，汪洋恣肆，才情勃发，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和学识，以及面对种种棘手的矛盾和问题，总能提出妥善处置办法的领导艺术。
中心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用摧毁的方法搞不成文化建设”
在主持文科教材编写过程中，周扬发展他在前几年提出的文化建设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就是“出成果，出人才”，并以此作为检验工作成绩的有无和大小的标准。周扬多次强调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需要积累。没有积累，永远不能提高。对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必须采取科学的审慎的态度，不能对遗产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1961年8月16—18日，周扬在天津饭店听取《教育学》编写组汇报后的发言中尖锐指出：“那种动辄搞运动、搞斗争、整人的作法，不以平等态度待人，都是问题，要纠正。我认为积极分子要有两条：第一、政治积极读书也积极；第二、自己积极也要带动别人积极。有些积极分子知识不够，只有一种本领，就是斗人，而没有受过别人整。”在周扬看来，用摧毁的方法是搞不成文化建设的。1961年8月5日，他在美学组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盲干是干不通的。如果盲干能搞成文化建设，那我赞成。文化不能用摧毁的方法。如果用摧毁的方法，那么，摧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我们自己。这一点一定要自觉。”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周扬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的思想。1961年三、四月间，在中宣部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领导干部会议上，当许多同志谈到政治运动不断，许多研究所都被迫停止了业务工作时，周扬说，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干扰正常的研究工作。许多工厂也搞运动，但是绝不允许停止生产专门搞运动，因为工厂的任务是要生产出产品来。研究所同样也有任务，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生产出研究成果和科学著作，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研究人才。这些任务同样不能因为政治运动而停顿。李佩珊回忆说：“周扬的这段话虽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讲的，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所。此后就被概括为‘研究所的任务为出成果出人才’，最先在《科学十四条》中采用，并且一直延用至今。”在教材编选期间，周扬多次强调，就文化学术部门来说，工作成绩的有无和成绩的大小，不是看你批判了几个人、几本书，而是看你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出了多少优秀作品。他说：“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些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出了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他还说，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出版社没有出版好书，书印得再多不算是你的成绩。学校没有好教员、好教材，也不算你的成绩。周扬的这些讲话，可谓旗帜鲜明。在以往强调阶级斗争的岁月中，人们往往把整人视为成绩，仿佛整人整得越多，否定别人的创造成果越多，才越是成绩。周扬首次把“出成果、出人才”作为文化、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提到人们的面前，令人耳目一新。
周扬还主张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的学术权威。他说：“学术就是要搞权威，我们就是权威太少。”“权威是从掌握知识来的，不是哪一个人给的。他有人家所没有的知识和观点，讲话就有权，就叫权威，这难道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吗？难道只让过去有权威，资本主义有权威，社会主义就不要权威？”“校长、党委书记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就看你这个学校有多少名教授。校长的权威是建立在教授的权威的基础上。你的教授是第一流的，校长就有权威了。蔡元培自己在学术上并不是什么权威，但他兼收并蓄，北大集中了一批权威教授，他就有权威了。”
周扬关于文化建设需要积累的思想，和由此而来文化建设的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检验文化建设工作成绩的标准的思想，不仅当年在文科教材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为今天的人们所珍视、所记取。
1962年5月5日，在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开展一年之后，周扬以个人名义向中央书记处并周总理送上《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首先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必须坚持党内外新老专家合作的原则，在编写过程中必须保证学术争论的自由，集体编书必须实行主编负责制，以保证每本教材观点的一贯性和完整性，必须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组，分别领导各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需要统一计划和调动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周扬在报告中说，这次编选教材数量很大，门类很多，包括文、史、哲、政、经、教、外语等14个专业所需的教材共273种，为了便于进行学术领导，保证教材的质量，建立了8个专业组。8个专业组及组长分别是：中文组——冯至，历史组——翦伯赞，哲学组——艾思奇，经济组——于光远，教育组——陈元晖，政治教育组——许立群，外语一组——李棣华，外语二组——季羡林。每组设副组长若干人。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经过大家的努力，编选的教材陆续脱稿付印。到1965年6月底止，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367本，占计划编选教材的一半多一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批教材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吸收外国文化经验，观点大体稳妥，材料比较充实，资料比较准确，在观点和材料的结合、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方面比过去有明显进步。经过实践和时间的考验，证明是一批好教材。
文科教材编选，不仅解决了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而且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开展，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参加编选教材的新老专家普遍反映，他们在政治、业务两个方面都有收获。实践证明，主编负责，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正确实行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相结合，既是进行教材建设的好方法，也是培养人才的好方法。正是在这种青、老互相尊重、合作共事的良好环境和气氛中，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周扬非常热衷于抓文科教材建设，还颇有点雄心壮志。他对参加教材编选的专家们说：编教材不是突击任务，可以搞五年、十年，甚至一辈子。你们如果有兴趣，我愿意陪你们搞下去。他在各专业组长会上也说：教材编选工作要长期坚持下去，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要搞出世界承认的学术著作，让外国人来中国学文化，找学术，翻译我们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世界哲学史、世界文学史。他鼓励大家立志达到这个水平，要为此长期积累力量。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和宏大的理想！可惜，不期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周扬的这个美梦，文科教材建设这项巨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不仅未能继续进行下去，就连他几年来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也成了他的又一大“罪状”。
我国高校教材在解放前主要是搬欧美的，解放后主要是搬苏联的。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计划地组织全国学术界、教育界的力量，主要是北京、上海一些主要大学和研究所的力量，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转眼4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周扬当年主持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总结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体现当时我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文化积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文化建设史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件带有“抢救”性质的大事情。周扬及那一代专家、学者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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