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段君毅同志

2007-12-15 作者: 王 光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7年第12期 怀念段君毅同志 作者:王 光 ]

名人辞世,留给生者的记忆,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公认的品德,服众的才识,亲和的身影,绵绵的思念;另一种:由不得人的褒贬,理不清的是非,猜不透的谜团,说不完的故事。段君毅,这位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发展的艰苦历程中跋涉终生的战士,属于前者。

我生也迟,和段老相见恨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前后后不过数年。受到的教诲和启迪,却非时间所能计算。我敬佩他的战功,他的政绩,而在我的脑子里铭刻至深的,是他的品德。对我来说,段老不仅是我的领导,而且是前辈,是长者,是老师,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

功勋卓著,平民本色

段老是中国早期革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一二·九”学运时期曾任全国学联的执行主席。为了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他奔走呼号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奔向民族解放斗争战场的先驱。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到山东,他驰骋疆场,转战千里,创建泰西根据地,扩展鲁西解放区,勇挑冀鲁豫行署主任的重担,为建设万众一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流血流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晋冀鲁豫军区的战勤司令,继而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后勤司令,以超凡的组织才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飞越长江天堑和进军大西南提供了可靠的战勤保障,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听从国家建设的需要,他脱下戎装,转而从事经济工作和地方工作,为创建第一代汽车工业,形成初具规模的机械工业,整顿和发展铁路事业,领导四川、河南、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呕心沥血,倍尝艰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段老的一生,丰富多彩,功勋卓著。然而,从他的嘴里,谁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片言只语。他从不居功自傲,彰显自己。退下来后,组织上要为他立传,最大的困难,就是从他那里能搜集到的,全是上级的指挥若定、班子的齐心协力、烈士的英勇牺牲、人民的艰苦奋斗等一类材料,而“套”不出半句他自己的故事来。对那些喜欢自吹自擂并藉以要权、要利、要官的人,他常有诤言,甚至严厉的批评。他最不爱听的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类怨天尤人的话。他说:“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百多年,谁没受苦,谁无‘苦劳’?尺寸之功,涓滴之劳,就成为要官的本钱,共产党哪有那么多的官给你当?”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要求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改写履历,借以“提升”自己,以致在群众中流传“党龄越改越长,年龄越改越小,资历越改越老,学历越改越高”这类顺口溜。段老深为恼火,专门把组织部的同志找来,交待要从严审查,并且指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正之风”。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段老是真正戴过方帽、披过黑袍、拥有学位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的朴素本色,无半点虚饰。他爱读书,学而不倦,在家中那间办公兼卧室的大房间里,四壁皆书,琳琅满目,有马列经典,有经史子集,还有不少现代人的作品。每次出差、开会,枕边必置有一本或李白、或陆游、或龚自珍的诗词集。然而,在大庭广众之下,朋友交谈之间,他极少引经据典,以示博学。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写得一手遒劲挺拔的毛笔字,然而,每到一地,遇到有人向他求字,他必婉言谢绝,不肯提笔。有一次,当他谢辞了一个单位要他题字的请求后,归途中,可能想考一考我的古文常识,问我,“墨猪”“涂鸦”这两个词作何解?我说:“都是古人对那些字写得不好却喜欢到处给人题字的人说的挖苦话。”回答大体正确,他点头认可。段老身为一部、一省的主要负责人,事多,会多,讲话多,本来可以组织一个专门班子为他起草讲稿,然而,除了代表组织在正式会议上作报告外,日常工作中,不论大会小会,都是自己作准备,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观点,话都不多,言简意赅,很少由人捉刀代笔。有些不大不小的官员,逢会讲话必令秘书起草,甚至把别人代笔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文章”“文集”公开发表,他深不以为然。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曾提到:“耀邦同志在位时,中央专门发过一个文件,要求领导干部讲话要自己动脑,自己动笔,不要事事靠秘书。”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后他也不再提此事。在我的记忆中,“不务虚名,会干实事”,“为政不在多言”,是段老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座右铭。这种品质感动了许多人,也感染了许多人,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升华。

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

段老是位思想邃密而行为审慎的领导者。从他的言行中可以感受到,在他的身上兼有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训练,待人厚道宽容,是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在曲折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仅就我同他相处的那一段时光而言,从来就没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这类过头话。而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实事求事”、“恰如其分”、“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等等反复的咛嘱。“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批挨斗,受苦不少。事后提起,从无怒色,也无怨言,而是对狂躁的群众采取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对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教育和帮助的态度。“文革”后期,他和赵紫阳同志相继“解放”,出任四川省委的领导职务。赵为第一书记,他为书记。为了让紫阳同志有一个较为从容的工作环境,每逢造反派寻畔,都是他挺身而出,与之应对周旋。一次造反派揪斗他,从成都揪斗到广元,又从广元揪斗到北京,持续达数十天。事后谈及这段经历,有人问他,挨了多少打?他乐呵呵地说:“还好还好,我不和群众硬顶,群众也对我实行‘无产阶级政策’。他们在火车上闲极无聊,打扑克三缺一,还拉我去凑数哩。”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有些同志出于义愤,采取开千人批斗大会,令被斗者跪地交待,晚上也不许回家等过激做法。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耐心说服,坚决制止,劝阻大家:“不能沿用‘四人帮’那套办法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由于他的坚持,保证了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使得被“文革”破坏无余的党风为之一正。对于历史上多次以极左为特征的党内斗争,以及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轻率杀人的搞法,许多都是段老亲身经历过的。他恪守纪律,缄口不言。然而,深藏心中的那份伤痛,有时是可以觉察得出来的。一次,我去他家中探望。他的老年性痴呆症正在发展,思维和语言断断续续,很难连贯。言谈间,他陡然提起一位同志的名字,那是他在冀鲁豫时期的一名部下,为政勤奋,英勇善战,深得群众拥戴。由于有人陷害,被诬为“叛变投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段老深知其人,力排众议,星夜讨得上级“同意复查”的一纸批文,策马狂奔,高呼刀下留人。然而,到达目的地,死刑已被执行。他痛心疾首,引为终生恨事。说到这里,他激动不已地叫司机立即备车,要到某某单位找某某人为这位同志平反。家人劝他,事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事人、知情人死得一个不剩,到哪里平这个反去?他执意不从。秘书、司机无奈,只得拉着他出去转了几圈,才慢慢平复下来。

段老视野开阔,对新事物敏感,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和力行者。1978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和吕正操将军结伴出国考察,经他建议,不去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大国,而去了北欧号称福利国家的瑞典和东欧敢于对苏联说“不”的罗马尼亚,可谓见事敏锐,独具慧眼。在罗马尼亚,他指名要求参观罗、南在多瑙河上联合兴建的铁门水电站。主人告诉他,筑坝建站的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交恶,双方剑拔弩张,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参观结束,主人请他发表意见,他一语双关地说:“逆流筑坝,功在人民。”翻译把他的意思流畅地传译过去,主人大为振奋,连连称谢。在瑞典,他首先发现,政府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所得,来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福利保障,是防止两极分化的一个好办法。当时我国的改革才刚刚起步,两极分化的问题尚未凸现,段老能及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远见的。经过几天的参观,他还看到,瑞典最大的制造商ASA公司总裁家的生活设施,就品种来说,同一个普通农民之家竟是相差无几,只不过规格、品牌、豪华程度更胜一筹而已。城市和农村毗邻交叠,绵密平展的公路把城乡连成了一体。“白领”和“蓝领”的生活质量都不错,经过税收调节,实际收入已相当接近。他不由感叹地说:“看来马克思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只有在类似瑞典这样的土地上才能产生。”这种一时的感叹,可能他说过就忘了,以后再也没提起,而对我却是极大的启发,在后来的多次会议和多种场合,都曾借用过这个观点。

当断即断的“大将风度”

段老对工作极端负责。长期的军旅生活和繁重的经济建设,养成了他夜以继日、不计晨昏的工作习惯。在他的日程表上,每天工作不是上、下午两个班,而是上午、下午、晚上三个班。这晚上一班的时间往往比上、下午都长。至于周末、节假日,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段老的领导下工作,能“熬夜”是起码要求,也是“基本功”。他身体力行,大家也心甘情愿。段老重实践,反空谈。不论做部门工作还是地方工作,他下乡、下厂、下基层、下现场的时间都比在机关的时间多得多。在四川、河南、北京工作期间,年年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段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县、区、乡、镇乃至田间地头度过的。连大白菜收割、西瓜上市、过冬煤供应,一直到春节肉、油、蛋、糖等人民生活物资的货源保证等,他都要亲自过问。在铁道部工作期间,为尽快改变铁路乱象,提高运输效率,他七下编组站、八下机务段,部长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机车“窝”里,密如蛛网的线路群中,或是七嘴八舌的工人交接班会上,一时传为佳话。当时,四处能源告急,工厂停产,为迅速解决晋煤外运问题,他下矿井,跑码头,从产煤的大同到出海的秦皇岛,足迹遍及各个关键站点,周而复始,不只一次。为了正确制定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的相关政策,他带领一批专家和有关人员,视察了华东、东北的几条干线之后,回师西向,在中原、西南、西北的广袤土地上作了一次绵延数千里的大巡视,那年的春节便是在陇西高原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坚持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需要精力,需要魄力,更需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献身精神。段老平时工作严谨,大事必请示中央,必听取下级意见,必反复与领导班子成员商量。但是,到作决定时,却十分果断,敢于任事,勇于负责。有时,为了解决某一重大问题,他会半夜三更把人们叫起来开会,或临时中断出差,半途折返,争分夺秒地把事情办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了及时处理河南拨乱反正中几个棘手问题,他毅然向中央告假三天,返回郑州,召开省委常委会,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开到紧要处,他还是中南组的会议召集人,许多同志劝他暂缓,但他权衡利害,还是星夜兼程地赶回去了。事后证明,这告假三天,对保证河南干部队伍的团结和政治稳定,开辟河南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常说:“当断不断,输个精光蛋。”这话看似粗俗,确属真理。看到段老在决策时的明快敏捷、雷厉风行,不仅使我受到教益,而且深感震撼。我想,什么是“大将风度”,这大概就是大将风度吧。这种作风需要学,但真正学到手谈何容易!

善诱掖,启愚蒙,沐我心胸

段老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尊重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在干部中间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这是他不论到哪里,都能很快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出色业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我的切身感受是很深的。段老到铁道部不久,组织决定我去当他的秘书。那时“文革”刚结束,改革未开始,拨乱反正尚无头绪,经过长达十年的折腾,我的思想很乱,甚至消沉,想离开政治工作,到技术业务部门去找个“安身立命”之所。段老找我谈话时,我清楚地流露了这种情绪,说自己已四十八岁,不宜再当秘书。甚至唐突地说:“也不擅于做鞍前马后的工作。”段老理解我的心情,没有说半句责备的话,而是婉转地对我说:“你来,一不管事务,二不管生活,只办两件事:一是帮我熟悉铁路业务;二是协助我做些调查研究。”还似庄似谐地说:“两年为期,到时放人。”段老的宽厚和诚恳,使我大感惭愧,第二天一大早就上班去了。两年之后,段老果不食言,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为我安排了工作,这时倒是我离情重重了。不久,中央调段老去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再跟他工作一段时间,最多一年,届时放我回京。我痛快地回答:“一年没问题,三年也没意见。”到河南后,发现那里的工作并非预想的那样困难,许多老同志都出来了,拨乱反正也已初步理出头绪。段老知道建国初期我已在河南工作过十五年,并无久留之意。三个月后,便挑选了一位接替我的同志,让我提前回京。我恋恋不舍地对他说,三个月太短了,没有办成什么事,愿意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再走。倒是他劝我说:“还是早点走好。时间长了,工作都挂上身,就走不掉了。”这种对干部设身处地的体贴和关怀,使我感动不已。两年多后,中央又把段老调回,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我打电话给他,说想去看看他,他说白天找他的人多,晚上派车来接我。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听到铃响,我去开门,发现来接我的不只是司机,还有他的老伴陈亚琦同志。两位老人对我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令我受宠若惊。段老很劳累,但精神很好。他满怀信心地说:北京干部队伍的素质普遍高,人才多,经济已具一定规模,社会秩序和风气都还好,特别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有利条件很多,做好工作不难。当前一是要搞好干部队伍的团结,一是要安排好群众生活。由此入手,踏踏实实地干,情况会越来越好。一席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我敬服段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善于认清形势的主流,在诸多矛盾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特别是领悟到一条道理:作为领导者,要调动积极因素,就必须善于发现积极因素,特别是要善于从积极的方面做工作,而不能满眼全是“问题”,成天忧心忡忡。闲谈中,段老问到我的近况,我说了一个念头:如有可能,想换一换环境,到地方做点实际工作,增加一些新的知识和体验。他赞成我的想法,让我到北京来,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市委同意,又经过一番磋商,把我从铁道部调到了北京市委。此后,虽不再朝夕工作在他的身边,他也一般不再直接向我布置任务,但仍在他的领导之下,接受他的教诲和指导,使自己不断得到提高。又是两年过去,段老已七十四岁高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中央关心他,决定让他退居二线,专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一次我去看望他,顺便征询他对我工作的意见,他沉吟片刻,调侃地说:“你颜色淡,能和大家处好,能把工作做好。”这“颜色淡”的三字考语,使我一时谔然,不知所云。事后琢磨再三,想来是两层意思:一是我平时工作低调,不喜张扬;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喜亲亲疏疏。段老可能是肯定这两条,要我坚持下去。几天后又见到段老,我把这两条理解告诉他,问是否符合他的想法。他笑而不答,看来认可。从此,“颜色淡”三个字在我的心中由不自觉变成自觉,在工作上和人际交往中确实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有时也有副作用。如工作遇到较大阻力时,就想打退堂鼓,心萌去意;人际关系太复杂时,便乐得清高,孤傲不群。这当然不是段老期望的。在此之前,一次出差途中同段老聊天,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个人进退问题,我非常坚定地说:“到点就退,绝不恋栈。”他表示赞赏。但是,后来没有实现这个诺言,而是被调到另一个部门,“超期服役”,直到六十七岁。整整五年,我没有见到段老,但心中时时都挂念着他。偶尔,他也给我打个电话,三言两语,问问近况,时间都在半夜,说明他依然很忙。我非常担心段老的健康,怀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那些日子,以及在那些日子里融洽相处、真诚相待、夜以继日地并肩战斗的同志们。1997年9月之后,我终于退了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望段老。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了,离休手续也办了,关系已转回北京。他连声说:“回北京好!回北京好!”我问他,退了之后干些什么好?他清晰地回答了两字:“读书!”一股暖流瞬间涌过我的心头,因为他的指教和我的愿望完全相符。从此,我离开城市,移居乡里,以读书为乐,使老来生活得到充实而富有生气。

我这一生,遇到过许多好的领导。有的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者,有的是我工作顺利时的提携者,有的是我身处逆境时的呵护者,有的是我为人处世的点拨者。然而,集所有这些于一身而使我受益无尽的,是段老,是君毅同志。现在屈指算来,段老永远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恍如昨日。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意志品质,他的学养情操,他的音容笑貌,都将长留我的心中,引导我继续沿着正确的路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4年3月8日段老辞世的次日,我写过一篇悼念他的短文,拟载入他的纪念文集。此文是在那篇短文的基础上补充改写而成。—作者)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原副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委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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