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段君毅同志王
名人辞世，留给生者的记忆，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公认的品德，服众的才识，亲和的身影，绵绵的思念；另一种：由不得人的褒贬，理不清的是非，猜不透的谜团，说不完的故事。段君毅，这位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发展的艰苦历程中跋涉终生的战士，属于前者。
我生也迟，和段老相见恨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前前后后不过数年。受到的教诲和启迪，却非时间所能计算。我敬佩他的战功，他的政绩，而在我的脑子里铭刻至深的，是他的品德。对我来说，段老不仅是我的领导，而且是前辈，是长者，是老师，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
功勋卓著，平民本色
段老是中国早期革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一二·九”学运时期曾任全国学联的执行主席。为了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他奔走呼号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放下书本、走出课堂、奔向民族解放斗争战场的先驱。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到山东，他驰骋疆场，转战千里，创建泰西根据地，扩展鲁西解放区，勇挑冀鲁豫行署主任的重担，为建设万众一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流血流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先是晋冀鲁豫军区的战勤司令，继而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后勤司令，以超凡的组织才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飞越长江天堑和进军大西南提供了可靠的战勤保障，立下了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听从国家建设的需要，他脱下戎装，转而从事经济工作和地方工作，为创建第一代汽车工业，形成初具规模的机械工业，整顿和发展铁路事业，领导四川、河南、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呕心沥血，倍尝艰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段老的一生，丰富多彩，功勋卓著。然而，从他的嘴里，谁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片言只语。他从不居功自傲，彰显自己。退下来后，组织上要为他立传，最大的困难，就是从他那里能搜集到的，全是上级的指挥若定、班子的齐心协力、烈士的英勇牺牲、人民的艰苦奋斗等一类材料，而“套”不出半句他自己的故事来。对那些喜欢自吹自擂并藉以要权、要利、要官的人，他常有诤言，甚至严厉的批评。他最不爱听的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类怨天尤人的话。他说：“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百多年，谁没受苦，谁无‘苦劳’？尺寸之功，涓滴之劳，就成为要官的本钱，共产党哪有那么多的官给你当？”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要求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改写履历，借以“提升”自己，以致在群众中流传“党龄越改越长，年龄越改越小，资历越改越老，学历越改越高”这类顺口溜。段老深为恼火，专门把组织部的同志找来，交待要从严审查，并且指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不正之风”。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段老是真正戴过方帽、披过黑袍、拥有学位的知识分子，然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的朴素本色，无半点虚饰。他爱读书，学而不倦，在家中那间办公兼卧室的大房间里，四壁皆书，琳琅满目，有马列经典，有经史子集，还有不少现代人的作品。每次出差、开会，枕边必置有一本或李白、或陆游、或龚自珍的诗词集。然而，在大庭广众之下，朋友交谈之间，他极少引经据典，以示博学。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写得一手遒劲挺拔的毛笔字，然而，每到一地，遇到有人向他求字，他必婉言谢绝，不肯提笔。有一次，当他谢辞了一个单位要他题字的请求后，归途中，可能想考一考我的古文常识，问我，“墨猪”“涂鸦”这两个词作何解？我说：“都是古人对那些字写得不好却喜欢到处给人题字的人说的挖苦话。”回答大体正确，他点头认可。段老身为一部、一省的主要负责人，事多，会多，讲话多，本来可以组织一个专门班子为他起草讲稿，然而，除了代表组织在正式会议上作报告外，日常工作中，不论大会小会，都是自己作准备，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观点，话都不多，言简意赅，很少由人捉刀代笔。有些不大不小的官员，逢会讲话必令秘书起草，甚至把别人代笔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文章”“文集”公开发表，他深不以为然。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曾提到：“耀邦同志在位时，中央专门发过一个文件，要求领导干部讲话要自己动脑，自己动笔，不要事事靠秘书。”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后他也不再提此事。在我的记忆中，“不务虚名，会干实事”，“为政不在多言”，是段老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座右铭。这种品质感动了许多人，也感染了许多人，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升华。
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
段老是位思想邃密而行为审慎的领导者。从他的言行中可以感受到，在他的身上兼有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训练，待人厚道宽容，是一个天性“左”不起来的人。在曲折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仅就我同他相处的那一段时光而言，从来就没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这类过头话。而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实事求事”、“恰如其分”、“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等等反复的咛嘱。“文化大革命”中，他挨批挨斗，受苦不少。事后提起，从无怒色，也无怨言，而是对狂躁的群众采取谅解和宽容的态度，对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教育和帮助的态度。“文革”后期，他和赵紫阳同志相继“解放”，出任四川省委的领导职务。赵为第一书记，他为书记。为了让紫阳同志有一个较为从容的工作环境，每逢造反派寻畔，都是他挺身而出，与之应对周旋。一次造反派揪斗他，从成都揪斗到广元，又从广元揪斗到北京，持续达数十天。事后谈及这段经历，有人问他，挨了多少打？他乐呵呵地说：“还好还好，我不和群众硬顶，群众也对我实行‘无产阶级政策’。他们在火车上闲极无聊，打扑克三缺一，还拉我去凑数哩。”粉碎“四人帮”后，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有些同志出于义愤，采取开千人批斗大会，令被斗者跪地交待，晚上也不许回家等过激做法。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耐心说服，坚决制止，劝阻大家：“不能沿用‘四人帮’那套办法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由于他的坚持，保证了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使得被“文革”破坏无余的党风为之一正。对于历史上多次以极左为特征的党内斗争，以及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轻率杀人的搞法，许多都是段老亲身经历过的。他恪守纪律，缄口不言。然而，深藏心中的那份伤痛，有时是可以觉察得出来的。一次，我去他家中探望。他的老年性痴呆症正在发展，思维和语言断断续续，很难连贯。言谈间，他陡然提起一位同志的名字，那是他在冀鲁豫时期的一名部下，为政勤奋，英勇善战，深得群众拥戴。由于有人陷害，被诬为“叛变投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段老深知其人，力排众议，星夜讨得上级“同意复查”的一纸批文，策马狂奔，高呼刀下留人。然而，到达目的地，死刑已被执行。他痛心疾首，引为终生恨事。说到这里，他激动不已地叫司机立即备车，要到某某单位找某某人为这位同志平反。家人劝他，事情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事人、知情人死得一个不剩，到哪里平这个反去？他执意不从。秘书、司机无奈，只得拉着他出去转了几圈，才慢慢平复下来。
段老视野开阔，对新事物敏感，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和力行者。1978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和吕正操将军结伴出国考察，经他建议，不去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大国，而去了北欧号称福利国家的瑞典和东欧敢于对苏联说“不”的罗马尼亚，可谓见事敏锐，独具慧眼。在罗马尼亚，他指名要求参观罗、南在多瑙河上联合兴建的铁门水电站。主人告诉他，筑坝建站的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交恶，双方剑拔弩张，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参观结束，主人请他发表意见，他一语双关地说：“逆流筑坝，功在人民。”翻译把他的意思流畅地传译过去，主人大为振奋，连连称谢。在瑞典，他首先发现，政府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所得，来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福利保障，是防止两极分化的一个好办法。当时我国的改革才刚刚起步，两极分化的问题尚未凸现，段老能及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远见的。经过几天的参观，他还看到，瑞典最大的制造商ASA公司总裁家的生活设施，就品种来说，同一个普通农民之家竟是相差无几，只不过规格、品牌、豪华程度更胜一筹而已。城市和农村毗邻交叠，绵密平展的公路把城乡连成了一体。“白领”和“蓝领”的生活质量都不错，经过税收调节，实际收入已相当接近。他不由感叹地说：“看来马克思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只有在类似瑞典这样的土地上才能产生。”这种一时的感叹，可能他说过就忘了，以后再也没提起，而对我却是极大的启发，在后来的多次会议和多种场合，都曾借用过这个观点。
当断即断的“大将风度”
段老对工作极端负责。长期的军旅生活和繁重的经济建设，养成了他夜以继日、不计晨昏的工作习惯。在他的日程表上，每天工作不是上、下午两个班，而是上午、下午、晚上三个班。这晚上一班的时间往往比上、下午都长。至于周末、节假日，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段老的领导下工作，能“熬夜”是起码要求，也是“基本功”。他身体力行，大家也心甘情愿。段老重实践，反空谈。不论做部门工作还是地方工作，他下乡、下厂、下基层、下现场的时间都比在机关的时间多得多。在四川、河南、北京工作期间，年年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段老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县、区、乡、镇乃至田间地头度过的。连大白菜收割、西瓜上市、过冬煤供应，一直到春节肉、油、蛋、糖等人民生活物资的货源保证等，他都要亲自过问。在铁道部工作期间，为尽快改变铁路乱象，提高运输效率，他七下编组站、八下机务段，部长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机车“窝”里，密如蛛网的线路群中，或是七嘴八舌的工人交接班会上，一时传为佳话。当时，四处能源告急，工厂停产，为迅速解决晋煤外运问题，他下矿井，跑码头，从产煤的大同到出海的秦皇岛，足迹遍及各个关键站点，周而复始，不只一次。为了正确制定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的相关政策，他带领一批专家和有关人员，视察了华东、东北的几条干线之后，回师西向，在中原、西南、西北的广袤土地上作了一次绵延数千里的大巡视，那年的春节便是在陇西高原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坚持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需要精力，需要魄力，更需要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献身精神。段老平时工作严谨，大事必请示中央，必听取下级意见，必反复与领导班子成员商量。但是，到作决定时，却十分果断，敢于任事，勇于负责。有时，为了解决某一重大问题，他会半夜三更把人们叫起来开会，或临时中断出差，半途折返，争分夺秒地把事情办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了及时处理河南拨乱反正中几个棘手问题，他毅然向中央告假三天，返回郑州，召开省委常委会，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开到紧要处，他还是中南组的会议召集人，许多同志劝他暂缓，但他权衡利害，还是星夜兼程地赶回去了。事后证明，这告假三天，对保证河南干部队伍的团结和政治稳定，开辟河南工作的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常说：“当断不断，输个精光蛋。”这话看似粗俗，确属真理。看到段老在决策时的明快敏捷、雷厉风行，不仅使我受到教益，而且深感震撼。我想，什么是“大将风度”，这大概就是大将风度吧。这种作风需要学，但真正学到手谈何容易！
善诱掖，启愚蒙，沐我心胸
段老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尊重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在干部中间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这是他不论到哪里，都能很快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出色业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方面，作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我的切身感受是很深的。段老到铁道部不久，组织决定我去当他的秘书。那时“文革”刚结束，改革未开始，拨乱反正尚无头绪，经过长达十年的折腾，我的思想很乱，甚至消沉，想离开政治工作，到技术业务部门去找个“安身立命”之所。段老找我谈话时，我清楚地流露了这种情绪，说自己已四十八岁，不宜再当秘书。甚至唐突地说：“也不擅于做鞍前马后的工作。”段老理解我的心情，没有说半句责备的话，而是婉转地对我说：“你来，一不管事务，二不管生活，只办两件事：一是帮我熟悉铁路业务；二是协助我做些调查研究。”还似庄似谐地说：“两年为期，到时放人。”段老的宽厚和诚恳，使我大感惭愧，第二天一大早就上班去了。两年之后，段老果不食言，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为我安排了工作，这时倒是我离情重重了。不久，中央调段老去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再跟他工作一段时间，最多一年，届时放我回京。我痛快地回答：“一年没问题，三年也没意见。”到河南后，发现那里的工作并非预想的那样困难，许多老同志都出来了，拨乱反正也已初步理出头绪。段老知道建国初期我已在河南工作过十五年，并无久留之意。三个月后，便挑选了一位接替我的同志，让我提前回京。我恋恋不舍地对他说，三个月太短了，没有办成什么事，愿意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再走。倒是他劝我说：“还是早点走好。时间长了，工作都挂上身，就走不掉了。”这种对干部设身处地的体贴和关怀，使我感动不已。两年多后，中央又把段老调回，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我打电话给他，说想去看看他，他说白天找他的人多，晚上派车来接我。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听到铃响，我去开门，发现来接我的不只是司机，还有他的老伴陈亚琦同志。两位老人对我的关怀深深打动了我，令我受宠若惊。段老很劳累，但精神很好。他满怀信心地说：北京干部队伍的素质普遍高，人才多，经济已具一定规模，社会秩序和风气都还好，特别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有利条件很多，做好工作不难。当前一是要搞好干部队伍的团结，一是要安排好群众生活。由此入手，踏踏实实地干，情况会越来越好。一席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我敬服段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善于认清形势的主流，在诸多矛盾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特别是领悟到一条道理：作为领导者，要调动积极因素，就必须善于发现积极因素，特别是要善于从积极的方面做工作，而不能满眼全是“问题”，成天忧心忡忡。闲谈中，段老问到我的近况，我说了一个念头：如有可能，想换一换环境，到地方做点实际工作，增加一些新的知识和体验。他赞成我的想法，让我到北京来，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市委同意，又经过一番磋商，把我从铁道部调到了北京市委。此后，虽不再朝夕工作在他的身边，他也一般不再直接向我布置任务，但仍在他的领导之下，接受他的教诲和指导，使自己不断得到提高。又是两年过去，段老已七十四岁高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中央关心他，决定让他退居二线，专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一次我去看望他，顺便征询他对我工作的意见，他沉吟片刻，调侃地说：“你颜色淡，能和大家处好，能把工作做好。”这“颜色淡”的三字考语，使我一时谔然，不知所云。事后琢磨再三，想来是两层意思：一是我平时工作低调，不喜张扬；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喜亲亲疏疏。段老可能是肯定这两条，要我坚持下去。几天后又见到段老，我把这两条理解告诉他，问是否符合他的想法。他笑而不答，看来认可。从此，“颜色淡”三个字在我的心中由不自觉变成自觉，在工作上和人际交往中确实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有时也有副作用。如工作遇到较大阻力时，就想打退堂鼓，心萌去意；人际关系太复杂时，便乐得清高，孤傲不群。这当然不是段老期望的。在此之前，一次出差途中同段老聊天，谈到如何正确对待个人进退问题，我非常坚定地说：“到点就退，绝不恋栈。”他表示赞赏。但是，后来没有实现这个诺言，而是被调到另一个部门，“超期服役”，直到六十七岁。整整五年，我没有见到段老，但心中时时都挂念着他。偶尔，他也给我打个电话，三言两语，问问近况，时间都在半夜，说明他依然很忙。我非常担心段老的健康，怀念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那些日子，以及在那些日子里融洽相处、真诚相待、夜以继日地并肩战斗的同志们。1997年9月之后，我终于退了下来，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望段老。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我告诉他：我已经退了，离休手续也办了，关系已转回北京。他连声说：“回北京好！回北京好！”我问他，退了之后干些什么好？他清晰地回答了两字：“读书！”一股暖流瞬间涌过我的心头，因为他的指教和我的愿望完全相符。从此，我离开城市，移居乡里，以读书为乐，使老来生活得到充实而富有生气。
我这一生，遇到过许多好的领导。有的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者，有的是我工作顺利时的提携者，有的是我身处逆境时的呵护者，有的是我为人处世的点拨者。然而，集所有这些于一身而使我受益无尽的，是段老，是君毅同志。现在屈指算来，段老永远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恍如昨日。他的人格力量，他的意志品质，他的学养情操，他的音容笑貌，都将长留我的心中，引导我继续沿着正确的路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
（2004年3月8日段老辞世的次日，我写过一篇悼念他的短文，拟载入他的纪念文集。此文是在那篇短文的基础上补充改写而成。—作者）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原副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常委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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