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
[ 2007年第12期 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 作者：白云涛 ]
关于戊戌维新时期的袁世凯，长期以来，人们都揪住其戊戌告密不放，似乎袁世凯告密导致变法失败。人们大都不去想：为什么维新派在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击的时候，不去求助别人，而去求助袁世凯？因为袁世凯也是力主变法维新和支持康、梁变法维新之人。
一
甲午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举世震惊，袁世凯也在其列。当袁世凯闻听李鸿章已经在日签约，又听说中国须赔偿日本两万万白银，还要把辽东、澎、台割让给日本，不胜悲痛。袁世凯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895年5月7日），上书光绪帝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
甲午战前十余年，袁世凯担任清“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大臣（“略其名而行其意”的监国大臣），长期处理朝鲜内政外交，直接感受世界大势之变，再经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刺激，使他对国际交涉也有了颇有见地的认识。他说：“历观中外交涉情形，万国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国条约，为承平无事者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自利者言之。”袁世凯的这种认识，套用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弱国无外交”。
甲午战争，中国因何而败？袁世凯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工作；二是“练兵诸统多未得人”，兵不精将不良，战则败，败则溃。袁世凯同时强调：甲午战败，自然令人痛心，如若朝野上下从此发奋，正是中国由弱转强一大契机。
袁世凯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他在担任驻朝通商大臣期间，在上李鸿章的《朝鲜大局论》中，主张坚决同日本力争朝鲜。他说：“朝鲜近在肘腋，北则咫尺盛京根本之地，西则控扼津烟咽喉之冲，无朝鲜则无东壁也。……故缅甸可容，越南可缓，而朝鲜断不可失。”袁世凯这种对朝鲜之于中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深刻精到，远超时人。甲午战后，国际形势大变，袁世凯对国家安全又有了新的认识，危机意识更强烈了。
马关条约签订，有些官员“嘻嘻相庆”，认为和局已定，幸免无忧了。但在袁世凯看来，中日虽然议和，但中国将来之危，实甚于未和之前。他指出：甲午战前，“倭寇与我限隔岛屿，不得不步步持重。”现日本“北控辽海，南踞澎台”，占据我国领土，使用我国资源，驯化我国民众。久而久之，被日驯化之民，与日“性情渐相通洽”，为之所用。如果我们不奋发自强，军政泄沓，数年之后，与我“酣睡同榻，咫尺相逼”的日本，“吹求衅端，突然再举”，“似不但奉、吉、闽、浙非我所有，即燕、齐各省恐亦保全无术。大局之危，必有大甚于今日者”。
这里，袁世凯已经预料到日本占据朝鲜、辽东、台澎后，下一步将是东北、华北、华南，这种忧虑与日本的大陆政策颇相吻合，也与日后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首先吞并朝鲜，进而东北、华北、华南，最后向中国内地推进，大体相近。
甲午一败，丧师割地赔款，泱泱天朝上国，顿成举世公认弱国，不但日本处心积虑继续谋我，列国也虎视眈眈，阴欲瓜分。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如何自保？袁世凯提出：“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有他策？”在袁世凯看来，中国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法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自强之道，首在练兵。
甲午战后，时人多有反思。袁世凯把战败之因归结于军事将领无能，战争准备不足，虽然也是事实，毕竟稍嫌浮浅。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朝野发愤，由弱转强，大多数维新党人和当国朝臣也都有此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年仅36岁的袁世凯，对甲午战败之后国家民族长远命运的忧虑。这种深沉的忧虑，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读来，也觉很是难得。也正是因为袁世凯有此深远忧虑，耿耿忠心可鉴，又有在朝鲜编练新军的经验，不管是当国朝臣还是封疆大吏，以致维新党人，一致举荐他主持小站练兵事宜。
应该承认，上述种种，是袁世凯主张变法自强和对康、梁等鼓吹变法持支持态度的思想基础。
二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有其言当有其行。
1895年夏，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四书遭遇尴尬，上书递送都察院、工部均遭拒绝。这时袁世凯主动协助，将上书递送到督办政务处，请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督办军务大臣荣禄，转递送给光绪皇帝。虽然荣禄拒绝，但袁世凯对上书的支持，使康有为将其引为变法维新的同道中人。
1895年8月底，康、梁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袁世凯和把兄弟徐世昌（时为翰林院编修）也捐款入会，并都被列为发起人。学会每十天在松筠庵集会一次，或讨论时局，筹划变法，或举行演说大会，宣传变法维新。袁世凯经常与会，表现活跃。当议及开办图书馆和报馆时，袁世凯首先慷慨解囊，捐款500金，随后到处联系募捐。在袁世凯的大力活动下，官员认捐极为踊跃，其中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认捐银5000两，李鸿章也表示认捐2000两，因甲午主和签约，康梁拒绝。
此一时期，袁世凯与康、梁交往甚多。袁世凯不时前往探访康、梁，“饮酒商谈”，交流思想。袁还曾与康“坐以齿序”，称康为大哥，大赞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常常以在朝鲜经历，大倡变法、练兵以匡救时局，“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康有为对袁世凯也很赞赏，并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建议光绪帝对袁世凯“加官优奖”，同时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递上密折，言袁编练新建陆军，手握新军，建议光绪帝“抚袁以备不测”。1896年12月，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练兵前，康有为特地约集众人为袁饯行，餐后观十二金牌召岳武穆剧。
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又与在天津的著名维新人士严复建立了密切联系。严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与同为维新人士的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教授育才馆的夏曾佑、著名学人及维新人士杭慎修等，共同创办了《国闻报》。戊戌期间，严复连续在《国闻报》上发表二三十篇鼓吹变法维新和回击顽固派攻击的文章，他在《国闻汇编》上连载的译著《天演论》，以进化论为武器，大倡变法维新，振聋发聩，影响深远。那时，几位同仁经常聚在王修植家里叙谈。据严复后来在给杭慎修所著《学易笔谈》写的序言中回忆：袁世凯每个周六都从小站赶来参加，“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当时，杭慎修还与袁世凯开过玩笑。严复记述说：“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既是维新党人，也是朝野文官，还是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尤其当时的康有为、严复，无论是在国学还是西学，书法还是文章，都堪称一代宗师。袁世凯一个武将，能够和这些文人学士的维新党人称兄道弟，相处无间，彻夜长谈，放言无忌，可见彼此是志气相投的，都是主张变法图强的。
戊戌前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袁世凯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维新人士亲密接触，逢人大谈变法维新，练兵求强。同时，袁世凯也尽其所能，为康、梁、严等维新派掀起变法维新热潮做了不少协助工作。应该承认，袁世凯是真心希望变法自强的，对变法维新的宣传也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三
戊戌期间，袁世凯也留下了若干反映其变法图强思想的文献。
其实，早在甲午战后不久，36岁的袁世凯就因力主变法图强，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四书不久，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倡导变法的袁世凯，令其条陈变法事宜。仅仅过了20天，8月22日，袁世凯就将洋洋一万两千言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递上。条陈首先阐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样，袁世凯也从古圣先贤寻找依据，以示变法维新“古亦有之”，驳斥顽固派“用夷变夏”的反对变法谬论。和大多数维新派一样，袁世凯也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
如何变法自强？袁世凯认为，变法应该从储才、理财、练兵、交涉四个方面入手，并提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具体变法措施。其中储才九条和交涉四条为政治改革方面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设立馆院，罗致各地通晓中外情势之才，并聘请精通各种学问的西洋人和旅外华人入馆，令其专研西学西法，作为朝廷施政依据。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摒弃寻章摘句之学，选士以讲求实学为标准，使旧式八股章句之才，“尽变为经济应世之才”。为西学、新学人才开设特科，分西律、技艺、军务三途，仿照正科，按生员、举人、进士逐等考选。这里，袁世凯提出了要对新式西学人才给与进士、举人、生员等政治待遇，以便彰扬新学。三，开办新式学堂，培养理财、建造诸方面的新式人才。四，注重外交，慎选驻外使节。“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五，裁汰冗员，精简吏治，创办新法，挹用洋才。综合储才九条和交涉四条，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改革措施，基本思想是仿照西方，实行近代化变革。
袁世凯的理财九条主要是“仿照西人久著成效之新法”，振兴经济。其中第一条铸银钱、第二条设银行、第三条造纸币，为近代化的币制改革。第四条振商务，是繁兴商业，设立商会，发展近代商业。第五条修铁路，具体措施是广集商股，举借外债，以官督商办形式修筑铁路。第六条开矿藏，主张开发矿藏时鼓励商办，保护矿主。第七条办邮政，发展近代邮政。第八条造机器，鼓励、扶助开设工厂，凡是“具有良法、资本，愿设各项机器商厂者，均可查核批准，令其妥实经理”。亦即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第九条饬厘税，是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理财九条的核心思想是发展近代工商业，推进中国近代化以自强。
袁世凯的条陈，对局势分析透彻，其改革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大多切实可行，与时人的变法主张，甚至与闻名天下的公车上书相比，毫不逊色。短短二十天的时间，袁世凯能够奏上如此内容丰富深刻，而又切实可行的变法条陈，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变法自强是早有深刻思考的。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强占旅顺，其他列强纷纷效尤，亡国灭种迎面而来，倡导维新浪潮更劲。在维新党人不断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1897年12月，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急匆匆赶到北京，也向当国的帝师翁同连上两个变法说帖，力促维新。在说帖中，和康有为一样，袁世凯首先痛陈民族危机：“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饲浙闽，法图滇、桂，鹰瞵虎耽。”“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接着阐述变法之必要性：“中国目前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最后条陈当务之急的“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提出应“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仿行西法，试行变革”。如此，“不出十年，可冀自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至于守旧的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可厚禄养之，崇秩荣之。1898年3月，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第五书痛陈民族危机，疾言变法的同时，袁世凯又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向翁同指看画报，“切言必分必合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由上述袁世凯言行，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康梁在最后的危机关头孤注一掷地去求助袁世凯。其实，读袁世凯的上述文字和读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无甚区别，只不过老文人康有为文辞更加对仗工整，语调更加铿锵有力而已。也就是说，此一时期袁世凯和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脉络大体是一致的，袁世凯是真心希望变法自强的。1901年清末新政，菜市口戊戌六君子的血迹未干，别省官员心惊胆战，大多观望，惟有袁世凯大张旗鼓，大力推行新政，把直隶省搞成了新政模范省，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超戊戌，就是一证。因戊戌告密，就强说袁世凯的维新主张和支持维新是混进维新队伍，搞政治投机，假维新，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
四
关于袁世凯告密问题，现在史学界有政变前告密出卖维新志士和政变后告密以求自保两说。港、台史家早有政变后告密以求自保的论者。1999年，内地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详细考证此问题并认定是后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港台和内地，认为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的学者越来越多。
其实，政变前告密和政变后告密，对戊戌变法的失败都不起决定性作用。一个社会性大变革，不会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行为而成功或失败的。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但依笔者看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保守势力太强和帝后权力之争失衡所致。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时机尚不成熟。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反对图强，也未必一定反对变法，但在她的内心中，不管怎么变法，都要保证满洲权贵的绝对统治地位，既使变法，也要慢慢来，政局不能乱，稳定压倒一切。袁世凯当然也主张变法自强，但他不主张伤害既得利益集团，须“步步经理”。据他所记述的9月20日向光绪皇请训时所奏：“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等赞襄主持，方可仰达圣意。至新近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但通观整个百日维新，自6月10日请训完慈禧太后，得到准许变法的允诺后，刚刚掌政的光绪皇帝初生牛犊不怕虎，诏令一个接着一个，103天维新，颁布180多道新政上谕。同时，大力提携年轻的维新党人，罢黜阻碍变法的守旧大臣。变法维新，动静太大，太过急促，农工商政，军制武备，牵一发而动全身，诏令好发，实行起来却难。尤其是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等机构改革，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其自谋生计等等新政，一竹竿横扫一大片，伤害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广。改革也好，维新也好，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配。新政真的全面实行，大量守旧官员就要丢掉饭碗子，八旗子弟也不再有悠闲日子可过。守旧大臣人人自危，一方面抵制诏令，你发你的上谕，我这里“置若罔闻”；一方面纷纷到“老佛爷”那里告恶状，说小皇帝和维新党人“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敦请“老佛爷”重新训政。而康、梁以及戊戌六君子等维新派大多是六七品的小文官（直至9月5日光绪才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推行变法），一二品督抚大员以上中主张和支持变法的只有光绪帝师父翁同、湖南巡抚陈宝箴、编练新军的袁世凯等寥寥数人，根本不具备实行新政的政治基础。守旧大臣一鼓噪，“老佛爷”天威震怒，回到宫中重新训政，维新派当然一触即溃，彻底失败。
所以，袁世凯告不告密，以及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戊戌维新都逃脱不掉失败的命运。如果是在政变之前告密，至多加快了政变步骤，如在政变之后告密，也至多为守旧派迫害维新派提供了更大的口实。
五
有学者大胆假设历史，认为如果袁世凯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杀荣禄，围颐和园，逼慈禧交权，可促使变法成功。这实在是假设者的一厢情愿。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老谋深算的慈禧15日就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9月初，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已有不满之意，9月上旬荣禄就已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以备不测。9月18日白天守旧大臣到颐和园敦请慈禧重新训政，深夜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北京密商回天津杀荣禄后提兵围园劫后，可19日慈禧已从颐和园回宫，21日就重新训政了，光绪皇帝就被挂起来了。就算袁世凯有为国为民不怕诛九族的政治觉悟，天津至北京一百多公里，要求袁世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口气也不喘，当夜返回天津，19日杀荣禄，打开武器库装备军队，然后倾其所有，提兵所部7000兵马，首先打败驻扎天津的清军3万多人，再北上打败驻扎北京的清军6万多人，尤其要必须打败能征善战的聂士成武毅军和董福祥甘军数万人，在21日之前杀入皇宫，劫持慈禧，救出光绪，也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果真如此，结局无非是戊戌六君子变成七君子，菜市口多一个袁世凯的肥胖脑袋落地而已。
也有的学者言道：起兵勤王，围园劫后，行不通也就罢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告密，如不告密，慈禧不会行此大狱，维新派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元气。意思是袁世凯完全可以不起兵不告密，静观其变，让维新党人跑路。甚至还有的学者就荣禄所说“袁乃我的人”，说袁世凯可能是打入维新派内部的坐探。不告密，当然是好，也有可能多几个维新党人跑路，后来辛亥革命时多几个保皇派。但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谭嗣同深夜密访，劝说袁世凯立即举兵，诛杀荣禄，围园劫后，袁世凯也曾当面表示对光绪帝忠诚报效，说如光绪帝确有密诏（密诏至今未见，史家有疑），诛荣禄如杀一狗尔。这是何等的惊天大事？如果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起兵，也就算了。如果不起兵，“老佛爷”必定重新掌政。这事不主动说清楚，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维新党人，万一招认出来，那就不是自己的脑袋不保，而是诛九族的灭门大罪。另外，现在我们因为把慈禧太后给做了卖国贼、刽子手的政治定性，言谈话语之间，轻轻松松地劫了也就劫了，杀了也就杀了。但在当时，慈禧“老佛爷”是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实际统治者，国家的最高决策人，办事决绝，出手狠辣，人人畏服。连27岁的光绪皇帝，面对慈禧，也就是自己的母后（虽然是过继的儿子），都战战兢兢的，时人甚至比作“羊儿虎母”，大臣们就更不敢轻举妄动了。别说劫了杀了，就是言语之中稍有不敬，都是革职甚至砍头的大罪。袁世凯纵有天大的胆子，真要“围园劫后”，动手之前也得思量思量。所以，谭嗣同密访后，袁世凯心情沉重，“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内心思想斗争很激烈。最后选择告密，当然很不光彩。但换作是读者，面临诛九族的灭门大祸，你又如何？见风使舵，顺风行船，哪块云彩有雨，奔哪块云彩而去，是古今官场自保的不二法门。如果袁世凯是在政变之前告密，另当别论。如果政变之后告密，大局已定，唯求自保，实在可以理解。
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事实俱在，后果已成。我们可以惋惜袁世凯未能善始善终，但不能像要求现代革命者应该具有为理想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觉悟那样，去要求混迹官场十几年的旧时代的袁世凯。
六
戊戌维新失败，维新党人遭迫害自不待言。主张变法和支持维新的朝野大臣也脱不了干系，自然遭到整肃。整肃之前，慈禧太后提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的精神。即便如此，翁同、陈宝箴和在湖南协助陈推行新政的翰林院编修江标、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等均革职永不叙用，协助康梁创办强学会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代康有为递送奏折的御史宋伯鲁、保荐林旭的礼部侍郎王锡蕃、在湖北推行新政的湖北巡抚曾、多次上新政奏议的刑部主事张元济、上书请变服制的工部主事李岳瑞、任吏部主事的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也同样革职永不叙用，介绍康有为给翁同的户部右侍郎张荫桓、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和谭嗣同的礼部尚书李端革职戍新疆，弹劾顽固派的礼部主事王照被下令革职严拿，王逃亡日本，但其兄王燮其弟王焯均被革职下狱，就连追捕康有为不及的飞鹰舰舰长刘冠雄也被革职下狱。“概不深究株连”，牵涉已经如此之广，治罪已经如此之重，真要玩狠的搞“株连”，不知多少人要被砍了脑壳。
话再说回来，和袁世凯伙同维新党人“谋逆”相比，上述众人之罪实在微不足道。袁世凯如不告密自保，自己的脑壳被砍应该是必然的，实行不实行“概不深究株连”政策，诛不诛杀袁世凯的九族，就在“老佛爷”的一念之间了。另外，就袁世凯戊戌期间主张变法和支持维新的言行看，按照上述受惩人的治罪标准，即使没有“谋逆”这件事，给他来个革职发配也是绰绰有余的。当时朝廷也有人说袁世凯先与维新党人搅在一起，不清不楚，先同谋，后出首，“首鼠两端”，提出治袁世凯的罪。荣禄用身家性命担保袁世凯是“忠贞之士”，还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一力承担，保下了袁世凯。荣禄保袁世凯，不完全是因为袁是自己下属，两人关系亲密，主要的还是因为赏识袁世凯能办事，懂练兵，是个人才。
从旧式宫廷斗争的角度来看，戊戌时期是近代以来宫廷内部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其特点是维新与守旧之争同帝后两党争权夺利之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诡谲多变。朝臣夹在中间，个个如履薄冰。老成持重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王文韶等，未必不主张变法维新，但他们深知夹在帝后之间的凶险，总的态度是寡言少语，冷眼旁观，静候其变。前期袁世凯左右逢源，以致维新派引为同道，光绪帝依为干城，后党的荣禄视为心腹，但不期然维新党人谭嗣同深夜来访，劝其“诛杀荣禄，围园劫后”，一下子把袁世凯推进宫廷斗争的漩涡中心，凶险至极。但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尽管袁世凯采取的是很不光彩的告密形式，毕竟毫发未伤的全身而退了。现在的我们可以指责袁世凯出卖志士，卑鄙无耻，但如此凶险局势，居然化险为夷，也反映了袁世凯纵横官场之能。袁世凯的这种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的本事，在辛亥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1914年1月，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以“特阐幽光，用彰先烈”为名义，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同年9月，内务部又按照袁世凯旨意，在京师给“六君子”建立祠宇，并将六君子史事宣付清史馆立传。袁世凯的这些举动，表面上说是“用示崇德报功之意”，并“以昭激劝”民众，表示自己崇尚进步和改革，或许还有表示对戊戌六君子的歉疚之意。
（作者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