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更难
[ 2007年第12期 知难行更难 作者：匡志宏 ]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第五部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200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六条必须坚持的原则之一。毫无疑问，发展方式，或者说增长方式，已再度成为中央关注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实，中国经济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增长，中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早在2003年末2004年初就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在一片“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的鼓噪声中，在各省市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汇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大潮流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通过查阅大量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对照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上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增长模式；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一种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增长模式；作为“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一观点主要论据的“霍夫曼定理”是一种反映工业化早期增长模式的过时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应当力求避免落入这一陷阱。而且，以重化工业投资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更是与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相冲突，因而决不可行。
他把这一探索的过程与结果写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并于2005年11月在上海出版。其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刚刚于10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相隔仅一个月）。应该说这是一本在关键时刻推出的重要著作，阐述的又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在第一版两次印刷15000册的图书基本售罄后，吴先生又对其中的部分内容作了认真的修订，并很快于2006年2月推出了修订版。然而，在同年3月“十一五”规划纲要发布后（又仅相隔一个月），该书遭到了冷遇，从7月份开始，出版社陆续收到各地书店的退货。2007年4月，尽管该书获得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出的首届全国信息化理论研究优秀成果特别贡献奖，主办方也特意在颁奖仪式上邀请了颇具影响力的南方某报到会，但相关的消息并未在该报上露面。尽管这是一本曾在“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的书，尽管作者已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一切可能的场合推荐这本书，然而，这本书在出版社仓库里尘封的库存无言地说明了一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研究员曾以《在增长的迷雾中抉择：行难知亦难》为题评论吴先生的这本书，颇有深意。笔者以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是一项知难行更难的艰巨任务。
在2003年末2004年初，主流媒体上刊发的不少关于工业化问题的文章似乎都是有理有据的：“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发展缓慢、竞争力弱的国家和地区的典型标志之一，是重型工业的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突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更根据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和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分别于1931年和194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发表了研究报告。这篇报告论证了中国“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
而有足够理论支撑的这次过度投资热潮，与过去历次的经济过热一样，很快便造成了煤、电、油、运的高度紧张状态，并带来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宏观调控”。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从活生生的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出发，吴敬琏先生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这本书中，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的梳理，他发现，在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之外，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早已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这无疑将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认知向前作了推进。而采用现代增长模式，正是中国应该选择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不把现代增长模式当作发展中国家遥不可及的梦想，吴敬琏先生集中分析了各国的发展经验，他发现，事实上，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转向现代增长模式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有的甚至低于不少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三个主要源泉的开发，即“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渗透。
通过对这三个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分析，吴先生明确了新型工业化的方向，即技术创新和服务业发展，并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国家整体效率的鲜明观点。他论证了现代服务业对经济效率的贡献，并用大量数据论证了服务业比重提高是国家发展中的普遍规律。他通过分析指出，在今日中国，对前述三个经济增长源泉的开发并非没有可能。加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增长。
自2004年7月吴敬琏先生提出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质疑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随即进行了回应，认为“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很快，争论“重化工业化道路”的正反两大派别形成。如同在以往历次的争论中一样，吴敬琏再一次将自己置身于风暴中心。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赞成我的观点和反对我的观点的同行那里汲取营养，”他的理论体系更趋严密。在发表了题为《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长文后，他进一步修改、增补和扩展，形成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然而，在该书出版后，他面临了巨大的压力。网上的谩骂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荒唐地将他的主张视为卖国行为。他为此忧心忡忡，因为在他看来，增长模式的选择实在是一个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选择，某种程度上称得上生死攸关。坚持真知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令人欣喜的是，吴先生的意见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从“十一五”规划开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了中国发展的坚定选择。
然而，知之不易，行之更难。以为增长方式就此可以顺利实现转变，无疑只是良好的愿望。
早在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就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年）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十年弹指一挥间。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把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规定为五年经济发展的“主线”之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也曾明确提出“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然而，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力求本地经济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潮流正是在2003—2004年达到了顶峰！
在吴敬琏先生看来，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并继续发生着作用。吴先生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二是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政策的干预权力；三是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四是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基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吴敬琏先生指出，“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而要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其中关键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他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避免政府‘越位’，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企业、商会和其他社群组织，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而这也正是十七大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列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两大关键的原因所在。
然而，正如吴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指出的：“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因此，这本书被一些人冷落是在所难免的，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是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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