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为《大公报》写通讯
[ 2007年第12期 范长江为《大公报》写通讯 作者：王 鹏 ]
范长江（1909-1970年）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他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新闻史是分不开的。
范长江初识胡政之
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就产生了当时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了解红军”的愿望。他曾设法与《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等多家报社联系，均未接受他的采访计划。当他向天津《大公报》投书谈了他的想法，《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1889—1949年）接信后，陷入了深思。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中华民族面对日军入侵问题，二是中共政权问题。这两大问题也是读者所关心的大话题。1935年5月，范长江从北平到天津《大公报》社，拜访了该报总经理胡政之，他很爽快地采纳范的采访计划。范长江对胡政之并不陌生，在胡主编的另一份时事性周刊《国闻周报》（1933年和1934年）上，范就曾看到过有关江西苏维埃政权的资料（如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赤区土地问题之实际与批判》、《赤区的合作社运动》、《中国赤区的商业政策》、《中国赤区的农业政策》、《中国赤区的财政政策》等等）。范长江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苏区的原始资料，是《国闻周报》所连载的‘赤区土地问题’等。《国闻周报》是天津《大公报》出版的。这个材料上登载江西苏维埃政府一些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以及许多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都是原件，不是改写的文章。”这些报道和资料，对他是一种启蒙教育。在范长江拜访胡政之时，胡对范的采访愿望和写作计划大为赞赏，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为其写了许多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很快，范长江就被《大公报》社聘为旅行记者，还发了“记者证”，且预付了稿费。范长江回忆说：“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于进入红区，那我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旅行记者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不付工资、差旅费，支付稿费，但可以借支。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也可能成功。于是我去天津找胡政之。……我提出到中国西南西北去旅行，为《大公报》写通讯，……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这样，范长江就有了《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别小看这个小小的“记者”身份，范长江曾说过：“《大公报》那时在全国声望很高，有了《大公报》的正式名义，又经常在报上发表我署名的通讯，还有《大公报》在全国的分支机构可以依靠，虽然我的经济情况那时还很困难，常常捉襟见肘，但我活动的局面已开始打开了。”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老牌报纸，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北方大报，中经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再次创业，与南方的《申报》、《新闻报》南北鼎立，堪称全国报纸的“三杰”。《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均系无党派人士，说话超脱，言论果断。他们在舆论界有很大的影响，社交广泛，人脉熟稔。同时，《大公报》为了采访和发行的便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办事处（分销处），它们与各地也有经常的联络。这样，范长江的旅行采访，就有了切实的保障。
范长江成名于《中国的西北角》
《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始终关心西北问题。早在范长江旅行考察前，张季鸾也曾到西北访问，并于1935年7月30日在《大公报》上撰写《西北纪行》一文，引起读者的注意。《西北纪行》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绥德以南丹州以北，数百里间，几全成赤化区域。……赤化民众殆有六七十万，有枪者逾万，此数字如何姑不论，惟十余县赤化蔓延，则为周知事实。……陕北地势，在种种意义上，今后将日增其重要。延（安）绥（德）榆林，历代本为重镇，现时形势，又成边防要区。余以为亟应有安民固边之经常计划，……关于军事问题，兹不具论，惟可言者，陕北根本上是政治问题，非真正的军事问题。……陕北因穷而乱，因乱而愈穷，现时所需者，为凡入境军队，绝对勿征发，勿筹款，且须办赈济。”其中，张季鸾指出的“政治问题”是有远见的，也是《大公报》同意范长江旅行考察西北的原因。
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范那时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当务之急的任务。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其中有客观记述红军长征过程以及动向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跟踪采访红军长征的《长安之瞥》、《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等，更有考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弱水三千之“河西”》等。再如范长江撰写的《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对刘志丹部队作了精辟的描写和分析，他在报道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刘志丹同历史上所有绿林好汉不同，并且指出了其所以不同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他写道：“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的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在叙述了刘志丹分土地、反捐款、反派款后，他又分析说：“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范长江接着又写了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会合；彭德怀对蒋介石追兵的猛烈反击，从而揭示出红军能在陕北立足的重要原因，并评述道：“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尤其是范长江追逐长征中红军，跟踪采访，他的通讯真实生动，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备受读者重视。早在1936年初，范长江就能作出这样深刻的报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范长江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广大读者开始了解共产党和红军长征，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同志有过这样的记忆：“我对长江同志的鼎鼎大名是在报纸上熟悉的。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进行艰苦的长征。当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甘肃、陕西地区时，收集到一些报纸，发现以长江署名的文章，在我军还未长征前即判断我们可能要放弃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分析了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进行转移，并对红军长征过程和下一步的动向作出了估计，大家感到很惊讶，都对长江同志的过人才华而赞叹不已。”《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年8月还将范长江通讯结集成册，定名为《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范围公开发行，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不得不再版9次，发行十几万册，脍炙人口，风行全国，被誉为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此书发行的数量之大，再版的次数之多，影响之深远，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
为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的发行，《大公报》及其所属的《国闻周报》还刊登了大量的广告，为这部书的发行宣传和造势。最近笔者在翻阅民国时期报章，看到一条《大公报》为《中国的西北角》第五版的发行所作的广告。在广告中，有述：“本报记者长江先生所撰西北纪行，……自刊印单行本以来，各界争购连印4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书销行之广，为空前所未有，现第五版已出书即日发售，印行无多，惠购从速。”此书发行之好，可见一斑。
胡政之看到《中国的西北角》如此之畅销，还专门安排《大公报》及其所属的《国闻周报》刊发书评和读后感，借此再推发行。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刊登了北平周飞撰写的一篇读后感，描述了读者此时的心境。他写道：“我以最大的愉快，在《大公报》上陆续看过长江君的游纪以后，又得重读他结集起来的这本《中国的西北角》。在读着的时候，我随着作者的笔尖从成都而兰州而西安，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山野，从古老的废墟到景色如画的贺兰山旁，它随处给我以新鲜活泼的刺激，随时给我以深思猛省的机会，数年来我没有读过这样一本充实的书籍，没有领略过比读这本书时更大的快慰。”一篇读后感，把一般读者阅读此书时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还应顺便提一句的是，在刊载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之前，《大公报》即有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仅如范西北之行启程的1935年7月，在这个月的31天中，《大公报》就有24天发表了关于红军的报道，可说是包括了全国各地红军的情况。概括起来，有四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红军长征：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情况；红二、三军团长征的情况；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情况。第二，关于陕北红军和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陕北红军方面的情况；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情况。第三，社评和时评：分析性的评论，尤其是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川西后，下一步的去向；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访谈。第四，有数篇旅行杂记与红军长征有关，如前溪的《蜀游杂记》、张季鸾的《西北纪闻》等。
中共领袖人物形象现身《塞上行》
范长江外出采访回到天津后，受到《大公报》社同仁的热烈欢迎，这时他已经成为该报的正式记者，后又与胡政之、张季鸾（该报总编辑）赴沪，创办《大公报》上海版，任通信课主任，统筹对外采访工作。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其中内幕是各报社争抢的新闻。《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又找到范长江，要他利用人地两熟的优势，再次去西北采访。范接到任务，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他还想起胡曾多次对他说过的，有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因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的诸多因素，它可能是划时代的，很可能会在历史长河中刻画深深的印记，“这次如果不赶快去，也许要错过最后机会了！”这次范长江再去西北，情况就不同了，他不但有了正式的“记者”身份，而且报社还为他支付差旅费；这时的长江已是新闻界的“名人”，地方官吏和普通读者一听到“长江”的大名，如雷贯耳。他在一篇通讯中曾记述过他的这次旅行的真实目的，他写道：“记者于事变（指西安事变）后奉社命从绥远到兰州，因已确知周恩来在西安，且知已到西安附近，曾到过彭德怀、贺龙等的部队，我很想借此机会，会会这般神秘的人物，一探政治的究竟。”
范长江于1937年2月2日到达西安的当日，遇到了突发的东北军特务团团长孙铭九等9人反对撤兵，枪杀了第69军军长、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和参谋长徐方等4人（史称“二二事件”），范被阻隔在城门之外，无法入城。2月3日，范找到《大公报》西安分销处的李天炽。经李的介绍，范见到了邓宝珊，后又受到杨虎城的招待。2月4日午后在杨虎城公馆，范长江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范是这样描述他对周的初步印象：“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周恩来见到范长江后，迎上前握手，并高兴地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周恩来的一席话，打消了范长江原有的与共产党领袖不好接近的顾虑。彼此寒暄之后，周恩来另有安排，又约5日“作竟日长谈”。5日清晨，范长江如约再次来到杨公馆，与周详谈中共与西北军的联系、中共在西安事变所扮演的角色等读者关心的诸多问题。周恩来坦诚地说，1936年夏他与张学良在延安正式见面，他们当时主要讨论张所提出的两大问题。范长江对此是这样记述的：“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于前一点，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但是那时共产党的‘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蒋’，即不推翻蒋之统治，无法抗日。”范长江继而进一步记述了中共态度的变化过程：“张、周见面之后，张之见解，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无法抗日。而对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颇使周发生相对影响。……共产党在陕北之中央委员，已不足法定之全体会议人数，临时最高之决定机关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来之报告，引起极大之辩论，结果，参考张学良所提供之新材料，与将国内外大势重加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转而‘联蒋’进至‘拥蒋’之必要。这样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料的双十二事变。”
周恩来对范长江一再澄清有关中共参与了西安事变预谋的奇谈怪论。范长江记述道：“双十二之突发，共产党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明白指出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谓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强烈之反对。”
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范长江还到西安新城后面的尚贤庄从前一位德国牙科医生的诊疗所见到了叶剑英。范是这样描述叶剑英的：“一位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的汉子，和我一齐进入一间小办公室里。……叶剑英的风度，有几分西洋人的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1927年广州暴动的基干是那时张发奎先生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相信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先生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腹心，则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叶剑英向范长江透露：“双十二之前，叶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研究东北军之改造问题，叶对于东北军之训政工作提出意见。他之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
在对周恩来采访后，范长江大胆地对他提出要去延安探访的请求，周爽快答应，并派车送去。2月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护下，经过3天的行程，他于9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的中共交际处，受到热情接待。在前往延安的颠簸途中，范长江不时与博古攀谈。博古这位长征路上的风云人物，给范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今年刚三十岁，身材中等，很有学生活泼气。”“他一度作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我们首先谈战争，特别是关于红军行动经过。”这个“行动经过”，就是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博古向范畅谈到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和遇到的重重困难，联筏为桥过乌江，金沙江偷渡，彝地歃血为盟，强渡大渡河，奇袭腊子口，终于到达陕北。博古像讲故事一样，出神入化，绘声绘色，娓娓道来，范长江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还不时刨根问底，紧追不舍。在讲到“过乌江”时，博古说：“那里没有桥，渡船也被省军破坏，水急而深，又没有普通架桥材料，大家到了河边，皆望河兴叹，河那边还有人把守。后来刘伯承赶到，乃集中所有工兵人才，尽力想法。首先泅水过去十几人，赶走守兵。然而各种架桥尝试，皆告失败。乃发动工人伐竹，削竹为篾，绞篾成索，编篾成筐，以索系筐，筐内盛石，抛入水中为锚，作成急水中架桥之基础，然后编竹为筏，以锚牵筏，联筏为桥，而乌江天险始得渡过。”范长江和博古、罗瑞卿等乘坐的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自购的一辆旧车，挂着东北军王以哲部的车牌，一路基本畅通，但沿途山间土路崎岖，颠簸劳顿异常。车上没有水，博古说得口干舌燥，仍不厌其烦地讲着，没有一点架子。博古胸怀宽阔，信念坚定，尽管他在长征途中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但一说到长征，说到红军将士的英勇事迹，他的那种激情和自豪溢于言表。他又继续讲述“激战腊子口”的情况，他说：“最后一次险地，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腊子口。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成泅涉。腊子口两岸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至不能再开处，乃架一木桥至对岸绝壁上，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故此地如将木桥拆却，十万大军到此，亦只好徒呼奈何。甘肃方面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亦未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范长江进入延安城后，“满街是黑衣红星青年人，服装较外间为完好。商业亦较热闹。下午至红军大学休息。……红大，那时已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门上贴了许多欢迎我的标语，因为中国新闻界之正式派遣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也。标语中有一条是‘欢迎长江先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看了有几分不好受。”在抗大，范长江第一个见到的中共领导是林彪，林时任抗大校长。范对林彪的印象：“他是三十岁刚过不远的人，穿一件灰布棉大衣，中等身材，冬瓜脸，两眼闪烁有力，说话声音沉着而不多言。不过，无论意见与用词上，他的立场很坚决，一点不放松。他领我去看他们学生的活动，有些在打乒乓，有些在打篮球，教官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没有人介绍，很难分别，因为服装都是一样的不好。寝室内务，不大讲究，官长学生之间，也无多礼节，他说他们不赞成形式主义的。自然他们是以红军作蓝本，而苏联红军的兵学原则，是法国拿破仑的遗留，重自由，重活泼。和德国兵学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学德国，中国有些部分又是学的日本。红大的教育方针，是自动多于被动，讨论多于上课，室外活动很注意，每日上课时间，最多不过三四小时。”
在延安，范长江的采访活动不受限制，由于时间紧迫，他连轴转，马不停蹄，连吃饭的空隙都搭进去了，一口气“闪电式”采访了11人（包括林彪）。他对所采访的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作家均留下深刻印象，记下了鲜活而生动的描述：
——吴亮平。“宣传部的吴亮平先生，他小小个子，清秀的面庞，无论他吃过多少苦头，还保留着书生面目。他的外国语文很漂亮，苏区对外英文广播，就是他担任。他说话是清楚、明白、有系统，并有平和而坚定的见解。美国记者斯诺入陕北，就是他给毛泽东作翻译。他是一位漂亮的宣传家。”
——廖承志。“这是廖仲恺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爱者，他会好几种外国文字，会书、会唱、会写、会交际，而且会吃苦，这是红军中多才多艺的人物。《红色中华日报》现改为《新中华报》的就是他主编。”
——刘伯承。“身体看来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起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令伏罗希洛夫敬佩过。‘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战斗员都知道厉害的。”
——林祖涵。“一位老者”，“老而益壮”。
——朱德。“已有50多岁了，而面目仅如40岁人之健壮。他说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丁玲。“我们初见，而不想到见面在这样地方。她打算在陕北搜集些材料写东西，将来当有些特别的东西出现。”
——张闻天。“现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精利，不似曾过完重山者。”
——徐特立。“他居然从江西走到陕北，这是了不起的事件。”
——张国焘。宴会中，只有张国焘先生没有来，说是病了。饭后，我特地去看他，因为我次晨要走，不看他一次，觉得很抱歉。他现在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我们去时，他果然已经睡了，他立刻起身，咳嗽很凶，他的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这是另一作风。”最后，范长江采访的重头戏是毛泽东。
2月9日晚，范长江来到毛泽东所住的窑洞，两人谈了一个通宵。范有精彩描述：“许多人想像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他对于窑洞发生了感情，因为它冬暖夏凉，适宜居住。他说薛仁贵回窑回的是这种窑，不是南方的砖窑。他因为过去行军作战关系，作计划下命令，都是夜间，于是白天在卧式轿里睡觉，夜间才紧张的做事，弄成和我们新闻编辑一样的日夜颠倒。他用脑过度，脑血管膨胀，经常兴奋，不容易睡着，神经受点影响。如果行军时，身体有劳动机会，睡觉可以好些。他平常很爱读书，外间舆论的趋势，他很清楚的和我谈论。”范长江事后曾深情地回忆过这次采访，他说：“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摸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我那天晚上之高兴，真是无法形容，对于毛主席的敬爱心情，由此树立了牢固的根基。”
在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范长江向他提出要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毛主席思索片刻，毫无迟疑地答复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利用《大公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办法，向全国人民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可见《大公报》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是很重的。毛对范耐心而又略带命令的口吻说：“你应该马上回到上海去，作宣传工作，写书可以以后再办。”范接受了毛的意见。
2月14日傍晚，范长江回到上海《大公报》社。他谁也没见，一头扎进该报总经理胡政之的办公室，向他汇报西安和延安之行的情况。当胡政之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后，立刻让范动笔，准备第二天见报，这与范的想法，不谋而合；同时，胡告诉范，他已安排《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于2月8日出版的一期，登载了毛泽东夫妇、朱德、彭德怀、林彪、萧克的照片。范长江就在胡政之的办公室奋笔疾书，悉心写稿，范写一段胡看一段，且帮助斟酌一些关键的提法和用词。当晚10时，文稿草就，胡政之顺手加了一个看似较为中性的标题《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其实这个标题是有内涵的），并即刻派人送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所审稿。不成想，此稿未能获得通过，胡政之把文稿略加修改，决定“抗检”，冒险发表，还嘱咐《大公报》天津版同时发表。15日，由长江署名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由《大公报》上海版和天津版同时刊发，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恰在此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对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完全讲了一套假话，根本不提中共和西安事变的关系，更没有提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事，至于蒋介石已口头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几条，他因此才被放出来的事，更不提及了。当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南京采访，因该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被蒋介石叫去怒骂一顿。蒋介石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吃了个哑巴亏。
通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的发表，范长江加深了对胡政之的认识，对他有较高的评介：“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曾亲笔致信范长江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毛信所提到的“那次很简慢你”，是指范的延安之行；“文章”，就是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卢沟桥事变后，当范长江要求派《大公报》记者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采访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彭雪枫将军：“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尤欢迎范长江先生。”1944年6、7月间，《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在欢迎宴会上，毛泽东让孔坐在首席，并举杯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这里，毛泽东也是指的范长江的通讯。范在通讯中不称共产党和它的军队为“匪共”和“匪军”。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对范长江是很器重的，对《大公报》这块舆论阵地也是不想放弃的，且存有感激之情。
1937年7月初，在胡政之的安排下，《大公报》再次把范长江近期撰写的通讯，汇编成册，取名《塞上行》，初版以至6次再版，发行数万册之多。此书的出版和发行，对激励全民抗战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产生有效的影响。特别是书中《陕北之行》一文（1937年7月12日出版的《国闻周报》也曾单独发表此文），更是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一位苏州的读者吴平投书《国闻周报》（1937年8月26日出版），谈了他对中共人士的看法：“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是最惹目的力量。长江君到西安后，先分析当时领导的政治理论；更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相见，因而知道共党的转变：在理论上，由阶级斗争变为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在策略上，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延安之行以后，他更介绍给我们许多由传说而变为神话式的人物。从他的笔下，我们可以很活跃地认识毛泽东、朱德、博古、叶剑英、廖仲恺先生的哲嗣承志、女作家丁玲，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于团结抗战的愿望，他们放弃军事暴动的决心……这些动人心魄的叙述，栩栩如生地，让每一个读者理解到西安事变急转直下的因由，也理解到此后中国内政外交动向的轮廓。不佞读《陕北之行》及《西北近影》两章里，是以最愉快的心情将它一口气读完的。在西安事变及其解决之中，我们都如黑夜摸索，读了这薄薄的几篇短文，才如拨云雾以见青天，重新走入明朗的境界。”
《塞上行》一书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以极大的热情向国统区的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介绍了中共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次正确认识共产党的机会，其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抗战烽火中的《西线风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范长江等作为《大公报》通讯课主任和战地特派员，全面负责该报战地采访，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安排和带领记者奔赴抗日最前线，奔赴卢沟桥、台儿庄、徐州等战场，采写了许多悲壮而生动的战地通讯，记录了人们牵肠挂肚急于了解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战地前沿，范长江经常是用军用电话直接向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口述稿件。在编辑部守候的王芸生常常是在深夜接到电话，速记成文，直接送到印厂排字上版，消息之快，许多读者都为之惊叹。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战地通讯，确实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范长江的这些有血有肉的战地通讯，主要报道抗战主战场的战况，他以广阔的视角真实地记述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和业绩，反映和分析了我方的困难、矛盾和失误，并激励和鼓舞人们克服困难，坚持抗战，树立必胜的信心。如《卢沟桥畔》、《血泪平津》、《我们要以决死的心来保卫山西》、《忆夜战场》、《保卫前方》、《陷落前的宛平》等等，当时曾被传诵一时。《大公报》又一次把范长江诸君通讯结集成册，取名为《西线风云》。当时在上海抗敌前沿的《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为《西线风云》的出版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本《西线风云》，是晋察绥战场上的战时通讯，是同事长江兄等的活动成绩。他们几位出生入死的在战地内跑，随着国军的脚迹，冒着敌人的炮火，记录下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慨的事迹。这些文字曾输送给读者不少的悲歌感叹，虽不敢说对于国家有了什么贡献，在新闻记者的本分上，他们总算尽职了。我愿国人于读这本书时，不必多挂念这几个报人的艰难，务要切记着这一个地带在我们国家命运的重要！”
抗日战争初期出版的《西线风云》，仍是读者争购的热门读物。当时虽兵荒马乱，但《大公报》依然努力办好发行，不断进行广告的形式推介此书。广告词是这样宣传的：“太原失守了！我们对日战争的主战场——西战场起了变化。但是要知道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是有许多复杂的过程。如要了解这种变化的过程，接受这种血的教训，请看长江先生新编的《西线风云》。”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范长江的旅行通讯，能够顺利的在《大公报》上连载，并结集出版，胡政之功不可没。《大公报》为范长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而范长江的通讯第一次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也为《大公报》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敢言”的形象。胡政之确实对范长江关爱有加，为他的采访一路开绿灯，对刊载他的通讯确实不惜版面。范长江回忆说：“当时《大公报》一些老干部对于我在旅差费方面用得较多，很有意见，主张限制我的活动范围，把我固定在某一个地区，不要到处乱跑。胡对他们说，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不要去打击他。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说过我的不是。他甚至于对我示意，要我将来继承和主持《大公报》的事业。……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上述这些事实，使我非常相信《大公报》是有‘民间报纸’、‘独立言论’的作风。”范长江早期的新闻实践，有《大公报》社培养和重用的成分，但与范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也是分不开的。
短短三年时间内，一位普通记者的通讯结集成册，由《大公报》出版了三本书《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这是破例的，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在新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作者为北京市政协办公厅副主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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