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
[ 2008年第2期 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 作者：于峰华 ]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两弹试验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提高了我国的国威军威。
两弹试验成功，固然与被称为“两弹元勋”的科学家的奋斗密不可分，但，两弹毕竟是大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也倾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所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的心血。
当时我所在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一○三公司）就是为两弹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核工业的规划，23公司于1958年在兰州成立。在此之前，公司的一部分职工曾参加过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建设，重点建成了重水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从而为我国原子能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3公司成立后，下设五个工程处。公司率领主力第三、第五工程处和一个机械加工厂赴戈壁滩建设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是我国最大的原子城。建厂初期，困难重重。没有房子住，就搭帐篷、挖地窝子；没有水喝，用车从玉门镇拉。粮食和蔬菜全部从外地运进。每逢冬春季节，沙尘暴接二连三，沙子打在人脸上，像刀割一般疼痛。三年困难时期，大部分人浮肿，几乎到了断粮的地步。就在这种艰难困苦面前，23公司职工以顽强的毅力和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与大自然争斗，用最快的速度，最新的技术，最好的质量建成了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促使我国原子弹、氢弹提前试验成功。
以后，23公司开赴西南建设大三线，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就是23公司进入大三线后的第一个杰作。改革开放后，随着向经济建设转移，23公司先后建成了上海金山化工厂，大庆30万吨乙烯工程，辽阳、泉州、安庆等大型石化厂。当时，这些厂的设备全由国外进口。与此同时，23公司又承担了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连云港核电站及宇航员训练中心等高精尖工程项目的建设。从以上工程项目可以看出，23公司是一个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国家队。
23公司焊接各类不锈钢、高合金钢、特种钢；吊装大型设备；调试安装自动化设备的技术，迄今无出其右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职工素质高，技术力量雄厚的大型安装公司，在“文革”中，却遭遇了常人不可想象的劫难。
1967年元月份，清华大学的一帮学生从北京带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点燃了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汹汹烈火。那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猛。先是揪斗走资派，接着便是夺权，再下来两派相互攻击。最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的武斗。在周恩来总理的苦苦相劝下，两派才联合起来。然而，好景不长，清理阶级队伍又马上开始了。各单位纷纷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第一批专政的对象是各单位原先的领导。他们在文革初期，都称作“走资派”、“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在两派互斗的一年多中，他们算是逍遥了一阵子。此时，他们的罪名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坏分子云云。被抓的人，统称为“牛鬼蛇神”，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牛棚”。刚开始，人们看到关进“牛棚”的“老牛”还感到好奇，纷纷围观。可时日不久，“牛棚”中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老牛”不仅限于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都有。群专大会不时召开，每星期总有一、二次。此时，人们普遍感到害怕了。过了一段时间，军代表在群专大会上讲：“现在，有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当时我所在的第三工程处是1500多人，担负着我国最大的原子能反应堆801工程的建设。虽说主体工程已完工，但尚有少量扫尾工程。同时，与之配套的后处理厂418工程也在建设之中。要按10%的比例抓，就得抓150多人，肯定会影响工程进度。当时，人们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因为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一到召开群专大会，一个个如丧考妣，耷拉着头，哭丧着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向大礼堂（平时的大食堂）蹒跚走去。当依次在大礼堂席地而坐后，神经一下都绷紧了，连粗气都不敢喘。一千多人的会场，连掉下针的声音都能听到。大会宣布开始后，群（众）专（政）总指挥用那老鹰寻猎物一般的眼光向会场一扫，说：“将——”（将字拖得很长）这时人们的心已提到了喉咙眼。“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上来！”此时就有几个如狼似虎的群专队员马上扑过去，将被抓的人按倒，先从胸前摘去毛主席像章，再从其手中接过语录本，由两人把胳膊往后一扭坐上“土飞机”，再由一人上去把头发一揪，就押上主席台。接着就是“打倒×××，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声。
经过这一次次场面后，人们也开始学乖了。每次召开群专会之前，先把毛主席像章摘下来和语录本一起拿在手中，很多人剃去了长发，不管冷热都穿上老皮袄，以免被抓后皮肉受苦。
抓了几次一般职工之后，又从群专队员中开刀了。昨天，你可能还拿着红缨枪抓人，今天，你自己又成了被抓的对象。这时，人们的胆子都被吓破了。群专队员原是军代表从所谓好同志中挑选出来的，现在还有谁是好人？
我当时也是群专队员，明知自己无一点问题，但心中就是有一种说不清的害怕。一开群专会，吓得浑身打颤，腿肚子发软。要不是拿着那杆红缨枪当拐棍拄着，真有站不住的感觉。
“牛棚”在不断扩大，被抓的“老牛”已超过了150多人，按军代表最初的说法，该抓的比例数已超额完成了。但，此时他们又说：“现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虾米，大鱼还沉在水下，要继续抓！”
天哪！这到底怎么了？我们这是绝密厂，凡是进入二机部的职工，在入厂前都经过了严格政审和反复调查，连祖宗三代都查了个遍，并且当时我们的年龄都不大，据后来的资料披露，我们造“两弹”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大多数人是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戴着红领巾、团徽长大的，迈出校门就进了厂门。年龄大一点的老师傅大多数是从部队转业的，绝大多数是党员。有的班组，全是党员，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班长就是党小组长。领导干部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中有的是老八路，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整体看，都是些苗正根红的人。“两弹”试验成功后，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可我们那些亲自参加过制造“两弹”的人，却分享不到那喜悦，甚至人人自危，连头都抬不起。那时，每天晚上都召开“斗私批修”会。在那会上，除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积极主动求得别人的帮助外，散会后，还要和自己的同事个别谈心，让他帮着回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错话。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回忆从记事起，自己有过什么过失。由于长期失眠，精神恍惚，吃饭不香，上班无劲。兄弟单位22公司二处的一名工人因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在离我们食堂不远处的一个水泥库中上吊自杀了。
自从派性升级后，于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发生过两次全厂武斗。特别是“8·23”武斗，双方都死了人。武斗固然害怕，但，只要你不参加，或者躲开，总不至于受到伤害。而此时的精神压力，却能把人压得趴下。
有一天，在群专会上，军代表说，“8·23”武斗的第二天，苏修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从这一点说明，我们的队伍中有苏联间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清楚。
于是，一个深挖苏联间谍的大网铺开了。23公司成立之初，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有很多技术人员赴苏学习、进修过，部分工人也在苏联受过培训。此外，公司还有几名苏联留过学的技术人员。如此一来，这些在苏联吃过洋面包的人成了首先怀疑的对象。过了一段时间，怀疑对象又开始扩大。凡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过收音机的人，自然也不会放过。
群专会还在继续开，人还在继续抓。被抓人的“罪名”也越来越新鲜。我们的专业是无损探伤，因接触x射线和γ射线，每月享有15元的保健费。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发话，奖金和保健费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从此，15元的保健费降到了7.08元。有一天，也是该当有事，我的一位同事叫了几个人，拿了卫生部50年代下发的文件，到安技科，说，根据文件精神，保健费是保证职工身体健康的。随便降低保健费无道理。这情况反映后，不知是谁做的主，保健费又恢复到了15元。没过几天，我的那位同事突然被抓，罪名是“资产阶级经济主义黑干将”。此时，被抓的人，已达到了17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以上。
每次召开群专会，先是抓人，后是批判“老牛”。批判次数最多的“老牛”有三个。一是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李延林；二是公司副经理诸明翰；三是一名姓徐的工程师。
李延林，辽宁人氏，30年代毕业于奉天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为我党和苏联红军搜集日本人的情报。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和几个进步同学去延安。走到唐山一带，被日军抓获。幸好看管他们的伪军连长是李延林的堂哥，堂哥千方百计把他从虎口中营救出来，并画了一张去延安的地图让他带着上路。李延林是学理工科的大学生，到延安后一直在兵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相识。解放后，他晋升为正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负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1956年，他率领一个安装工程处赴北京参加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建设。我国首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他的领导下顺利建成。期间，他解决了无数疑难技术问题，被周总理称赞为红色原子能专家。就是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专家，此时却被打成了“叛徒”、“特务”。每次批斗他，都要坐一次“土飞机”。为了坐“土飞机”时的方便，军代表授意将他的头发剃去，只留头顶一小撮。这一小撮头发被揪来采去，头皮与头骨脱了层，头顶肿得像盖了一只碗。后来，有人担心长此下去会出人命，头顶的那撮头发才被剃去。
诸明翰，湖北沔阳人，解放前大学毕业，上世纪50年代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处长。按他的说法，管着百十来号工程师。我国核工业启动后，调23公司任副经理。他此时的罪名是“三反分子”，“三反分子”的由来是这样的：1963年，23公司在上海招收了一批学徒工。因当时原子城的建设尚未全面展开，于是，将他们送到上海各大工厂学习。1964年，工程大上时，全部入厂。这些年轻人，从小在大城市长大，未出过远门，对外面的世事感到陌生和好奇。他们刚来到大西北，看见毛驴就说：“哎呀，大西北的兔子真大。”他们看见食堂的苞谷面发糕就成盆子买。别人笑他们，他们却说：“阿拉上海买蛋糕都凭票，这里的蛋糕随便买，不多买才傻哩。”这两件事当成了笑话，广为流传。1966年年初，诸明翰给职工作了一次学习毛主席《矛盾论》的辅导报告。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他举了驴子和兔子的矛盾，蛋糕和发糕的矛盾这两个例子。这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说是诸明翰不讲阶级和阶级矛盾，却大讲特讲驴子和兔子的矛盾，蛋糕和发糕的矛盾，这就是典型的三反分子。还有一件事也成了诸明翰的一大罪状。1966年，根据中央发展氢弹的部署，801工程提前一年完成，在工程总结大会上，诸明翰讲，同志们呀，我们的工作干得不错，801工程提前一年完成，中央给我们拨了一大笔奖金，平均每人一百多元。其实，由于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那奖金职工并未拿到手。此时，军代表却说他宣扬了刘少奇的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在批判诸明翰时，打没有少挨。有一次，他的腿被群专队员打伤，鲜血直流，但批判会并未停止。
徐工程师，江南人，解放初大学毕业，学机械专业，调入二机部前，曾是中国援助越南的专家。被专政后，他的罪名是“坏分子”。据军代表讲，徐工程师在越南当专家期间，将一台机器拆开没有装上，给中国人丢了脸，破坏了中越关系。因此是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同样，他在专政批斗期间，也没有少挨打。
群众专政进行了七八个月后，有些人反而想开了，与其提心吊胆过日子，还不如痛痛快快，该干啥就干啥，大不了，就是当一回“老牛”嘛，反正现在“老牛”越来越多了。有了这想法，有人竟斗胆提出要结婚。军代表听说有人要结婚，无话可说，就讲，结婚要“破四旧，立四新”，要举行革命化的婚礼。何谓革命化的婚礼，闻所未闻。第一个结婚的男青年是武汉人，新娘是天水人。在同事的怂恿下，我也去看了一回热闹。原来，革命化的婚礼还是批斗会。只见几个群专队员押着诸明翰进了新房，进去后，按程序，诸明翰先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再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之后，新郎念了一篇批判稿，接着，新娘又念了一篇。念完后，就是“打倒三反分子诸明翰！”的口号声。只见诸明翰自进新房门后，就弯着腰，垂着手，腰弯成了90度，看上去像只动物。他眼中噙着泪水，但未流下来。此时，他也许看到人家结婚，触景生情，想到了受株连的妻子儿女，也许自尊心和人格受到污辱，但又无奈。
就在这一阶段，23公司机械加工厂的“牛棚”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有个叫池殿基的焊工，据说罪行严重，被单独关在一个“牛棚”中。为了预防他自杀，将电灯装在天花板上，并抽去了他的裤带和鞋带。有一天，他说要看报纸学习。群专队员给他拿去了带报夹的几张报纸。晚上夜深人静时，池殿基把报纸从报夹上取下，将报夹吞入口中，然后在地下猛砸，最后，报夹刺破胃而死亡。事情发生后，军代表说，池殿基自绝于人民，是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将其家属和子女遣送老家监督改造。池是黑龙江人，然而，家属及子女并未遣送老家，而是遣送到酒泉祁连山下的一个贫穷公社——红山公社监督劳动。
1969年，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后，随着落实政策的实施，关在“牛棚”中的“老牛”开始陆续释放。释放时，召开释放大会。会上，军代表先给自己铺了一个下台的阶梯。他们说，当时抓是对的，现在放也是对的。他们还是有错误的嘛。希望放回去后，继续“斗私批修”，继续接受群众的监督，继续进行改造。其他人都释放了，只有两个人没有放。一个是公司经理李延林，据说他的问题特别严重，遣送二机部湖北钟祥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另一个是公司副经理诸明翰，据说，他的家庭历史复杂，已不适合在二机部工作，调往贵州一个煤矿工作。
几年以后，有人界定这次清理阶级队伍是“白色恐怖”。然而，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恐怖，吓破了许多人的胆，伤了许多人的心。1969年年底，23公司的大队人马离开戈壁滩参加大三线建设，有部分人趁此机会调出了23公司，以技术人员、老工人为多。到大三线后，各级党委陆续恢复正常工作。经复查，当时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造成的冤假错案，许多人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抓的。就是被认为问题最严重的李延林，后经查实，也无问题。李延林后从“五七干校”调往北京，重任中央二机部总工程师。李延林不愧是红色原子能专家，核工业的翘楚。晚年的他，精神矍铄，常年奔波于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为我国的核电工业又立新功。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我当时担任23公司三处焊接队代理党支部书记。那时需要传达的文件较多，其中有一份是有关核工业的。文件中讲，二机部领导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提到二机部在文革中是重灾区，调走的科技人员太多，特别是九院已影响了科研和生产。当时看到这些文字，心中“咯噔”了一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央提出了全国学石油部，国防工业学二机部，不成想，转眼间二机部又成了受迫害的重灾区。当时不啻我们23公司受迫害，而是整个二机部都彼此彼此。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批示，做好思想工作，让调离二机部的人员全部调回。后来，不知其他单位返回了多少，据我所知，23公司无一人回来。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离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已近40个年头。回首往昔，感慨万千。那时，我们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尔今已成两鬓斑白的老人。那次“清理阶级队伍”给人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很多人从反面接受了教训，在以后的岁月中，小心谨慎，惟命是从，瞻前顾后，再没有了当年造“两弹”时的锐气。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军转民，许多人像小脚女人一样不敢往前走，究其原因，尽管与长期封闭有关，但，也不能说与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无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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