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六则）宫时中
贵刊2007年第12期发表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的一段谈话：“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
我查阅了《辞海》1981年10月第一版历史分册以及其他一些资料，证明唐肃宗时期并没有发生引文所载的有名的“八司马事件”。《辞海》上指明：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在位的时候，在京城长安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的领军人物是“二王”，即王叔文、王，“八司马”依次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等8人。这10位有名的人物一致筹划和支持唐顺宗倡导的政治改革，大刀阔斧地做了许多有利国计民生的好事。例如：减免了一些捐税，停止、取消了宫市和地方官员必须给皇帝进奉，减低了盐价，释放了不少宫女，废除老百姓积欠官府的一部分租税，特别是惩治了一些大贪官污吏，限制约束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等。这些改革和变更，触犯了许多权贵们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改革，直至给唐顺宗施加压力，逼迫唐顺宗把皇位禅让给皇太子李纯。李纯即位，这就是唐宪宗皇帝。此后，权贵们进一步专权施虐，先后杀死了王叔文、王，并将韩泰等8人全部撤职，贬到荒凉边远的地方去当叫做“司马”的卑官，因有“八司马”之称。由此可见王叔文并不在八司马之列。唐肃宗当皇帝比顺宗早49年。
由唐顺宗倡导的这次改革变法，由于保守反动势力强大，仅仅持续146天，即告失败。历史上因它发生在唐代永贞年间，所以也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失败，加速了唐王朝走向灭亡的进程。
陕西读者宫时中
贵刊重视对刊物文中错误进行更正，实为对读者负责的表现。现提出两点供参考。
1、2007年第10期《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51页）：“马识途（时名马千禾）正在（昆明）南萍街上逛书店，进来了两个美国士兵。”
“萍”字误，应为“屏”。这是当年昆明市中心最热闹的短街，附近有“南屏电影院”，有很多卖美军剩余物资的小店，还有一两家卖英文书的小店，穷学生多去翻阅或“拣宝”。
2、2007年第2期《“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9页）：“父亲给我留下一个书桌，书桌里就有宋教仁、黄兴、秋瑾的《荣哀录》、《饮冰室文集》等。”《饮冰室文集》为梁启超先生的文集。在“宋教仁”前应加上“梁启超”的名字。有书名前面无作者名，读者易生误会，或张冠李戴。
广东读者孙红
贵刊2007年第8期《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一文中：“云南大学主楼‘会择院’前……”有错，应为“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前……”云南大学前身叫东陆大学。东陆大学是民国时期唐继尧创办，唐是云南省会泽县人，因称唐会泽，故云大主楼便取名“会泽院”。
这里我想补充“大跃进”时，有关会泽院铁大门的一个可笑的故事：
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旁的铜大炮虽然在“大跃进”时不幸被人拆毁火化，但主楼数米高×数米宽的西式雕花图案的大铁门，却免遭“杀身之祸”，幸运地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了。为什么？故事颇具戏剧性，一时传为美谈。
一天，某单位一位干部带领一干人马，手拿工具来到云南大学，声称要拆除主楼大铁门去炼钢。被当年云大的总务处长（长征老红军）喝止。那位干部很是“理直气壮”地说：中央有文件，要是谁阻挠，不许拆除，就是违抗大炼钢铁，违抗大跃进，违抗中央的指示。总务处长呵斥道：炼钢铁，我们自己不会炼？何须你多事，你是什么单位的，你是几级干部，你看什么中央文件？我倒是看到中央最近发来的一个文件说，近来有人借大炼钢铁为名，到处乱拆国家保护的物质材料、文物等等，胡作非为，如有发现要严肃处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看来有点像，先把你扣留在这里，通知你单位派人把你领回去处置。
于是，这个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大铁门被保护下来了。
广东读者宁业祯
我是《炎黄春秋》的一名老读者，从2003年开始订阅，每月4日就盼着《炎黄春秋》早一天来到。收到当天我就通读一遍，然后再细读，对重点文章详细作摘录，名曰《炎黄摘华》。这一份《炎黄春秋》经常有八位老同志争相传阅。他们都说：“《炎黄春秋》是敢说实话的刊物，说出了老百姓想说不敢说也不会说的心里话。”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了解了不少历史真相，解开了很多疑惑，看到了不少“今董狐”，增强了我们对建设富强、民主国家的希望，使我们晚年心情更加舒畅。
我们八个老读者对《炎黄春秋》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另外有时有个别错字，请注意，如2007年第11期第60页“是否有”误为“有否有”。
山东读者王锡忠
2007年5月以来，有幸读到了我所能找到的《炎黄春秋》。拜读之余深有相见恨晚之意。心情可谓又兴奋又沉痛，兴奋的是看到了好多历史的真实、尘封的金子、膜拜了一些我们民族的脊梁；沉痛的是20世纪炎黄子孙所遭的“人祸”磨难，真是2006年第12期第42页所说令人“撕心裂肺颤栗不已”。好在沉重的一页总算翻过去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民族的振兴，尘封的金子，该闪光的还得闪光，切肤之痛，痛定还得思痛。而这些正是我“天天读”《炎黄春秋》的原因。
下面以自身经历为贵刊2006年第12期《四首佚名诗非梁漱溟所作》写点参考。上世纪70年代，“四人帮”垮台后，我有幸参加了在云南省博物馆举办的一个书法展览，也有一首《咏“臭老九”》，只是个别字句略有不同。书法作品写的是：“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其犹人，而今老九不如狗。革命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若叫马恩生今世，一样揪去满街游。”展出年月已记不清楚，作者姓名也未记下。
云南读者王嘉煜
看到你刊2007年12期刊登的《故园长吟将军颂》（作者孙奇）后，给我的印象极好。反映了原中央领导吴学谦、王兆国到沈阳、以及辽宁省委领导为迎接张将军回归故里的准备，这不仅代表中央有关领导、省委领导对张将军回归的关怀，更代表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心声！这件事大得人心！但这件事由于客观上的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是一件憾事！
该文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参加庆祝张学良百岁华诞活动的人中有杨虎城长子杨拯民。（53页右栏6行）杨拯民同志已于1998年10月23日与世长辞了。给张将军祝寿是2000年6月2日。这件事肯定有误，或是笔误，或是提供材料的同志搞错了！希望你刊调查后，刊登更正。
北京读者白竟凡
孙奇回复：
我文中的说法有误。白竟凡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谨致以谢意。
（责任编辑赵友慈）
作者更正
《炎黄春秋》2007年12期刊登的我写的《中南海“黑旗事件”》一文中说：林克“在香港不幸逝世”（8页右栏6行）。此说不确，林克是在北京逝世的。特此更正，并向林克同志的家属致歉。
容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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