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纳吉以清白
[ 2008年第2期 还纳吉以清白 作者：侯凤菁 ]
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核心人物纳吉·伊姆雷在中国长期以来没能得到人们充分的了解，一直作为“反革命”存留在众人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甚至污辱性地将当时主持国民经济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称之为“邓纳吉”。然而实际上，纳吉是匈牙利一位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改革的先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两次任政府总理期间都因触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要害和维护匈牙利民族独立而深受迫害，最后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被送上绞刑架。
莫斯科的政治流亡者
纳吉·伊姆雷1896年6月6日出生在匈牙利中部城市考波什瓦尔一个信奉新教的铁路工人家庭。他读了4年中学就当了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之后在俄国前线被俘。在西伯利亚战俘营期间，他接受了革命思想，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纳吉作为共产党人秘密回国，以社会民主党人的面目在家乡的农民当中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入狱。1928年他到了维也纳，1930年初流亡到苏联。
那时，在莫斯科流亡的一批匈牙利共产党人有各种派别，相互争论不休。纳吉远离这些派别斗争，潜心研究农业问题。1930年至1935年他先后在苏联国际农业科学研究所、苏联中央统计局和一所农业大学工作，撰写了3部书和20多篇科学论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一直在莫斯科从事农业政策的科学研究，深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布哈林理论的影响。从这时候起，他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产生了歧见。1930年2月，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纳吉在会上被指责为“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出右倾观点”，被迫作出自我批评。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主张东欧各国革命成功后，都要把没收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认为分配给农民个人是有害的，而纳吉根据实际情况主张匈牙利革命胜利后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个人使用，以便在一个时期内发挥该国个体农业发达这一优势的作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期间，纳吉报名参加苏联红军国际旅，准备上前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军训结束后，在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下，他被调离部队，被任命为莫斯科广播电台匈牙利文播音部代理编辑，后来又被任命为专对匈牙利播音的科苏特广播电台的编辑。1944年他被调去协助苏联的一个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负责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供关于在即将解放的匈牙利建立民族独立阵线和制订匈牙利共产党纲领的报告，其中包括战后建立匈牙利政府的设想等内容。
1944年11月1日，纳吉回到匈牙利。他是第一批随同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回国的在苏联流亡的匈牙利领导人之一。他与同行的其他同志一起，在解放了的第一个大城市塞格德建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公开的中央委员会。纳吉作为共产党的代表，成为临时国会的议员，还是临时民族政府的农业部长。那几年他在自己岗位上从事的活动给匈牙利人民，特别是给广大农民留下深刻印象。他主持了匈牙利的土地改革，亲手将第一根木桩埋进分给农民的土地里，象征着全国土地改革开始。最后，从大地主和教会那里没收和赎买到的560万霍尔特（每霍尔特约合0.5公顷——作者注）土地大部分分配给64.2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户。从此，这个像农民一样粗壮，经常戴一副老式夹鼻眼镜的共产党领导人就鲜活地走进匈牙利公众的视野。
这时，他为维护匈牙利农民的利益，竟有一番足以使一位苏联元帅大为吃惊的举动。在刚刚解放的匈牙利土地上，以解放者自居的苏军部队纪律很差，抢劫商店、盗窃财物、强奸妇女、毁坏庄稼和森林的事情经常发生。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此听之任之，只有纳吉怒不可遏。他作为农业部长不止一次地向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提出抗议，要求苏军整顿纪律。作为一个在苏联流亡过的共产党部长，纳吉竟敢向解放者挑战，这不能不说在这偶然之中表现出他固有的秉性。在他的理念中，当布尔什维克的原则要求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宁可舍弃前者也要维护后者。这正如后来他在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如果国际主义离开了对本民族的忠诚，离开了对本民族的独立、主权、自由和平等所承担的责任，不能充当本民族的合格代表，那么工人阶级的国际性就不可能是马克思用社会主义解释的国际性。”
抵制极“左”路线的“右倾分子”
土地改革开始半年以后，纳吉由农业部长调任内务部长。4个多月之后，他又被撤换了，因为发现他过于“宽容”，不适合领导警察的工作。他被调任国会主席这一显赫而又相对轻松的职务，有很好的政治、物质待遇，只要不说错话就能在政坛上一帆风顺。然而他做不到，在真理与良知面前他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与党的政策发生了分歧。
事情发生在1948年。那时斯大林作出东欧各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一伙闻风而动，提出三四年内就使全国90%的农民入社。纳吉主张匈牙利的农业合作化要根据现有条件分阶段地进行。另外，他还认为匈牙利农民分得土地还不到3年，现在强行把他们刚刚获得的小块土地夺走，不知会产生多少悲剧。在一次与拉科西的谈话中，纳吉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用这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是错误的”。他在自己《与中农的关系》一文中更加详尽地阐述了这种看法，表示“我认为这样的计划……是不现实的、错误的、过火的。”“执行这样的计划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要跳过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其结果是纳吉被指责持“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犯有“布哈林倾向的错误”。他虽然遵照共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了检讨，但还是受到批判并被赶出政治局。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他被贬到外地的一所农业大学任副校长。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段时间正是拉科西一伙实行极“左”政策进行全盘苏化和对党内外人士搞大清洗的高峰期，纳吉因为被贬谪避免了在高层参与一系列迫害无辜的事件，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唯一手上没沾血的领导人。
匈牙利共产党于1948年取缔了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从而结束了1945年以后的人民民主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党的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与格罗·埃尔诺、雷瓦伊·约瑟夫和法尔卡什·米哈伊一起结为“四人集团”（又称“四驾马车”）独断专行，无视本国具体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严重失误，结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他们还大搞个人迷信、破坏民主与法制，制造许多冤假错案，实行群众性恐怖。拉科西一伙就这样紧紧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很快失去解放之初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到1953年，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局面。“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机械推行苏联斯大林政策的领导集团。这种状况的出现对苏联的利益是严重的威胁。
纳吉在1950年重新被起用，先任政府食品工业部长，后改任征购部长。1951年3月他象征性地作了一次自我批评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次年11月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当匈牙利政治危机日益严重、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一些城市开始发生骚乱之时，纳吉·伊姆雷被苏联领导人选作可以用来缓解匈牙利社会矛盾的最佳人选。
替苏联“救火”的新总理
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不久，包括纳吉·伊姆雷和拉科西·马加什在内的一个匈牙利代表团被召到莫斯科，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最有影响的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见。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人的干预下，纳吉被推举为匈牙利政府总理，为他们拯救可能发生坍塌的苏联帝国的一角匈牙利而去冲锋陷阵。对匈牙利出现的危机负有责任的拉科西受到苏联领导人的严厉指责，被免去兼任的总理职务，只担任党的首脑，改用第一书记的头衔。苏联领导人交给纳吉的任务是恢复匈牙利即将崩溃的经济和使社会保持安定。
匈牙利代表团刚刚回国，东柏林就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罢工很快蔓延到东德其他许多城市，最后被苏军出动坦克镇压。这给苏匈领导人再次敲起警钟。匈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按照苏联的指示决定在政策上“急转弯”，拉科西和“四人集团”其他成员都就过去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1953年6月27日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批判党的领导过去犯的错误，全面调整经济政策和对领导层进行人事变动，被称之为“六月政策”。在7月3日至4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会议上，纳吉作为政府新总理依照“六月政策”发表了施政纲领讲话，被称为“七月纲领”。从此，匈牙利进入纳吉第一次执政时期进行改革的“新阶段”。
纳吉主持政府工作后不是简单地纠正拉科西时期的左的错误，而是大胆地进行改革，包括以下五方面主要内容：第一，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和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消费品生产，进行住房建设和加强农业生产；第二，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停止强迫农民入社，准许农民退社，利用市场和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减轻农民交售农产品的负担；第三，以降低物价、提高工资、节省公务开支等手段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第四，限制强力部门的权力，消除社会恐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社会主义法制；第五，改造政权机构，废止党的部门专权，使政府从党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同时向群众提供广泛参政的可能，试图在一党制的范畴内建立一种比较民主的多元执政形式。
“新阶段”政策很快收到了成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市场开始繁荣、农业生产发展、社会上压抑的政治气氛得到缓解、许多过去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得以恢复名誉。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热烈拥护纳吉的“新阶段”改革。然而，由于权力受到削弱而一直抵制“六月政策”的拉科西一伙却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兴风作浪，收集各种材料攻击和诋毁“新阶段”改革。
纳吉1954年10月在党报《人民自由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几天后又在爱国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倡导发展“社会生活民主”的讲话，这为拉科西一伙进行反扑提供了口实。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拉科西抓住纳吉的这个“小辫子”。在当时盛行号称阶级专政的气氛下，民主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许可提的。拉科西一伙人在苏联领导人中间大肆活动，终于告倒了纳吉，并立即返回匈牙利，在出尔反尔的苏联领导人的支持下开始围剿纳吉和封杀“新阶段”改革。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这时之所以要抛弃纳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纳吉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苏联领导人给他的任务只是在匈牙利尽快简单地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他却要在经济、政治领域认真地搞改革，在利用市场、扩大民主等方面大胆妄为地突破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神圣模式的框架。
1955年1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在莫斯科再次召见拉科西和纳吉等匈牙利领导人，纳吉被送上“被告席”。然而纳吉据理相争，在苏共领导面前拒不进行检讨，坚决捍卫“新阶段”改革。这使拉科西有了进一步打击纳吉的理由。
1955年3月2日至4日，拉科西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提出纳吉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不久，纳吉声明“出于政治原因”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匈党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从此，“新阶段”改革无疾而终，拉科西在许多方面又恢复了他1953年6月以前的极“左”政策。
然而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改革政策的支持者，他们主要是一些科学家、作家、记者、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政治勇气，从不同角度反对拉科西的政策和赞同纳吉所追求的那种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尊重民族独立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在“新阶段”被扼杀之后把自己的命运同纳吉联系在一起。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得那么多理论，但对纳吉与拉科西政策之间的差别都心知肚明。
1955年12月，匈党中央宣布开除纳吉的党籍，理由是他拒绝检讨错误和在自己周围纠集成“反党集团”。
新思想的探索人
从1955年夏天到1956年初，纳吉在失势的日子时埋头撰写他的长篇政治论文，为“新阶段”政策辩护。他的初衷是将该文交给党中央和苏联领导人明察，以求判明是非。这篇约合中文23万字的长文真实和集中地反映了纳吉对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大胆探求。
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纳吉认为“应该考虑并且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他强调对待像马克思这样伟大导师所制定的天才学说，也“不能只限于重复旧的论点，因为没有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可脱离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加以运用的学说”。他认为：“斯大林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教条主义，使勇于探索的理论工作陷于瘫痪……”“假如我们不跨出斯大林教条所圈定的狭小天地……那么世界将在我们面前飞速前进，而我国就会落后。”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上，纳吉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应是“多样化”的。他反对认为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指出也要考虑和平过渡的道路，“还要考虑到哪条路最有利、最恰当，即代价最小、最能避免痛苦，因而也最人道。”他还说，建设社会主义“绝不是越来越多地运用和激化暴力、滥用无产阶级专政和强制手段”。
在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上，纳吉认为在完全不同的国内条件下“生硬模仿苏联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他指出，将苏联的做法“说成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正确而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会给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造成特别严重的困难”。因此，他主张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必须要能使本国广大人民群众乐于接受。
在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纳吉创造性地提出将由中国提议、经万隆会议确立的五项基本原则也运用于各兄弟党之间。他说：“事实表明，五项基本原则不能只限于同资本主义制度或两个体系间的斗争，也应该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去。”“五项基本原则不但在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占和奴役企图的斗争中，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中，都是巨大的推动力量。”一年以后，苏联承认了纳吉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中，端端正正地写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
在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纳吉强调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独立必须“协调一致”，各国共产党在思想和政治上保持自主。他说：“把社会主义凌驾于民族之上，从而否认社会主义的民族性，曲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世界主义的歪曲。”“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民族独立，如果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能自主，不能适应民族使命的要求，民族独立就不能保证。”
在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上，纳吉认为社会的腐败与道德上的堕落反映了政权的蜕化，说明“那些行动严重违反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甚至违反现行法律条文的人，也在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领域起着领导作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纳吉主张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说：“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既定方法和形式，它在每个农民小生产者数量众多的国家中都是必要的。”他主张“也要利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即不是直接通过产品交换，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
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纳吉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业个体经济应该结合、不允许把它们对立起来的学说。他认为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匈牙利，“小农经济的富裕部分，尽管受规模狭小的限制，还是有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的。”“在发展大规模生产合作社经济的同时，中农的富裕生活、其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生产的增加，是迅速消灭农业落后现象和发展生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匈牙利在坚持合作化这一农业发展的主要道路的同时，在一个时期内也要保持另一条保护中农经济的“非合作化道路”。
从纳吉上述一些主要思想可见，他在国内外政策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早在苏共1956年“二十大”之前，这位共产党领袖就在为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苦苦地上下求索。
十月事件的牺牲品
1956年苏共“二十大”进行“非斯大林化”，“解冻”之风也吹进匈牙利。斯大林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拉科西·马加什一伙仍然拒绝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与罪行，引起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这年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以声援波兰抵制苏联干涉内政为名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第二天，苏联驻军的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帮助恢复秩序”，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更多的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抗击进行武装干涉的苏军。全城各地的武装小分队筑起街垒，手持轻武器和自制的汽油燃烧瓶与苏军博斗，在短短的几天内炸毁苏联坦克200多辆。匈牙利工人为抗议外来的武装干涉举行了全国总罢工，警察和军队大部分倒向起义者一边。
为了使愤怒的群众停止武装抵抗，纳吉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过去实行过的多党制。在这社会动荡的时刻，社会上也发生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为，一些过去残害百姓的国家保安局人员被群众施私刑处死，市委大楼门前杀害市委工作人员的事件使这股逆流达到顶点。这些情况的出现，使苏联领导人对纳吉政府的态度开始犹豫不决。
10月30日苏联发表政府声明，表示愿意“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市”和同匈牙利“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然而就在第二天，大量苏军却又潮水般地涌进匈牙利，早先撤出首都的苏军开始在郊区修筑工事和占领有利地形，显然一场外来军事侵略即将来临。11月1日，纳吉紧急召见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要他解释苏军调动的原因，并要求苏联保证不再继续向匈牙利派兵。安德罗波夫只是一味地敷衍，明显地是在当面撒谎。纳吉意识到，莫斯科已改变了立场。
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苏联最初怕因对匈采取强硬手段引起美国干涉而准备妥协，打算允许匈牙利进行改革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但以不危及过去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为底线，因而赞同纳吉的一系列做法。后来开始担心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效法匈牙利并出于国际因素的影响与本国领导集团内部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改变了主意。美国这时也一再发出不准备介入匈牙利事件的信息，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于是，苏联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磋商后决定对匈派兵镇压。就这样，纳吉再一次被苏联领导人所抛弃。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最初反对苏联出兵干涉，还要苏联领导人吸取他们在处理波兰问题上的教训，但是后来又改变了态度。毛泽东10月30日晚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时指示，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同志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中共中央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刘少奇同志在10月31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要撤军的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第二天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同志去飞机场启程回国的路上无不献媚地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决定对匈牙利出兵。
面对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以卡达尔为首的匈党领导机构作出决议：为了使苏联出兵失去合法性，建议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和宣布国家中立。这个建议经纳吉政府讨论通过，并得到国家元首道比·伊什特万的批准。匈牙利外交部立即将这一决定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联合国保护匈牙利的主权。这时匈牙利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走向正常，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总罢工也即将结束。然而当苏联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带着这个信息回到莫斯科时，苏联进行第二次军事干涉的决定已不可更改。
11月3日夜晚，苏联人先是诱捕了与他们就苏联撤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然后在11月4日凌晨向布达佩斯发起武装进攻，共有12个师的苏军兵力参加这次“旋风”行动。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纳吉向军队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自己带领一批党和政府的主要官员到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这时，不久前失踪的匈党第一书记、政府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等人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苏联支持的“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卡达尔任政府总理。
在苏军的帮助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等人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8天后离开时在回家路上被苏联克格勃人员劫持，先被送到罗马尼亚关押，后又在国内被长时间监禁。纳吉拒绝与新政府合作，在当时具体的国际条件下由苏联领导人操纵，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8年6月16日被绞死，成了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替罪羊。他留下感人的政治遗言：“我曾两次在我国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时，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由杀害我的人替我平反昭雪。”他临刑前呼喊：“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1989年7月，也就是在匈牙利共产党（即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执政期间，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已宣布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决，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和墓地为屈死的纳吉及其同伴举行国葬，政府总理内梅特等人为纳吉等死难者守灵。于是，1956年事件在匈牙利已被公认为“人民起义”。在另一个当事国苏联，早在1991年12月，时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就谴责了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入侵的行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也就此事先后向匈牙利道歉。这也就是说，在匈牙利和苏联，历史都早已还纳吉以公道。那么在如今改革开放的中国，难道不也该还纳吉以清白？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原驻匈牙利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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