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 2008年第3期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作者：金大陆 ]
据1966年全国在校大、中学生的统计，大学生为53万4千人,中专生为47万人,中学生为1249万8千人（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或奔走呼号，或游山玩水，不仅是文革运动的卓诡，恐怕在人类迁移史上也属特异的绝殊。
严格以文件为准，从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通知“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并取消原定春暖后再进行第二次大串联的计划”，整个大串联的时间跨度为半年。可从缘起上探究，再从后续上跟踪，可见整个大串联是伴随着1966年6月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出笼而兴起；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而达到高潮；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渐渐从社会返回校园而消退；1967年下半年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功能趋于式微而停息，前后大约持续一年多。
红卫兵大串联究竟是由下而上自发兴起的，还是自上而下发动促成的？应该承认，这是两个方面互动的结果，是两个方面合力的作用和显现。
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北大，北大校园人山人海。当时北大“还特地在聂元梓等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各单位群众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以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不久，西安、长沙、天津等地发生了学生与当地领导部门的冲突事件，一批批学生便滚雪球般地奔赴北京上访取经。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个月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联的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万人次（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同时，北京学生的特殊的政治身份──由首都的政治地域的性质所决定──便被大多数外地学生簇拥着、信赖着，即一般外地学生多为诉说者、寻问者；北京学生多为倾听者、指点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接触和沟通，北京学生徒然升腾起一种“救世主”的情怀和气派，便气势如虹地“杀”出京城，展开了北京红卫兵运动史上称作为“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行动（其中，上海是北京红卫兵“南下”的主要目的地）。
如果说发生在1966年6月，人们涌向北大声援聂元梓仍属于北京市内群众间的串联活动，尽管这已超越了单位，超越了行政管辖，显示了“走向社会”的趋动；那么，接着发生在1966年7月—9月，大批的外地学生赴京，大批的北京学生赴外地，则说明整个串联活动已超越了地域，超越了行政区划，显示了“走向全国”的态势。且这种从“走向社会”到“走向全国”的跃迁，正是以北京为首的全国的红卫兵们集体运动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针对各地的青年学生揭竿而起的造反行动，有史料证明毛泽东于6月10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毛泽东还说：不要如丧考妣，乱就乱他一阵子，我听说哪里乱了，我就高兴：这个乱是乱了敌人，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在此，从大串联研究的角度看，不仅6月上旬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还必须抽取并把握住几个关键词如“去北京”、“免费”、“乱”等，这说明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思考中，就已经形成了类似“大串联”的预判，并准备积极地推进。所以，后来当天津大学等校的部分师生造反时，徒步向北京进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闻讯后，立即派火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军装），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面对浩浩荡荡的串联大军，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6页。）。此时，毛泽东不仅对这个场面和结果是满意的，对导致这个场面和结果的过程，即大串联运动也是满意的。十天后，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大串联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并潇洒地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8－1439页。）。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在毛泽东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通知》，强调“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在京时的经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而把大串联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此，之所以大量引用国家权威出版机构新近公布的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史料，一是为了替本文立定一个坐标，以瞄准和把握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来龙去脉；二是为了证明，从大串联的缘起到大串联的勃兴，其驱动，其路径，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和思想来展开的。且联系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交错关系，可发现在红卫兵大串联的问题上，群众的诉求与领袖的指点，群众的情绪与领袖的意志，在以“革命”的名义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和统一。
然而，恰恰是红卫兵大串联──从肇始时超越单位，超越行政管辖的“走向社会”；到勃兴时超越地域，超越行政区划的“走向全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现在的学生“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为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闯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因为正是在这次关涉红卫兵大串联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9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原本存在着1966年底结束文革运动的设想，因为大串联搅动得全国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便延长了这个时间设想。确实，红卫兵运动已通过大串联，突破了固有的组织依附和区域管辖，构成为一种青年特征鲜明、自由度大、游动性强的社会势力。且各红卫兵组织之间又因立场和利益的歧异，而形成了一种团体特征鲜明、独立性强、战斗性强的社会集团。于是，它们要行动，要张扬，要团聚人力和占据领地，它们怎么可能很快、很自动、很轻易地刀枪入库，听从召唤呢？换言之，即便文革运动的具体内容如批判“三家村”、揪斗“走资派”等很有震撼力，甚至“夺权”行动等很有爆破力，若是一直被限定在原有的各级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展开和动作，即没有红卫兵大串联所导致的打开所有单位和区域的门户，以致各阶层的群众奔涌而出，完全在一个无政府主义化的背景下，重新按照“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标准划分和集合力量，文革运动的节奏和收放，大致会被毛泽东把握在所设定的时间表中。
综上所述，红卫兵运动(青年运动)的非理性倾向和毛泽东的政治意识，决定了大串联是必然要发生的；而大串联又决定了文革运动必然是要失控的。正是立足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串联是文革运动发动以来闯下的第一个天大的“祸”，而这个天大的祸，只能由天大的代价来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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