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中国离原点有多远？
改革30年：中国离原点有多远？
今年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各种纪念文章陆续见诸报端。但一些最应该被提起的人、最不应该被遗忘的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这些人、这些事从来就不曾存在于中国当代史中。本刊这期选择了两篇文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其中钱理群的长文“不能遗忘的思想”，以1980年北京大学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为主线，评述了多位参与竞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改革方向等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这次竞选活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勇敢的民间改革尝试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回顾这次竞选，不仅仅是拒绝遗忘；还因为当年北大竞选者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全都可以看作对今天这种跛足改革的预言。
回顾1980年以北大竞选为代表的大学生校园民主运动，至少有两重意义。一重意义是思想上的。竞选者在竞选宣言里提出的不少观点，恰恰是今天对改革的深度反思得出的结论。北大当年的学生竞选者主张：“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属点和目的也是人”；改革应当以“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如果以“富国强兵”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当时中国正处在确定改革路线的当口，他们的这些思考和忧虑极富远见，可惜不为当局所容。而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对中共言论管制（即愚民政策）的深刻批判，至今仍然无人能出其右。
第二重意义则是实践上的。毛泽东时代不仅彻底剥夺了国人的参政权利，还用政治恐怖彻底消解了民众的参政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艰难竭蹶地开始了争取民主的苦难历程，而1980年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体现了曾长期被剥夺基本政治权利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与其说他们争取的是那个“区人大代表”的资格，还不如说他们希望能够藉此为中国的政治进步开启一条制度化通道。
从北大学生竞选至今已28年，如今的政策讨论并未超越当年北大学生竞选区人大代表时提出的理念，当局者与官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认识甚至还无法达到北大竞选者们曾有过的思想高度。为什么会如此？毫无疑问，政治上的严峻约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迟迟未推行民主政治，中国领导层习惯于用“民众素质太低，未准备好”来推诿，但在28年前却将北大学子们的成功选举视为异类，横加政治压制；又于其后授予平均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选举村委会干部的权利，知行如此矛盾，让人叹为观止。到底是谁的“素质太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当年北大学生的话语言犹在耳，改革30年后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不是恰好验证了孰是孰非？
裴毅然的文章“赵紫阳晚年对国是的深度思考”，介绍了这位因承载了1989年“六四事件”之重而被废的中共总书记晚年的思考。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有良知、有胆略的中共领导人只有完全离开了政治舞台，才能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为什么去位者比在位者看得更透彻更深刻？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现行政治的根本弱点。
何清涟在“‘依法治国’为何未能促进中国人权的进步”一文里，从分析大量“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案例切入，指出由于中国的立法原则一向偏重国家（党）的利益，无视公民权利，大量剥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出台。这类肆意张扬国家权力的法律越多，国家权力就越失去理性，并不断扩张其边界，其结果不仅不能促进人民的福祉，反而使民众饱受国家权力的奴役。王长乐的文章“反思‘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指出了中国的“革命”教育对青少年人品的摧残。张箭关于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分析，反映了教育界另一个侧面的问题。程映虹的文章则生动地再现了新加坡左派团体在中共领导下亦步趋地加入“世界革命”行列的可悲可叹的经历，读者或可从中管窥到毛发动与放弃“世界革命”的动机。
由于“改革”一词在今天已经堕落成变相掠夺的同义语，人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北大为核心的“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钱理群语）
（本刊编辑部）
回顾1980年以北大竞选为代表的大学生校园民主运动，至少有两重意义。一重意义是思想上的。竞选者在竞选宣言里提出的不少观点，恰恰是今天对改革的深度反思得出的结论。北大当年的学生竞选者主张：“改革的起点和动力是人，改革的归属点和目的也是人”；改革应当以“社会的整体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如果以“富国强兵”为发展目标，推行单一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改革”，其结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的同时又造成新的对人的奴役，分配的两极分化、人民权利的继续被剥夺以及全社会的精神危机。当时中国正处在确定改革路线的当口，他们的这些思考和忧虑极富远见，可惜不为当局所容。而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对中共言论管制（即愚民政策）的深刻批判，至今仍然无人能出其右。
第二重意义则是实践上的。毛泽东时代不仅彻底剥夺了国人的参政权利，还用政治恐怖彻底消解了民众的参政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艰难竭蹶地开始了争取民主的苦难历程，而1980年大学校园的民主运动体现了曾长期被剥夺基本政治权利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参政热情。与其说他们争取的是那个“区人大代表”的资格，还不如说他们希望能够藉此为中国的政治进步开启一条制度化通道。
从北大学生竞选至今已28年，如今的政策讨论并未超越当年北大学生竞选区人大代表时提出的理念，当局者与官方学者对中国政治的认识甚至还无法达到北大竞选者们曾有过的思想高度。为什么会如此？毫无疑问，政治上的严峻约束是主要原因。对中国迟迟未推行民主政治，中国领导层习惯于用“民众素质太低，未准备好”来推诿，但在28年前却将北大学子们的成功选举视为异类，横加政治压制；又于其后授予平均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选举村委会干部的权利，知行如此矛盾，让人叹为观止。到底是谁的“素质太低，还未准备好”实行民主？当年北大学生的话语言犹在耳，改革30年后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不是恰好验证了孰是孰非？
裴毅然的文章“赵紫阳晚年对国是的深度思考”，介绍了这位因承载了1989年“六四事件”之重而被废的中共总书记晚年的思考。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有良知、有胆略的中共领导人只有完全离开了政治舞台，才能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为什么去位者比在位者看得更透彻更深刻？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现行政治的根本弱点。
何清涟在“‘依法治国’为何未能促进中国人权的进步”一文里，从分析大量“危害国家安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案例切入，指出由于中国的立法原则一向偏重国家（党）的利益，无视公民权利，大量剥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出台。这类肆意张扬国家权力的法律越多，国家权力就越失去理性，并不断扩张其边界，其结果不仅不能促进人民的福祉，反而使民众饱受国家权力的奴役。王长乐的文章“反思‘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的”，指出了中国的“革命”教育对青少年人品的摧残。张箭关于硕士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分析，反映了教育界另一个侧面的问题。程映虹的文章则生动地再现了新加坡左派团体在中共领导下亦步趋地加入“世界革命”行列的可悲可叹的经历，读者或可从中管窥到毛发动与放弃“世界革命”的动机。
由于“改革”一词在今天已经堕落成变相掠夺的同义语，人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北大为核心的“中国大学校园竞选运动所提出的中国改革的诉求、目标与路线，虽然被拒绝与践踏，但它作为一项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中国改革的日程上。”（钱理群语）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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