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皓明：从好言到好智：德国的语文学传统
刘皓明：从好言到好智：德国的语文学传统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Philologia的词根意义是好/hào/-言phileo-logos，在构词法上类似于我们通译为哲学的philosophia，其词根意义是好-知或好-智phileo-sophia。然而好言跟好智——或者说语文学和哲学——的亲属和平行关系并不只限于其类似的构词结构；好言和好智是西方人文传统互为作用、互为前提的两极。从好言到好智之间的跨度涵盖了西方人文传统的核心甚至全部，而从好言到好智的运动曾产生了这个传统的最强有力、最引人入胜、最深厚的内容之一。在近代，这种好言-好智传统尤其在德语文化圈内得到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取得了最伟大的成果。
要了解德语文化圈中的好言或语文学传统，原奥籍罗曼语语文学家列奥·施皮泽（Leo Spitzer）用英文写作的“语言学与文学史”（“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一文可以当作一个导言。在该文中，施皮泽十分具体地回顾了他的学术训练经历：他在大学本科时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古典语言的底子之后，决定献身于罗曼语语文学（romanische Philologie）、特别是法语语文学的研究。在德语国家和地区所谓的古典和罗曼语语文学机构，在别处会叫做古典语言文学和罗曼语语言文学系或所。所以施皮泽最初想要学习的，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法国文学。然而当他开始在研究所学习的时候，他要学的功课同他所喜爱的法国文学看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想要学的是以拉辛、莫里哀以及十九世纪法国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可他实际上不得不念的却是语言学：
当我跟我伟大的老师迈耶-吕卜克（Meyer-Lübke）修法语语言学课的时候，他没有给我一幅法国民族的图画，或是他们的语言的法国性质：在课上我们看到拉丁语的a依照无情的语音法则向法语的e移动（pater>pêre）；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变格系统凭空滋生出来，在这种系统里，拉丁文的六个格减少到两个，进而减少到一个——同时我们得知同样的暴力被施于其他罗曼语言，的确，被施于许多现代语言。在所有这些中有许多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建立过程中又有很大的严刻性，但是这些事实下面的普遍观念却全都很模糊。在拉丁语的发音或格拒绝滞留和安于本分后面究竟有什么奥秘呢？我们看到语言中不停的变化在运作，可是为什么？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迈耶-吕卜克只是提供了一个法语的前史（他是通过同其他罗曼语言的比较把它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其历史。他从不允许我们对一个现象在其平静的存在中进行反思，盯住它的正脸看：我们总是察看其邻居或其先例——我们总是往前后左右看。……为了说明一个给定的法文形态，迈耶-吕卜克会援引古葡萄牙文，现代贝尔加摩语（Bergamesque，意大利北部一省，引者注）和马其顿罗马尼亚语，德语，凯尔特语，以及古拉丁语的形态；可是在这种教学里，我的感性的、机智的、有纪律的存在了大约1000年的法国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得到反映呢？我们在对其语言的讨论中冷落了他；实际上，法语不是法国人的语言，而是彼此无联系的、分别的、逸闻式的、没有道理的许多演化过程的汇集：法语的历史语法，抛开其词汇材料，完全也可以是日耳曼或斯拉夫语的语法：它们中的变格变位式的抹平和语音演变完全也可以出现在法语中。（《语言学和文学史》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 . New York, 1948. 页2-3）
的确，这种枯燥的训练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距离似乎是十分遥远的，施皮泽承认自己曾一度因无法忍受这种枯燥而打算放弃学业。但是一点一点地，这种刻板枯燥的语言学训练渐渐揭示出其价值和意义：在对看起来似乎琐碎的语文学的钻研中，最终浮现出一幅更大的画面，用施皮泽自己用其母语德语所说的话来概括，就是“Wortwandel ist Kulturwandel und Seelenwandel”，——“词的变化就是文化的变化和灵魂的变化”（页8）。这是支撑着那个时代罗曼语语文学乃至古典语文学的基本信念和原则。施皮泽本人和他所属的那个传统的学者们正是依照这一原则通过对作品的词语细节进行风格学上的讨论、通过语言学达到了对文学史的认识和构建。对于施皮泽以及他所属的那个传统而言，这种从语言学或语文学到文学史、从词到魂的过程并不只是一个方便的、为长期的经验证明为顺手的技巧；在这种看似技术性的操作程序后面，有着一个更大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关怀。对这个哲学问题，施皮泽本是这样表述的：
[一个文学学者]必定得要做的，我相信，是从艺术品的表层进展到其“内部的生命中心”：首先观察某一特定作品的表面现象的细节（而一个诗人所表达的“观念”也只是一部作品的表面特征之一）；然后把这些细节集合起来，试图将它们容纳到一个可能在艺术家灵魂中存在的创造原则中去；最后再回到所有其他观察的集合中，以便检验出我们尝试性地建构的“内在形式”是否可以解释其全部。……[这个]循环不是恶性的；正相反，它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基本操作，狄尔泰（Dilthey）将这一发现命名为理解的循环（Zirkel im Verstehen），而这一发现是浪漫派学者和神学家施莱耶尔马赫（Schleiermacher）作出的，即语文学中的认识的得出不仅是从一个细节到另外一个细节的渐进过程，而是通过对整体的预期或猜测——因为“细节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被理解，而对细节的任何解释先定了对整体的理解。”（同上，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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