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 2008年第4期 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作者：丁磐石 ]
在上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出现过多位卓越的教育家、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他们博学多识，情操高尚，为国育才呕心沥血，深受学子们的爱戴。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是这方面的代表。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应在其列。他辞世已经39年，但广大燕京校友、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学者还在怀念他。
新学科的开拓者
陆先生生于1894年，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其父虽为晚清拔贡，但长期只在镇上一家当铺当帐房先生，家境清寒。陆先生聪敏异常，自幼读书过目成诵，遂得这当铺老板的资助而上小学中学，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0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后又得奖学金于1916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读心理学。1920年，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东南大学执教。他最先把巴甫洛夫学说和西方国家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兴的心理学理论及方法介绍给中国学生。1927年，他应聘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授和心理学系主任。不几年，经过他的努力，这个系不但多聘有良师，并且拥有很好的图书室、实验室、隔音室、教学所需的科学仪器以及动物饲养间，这在当时我国大学中可以说是设备相当先进齐全的系了。
陆先生教心理学，常带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作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实证，以加深对心理的理解和研究。他讲课既富有学术性，又多有实证，有理有据，妙趣横生。因此好些外系学生也纷纷来选修他开的课程。除教学外，陆先生在生理学、教育心理学、系统心理学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早在20年代中期便多有专著问世。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国内外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与时为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潘菽有“南潘北陆”的美称，同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
众望所归的大学校长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之一。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规定教会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于是燕大实行双重领导，燕大创办人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前清翰林、年高德劭的吴雷川先生任校长。1934年，吴先生年迈多病，辞去校长之职，燕大教职员工都推举陆先生继任。这不仅是因为陆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名学者，更是由于陆先生爱国，秉性刚直，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能够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司徒雷登也很赞同陆先生继任校长，他也很钦佩、信任陆先生的学品人品。
陆先生就任校长后的情况是，司徒雷登社会活动多，在燕大主要是抓人事和财务，常用大部分时间去为学校筹措经费。当然，学校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和陆先生共同研究决定的，但学校经常的教学、科研运转和行政管理等，自然地落在坐镇校内主持日常工作的陆先生身上。陆先生廉洁奉公，工作勤恳。他为国育才竭尽心力，常谆谆劝勉学生既要力学，更要敦品，注重品德修养。他引《周礼》上说的，做人必须“坐而论道，立而行之”，认为学生应重实践，不能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目塞听的“腐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决不能计较个人切身利益，而应直面人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大力支持抗日活动
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甚一日，我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日益高涨。1935年，燕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燕大周刊》不顾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敦睦邦交令”，每一期都有抗日救国的宣传文章，对此，陆先生力表支持，而他自己也常在不同场合发表抗日的言论。
同年12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兴起，燕大学生与北大、清华等校学生联合举行大会、请愿，陆先生派雷洁琼等中外教员3人带一车馒头进城支援、慰问，保护学生返校。随后，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主席黄华（原名王汝梅）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清华学生。陆先生即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联合把这些被捕学生保释了出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陆先生对蒋介石政权实行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大学校长“集训”,他借故拒不参加。
“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展。陆先生赞赏说共产党做了一件大好事。燕大新闻系教员埃德加·斯诺曾赴陕北苏区访问，很同情中国革命。邓颖超同志这时期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由斯诺介绍到燕大美国教员包贵思家休息，再去天津转赴解放区。此事陆先生是完全清楚、默许的。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1949年北平解放，邓颖超同志专程去燕园拜望陆先生，表示谢意。
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等校都撤退到内地。燕大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美日还有邦交，日本不敢对它进行接管，燕大坚持不内撤，则可成为敌伪统治下的一块自由园地，让不愿受敌伪奴化教育的学生入学。于是燕大成为敌人包围下的“孤岛”，而爱国学生却视之为“绿洲”，踊跃入学。燕大为此大增招生名额。1938年燕大秋季开学时，学生人数已由600人猛增至1100余人。
为便于与日寇周旋，抗战开始后燕大改由司徒雷登任校长，但陆先生还是能起参与校领导的作用。在那几年，燕园学子可以听短波广播，传递抗战信息；可以开会研讨时局。《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声不时在燕园内飘荡。学校常有学生去大后方或延安参加抗日工作，陆先生和司徒雷登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总要为他们饯行，有时还资助他们路费。
当时日寇常对燕大进行干扰、恫吓、威胁，燕大校方总是力加抵制。敌伪要学校开“修身课”，借此奴化学生，燕大则以从不开政治课为由予以拒绝。其他学校被迫参加庆祝“皇军”胜利的游行，燕大则以路远不便为辞拒不参加。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燕大既然是国际性学校，也应该有日籍教员。他们派来了3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监视、阻挠燕园抗日活动的特务。燕大校方则坚持教授须按惯例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聘请了有正义感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来校任教。
1940年，燕大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在西直门外被日本军车撞死。燕大校方当即向日军发出书面抗议，并在校内召开追悼大会。陆先生当着日军代表的面，慷慨陈词，义无反顾。
巍然不屈的民族气节
日本侵略者视燕大如肉中刺、眼中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翌晨日军即占领燕园，解散燕大，绝大部分师生被逐出学校，15位教员和10余名爱国学生先后被逮捕。被捕教员中有陆先生、名教授张东荪、洪业和邓之诚等，还有时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工作的侯仁之。司徒雷登则被单独监禁，英美教员也被送往山东潍坊集中营。
陆先生等起初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后被投入日寇陆军监狱。面对日寇的利诱威胁、凌辱打骂，这些爱国教员不畏强暴，不屈膝事敌。陆先生被折磨得浑身是病，瘦的皮包骨。日军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却挥笔写下四个大字“无过可悔”。
监狱规定每月只能探监一次。所谓探监不过是让家属送些换洗衣服和少量食品，而根本见不到“犯人”。陆先生患痢疾，夫人刘文端去探监，见取回的衣服有血迹，就向以前在燕大校医院工作过、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大夫求助。1942年5月，德国医院把陆先生保释出来。他面色蜡黄，瘦骨嶙峋，已不能走路了。后经旧友和学生的精心治疗，才逐渐康复。
陆先生出狱后，一家大小蛰居海淀成府村，日特继续监视他，他家还多次被敌伪军警搜查。一次，日寇逼他出山为日伪政权服务，他断然拒绝。敌人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的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
陆先生困居燕郊，无经济来源，只有靠典当度日。亲友和学生有时送来一些钱粮、物品，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给与资助。清廉的陆先生把那几年所得都写成借据，抗战胜利后陆续还清。
1943年以后，随着日寇在战场的节节败退，敌特对陆先生的监视有所放松，不少燕大教职员和学生都去看望他，这些客人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常为抗日根据地采购药品，为便于运送，就想法把药品带出城来，藏在陆先生家里，再设法找机会转运到平西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陆先生在两天后即与被日寇关押4年、刚刚得释的司徒雷登等共商重建燕大之事。8月23日，一支燕京人的队伍由陆先生率领回到了被日寇糟蹋得疮痍满目的燕园。经过他们的紧张工作，燕园很快恢复了原貌，开始招生。10月1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从8月15日到此时仅56天，陆先生和燕大教职员工创造了一个奇迹。燕大于1941年12月8日在北平被日寇解散后，一年后的同一天在成都复校招生，我是于1945年春在成都考入燕大的，我们在成都燕大的师生得知燕大已在北平复校的喜讯非常振奋。
1946年夏，我们成都燕大师生分四批随校复员，与北平燕大师生会合，我见到心仪已久的陆先生。他是那样文雅、朴素、和蔼，中等个子，鬓发萧疏，戴深度近视眼镜，骑着自行车进校上班授课。
义正词严营救学生
抗战胜利，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光复区的人民大失所望。蒋介石政府派人给陆先生送来胜利勋章，他马上扔掉了；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力加劝阻。1947年8月，他致函美国来华特使魏德迈，明确表示“目前这个政府正在完全走向崩溃，除了共产党，这里没有其他组织来代替它。”
以1946年12月“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为起点，国统区的爱国学生运动形成了新高潮，陆先生积极支持学运，学生每次进城参加各校的请愿游行，他都让进步的中外籍教授跟着去以保护学生。游行结束，学校即派卡车来接学生返校。1947年5月20日，“反内战、反饥饿”的学运兴起，他还自掏腰包，资助缺乏活动经费的学生自治会。
1948年开年以后，解放军大举反攻，蒋介石国民党军不断兵败丧师，政权岌岌可危，但还在作垂死挣扎，更加紧镇压学生运动。那年8月19日，他们在报上公布黑名单，要通缉各大学许多进步学生，燕大被通缉的有31人。北平市当局还派来上千军警特务分别包围、封锁了清华、燕京等校，声称要入校搜捕。我当时虽也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但可能由于敌特疏忽未上黑名单，另一位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也是如此。我们两人当时都已入党，便照学校党支部的部署，出面与陆先生等校方负责人商量如何营救上黑名单的同学。
军警要入校捕人，陆先生代表校方答复：“学校已放暑假，上名单的学生都不在校内。”校内特务向军警头目报告校内还有上名单的学生，军警头目声称非进校捕人不可。但他们怕外国人，陆先生就让上黑名单的学生分别到几位外国教授家隐藏起来，同时动员外国教授出面帮助学生纠察队把守各校门。
8月20日，军警步步紧逼，眼看就要冲破校门。纠察队侦知学校后墙外半夜过后少有军警岗哨，学校党支部乃决定还留在校内上名单的6位同学夜半跳墙出走。当天下午，这几位同学都聚集在同情进步学运的美国教授夏仁德家里，我则按党支部的意思一再到夏家与那几位同学商量出走事宜。陆先生也来到夏家，他表示同意这些同学跳墙突围出走，又再三嘱咐要做好准备。
那几位同学夜半从学校后面跳墙安全出走了，陆先生遂于21日下午两点钟同军警头目最后谈判，约法三章：（1）军队不得入校，只能进不带武器的徒手警察。（2）只查学生，不能查学校，只查人，不许查物。（3）只查上名单的学生，不许抓不在名单上的人。查完后立刻解除对学校的包围封锁。他还郑重声明，对这次搜查活动，学校不予合作。
下午4点钟，学校通知同学们在大礼堂集合，许多教师也来了。带领警察入校的是驻扎在西苑的青年军的林团长。陆先生当场作了义正词严的讲话。他把这次警察进校捕人比作是1941年12月8日日寇解散燕大并抓人的恶行，说这也是一次校难，而那一次是敌寇，这次却是自己的政府。他又说：“我并不是怕事的，我出生入死，是为中华民族经历过苦难的。……我对同事们负责，特别是外国教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要守纪律，有话事后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不属于本案的人（指这次上黑名单的）今天不许逮捕。警察要在校园内搜查，我已让一些中外籍教员跟着去了，有个见证也好嘛！”陆先生的讲话像一支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派。警察拿着名单上同学的照片一一查对，又在校园内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地退出了学校并解围。
很快校中又传说当局要发布第二批黑名单抓学生，党支部让我翌日即离校去解放区。8月26日，我到达河北泊镇我们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时，跳墙突围的6位同学已先期到了那里。我向他们和城工部的负责同志汇报了陆校长营救学生的情况，大家都深受感动，赞叹不已。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1949年1月，陆先生和燕大师生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北平的解放。他热情地参加了各种活动，党中央领导也很敬重他。3月，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到达北平，党安排他同众多著名民主人士去机场迎接。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
北平解放后，燕大要继续办下去，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意陆先生的请求，决定燕大由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陆先生仍被任命为校长。
天有不测风云。新中国刚刚成立，“左”的专制主义就开始逞凶。1952年，在抗美援朝中，各学校开展了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燕大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大据点，多年主持校政的陆先生遂成为这次运动的最主要的重点批判对象。上级指派了一些同志来校动员、组织青年学生大肆揭批、“炮轰”陆先生。十几二十年后，好几位当年在燕大搞这次运动的负责人都悔悟了，承认自己当年是带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来搞这次运动的，因此捕风捉影给陆先生罗织罪名，猛追猛打，乱扣帽子。他们都说，这样大整陆先生是很错误的。
在这次运动中，揭批陆先生首要的就是说他一直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解放后还在“继续用美国人的钱办学，拒绝人民政府接管燕大。”“要为美帝国主义保存文化侵略据点。”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实际情况是，1949年春，北京刚解放，我解放大军正在南下作战，军费开支巨大，我财政还很困难。而燕大要继续办，政务院权衡轻重，遂采取权宜之计，认为燕大经费暂时仍应由美国解决，人民政府只给燕大补贴一些日常急需的现金和口粮。陆先生是很不情愿再向美国伸手的，但他要为千余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负责，要把学校维持下去，也只好接受美国的经费，做自己不情愿的事。陆先生是很乐意人民政府接管燕大的，那样批判陆先生，确是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诚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燕大经费是来自美国，但也如陆先生在就任校长后所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燕大，但燕大不是为美国办的。”他还多次用“盗泉之水可以灌田”这一中国古话来表明自己为祖国育才的深挚心迹。并且事实也一再说明。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燕大就造就出一批批像黄华、陈翰伯、龚澎、龚普生、柯华那样优秀革命者；像费孝通、雷洁琼、翁独健、侯仁之那样博学的学者；像冰心、萧乾、杨刚那样的文学家、名记者；像吴阶平、吴蔚然、黄家驷、方圻那样的名医；像黄昆、侯祥麟那样的大有成就的科学家。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爱国者。燕大为国育才成绩如此巨大，这中间就有久任校领导的陆先生的重要作用。说陆先生是“一直在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显然是对陆先生这样的爱国教育家的一大冤诬。
这次揭批陆先生，还有电台的问题。1949年北平解放时，有不少外籍教员还留在燕大，他们多遵照军管会规定的外侨政策，守法尽责。陆先生应他们的要求，按国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通讯方式，并征得北平军管会的同意，临时组装了一台发报机，把在校外籍人员的情况通知国外亲属，说他们都很安全。发报后，这台发报机便立即拆除了。但批陆先生时，却说成是“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这样掩盖事实，似是而非的批判，也是对陆先生冤诬。
这次对陆先生的乱揭乱批还有不少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陆先生和外国人通信，在抬头和下款照西方人惯用的格式用语写的“亲爱的”“忠实于你的”也被说成是“媚外”、“甘做洋人奴仆”。这样无限上纲的歪曲，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次揭批陆先生的大会，始终是采用无情斗争、非常粗暴的方式。会上决不许陆先生辩解，说明真相，只许坦白交代，检讨。我当时是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我曾到会旁听，我眼见这会如此蛮不讲理，杀气腾腾，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样，也感到很不舒服，在心里为陆先生抱不平。
“但求无愧我心”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燕大并入北大，陆先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他之所以调到语言研究所，是由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他身处战争环境，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难以继续进行，乃转向与心理学大有关系的语言学研究，而又有很高的造诣，屡有论文和专著问世。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他到语言学研究所后，在自己的墨盒盖上刻的12个大字，以此自慰自勉。他在语言学所，工作依然很认真、严谨，每天都准时上班。在研究工作中，他仍不迷信、盲从，而坚持真理。不论什么权威，其理论如有不足之处，他都要提出来。例如他讲到瑞典名学者高本汉（C B.K aregran）研究音韵学的问题时就说过：“高本汉不过是掌握了一点现代科学方法，他对中国古音韵的理解，有些地方还比不上顾炎武，现在居然被奉为经典。”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凡有人在学术上给他提出的意见，他都认真听取。他到语言学所后的研究工作，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主持研究文字改革工作。他作了外国语人名地名统一问题的研究，制定了英、德、俄、法几种外国语人名地名译音统一标准的方案。
2.研究拼音汉语联写问题。他在语言所领导了一个课题组，对北京口语材料进行分析，写成《汉语的构词法》一书，该书是现有的构词法和分词标准研究最为深入的专著，在语言学界影响很大。此外，他还单独写了几部重要的语言学专著。
3.研究汉语史。他主持所的汉语史研究组工作，指导组内同志撰写汉语语音史，制定了《左传》语法的科研规划。还计划分上古、中古、近古、现代四个方面，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语言史。但计划未完成，就开始了“四清”运动。
陆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后，1957年又被评为学部委员。
陆先生除了搞研究工作，还热情地带研究生，努力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经常给他们系统讲授语言学知识和方法。他循循善诱，为培养年轻人，他不仅设计、安排好年轻的研究人员的基本训练内容和步骤，还参加到他们中去一起干，以便能随时掌握这些同志在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给予及时的指导。
陆先生还回燕园给北大学生进行专题讲授。他学问渊博，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很有吸引力。每逢他来北大讲课时，听课者十分踊跃。除语言学专业生外，青年教师、非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也主动来听讲，他讲课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
悲惨的下场和昭雪
但尽管如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还不免受到敲打。特别是“文革”风暴袭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和学部的许多著名学者一起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隔离审查，再次批斗。1969年，他已75岁，还被下放到偏远的河南息县的“学部五七干校”劳动，不久就病倒了，以致生活难以自理。直到1970年10月，他才被军宣队批准回京疗养。但刘文端师母受“文革”的刺激已于前一年逝世，他的子女也都不在京，仅仅一个月，这位国内外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名牌大学的校长便很孤寂、很凄凉、很悲惨地与世长辞了。这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令人非常惋惜、遗憾。这在广大燕京校友中，在国内外知识界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979年12月11日，陆先生的追悼会在京举行，参加者近千人。他得到了平反昭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致悼词，盛赞陆先生的学术业绩和高风亮节，特别强调陆先生的强烈的爱国心，一再支持学生运动，在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时大义凛然。我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和院写作组任职，在起草陆先生追悼会的悼词时，我详细地谈了当年陆先生支持学生运动，营救上黑名单学生，敢于与国民党军警作坚决的斗争的情况。院领导特别让起草同志在悼词中加上“大义凛然”这画龙点睛之词，这或可安慰陆先生在天之灵吧。但把陆先生折磨致死的沉痛教训，仍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总结，更好好地记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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