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七论

2008-04-15 作者: 摘自《南方周末》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8年第4期 思想解放七论 作者:摘自《南方周末》 ]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

一论“思想解放”

●关山

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思想天性自由,但现实有限,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科学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的明智选择。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理解这种选择,与这种选择达成默契,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学会共赢。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无可否认,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是心里不清楚、不明白,而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们把保住既得利益看作自己的主要使命甚至是惟一使命。只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解放”就多“解放”,甚至不惜挑战党纪国法;只要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保守就多保守。改革就是要制约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不合法的利益,使他们真正成为“公仆”,只能做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事,而根本不能做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幸福的事。实际上,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从来都是很解放的,他们没有不希望自由和幸福的,没有不希望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不关心自己的权益的。从这个角度讲,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就应该不惧风险,以天下为己任。从改革初期习仲勋的主动请缨、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呐喊、吴南生“杀头就杀我吧”的豪言、任仲夷悲壮坚定的 “冒死挺进”,再到广东新领导班子的义无反顾,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看到了广东的希望、中国的希望!

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二论“思想解放”

●笑蜀

思想解放阻力其来何自?

首先来自观念上的羁绊。发端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但成绩也容易使人骄傲,变成前进的包袱;对成功的路径依赖,也会使人固步自封。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注定了思想解放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情之常。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不该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守不住,区别只在于是体面的主动让渡,还是不体面的被动失去。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中国社会已经聚集起强大的内在冲动,不可能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诞生史诗的时代。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状,书写各人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决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是一个民族的观念系统。一切世俗的荣耀都会在时间中风化,只有进入历史,进入民族的观念系统,才会真正不朽;也只有挣脱利益自我绑架,恢复信用,恢复尊严,取得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共同进步的资格,才是高雅的选择,才是智慧的选择。如何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自我刷新,让自己进入历史,至少不让子孙为自己蒙羞,恐怕正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部分官员解放思想的切入点。

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

三论“思想解放”(上)

●笑蜀

管制是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其结果是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是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才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是自由与管制不断博弈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自由秩序的扩展,都是管制的式微,都是民间智慧的胜利。

但是,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毕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国民财富大量聚集于政府手中。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取之于民未必用之于民,就导致了天价行政成本。天价行政成本本质上无非一种管制暴利。巨额国民财富转化为管制暴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特殊利益者强烈的管制崇拜。哪里有暴利可图,就下一道禁令,把哪里圈占起来;哪里管理成本太高,无利可图,也下一道禁令,彻底封杀,脏水跟孩子一起泼掉。

把禁令当作主要的执政手段,把管制当作主要职能,这显然有违政府天职。政府的职能跟交通警察有相近之处。交通警察主要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交通服务,保证他们风雨无阻,而不是刻意制造交通障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实施交通管制。同理,政府不是为管制人民而存在,而只能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犹如日常之洒扫庭除,从根本上说只是为自由秩序服务,只是为人民创造财富服务,为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突破了对经济的管制,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那么从现在起的后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对社会的管制,让发展的自由回归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手中。

这就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人民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管制崇拜,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管制崇拜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

领导干部须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

三论“思想解放”(下)

●关山

解放思想要不停留在口号上,重要的一点就是顺应民意,尊重、保护和释放群众的创造。而亿万人民的创造一旦得到释放,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应该认识和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这是是否解放思想的试金石,也是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

人民群众天然具有丰富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人民的利益追求,释放于人民的自由权利。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就是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一旦自由的土壤开化,自身能力不断突破,创造之花就会盛开。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自由释放着创造,创造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当下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公民社会的成长、网络社会的发育,促使各种创造层出不穷,同时也呼唤更为自由的创造空间。给人民以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而不是以公共之名行私利之实,捆绑、要挟、压制人民群众的创造,就能极大推动社会的进步。

以NGO为例,长久以来存在着政府办社会的弊端,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政府职能逐步转移,政府的社会职能需要社会自身来承载,这就要求社会自身组织发育成熟,能够承载起这些功能。在先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曾试图将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事业产业化,也就是将这些社会职能市场化。但实践证明我们干得不够,干得不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建设领域中新的社会载体,开始从1990年代出现。目前中国大约有300万个NGO(其中30万个是合法登记的),至少有6000家国际NGO组织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这些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主要从事着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发展事业。但长期以来,不少领导干部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NGO,极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除了思想僵化,就是私心太重,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以社会责任为重。这些领导干部对任何可能不合传统习惯,不合既定章法的新观念、新事物,都认为是吃不准的事情,而吃不准的事情就有风险,就是麻烦,就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仕途,就不能被容许,而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此甚至不惜让计划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回潮。

从根本上讲,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本,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记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未来美好的社会,就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济增长不能以人为代价

四论“思想解放”

●笑蜀

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

经济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但这不等于就需要唯经济建设中心。经济增长不是万金油,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的制衡,没有普世价值的制衡,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就会是盲目的增长,就会最终异化,成为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发展对立的一种力量。

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必然伴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什么经济对外依附性过强的局面难于改变?是因为内需没有拉动。为什么内需不能拉动?是因为普罗大众长期的低工资低福利。如果说低工资是我们民族企业的一个国际竞争优势,不宜于过早放弃这个优势,那么,由此造成的普罗大众的实际收入的降低,本应由国家提供的普遍福利来弥补。而事实上,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税收和财政的高速增长,国家并不是没有钱来提供普遍福利。但普遍福利一直缺位,本应是国家作为主要出资者的全民社会保障,却主要靠商业性的社会保险来替代,普遍福利的负担就这样转嫁给了企业和劳动者,使劳动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受益,也使企业更加不堪负荷。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普遍福利难以实现?高昂的行政成本及腐败成本当然是制约因素,但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还在于项目拉动、投资拉动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实质改变。

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即唯经济建设中心,所不顾的主要是基本权利,所不惜的代价主要是人的代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会最终导向发展的自由,不自由的发展,最终不免导向发展的歧途,即人的负发展、社会的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提升普罗大众的生活品质没有多少关系,与普罗大众的生命需要没有多少关系,不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受益,那么受益的就只会是极少数。权利的倒金字塔结构,就带来利益的倒金字塔结构,构成我们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出现这样一个悖论: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是增长,就愈是冀望经济增长来解决;而高危运行的经济愈是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愈是加剧。社会就这样走入了恶性循环。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该到终结的时候了。经济增长不能不顾一切,冲击一切。只有愿意接受基本权利制衡的经济增长,只有愿意与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并进的经济增长,只有这种人性化的经济增长,友善的经济增长,才是有生命力的增长,才是永续的增长。片面的经济增长固然可持续一时,但这种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巨高的增长,最终是要遭遇天花板的。趁着当下经济态势稳定,政府力量强大,及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使经济增长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犹为未晚。

价值观更是发展的尺度

五论“思想解放”

●刘洪波

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思想的牢笼,既包括人自身的观念习惯,包括社会的观念传统,也包括体制制约。对于个人而言,思想更多地受到哪一座牢笼的禁锢,因人而异。但对社会而言,思想禁锢毫无疑问更多地来自于观念传统尤其体制控制。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和体制制约。

越是辉煌的传统,越容易让人沉醉其间,形成对自身独特性的自恋。传统不仅是人确认文化归属的标准,也是获得自我肯定的来源。辉煌的传统不仅使人在回想历史的荣耀之中得到满足,而且使人将传统作为一种万应良药。面临冲击时,传统被视为“保国保种”的法宝;有所作为时,传统被视为“创造奇迹”的根由;处于困惑中,传统被视为无所不有的资源;畅想未来时,传统被视为世界大同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期陷入“国粹主义”的迷思,它既让我们省思发展的延续性,也使一些人加固了“汉家自有制度”的情怀,“儒教共和国”、“现代仁政”乃至“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之类的宏伟设想由此而生。

体制制约更深入地影响到人的思想状态。传统不过是一种向后的拉力,而且也未必不可以作为我们回望来路的镜鉴,体制制约则是思想的阻挡物,它强制性地划定思想的允许范围,给出思想的规定线路,构造了思想的语言屏障,让人一旦处身其间如入魔阵,既能乐此不疲地自说自话,又能乐此不疲地指斥别人,而人一旦要离开这种境地,脱离这种游戏,则立即会受到各种非难,遭到各种惩戒。

“让思想冲破牢笼”,需要充分重视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而不是固守基于观念传统或观念控制所形成的排异反应。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共同观念、共同准则、共同价值,应当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而不应被视为适应于特异气候的果实。我们至少相信,“让思想冲破牢笼”、思想解放、心灵自由这些话语,就是对人类来说普遍有效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不需要。我们至少相信,民主、平等、和平、正义、人道等等是值得信奉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可有可无。而这些正是在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

思想解放,就要还回人思想的权利,清除思想的牢笼,放弃对特异性的自恋,拥抱人类普遍价值。基此,我们可以也必然具有特性,只是这种特性不再作为同情和看稀奇的对象,而是被世界认可和尊重。

批判性思维不可缺

六论“思想解放”

●关山

解放思想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超越已有的认识,使思想更加符合当下的实际,跟上时代的步伐。要超越就要与时俱进,大胆否定那些过去成功的但当下不合时宜的经验、认识和做法。

这就决定了,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

人类的科学史以无数事实证明:科学的进步,都是以怀疑为开端,扬弃原有的理论才能进步。正是怀疑鼓励人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发展知识。如果没有哥白尼对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学说的怀疑,以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理论的怀疑和否定,相对论就不会诞生。社会进步亦如此。如果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世界革命同时发生”预言的质疑,何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怀疑,何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又何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总之,没有怀疑,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

应该承认,我们传统文化缺乏批判性思维。几千年来,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流毒使民众习惯了“守一”、“齐一”、“统一”。孔子就曾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还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文革”中林彪也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总体上也是听话教育,我们这个社会对不同的声音也往往视之为异端。这种文化使我们民族缺乏批判精神,使人们易于墨守成规,创造力因之衰竭。几十年来,中国没有再出现新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师,诺贝尔奖无一次光临中国本土,这都是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代价。

思想本应是自由的,但我们千百年的历史却是:自由的思想是危险的,批判的代价常常是恐惧、是以言治罪。因此,社会上有诸多的只许想什么,不许想什么;只许看什么,不许看什么;只许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诸如此类的清规戒律和思想的“紧箍咒”。即使有批判,那也是帝王的专利,只能以“罪己诏”的形式偶一为之,或者是应诏而谏。而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让人们的批判性思维竞相迸发。这需要制度的保障,这个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

“人不可能两次踏过同一条河流”,人的认识能力受到时间、地点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因此,当下最紧要的是把我们的思想,从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唯经济建设中心”中解放出来,遵循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社会治理,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市场以效率为先,政府则主要推进社会公正;从对辉煌成就的陶醉中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三十年,以便顺势而进,深刻反思三十年,把过去的全部遗憾,都转化为现实的教益,都转化为纠错的良机。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批判,而要开放批判的权利。只有让全社会参与,才能真正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才能提炼出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

七论“思想解放”

●笑蜀

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这点上我们正在形成共识。但正如经济上需要破除行政垄断一样,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在这点上我们却还认识不足,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根本上说,靠行政垄断、靠强化管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无异于扬汤止沸。太多事实证明,公共部门对其部门利益的执著往往超出对公众的忠诚。哪个领域的管制强化了,相关部门往往就在哪个领域占山为王,靠山吃山。原有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倒会造就寄生于管制的食物链,造成诸多新问题。有管制,无治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其力量真正调动起来,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第一推动力的缺乏注定其反应迟钝,也就注定其很难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往往要等到问题放大到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头号危机,这时才会振臂而出,而此时牺牲已经付出,解决问题所需的社会成本已接近最大化。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的。

公权力一力独行,可以造就剽悍的部门,却不能造就有效的政府。徒公权力不足恃,具有排他性质的封闭式治理再也走不下去了。社会治理最可倚重的还是社会。作为利益相对人,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企业、具体的民间机构,他们才是为社会环境埋单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受才最敏锐、最真切,而且他们遍布各个角落,所以惟有倚重他们,才有望建立社会危机的就地预警和就地处置机制。

公民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均等的私权,原本就应该构成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因此,思想解放尤须更大力度地保障私权,更大力度地开放博弈。只有通过充分博弈,私权和公权才会得到应有的操练、应有的教化,而逐渐归于理性和成熟,达成动态平衡。社会治理领域的行政垄断则天然要排挤私权,天然要排除博弈,这就等于事实上打消了私权和公权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机会,那么无论私权还是公权,就都不免流于非理性,流于偏执和野蛮。私权与私权之间、私权与公权之间的信任和默契就无从建立,政府的有效和社会的和平转型,都是镜花水月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1月10日至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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