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王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时值国门刚刚打开，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草创伊始，各方面关于对外开放和办特区的知识都比较缺乏，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在中央担任一线主要领导职务的胡耀邦对经济特区的支持一直是不遗余力，他热情洋溢的支持和帮助，对于深圳等特区的成功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
1979年7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办由此拉开了帷幕。
1980年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第一次到珠海视察，他指出，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同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特区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1980年5月，中央下发41号文件，指出，“试办经济特区，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胡耀邦对文件精神是赞同的。
1980年7至9月间，胡耀邦两次过问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问题。先是1980年上半年，蛇口实施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制止以致工期延误。此事经新华社记者写内参上报至胡耀邦处，胡耀邦批示给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不久，蛇口修公路又遭遇上级有关部门“卡脖子”，袁庚请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胡耀邦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南方日报》就此事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谴责“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1980年12月，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袁庚，袁庚提到蛇口的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甚是不安，胡耀邦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这给袁庚以很大的鼓舞。
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先后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广东、福建对外开放及经济特区工作。
在同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以蛇口超产奖励一事举例说，“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当谷牧提到中央有关部门没有认真贯彻落实1979年50号、1980年41号文件精神，认为广东及特区对上面不合理的发号施令完全可以顶时，胡耀邦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京剧《孙安动本》里那个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赐的黑虎铜锤嘛！”胡耀邦在总结讲话时说，“情况我不熟悉。这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不是讨论广东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方面中央对广东是很信任的；这次讨论是广东在经济上如何发挥优势，是在特殊政策上面。”“深圳特区，有成绩，有困难。刚开始嘛，但我们要有长远想法”，“搞特区，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找出一套办法，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比如广播、电视、娱乐。只有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要求，才能要求群众同心同德。”
1980年底，中央提出进一步实施经济调整的方针。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步子要暂时稍慢一点，但是，要继续贯彻执行中央50号、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九月会议纪要精神，“把广东、福建的特区搞得更好”，“我们搞的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第二天也即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中央对办特区的方针没有动摇。
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和梁灵光到广东接替已上调中央的习仲勋和杨尚昆的职务。1980年11月初，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京接见即将履新的任、梁。胡耀邦在谈话时说，“党风不正，‘香风’蔓延，走私、行贿、投机倒把、吃吃喝喝，全国来讲，广东很严重。”他还巧改成都武侯祠著名的“攻心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任仲夷的体会是，上联是讲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仲夷后来的确是不负众望，攻心审势，为广东和特区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作出了贡献。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1981年2月，中央党校范若愚等人在考察深圳之后，向胡耀邦呈交了《广东深圳的特区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深圳文化、教育、科学、宣传阵地十分薄弱，建议在抓特区经济建设的同时，认真抓好特区的思想文化建设，如建电台、电视台、创办报纸、建立高等院校、设置科学院特区分院，加强文艺团体，加强党校建设等。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要积极去办”。据此，深圳市政府后来决定兴建科学馆、博物馆、电视台、图书馆、大剧院、深圳大学、体育中心、新闻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
1981年7月，中央下发21号文件，参照国外办特区的经验，出台十条政策和措施，特区政策基本框架至此得以初步明晰。深圳特区建设开始隆隆上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口号很快蜚声海内外。
在对外开放初步实践的基础上，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他总的一个看法，是“进”而不是“退”。他指出，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确保几年内真正打开新局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沿海一带的走私贩私活动比较突出，深圳当时也有较严重的走私问题。1981年3月和8月，广东曾组织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行动，走私浪潮得到一定的遏制，由于防范措施跟不上，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1981年12月，邓小平针对广东等地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1982年1月5日，胡耀邦在《港澳同胞反映的问题》材料上批示：“此件转仲夷同志。坦白地说，党风不正，广东在人们心目中是在前列的，请省委一定要抓住不放。譬如深圳，那里的党组织就要自上而下发动全体党员发誓搞好，搞好了就为全党争了光，争了气。”
1982年1月11日，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引起较大争议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材料。
会后，任仲夷找到胡耀邦，任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胡耀邦说，“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请任仲夷再到北京一趟。
胡耀邦又一次接见任仲夷。他先是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又询问了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任仲夷一一作了解释。最后，胡耀邦提出要任仲夷给中央政治局写个检查，任仲夷虽然当时并不赞同中央有的领导提出的“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检查写好后，胡耀邦看了，说可以了。
1982年3月，谷牧到深圳视察。对特区反映的有的问题，谷牧特别提醒说，“最好请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材料报到耀邦、紫阳同志那里，请他们批一批，这会起点作用的。”谷牧回京后向中央正面反映了广东和深圳的情况，但是，海关、税收、对外经济活动方面仍然作了不少收权的规定，使得外商对政策变化产生了疑虑。胡耀邦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对谷牧说，“什么都改，什么都收回来，那怎么行？”
胡耀邦自觉坚持了中央下发的1979年50号、1980年41号、1980年中央书记处两次会议纪要以及1981年27号文件精神。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提到，党内曾有人责难胡耀邦，说特区实际是租界。胡耀邦面对责难，不为所动，他说，“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
此后，深圳等特区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要狠抓打击违法犯罪活动。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强调，“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10月，广东关于特区工作的总结在中央获得通过。
同年11月上旬，胡耀邦视察厦门特区。他指出，中央对福建、广东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四个特区，这个方针是不变的。“坚持开放政策，打击经济犯罪，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像京剧《法门寺》里唱的‘眉邬县在马上心神不宁’那样，而是要快马加鞭，把对外开放搞好。”
1982年12月初，中央下发50号文件，专门提到，“最近，陈云同志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胡耀邦同志在视察福建时，也看了厦门特区。这对两省和特区的同志鼓舞很大。大家决心振奋精神，加倍努力，把特区的事情办好。”
1982年年底，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到广东调研后，给中央写了一份对广东工作基本肯定的报告。邓小平批给政治局、书记处传阅。1983年2月，胡耀邦在视察海南时问任仲夷，“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任仲夷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但为了听一听胡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任仲夷讲了之后，胡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1982年50号文件以及邓小平的最新批示，使广东和特区的政治压力减轻不少。
“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983年2月，胡耀邦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这是特区发展史上一次有重要分量的视察活动。
胡耀邦说：特区应按新办法来搞。新事情应走新路子。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共产党员的立场不变，方法是全新的。新事老办怎么行！胡耀邦以深圳建市之初曾经搞了六十五个局的情况为例子说，“你们搞了我们原来的模式，把全国的臃、肿、杂的弊端引到特区来。……虽然创造了一点，但还是过去的东西多，被一些老的东西缠住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又要改。”“我们在北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希望你们创造新的东西。”
胡耀邦还就核电站、南海石油开发、特区货币发行、与外资合办电讯、搞开发性投资、特区产品内销等问题谈了具体意见。
当时，特区与外资合办电讯问题争议较大。深圳特区原准备和英国大东电报局合作，改善特区电讯落后状况，但上级有关部门认为涉及主权、保密等问题，事情久拖不决。胡耀邦对梁湘说，“没有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各路豪杰投奔你白衣秀士王伦，我把全部人马，包括枪枝弹药，请你来收编。林冲开始时是投奔王伦的，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个‘火并王伦’。要告知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此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袁庚不无顾虑地谈起中国古代改革的成败教训时，胡耀邦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还提出：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干部作风。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点头说，“好！好！”随后高兴地说：“关汉卿在一出戏里讽刺官僚主义，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的鼓：‘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卟咚卟咚又卟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此后，蛇口工业区开始推行干部体制改革，民意推选领导班子，这一试验一直持续到1994年。胡耀邦在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还强调说，“要用你们这个办法，把我们国家这样好的海岸线很好地利用起来”，“沿海一带城市，像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胡耀邦询问梁湘等人还有没有压力时，梁湘回答，“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了。去年上半年多少有一点。”
此行，胡耀邦高度评价了深圳特区取得的成绩。他对广东省委及深圳特区的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这是特区自创办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作出的正面评价。他还指示，“要把办特区的总目标、总目的研究清楚，搞明确。前几年说不清楚可以，现在要搞清楚。”此后，凡是到中国来的党内外宾，胡耀邦都主动介绍他们到深圳特区去考察。
在得知胡耀邦对特区工作的评价后，1983年4月，中央主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谷牧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我看这话公正，我同意这个评价。”在此前后，陆续又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到深圳视察工作，都给予了好的评价。1983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接见日本记者时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他的喜悦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4年2月初，胡耀邦视察汕头。回京后，2月24日，胡耀邦参加了邓小平同中央几位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谈话活动。胡耀邦非常赞同邓小平提出来的“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谈到，“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胡耀邦插话说，“我主张搞它七、八个沿海城市，这没有危险。”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综合各方面意见，最后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并由此掀起自1979年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同年5月，胡耀邦在专程来深圳为南共联盟代表团送行期间，特意题写了他一年前说过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顺序进行了调整，为“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十六字方针很快成为深圳特区大干快上的冲锋号角。
关于胡耀邦在坚持改革开放和支持创办经济特区方面的贡献，从中央到地方都作了很高评价。2005年，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称颂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无疑，他对经济特区作出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意。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写道，“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袁庚在谈到蛇口工业区曾经取得的成绩时，也不无感慨地说，“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他列举了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又说，“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的说”。
（作者系深圳市史志办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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