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
[ 2008年第5期 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 作者：李 琴 ]
人们通常认为，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不重视科技人员。然而，在革命根据地并不完全是这样。肩负八路军后勤保障和根据地经济建设重任的杨立三的实践和论述足以证明这一点。
杨立三，1900年12月生于湖南长沙，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北京，一直从事军事后勤保证工作，建国以后我军第一任后勤部长。1954年逝世时，周恩来、彭德怀为他执绋送葬。
“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1939年4月初，杨立三由延安来到太行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任职。当时，太行地区经济十分困难。杨立三一到任即参加由总部和北方局召开的全面研究根据地建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领导人。会议决定大力发动部队垦荒种地，建纺纱厂、织布厂、制鞋厂、兵工厂，办合作社和银行，以解决部队吃饭穿衣，武器弹药供应，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与敌经济斗争的问题。
会后，杨立三即主持由彭德怀同志挂帅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杨尚昆、彭真等，该机构于1941年晋冀鲁豫财经办事处成立后结束工作）。当时，部队缺粮情况严重，他一到任，除了调查研究之外很快组建了后勤职能部门：供给部，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孙毅之；军工部，部长刘鹏；兵站部部长由他本人兼任。确定发展农业生产，开办合作社，筹建银行，帮助军工部研发军工生产，均由他负责。
党中央十分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抗战伊始，毛主席就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如无财经支援）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朱德总司令提醒杨立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搞好自己的家务，要建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彭德怀副总司令告他：“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战斗力系于胃’！”邓小平一语中的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的尖锐程度，决不亚于军事战线。”刘伯承师长言简意赅，说：“部队的要求就是：一要吃饱饭；二要打胜仗。”
老百姓能养活多少兵？
杨立三常提醒后勤干部：“不但要保证部队之所需，而且要估计到人民负担问题。农民负担减轻一分，部队力量即增加一分。”
1940年，根据地的社会财力很弱，可八路军这时已发展到40万人，国民党政府按4.6万兵员拨发的军费由于克扣还时而停发。老百姓究竟能养活多少兵？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彭老总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杨立三。这正是杨立三所考虑的（在他的日记中可查到他对根据地人口、兵员，农副业生产收入、财政收入的核算情况）。
根据杨立三提供的情况，彭老总和他算了一笔账，认为：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和物价，每个军人一年约需470元左右（包括武器消耗）；以民众的负担计算，每人每年约需10元左右，合50人负担一个兵员。根据计算，彭老总认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应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根据地全部脱产人员不超过人口的3%。党中央在1941年发出的精兵简政号召中，采用了这个“军民比”，对密切抗日军民关系，共度艰苦岁月，起了重要作用。
合法收入“准许私有”
上世纪40年代初是晋冀鲁豫最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杨立三决定在后勤部门将由集体掌管全部生产收入的做法，改为由集体与生产者个人按一定比例分成的办法，以激发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新分配办法包括：在完成生产定额后个人多生产的粮食和蔬菜，由伙食单位按市价收购，收购之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业余打毛衣、毛袜、毛手套，所需原料和成品销售，由公家代办，所得价款，70%付给个人，3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食堂节约烧煤，节余部分折价，折价之款，20%付给炊事员，80%抵消个人生产定额；开荒镢头，超过规定使用时间的，每把奖10元；交回脱落破旧马掌的，付给新马掌价的10%，帮食堂运粮的，运费全部归个人；业余养鸡喂兔等的收入全部归个人；收入可存银行生息，可入股合作社分红。考虑到大家对“私有”普遍有顾虑，杨立三特别申明：“由劳动所得来的分红和节约的代价，不是非法所得，准许私有。”
新分配办法实行后，后勤部门的生产越来越红火，既解决了公家的困难，还使个人有了积蓄。总部特务连战士有银行存款达千元以上的。但引来的却是沸沸扬扬的议论：“个人生产分红会引起部队不巩固”；“允许私有是有害于共产主义的纯洁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彭老总支持杨立三的做法，他写信给邓小平介绍情况，指出：“这样不恰当的批评，必然会阻碍集体与个人生产的发展。”小平同志完全赞同后勤部门的做法，强调：“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后勤部门的做法受到鼓励，杨立三和滕代远很是兴奋，便将新分配办法整理成《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于1944年4月1日印发各部队。《方案》得到各地部队的积极响应，被誉为“生产运动的新方向”。
《滕杨方案》在前言中旗帜鲜明地宣告：
“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
“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
“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滕杨方案》得到地方党政部门的积极响应。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于1944年4月13日联合发出指示，号召全区党政军民学校按照《滕杨方案》的办法组织生产，指出：“实际证明，旧的东西，对于发展生产极其软弱无力，新的东西，是可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发展整个生产的。”“《滕杨方案》，就是指导我们从旧的道路上跳过来，走向毛主席‘公私兼顾’的道路上去。”
《滕杨方案》突破极左思潮的羁绊，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落实到每一个生产单位和每一个生产者个人，把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滕杨方案》根据科学管理的要求，将原则量化，细化到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
调动了直接生产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之后，杨立三把思想转向调动部队领导的管家理财积极性。经同供给部部长周文龙研究，并征得小平同志的同意，决定将传统的经费供给制改为经费包干制，于1944年开始实行。在供给工作会上，杨立三郑重宣布：“包干经费按当时的物价一经核定，无论物价涨跌，都全年不变。”他要求部队领导开动脑筋发展生产保证生活，“实行大家管理家务”。新办法实行后，部队收入迅速上升，干部管家理财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
个人生产分红制和部队经费包干制的实施，晋冀鲁豫生产获得空前大发展。抗战八年，1944年是军民生活最好的一年。总部驻地麻田镇及其周围的村镇，集市贸易火红，小饭馆增多。
“与商人竞争不能以权力”
因政策鼓励，1939年下半年，太行地区合作社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群众集资办的最多。群众集资办的合作社负责人多是旧时商人，他们长于活跃市场，却常违法乱纪，中饱私囊。引起群众不满。单位办的合作社竞争不过，纷纷要求对商人采取制裁措施。
杨立三说：“合作社与商人竞争不能以权力，而应以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工作去竞争。我们不能消灭商人。”“除对少数违法严重者绳之以法外，对一般违法人员应采取教育方针，以继续发挥他们在缉私，收集山货，活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
合作社兴办初期，发展最多的是利润高的运销合作社。为扭转这一偏向，杨立三大力鼓励职工投资开办生产合作社。到1941年，在棉纺、麻纺、毛纺、席编、制鞋等领域都相继办起了一批由职工投资的生产合作社。投资合作社可以分红，一些公营工厂和商店也都吸收职工投资，将公营企业改成为合作社性质的企业。统计资料表明，1947年，太行区共有大中小型工厂约6000家，其中，合作社性质的最多，2800多家，其次是私营的，2100多家，公营的只有500多家。
八路军的企业制度
“太行山上小天津”，这是人们对散布在太行山上的兵工厂区的爱称。为坚持抗战，八路军在太行山崇山峻岭中创办了10多个兵工厂，聚集着一批留学德、日、英，毕业于清华、北大、天津北洋等国内名牌大学的科技专家，还创建一套相当完整的工厂管理制度和办法。
“土八路”办工厂能有什么章法？其实，八路军领导的科学管理意识相当强。彭老总要求兵工厂应按管企业的办法管理，强调：“工厂不是军队，工人不是战士。”杨立三既理解又尊重科技专家，他强调：“要重视技术人员的个性和意见”；“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不要用什么‘非党干部座谈会’之名”；“要帮助技术干部做研究改良工作，给以一切便利与工作环境，不能因研究试验失败而苛责”；“要采取各种技术人员乐于接受的方式加强他们的政治生活”；“要接近他们，密切同志感情”；“专门人才要求入党，只要政治上没有问题就可以接受他们入党”。
杨立三提出工厂要“坚决建立厂长负责制”，“反对以‘民主’和‘党的领导’为借口来妨碍生产”。并强调：“企业化管理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在他主持下，工人待遇从1940年4月起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服装仍由公家供给），并从这年8月起，对适合计件的实行计件工资，对不适合的增设专项奖（超额奖、节约奖等）。
杨立三认为，实行计件工资，固定工资加专项奖，“才能将全体工人，先进的与落后的，均发动与组织在劳动的热情之中，”他还主张开展立功竞赛活动，说：这项活动可使“人人立功，不抹杀功绩。”
实行计件工资，必须制定原材料和工具的消耗定额，有工时考核、成品和半成品收发记录及质量检验制度，还必须适时、无间断地供应燃料和原材料，确保均衡生产。为此，军工部于1940年当年赶制出一整套制度和管理办法，单是这年6月份就出台了6项，其中：
《军工部集体合同》由刘鼎部长（厂方代表）和工会主任（即主席）张士杰（工人代表）签订。内容包括：生产定额、劳动纪律、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劳动用品等。（刘鼎，留德科技专家，被誉为“军工泰斗”，1940年5月调任军工部部长，原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
《军工部各项管理办法》，内容包括各种工资的发放办法（粮食工资、固定工资、计件工资、加工工资、病假工资、休假工资等）；奖励类别（创造发明奖，保卫工厂奖，教学成绩突出奖，工作积极起模范作用奖）；奖励标准、处理干私活职工的办法以及学徒晋级的规定等。
杨立三要求：“（工厂）应有非常精确的计算，其内容是生产有计划，以全面工资制（指工厂全部职工），严密的检验产品制，完善的工务制，精确的器材制及订货投资制等方式来合理地管理企业。”
兵工厂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后来也被引进到被服、制药等军需工厂。杨立三在1942年6月××日（日期原文不清）的日记中记的唯一一件事是：“创造了一套制度和办法！”流露出他对制度的重视和任务完成的喜悦。
刘少奇在以中央工委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部和各中央局关于军工生产的电报中说：“太行管理制度已走上正规，亦有帮助各区的义务。”
为保工人工资造“”字
上世纪40年代初，太行地区遭灾，“扫荡”频繁，物价飞涨。1942年年初，小米每斤0.58元（冀钞），年底涨到每斤2元钱，食盐、西药等物资的价格更是狂涨。为保工人工资不受物价上涨影响，经杨立三倡议，将工人的货币工资改成为实物工资，按6种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总合计算。杨立三还根据他对文字学的研究造了一个“”字作为计算单位。
“”（读作xī），一“”等于：中等小米2斤，中等小麦1斤，油盐各5钱，中等白土布1方尺（土布面宽1尺），中等家用煤1.5斤。实物价格以每月15日中午的市场价为准（因早市贵，晚市贱，中午价居中），由党政工会组成三人小组调查确定。按“”发工资，职工生活有保障，已离厂回乡的职工又都携眷回来了。
为稳定部队供应，军费后来也以“”为单位计算了。这种计算办法，一直沿用到建国后1950年物价稳定后才取消。“”也称作“实物分”或“分”，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就是以“分”为单位计算的，共发行二万万分。
今天，“”字已被多部字、词典收入。《新华字典》对“”字的注释是：“（xī），老解放区一种计算工资的单位，一等于几种实物价格的总和。”
创建冀南银行
经过4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冀南银行于1939年10月15日宣布成立，开始发行晋冀鲁豫区货币——冀钞。银行成立了董事会，由杨立三任董事长，有关部门负责人任董事。厦门大学经济系肄业的高捷成被任命为银行行长（高在反“扫荡”中牺牲后，赖勤任行长，赖病逝后，胡景任行长）。
银行一成立就投入与敌的经济斗争，首战告捷，敌伪货币—联银卷被驱逐出晋冀鲁豫市场，冀钞的信誉节节上升。银行第一年的发行全部用于军费和行政开支，解决财政困难，是纯粹的财政开支；第二年开始贷款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业。由于有银行支持，晋冀鲁豫区经济发展加快，到1944年，党政军透支便已还清，银行发行全部贷给工农业生产和商业。为此，杨立三曾发电北方局报捷。
1942年，敌后根据地秋收即将开镰时，总部忽得情报，敌人要到山西西部产粮区—上党盆地抢购粮食。杨立三闻讯当机决定抢先行动，快速组织起一支“购粮大军”抢先购进20多万担粮食，一举粉碎敌人抢购粮食的图谋。购粮成功，不仅弥补了太行地区的粮食缺口，还因以工代赈付运费给运粮民工，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困难。又由于商人被组织起来合法赚钱，减少了走私活动。尤为重要的是，银行和工商部门在行动中配合密切，取得一石数鸟的成效。通过将低价从晋西购得的粮食，以低价卖一部分给粮价高的平汉铁路东侧的日占区群众，既赢得日占区群众的支持，又赚取了粮食差价；既增加了银行外汇储备（日伪联银券），又将冀钞推行到日占区（群众用冀钞购粮有优惠）。
杨立三最关注货币发行和物价。在他掌管下，晋冀鲁豫的物价始终保持相对稳定。当地日占区和国统区的物价没有不暴涨的。而此期间，冀钞币值也由最低升到最高。1939年冀钞发行之初，1元冀钞相当2至1角日伪联银券，到1945年3月，1元冀钞可换15元联银券。为帮助银行建立实物准备金，提高抵御风险能力（银行成立之初，以法币为准备金），杨立三还商同各地区拨部分粮食给银行，使银行建起以粮食为主，加上部分银元、白银和黄金的实物准备金。
1942年冬，当一个地区的法币币值跌到一元只相当二三角冀钞时，冀南银行总行电告支行趁机收买些法币，却因当地党政领导阻拦未能实现。三四个月后，当该地区必须用法币购买粮食时，因手中没有法币而坐失良机。杨立三发现后，即提出“行政与经营分开”的主张，建议：“沟通各战略区的物资交流，行政与经营分开，起相互制约作用。”杨立三注重市场，银行和工商局在他的建议下都成立了资料室，加强了对市场的研究。
力主健全审计制度
杨立三十分重视审计工作，他举例说：“一些单位米袋子一年补发两次”（浪费）；“一个单位300人领700双鞋子”（以少报多）；“一个单位做10床被子贪污9丈布（面宽一尺的土布，10尺为1丈）（贪污）”。
他认为，对掌管财物的机构和人员，必须加强监督，否则，必然会发生浪费、滥用职权、管理不善等问题。
杨立三一到总部任职就成立了审计处，并在此基础上于1941年制定出我军第一部《审计法规》。《法规》颁布后，各战略区、各部队都建立了审计组织，并由野战供给部制定了《会计工作实施细则》和《出纳工作实施细则》等配套规定，还增设了后勤部巡视组，负责实地监察。较为完备的审计体系对防止贪污浪费，提高军费使用效益，培训财务干部，起了很好作用。当年，边区政府的整治贪污办法规定贪污500元即枪毙，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说：“那时党和军队干部的思想比较纯洁，因贪污被枪毙的只有很少几个人。”
伴随1943年以杨立三为主任的八路军总审计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审计法规》的贯彻执行，以及一大批经过培训的财会人员的上岗，1945年，晋冀鲁豫在各根据地中率先成立了会计学会，开展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职称评定。当年发展会员1176人，授予胡景（冀南银行行长）、黄同（总部会计科科长）等4人会计师称号。全国解放后，许多部门的财经干部都来自晋冀鲁豫区。
提出“八一”面“九二”米建议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部（1948年5月成立）改称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仍由杨立三担任。与此同时，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由毛泽东主席任命，杨立三兼任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
解放初期，全国城市物价猛涨，粮价影响最大。杨立三研究提高面粉厂和碾米厂的出粉率和出米率，以增加城市米面供应。
根据调查，全国面粉厂共计547家，全年面粉产量约为8600余万袋，销售量约为5000余万袋。碾米厂华东共有3831家，全年加工糙米27亿斤。面粉厂每百斤小麦一般出面76斤，碾米厂每百斤稻谷一般出米88斤。杨立三和食品部的工作人员考虑，如每百斤小麦多出5斤面出到81斤，每百斤稻谷多出4斤米出到92斤，则投放市场的400多亿斤粮食，就可多出米面几十亿斤，够300万人全年的食粮（每人每天按一斤半计）。食品部遂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八一”粉和“九二”米制造规定的建议。
这个建议经中财委和政务院通过后，于1950年4月2日颁布执行。各地群众对“八一”粉和“九二”米普遍表示赞成。
在对渔业、糖业、烤烟、米面和油脂五大行业进行初步调查之后，食品部的干部上下一致要求接管企业，提出渔业接管大连中苏渔业，油脂接管大连油脂，糖业接管广东糖厂，面粉接管天津面粉厂，等等。杨立三对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食品部只能搞宏观管理，不能插手企业经营，更不能接管企业。他的看法得到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同志的赞同。据此，政务院于1950年9月撤销食品部，同时免去杨立三食品部部长职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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