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遗产
[ 2008年第6期 继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遗产 作者：李 忠 叶向忠 马 句 杨卫和 ]
2008年1月11日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校庆110周年。在两个纪念日之际，我们建国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许多老校友，缅怀蔡校长对北京大学的丰功伟绩。今天，我们要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国内外一流大学，应当发扬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出掌北大
1916年9月，北京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给在法国考察欧洲教育的蔡元培先生发电报，请蔡先生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翰林，留学欧洲，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曾任教育总长，对旧制度教育进行过改革。蔡先生接到电报后对是否回国就任曾有两种考虑，一方面顾虑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改革北大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考虑，北京正需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培养人才。在孙中山先生劝导之下，他毅然决定回国就任。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就任校长，首先对大学定性，他给大学下了定义“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识为天责，不应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他赞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并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鲜明地提出了“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张，对不同学派实行百家争鸣。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摆在首位，文科学长长期缺人，需要一位有学识、在思想教育界有威望的人士来担任。为了聘请一位思想新颖的文科学长，他请教汤尔和先生和沈尹默教授，两人都推荐陈独秀，并以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十本《新青年》相赠，称赞陈独秀是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指导者”。陈独秀参加过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者，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之后改为《新青年》，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战。蔡元培认识他，很快接受了汤、沈的建议，亲自三次到前门外一家旅馆登门拜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长，不久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叙伦、陈垣、鲁迅等到北大任教，汇同原已在北大任数的钱玄同、沈尹默、王星拱等，文科教师焕然一新。在法科、理科，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夏元栗、李四光、丁燮林、何杰、翁文颢、丁文江、朱家骅、李书华等名流，一时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对校内领导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各方面进行了改革，推行教授治校和教授会制度，实行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支持师生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探讨真理。当时建立的著名社团有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道德会、地质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在这种教育方针指导之下，北大很快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扫过去暮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旧局面，出现了名流云集、学派林立、人才辈出、鸢飞鱼跃，蓬蓬勃勃，生气盎然的新景象。
在蔡校长支持下，随着陈独秀来北大，《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大，它的编辑、作者群体主要出自北大师生。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在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邓中夏、许德珩、周炳霖创办《国民》。傅斯年、罗家伦创办了《新潮》。他们大力宣传新文化，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提出两大口号：民主和科学。它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胡适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接着提出《文学革命论》，蔡元培赞成推广白话文运动，撰文称：“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他们推广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语文的主要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受惠于广大人民的深远影响，对在广大人民中普及文化和新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坚定、勇猛的冲击，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进行了一次民主和科学的洗礼，打开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大门，形成了中国一场空前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空前深刻、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以北京大学师生为先锋的北京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归还租界，撤销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这些要求在和会上都遭到拒绝。在讨论德国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利益均应归还中国，而日本竟然提出它在大战期间强占德国在胶州湾的租界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应该无条件地让给日本，英、法、美三国竟完全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提出抗议，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5月2日，蔡元培校长将这一消息告诉北大学生许德衍、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等。消息传来，引起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怒。5月3日晚，北大一千多名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三院法科礼堂开会，商讨进行抗议的活动。当场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通电巴黎和谈代表坚持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市在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推傅斯年、许德珩等20人组织。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十三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到天安门前集会，傅斯年是游行总指挥，许德珩在大会上宣读宣言。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集会群众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接着，游行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被军警阻挠，游行队伍转奔东单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了曹宅。游行队伍遭受到军警镇压，北大许德珩等32位学生被捕。5月5日，北京市大中专学生25000人实行罢课。5月6日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5月6日蔡元培校长亲自到教育部、警察所，对被捕学生保释营救。北京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5月7日被捕学生被放，蔡元培校长率领北大教职员、学生在沙滩广场集会迎接。北洋军阀虽然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正义要求却置之不理，而且逼迫爱护学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离校，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扬言要严厉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19日，北京学联发动总罢课，6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连下两道命令，一是表彰被学生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另一道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在北京学联领导和号召下，6月3日、4日、5日，几千名大中学生走向街头演讲抗议，有870名学生被捕。在高压之下，学生不屈服，继续坚强斗争，6月6日有多达5000人上街抗议。
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受北京各大学爱国教授，特别是北大的爱国教授的支持和鼓励，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学生密切联系，积极指导、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斗争的关键时刻，6月11日，陈独秀、高一涵到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向市民散发他们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声称：“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会场上立刻轰动，群情激愤。陈独秀被逮捕，监禁了三个月。
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举行罢工，全国工人相继支持。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特别是工人的罢工压力，北洋军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6月上旬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曹、章、陆等。在巴黎和约签字的前一天，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找到中国和谈总代表陆征祥，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爱国五四运动的要求获得了胜利。
北大成为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共建立的根据地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北大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
李大钊是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行者，他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强调俄罗斯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接着又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1919年10和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刊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此期间，《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期刊共发表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很大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译文，掀起了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高潮。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社会主义批判》一文中，回答了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哪种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和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
在北京最早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是李大钊倡导的。他于1920年3月在北大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秘密组织，为了扩大影响，1921年10月决定公开。经蔡元培校长批准，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上刊登了成立启事，发起人是北大学生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19人。蔡校长批准在西斋拨给他们二间房作为活动场所，成立之日并亲自到会致词祝贺。成立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1922年2月达到63人，后来发展到近200人。
毛泽东1918年从长沙到了北京，渴望在北京大学边学习，边工作。蔡元培从杨昌济、李大钊处得到信息，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有见识、好学的青年和他的处境。毛泽东原来只想谋一个校工，蔡元培亲自安排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满足了毛泽东的愿望，不但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还给他提供了一个结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著名教授，在北大旁听，参加北大社团活动的机会。这为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到湖南长沙建立新民学会，筹建共产党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在回忆中对蔡元培的这一帮助终身不忘；对陈独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铭记在心中。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听到这一消息后，先派张申府，后派张国焘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议在北京建党的问题，得到陈的同意。张国焘在上海还向蔡元培校长报告了筹备在北京建党的情况，蔡元培明确表示赞成，蔡讲：“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张申府、张国焘在八月底回京后，将情况向李大钊汇报，三人在9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11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上海、北京建立党组织之后，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北京入党后到巴黎，在巴黎建立旅欧支部。王效廷、黄文一在《北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一文中讲：“中共一大前，在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共有党员53人。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中的负责人都是北大的老师和校友，53名党员中有北大21人（包括当时在校入党的师生11人和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已离校的校友10人），约占党员总数的40%。参加中共一大代表12人，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4人，占1/3。加上陈独秀指派的一名代表包惠僧共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5人，占代表总数的38.5%。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党时期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北大在建党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战斗的足迹——北大地下党有关史料简编》第632页）。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泽被后世
从以上对北大校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在北京大学推行的教育方针最重要的是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主张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而这种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需要有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他总结了国内外大学的办学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见蔡元培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1929年6月北京大学正式复校之后，蒋梦麟先生任北大校长。蒋先生继续贯彻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思想和方针，聘请李四光、江泽涵、丁文江、汤用彤、钱端升、周炳琳、马叙伦等一批著名教授，并聘请年轻教师傅斯年、许德珩、侯外庐、千家驹到北大讲课。蒋先生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实行学术民主，提倡爱国、民主、科学，亲自规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系的必修课，提倡和实行校内的思想、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支持师生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使北大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成为全国文、理、法的著名学府和一二·九爱国民主学运动的坚强阵地，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杰出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长沙，后移到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先生为三个主任委员之一，同梅贻琦、张伯苓先生共同商定继续坚持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学派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师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民主活动。在这一方针的贯彻下，作为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集中了全国文、理、法、工的许多著名教授，为国家培养了闻名世界和国内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等。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尖端人才。据1995年统计，西南联大师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共有153人。在社会科学方面，1955年选出的54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联大教授就有11名。西南联大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坚持爱国、民主、抗日，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冯友兰教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赞称：“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1946年6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迁回平津复校。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复校，由胡适担任校长。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叫嚣“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受到了要求独立、民主、和平的广大青年和人民的反对，为了控制北京大学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蒋介石派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到北京大学当训导长，在校内组建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挑拨学生团结，阻挠学生的爱国民主活动。具有五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长期受蔡元培、蒋梦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薰陶，富有民主、科学精神的北大师生当然不能不奋起斗争，保卫思想、学术、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保卫师生的民主权利。1946年11月一开学，许德珩教授在《社会学》开讲时，就大声疾呼：“我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坚决保卫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我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五四运动的老战士、国民党著名人士钱端升、周炳琳教授多次在集会中声言：北大师生一定要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发扬北大蔡元培先生的光荣传统，捍卫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在广大北大师生的斗争下，胡适校长一再重申，坚持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延请了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开课，保障校内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阻止军警到校内捕人。由于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保卫了北大的光荣传统，不同学派的教授自由讲课，允许校外自由旁听，校园里呈现了蔡元培当校长时期的情景：进步社团纷纷建立，壁报贴满校园，课堂内外讨论、辩论，师生共同斥责内战、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追求民主，探讨真理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北大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爱国民主运动的坚强阵地。1946年底，北大校园里喊出了“驻华美军滚出中国去”，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国大游行。1947年5月20日，北大同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全国大游行，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迎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身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自然过程。世界上有180多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在一个国家内、民族、地区不同，因此文化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文化、艺术、学术、不同学派，相互争论，相互渗透，正确的发展，错误的淘汰，其发展有一个复杂的扬弃过程。历史上凡是以权势压制，以行政命令禁止、打击取缔学派者，都是不成功的。这种错误作法，不利于文化、艺术、思想理论的发展。
苏俄共产党执政后，由于没有实行言论、出版的自由，以权势、行政命令禁止、取缔不同的学派，不仅障碍理论、学术的发展，而且最后落到共产党丢权，苏联解体。我们在建国的头二十多年，效法苏联共产党，同样没有实行言论、出版自由，以权势压制不同学派，以行政命令取缔了社会学、政治学，发生过胡风案、反右派、反右倾、吴晗案、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究其原因，都是没有正确对待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平等地按照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办事，犯了左倾的严重错误。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国内外的历史实践证明，蔡元培主张对文化思想采取学术民主、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正确的。
实践证明，没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可能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担任过多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在平反之后的晚年，在20世纪80年代，总结了苏联和我们的经验教训，赞成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他讲：“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其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及自然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应当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容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见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刊登在《炎黄春秋》2007第4期）从陆定一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仅是繁荣文化、科学的方针，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温家宝总理2006年11月13日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第二部分讲：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他强调双百方针是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他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指出：“判断学术上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批判。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解放思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2007年4月28日，北大许智宏校长在北大校友会上作了报告，介绍近几年北大的巨大发展，要开展多项工作，迎接北大建校110周年。他强调把北京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贯彻和发扬蔡元培老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在场的三百多老校友热烈鼓掌，表示支持和赞成。我们许多北大老校友相信在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指导下，在广大师生努力下，北京大学一定会与时俱进，越办越好，早日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站在国内外前列的世界一流大学。（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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