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标准讨论中新闻理论界的人和事
[ 2008年第7期 实践标准讨论中新闻理论界的人和事 作者：余焕椿 ]
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拐点上。上个历史拐点，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史学家和研究者则称之为“大转折”。历经30年，我们国家实现了三大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半封闭式社会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社会转变；人民生活从温饱转向小康。在世界上，中国的影响力也大大提高：我国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第四；购买力（PPP）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这都是“大转折”带来的大变化。
变化中各种矛盾也随之而来。经济上投资与消费增长失衡，产能过剩，分配不公等等，都是大家公认的。那些本来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把矛盾归罪于改革，认为是改革造成的。这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够，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后果。
最近，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发出“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目的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个新的历史拐点上，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大转折”开始时那场实践标准大讨论，想起在那场讨论中为之付出智慧和心血的新闻理论界前辈，他们当中有的已离我们远去，有的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的思想、智慧和勇气永远是鼓舞我们的力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追随他们的步伐继续前进。
“两个凡是”与“两个不管”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有两句用来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名言”：“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本来人们对华国锋、汪东兴两位领导同志怀有好感，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同叶剑英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帮”有功。万万没有想到，此时起来反对思想解放，维持那套极“左”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心目中的有功之臣。
“两个凡是”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名为两报一刊社论，但两报一刊的总编辑事先并不知晓，连负责宣传口的耿飚都不知道。社论是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思想是华国锋、汪东兴的，最后也是他们审定批准交宣传部发表的。耿飚看过社论说：“发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它的出现，理所当然要遭到全国人民最广泛的反对。
首先起来挑战“两个凡是”的是老一辈革命家。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陈云、王震都郑重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邓小平则用“准确完整”来批驳“两个凡是”。随后，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对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了详细说明：“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与众不同，他不指望什么“指示”、“语录”、和“文件”，他要找的是客观标准，是“实践”，他相信只有“实践”才能驳倒“两个凡是”。1978年9月，中央办公厅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事实求是改正过来。”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对此进行无理批驳，并坚持要将它从文件中删除。
胡耀邦是得人心的，你可以删除文字，但删除不了思想。“两个不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已是他深思熟虑的一条重要原则。1977年3月他第二次复出，先后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不管到哪里，他始终把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放在第一位。短短一两年时间里，解放了那么多“文革”中被诬陷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推倒了历史遗留下来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为沉冤莫白20余年数十万“右派分子”改正……他的勇气、胆略和速度简直无人与之相比。胡耀邦曾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真可谓“超埃尘以贞观，何落落此胸襟”。
两位老报人激烈交锋
读过《实践论》的人都知道：“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靠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273页）实践是个常识，为什么还发生问题呢？只能一个解释，那就是维护既得利益。
曾有人说，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既然人们可以反驳几何公理这样人人承认的数学常识，为什么不可以反驳并不见得人人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呢？所以有人反对不足为奇。
但这关系到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关系能否顺利开展四化建设的大事，不能不辩清楚。《人民日报》早在1978年初就开始组织实践问题的讨论。1月，发表《文风和认识路线》，3月，发表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文章只有一千字，却是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何匡、汪子嵩和编辑张德成的精心之作。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发表后，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认为真理标准应该是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了一些糊涂认识。但这还不是大讨论的开始。
真正揭开实践标准大讨论序幕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一文的发表。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当时，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曾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等到两位老报人吴冷西同胡绩伟发生激烈交锋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文发表当天，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批评胡绩伟，责问他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
吴冷西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胡绩伟同吴冷西的关系非同一般。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时，胡绩伟是副总编辑，是他的主要副手。“文革”开始时，胡绩伟保吴冷西，提出有名的“保旗论”，结果“引火烧身”，为吴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后期，胡绩伟关进“牛棚”，吴冷西推荐胡绩伟到国务院政研室参加编辑毛选五卷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吴冷西又向华国锋推荐胡绩伟回人民日报。吴与胡两人关系不说很深，至少可以说是相互信任和了解的吧。可是，到了思想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一个坚持“两个凡是”，一个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不相让。当然，这不是个人意气上的冲突和个人利害的纷争，而是从理性高度，考虑到做人的责任，朋友是朋友，原则是原则，谁也不拿原则做交易，只好分道扬镳。
这一交锋立刻将《实》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来，掌权的，在野的都十分重视，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胡乔木在社科院一次会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如果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雀无声，那么，讨论有可能夭折。
新闻理论界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他们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决定组织文章用正确舆论反对错误舆论，争取主动。党校仍然高举实践旗帜，走在前面。第二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又是吴江、孙长江写的。文章不指名地回答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的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文章得到《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的支持。更关键的支持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他非常赞赏《实》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立刻提了许多很重要的修改意见，并同意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1978年6月24日）上发表。新华社也非常支持，立刻在当天全文向国内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天转载，各省也陆续刊登。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时吴冷西正在住院。7月底的一天，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吴冷西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冷西还坚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新时期的“大众哲学”
中央高层的激烈争论，一定会影响地方。因为地方上一些同志也在考虑这个理论问题。1978年下半年开始，各省市党政领导纷纷通过新华社亮相和表态，但发展不平衡。最早起来表态的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他以极大热情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提出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在全国开了个好头。湖南是最后一个表态的，他们的态度是“不急”“先看一看再说”。最糟糕的是山西，那里甚至提了个地方性“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已有的先进纪录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的经验都要照着去做。”直到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那位来自大寨的副总理陈永贵还不止一次地影射胡耀邦是胡乱帮。
1979年1月，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提出要大力推进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要面向基层，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宣传。中央新闻单位积极响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舆论，推动这场讨论。
新华社国内部地方编辑组本来是一个负责向地市级报刊广播发布新闻的部门，他们的任务是将新华社的大广播经过缩编，变为小广播，供地市级报纸和广播电台采用。这回他们策划了一个重大行动，提出要像当年艾思奇写《大众哲学》那样，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成通俗讲话，让亿万工农兵和广大群众能够读得懂，听得清，了解大讨论的重大意义。新华社国内部地方编辑组决定请专业理论工作者参与通俗讲话的写作。地方组组长赵慎应、编辑蒋涵箴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夏澍、蒋国田、陈中立等同志商议，根据地方广播特点，确定编写24篇讲话，社科院哲学所为此抽调13人组成写作班子。全部稿子由蒋涵箴负责编辑，赵慎应负责审定，通俗讲话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总题目，每篇不超过1500字，全文近4万字。
三位老总一篇短新闻
1976年天安门事件，是”文革”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之一。这件事直接关系到邓小平能否重新出来工作，关系到能否真正开展对“四人帮”的揭批查，能否迅速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可以说，平反天安门事件是解决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突破口。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各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声最高。
人民日报在报道天安门事件时，秉承“四人帮”意志，做过许多不实报道，反映过许多歪曲事实的情况，有责任尽快查清真相，给社会一个交待。1976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给中央写了一份清查报告，详说“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宣传口耿飚看了报告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可是过了一年多，报告石沉大海，渺无音信。
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椿不甘心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1978年2月，他将清查报告拿到政协会上去发言，呼吁政协为平反出力。结果遭汪东兴训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
“两个凡是”阴霾仍笼罩一切，平反一事又搁浅了。随着实践标准讨论步步深入，阴霾也渐渐散去，人们重新看到希望。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北京日报》对常委扩大会作了详尽报道。
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首都新闻界几位老总，胡绩伟、曾涛、杨西光，看到报纸很兴奋，同时又觉得决议关于天安门那段话湮没在长篇文字中，不能引起普遍关注，十分可惜。凭他们的新闻敏感、工作经验和社会责任，决心写一条专讲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此时新华总社国内编辑部的同志们，同样敏感地觉察到这件大事，已从《北京日报》发表的北京市委会议公报中摘编出这条新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新华社编的这条短新闻后，送给了新华社社长曾涛，提议做个鲜明醒目的标题。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干脆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曾、杨都赞同，并且确信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
但是，北京市委只宣布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是革命行动，并没有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是不是文不符题？也无把握。于是，他们请于光远来一起商量。据于光远回忆当时情况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决定对他们的做法投一张赞成票”（于光远：《大转折》74页）。就这样，事情定下来了。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通稿，16日首都各报以及地方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大大振奋人心，震动世界。读者反映，新闻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这天头版上方通栏刊登的新闻版面是这样的：
引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主题：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副题：对于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两个司令部两支队伍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两个司令部。“文革”中说两个司令部，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虚拟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用来排除异己的，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下转67页）（上接66页）司令吗？当然不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真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两个凡是”司令部，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一个是实践标准司令部，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前者是实权派，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后者是实力派，拥有优势的理论队伍。实力派的理论队伍较强大，有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而“两个凡是”队伍显得单薄，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办公室吴冷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阵地《红旗》。除“两个凡是”那篇社论外，就未见过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的文章。倒是谭震林一文掀起一阵波浪，让人记忆犹新。
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纪念文章，谭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熊复主张删去这部分，派人向作者说中央明确《红旗》不介入实践标准讨论。谭震林大为恼怒，说“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熊复无奈，只好将谭文送中央审定。邓小平看了文章作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熊复又请示汪东兴，汪告知“只好如此”，文章才得以在《红旗》上发表。
这两方面的争论，没有排斥异己问题，只有排斥错误。没有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只有打破思想禁锢。更有意义的是，这次讨论结果是真理战胜权力，开创了新中国有史以来思想斗争的新局面。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
（责任编辑 杜 晋）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