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机制”一文答客问

2008-07-15 作者: 李树桥 原文 #炎黄春秋 的其它文章

[ 2008年第7期 就“机制”一文答客问 作者:李树桥 ]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了拙文《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受到比较广泛的关注。不少朋友打来电话提出一些问题。该文在网上转载后,网友的跟帖评论中也有一些提问者。现将朋友们的提问和我对相关问题的看法综合答复如下:

问:您为什么要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这篇文章?

答:首先是受到去年党的十七大和今年“两会”的鼓舞。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温家宝同志在今年“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要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我体会,这些都表示我国的文化政策已经有了新的调整,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待思想文化问题抱有宽松、宽容、宽厚的时代精神。我也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亲身试探一下到底能够给我们一个多么宽广的表达空间。于是就大胆地把自己思考多年的问题写成文字,发给《炎黄春秋》编辑部。

其次,是为了参与总结、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还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觉得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形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良性互动机制。那时候对于学界、部门、地方、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意见都很重视,充分吸收,对于正确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既然现在大家都来纪念,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同志的纪念文章,一种强烈的参与欲和自我加压的历史责任感激励着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我还觉得,回忆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讲到那段艰难破冰的八十年代,谈到当时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一个都不能少。当时改革开放当中的不少具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是由赵紫阳组织研究和谋划,然后提交中央集体决策的;不少新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是经过他的精心运作获得党内高层一致认同并写入中央文件的。回忆和总结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如果只说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少提胡耀邦,不提赵紫阳,那就不是客观的历史。那样的总结必然误导后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书写那段历史,就不会禁止人们也写写赵紫阳。

其三,是出于对《炎黄春秋》这份杂志的信赖。《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刊物。其鲜明特色是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求实存真,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它是一个党和国家认可的讲真话的园地,是一份敢于求实、勇于担当的媒体。邓小平同志说过,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转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第241页)。现在正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需要倡导这种精神。而在培育这种精神方面,《炎黄春秋》我以为堪称模范。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它,我也同样。所以有了稿子首先想到《炎黄春秋》。

问:既然您认为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叶、陈、胡、赵的作用都很重要,那为什么你的文章讲赵的篇幅那么大,讲邓、叶、陈、胡的篇幅比较小呢?

答:这主要是由我当时的工作岗位、活动范围和观察视野决定的。因为我个人掌握资料的局限,我只是对赵紫阳的工作细节有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对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的工作细节知之甚少或者基本不了解,所以在写作此文谋篇布局时繁、简、略的安排自己也觉得有点失衡。这完全是因自己所掌握材料决定的,并不反映我对邓、叶、陈、胡、赵几人在改革开放中所起作用的评价。

问:您这篇文章的基调符合中央精神吗?

答:三年前,赵紫阳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的当天,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奉命发出通稿,其中讲到:“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这段话表达了当时党中央对赵紫阳所做的评价。我在文章中所讲的故事,就是对“有益贡献”所做的一点诠释,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

问:这样的文章在国内杂志上公开发表,是否一个重要的信号?

答:有人会误以为这篇文章的发表(下转62页)(上接80页)可能是一个什么信号,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管得过死带来的后果。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所有报刊、图书上发表的文字,都代表党中央的声音,传达的都是党中央的信号。这就把我们的作者、编者搞得非常紧张和拘谨,迫使他们把主要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与上方对口径和消极防范方面,从而扼杀了作者、编者的创造性思维,窒息了思想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当前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方针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十七大的精神,给公众表达自己的思想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作者所写都是自己想说的话,传达的只是个人的信号,言论自由成为社会舆论的常态,那么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就不会引起那样的误解和猜测了。

其实,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复杂的背景,就是围绕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决策机制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认识,举了那么一个例子,讲了那么一段故事。其中讲到赵紫阳,讲的完全是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和长期形成的个人看法。文章初稿已经找过几位当事人反复核对,我可以为文中讲的所有细节的真实性负完全的责任。现在赵紫阳已经过世三年多了。他已经成了一位历史人物。对于他一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功过是非,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学术问题,各抒己见,从容讨论。谁的论据充分、可靠、有力,谁的论点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时代和世界潮流,谁的论断就能够被社会所接受,被历史所铭记。对于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一种看法、排斥另一种看法,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成功过。凡是不符合客观事实、违背时代和世界潮流的意识,最终会被历史所清除。我在这篇文章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其中的事实与论点有质疑的,欢迎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讨论。赵紫阳毕竟是一位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有过较大影响的人物,社会上对于赵紫阳的生平、思想研究有兴趣的学者也会有的。我很高兴就这方面的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向大家请教。4月15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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