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雷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进步，因为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公开发表，拉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到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时，文教界的大批判已经十分激烈，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一些高层领导人已被渐次打倒，“序幕”已近尾声，第一幕即将开始。
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十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示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28页）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示”之不易。此时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示”前去专门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头版”，但毕竟时有报道，还是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甚至有60多名藏民星夜兼程，从遥远的西藏高原送来了240匹良马！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第343页》）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的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30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有关史料，采访许多当事人，记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使发生在西南一隅、人们知之甚少、不被人关注的这一段悲剧进入了“历史”，避免了被遗忘的命运。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年第1期）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原昆明军区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虽然他是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钱钢：《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从当时的“主流”媒体（那时其实只有“主流”、根本没有“非主流”媒体）报道、宣传中，便可了解当时的“执政观念”。为对那段历史的体味、感悟更加生动、真切，恕我详引当时文章。
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震”，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标题前半句的“十二级台风”，是指一年前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报道说小靳庄人民“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抗震救灾工作，大震，大干，促进大变化！”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8月15日，《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解放军某部‘红一连’和灾区人民一起深入批邓》，文章说：“抗震救灾工作决不能只管粮和房，不管线和纲。”8月27日，《抗震救灾现场的一次批邓会》，提出“抗震救灾任务重，工作多，还要不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地震震倒了房子，但不能震断我们思想上阶级斗争这根弦。”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9月7日，《抓批邓促生产》，文章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摆正批邓、生产、抗震的关系。用批邓带动生产和抗震。”“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是在同阶级敌人，特别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中，而且是在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个别地区发生了地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唐山地震造成的那么巨大的财产损失、尤其是二十多万人失去生命，在“那个年代”却只是“多少一点困难”！
1976年8月号《红旗》杂志发表的短评《人定胜天》写道：“严重的地震灾害确为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此处用“乱子”一词颇有深意。原来，1956和1957年，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国内也有一些集体性事件发生，毛泽东这期间的许多讲话、包括著名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次将这些事件称为“乱子”，认为“乱子”不可怕，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唐山地震三个多月前，群众抗议、反对“文革”的“天安门事件”被他们称为“乱子”，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此时再提“乱子”，一是强调“抗震不忘批邓”，二是强调“坏事变好事”。这篇短评结尾写道：“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已经和正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
《学习与批判》是当时地位仅次于“两报一刊”的杂志，有“小《红旗》”之称，但比“两报一刊”要多一些“文化味”、“文史味”。这次也不例外，9月中旬出版的本年度第七期，发表了颇有“文史味”的《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原来，就在太平军建都“天京”后的第二个月，江苏突然发生地震，“天京”震感明显，一时人心惶惶，且不久前发生过叛逃事件，为稳定军心民心，“天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内有“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之句。由于太平天国避讳“心”字，此诏以“草”字代之。《学习与批判》此文声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对旧世界的“声讨书”，是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的《地震诏》中“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这种“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隐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个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时代。
对“自力更生”的宣传也比比皆是。由于长期片面宣传“自力更生”，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所以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对世界说“不”，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7月28日，美国驻华联系处主任盖茨表示愿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援助；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致电中国总理华国锋，表示准备援助灾区；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宣布，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外相建议，迅速运送大批救灾物质的方针，外相还指示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准备立即发送……对国际社会这些人道主义救援，中国政府统统拒绝。7月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外国的任何援助，以此告知世界中国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了《人民日报》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以此方式委婉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据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詹奕嘉：《唐山大地震后30年：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历程》，《世界知识》2006年第14期）在接受钱钢采访时，迟浩田将军曾痛心疾首地感叹：“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援助么！”（施昌学、钱钢：《开放：国际视野的大国胸襟》，《中国质量万里行》，2008年6月号）
一句话，当时“抗震救灾”的纲领是“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这种观念，是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逻辑。在这种观念和逻辑中，生命被漠视；生命必须从属于“政治”、“政权”、“斗争”。
三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革”终于破产，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1979年末，在唐山地震三周年后，终于公布了死亡人数。以后，每当重大灾情发生，救灾就是压倒一切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接受国际社会救灾援助方面，一些观念也渐渐发生变化。80年代初，改革开放使国门初启，开始被动接受国际援助，即不主动提出和要求国际救灾援助、并有限接受援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国际救援的认识也更深入。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国红十字会终于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此后，在重大灾情时接受国际社会的款、物援助已成惯例。
三十年的许多转变、变化，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更明显表现出来。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媒体、网络的报道之及时之充分，超过以往；以往最为敏感的死亡人数，这次也即时报道；电视、视频传出的那一幅幅或惨烈或动人的画面，更为直观地将真实情况展现在人们面前。从一开始，媒体就对各类救灾物资的发放进行监督，如5月22日《南方都市报》“救灾帐篷惊现成都市区”报道，及时给人敲响防止腐败的警钟，深获民众好评。这一切，不仅没有像以前的执政理念所担心的那样，会人心浮动、引起社会不稳，甚至会动摇政权基础，反而前所未有地激起了人们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者的敬佩和感动、对执政者举措的高度赞扬，反使人们更加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参加救援活动。事实证明，以前几乎对所有信息都不公开、都采取保密措施，是对人民的不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无视，更是对生命的不尊重。现在超过以往的信息公开，是对人民的（下转第13页）（上接第8页）信任，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这次地震，还允许一些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专业救援队入境救灾；5月19日，又宣布将接受部分外国医疗队来华协助救援。这些，更是1949年建国后的首次，意义确实重大。接受包括允许境外专业救援队、医疗队入境在内的国际救灾援助，不仅是国际社会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国内抵御灾害、减轻损失的需要。表明了中国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借助一切力量减轻灾害对民众利益的损害，也表明中国政府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社会的开放姿态。
这次大地震，大量非政府机构、组织（NGO）积极参与，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超过以往。表明这三十年间民间社会的从无到有，由小渐大。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民间社会将与国家良性互动，获得社会更大的尊重，得到政府理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说明民间社会、NGO等能有效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是国家与个人间的中介和缓冲器、减震器，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那种对民间社会、NGO的防范甚至敌视态度，委实落后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以前，只有领袖去世才设哀悼日，才降半旗，才汽笛、警报呜鸣。唐山地震时罹难者几十万人，没有哀悼日、没有降国旗。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病逝，从9月9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各地和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哀，同时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这次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的设立，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降半旗，汽笛、警报第一次为死亡的平民呜鸣，标志着对生命和普通人的尊重。
这次抗震救灾的几项“第一次”，是三十年社会发生深刻进步的标志，更是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具体体现。将“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灾与此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比较，使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对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化能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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