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正确”与“紧跟错”
[ 2008年第7期 “犯正确”与“紧跟错” 作者：冯东书 ]
这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对过去的极左路线实行拨乱反正中，我听到的两个怪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可怕的“犯正确”
有一次，我去看望新华社的一位老领导王康。1954年他从新华社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5月，他在反胡风运动中任审查胡风集团的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经办具体事务和参加一些领导小组的会议。当年，他在确定胡风问题时因为实事求是了一下，就倒了大霉。主要一条是，他派搞胡风专案的同志到南京敌伪档案馆查阅了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特务系统的机密档案。回来对他说，那里非但没有发现胡风与国民党及其特务组织有什么政治上的勾结和组织上的联系，反而证明胡风是国民党严密监视和千方百计打击的左翼文化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CC系特务头子张道藩还一再密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和严厉打击胡风出版的刊物，务必迫使其停刊。另外，他还听到参加审查材料的一位同志说，审查和摘录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的“密信”有片面性，摘录时掐头去尾，不合原意。他心里就对胡风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对说胡风集团是个与美蒋集团有密切联系并以反对革命为目标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结论，产生了动摇。这以后，别人问他胡风问题查证情况，他总是回答“材料还不够”、“反革命的根据还不足”，但不敢细说。1956年的下半年，他听说在一次“三长”（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联席会议上，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领导同志也认为：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他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领导小组组长、中宣部长陆定一，说：“党内对胡风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否开一次领导小组会议谈谈。”陆同意了，并确定了开会日期，发出了开会通知。但是会没有开成，原因是有人提醒：“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这个人就是周扬。“文革”时中宣部被毛泽东说成是“阎王殿”，他被打成“二阎王”，一直翻不了身。他被打得觉醒过来，成了反极左战士。
既然是反革命案，就要公审判决。但是因为各家看法不一，此事就拖得很长，一直到1957年打击知识分子的“反右派”都开始了，还没有定下来。这一年中央领导小组在毛泽东再次催促下不得不开会讨论如何审判的问题。中央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会上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会上又有人说判定为反革命集团根据不足。最后罗瑞卿说：“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这位副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成为最早以“莫须有”罪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从那以后被打醒，后来也成为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坚定战士。
所谓“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是指《人民日报》在公开发表第三批胡风集团的材料时，公布了足以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密信”，毛泽东在“密信”前加的编者按语说：“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长期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士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其中，所谓“密信”中的最重要者，是1946年7月15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我方地下情报员阿垅（后来也打成了“胡风分子”），用国民党语言写的一份详细军事情报，寄给了胡风，胡风转给了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中共党员，宋庆龄的秘书），再由她转给了我有关方面。这件事，1955年廖梦醒和当过中共中央某部的一位副部长都有证明，证明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员。
再有就是绿原（中宣部干部，也被打成“胡风分子”），1944年5月13日写信给胡风，说自己要被调到中美合作所去，他有点畏惧。胡马上告诉他，那些地方去不得。绿原就没有去中美合作所报到，躲到川北岳池县的中学当了中学教员。这样也就不是问题。
王康在党内研究胡风问题的高层会议上发表了一些希望实事求是的看法。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在党内会议上不要说发表正确意见，就是发表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是允许的。可是他就是因为这些事，开始倒运。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开展“反右倾”运动，有大字报愤怒责问他：“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你为什么还敢怀疑和反对？”他又书生气十足地在检查中说：“当然毛主席决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都是正确的，但个别问题也会有主观主义。”这次运动给了他一个“实际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结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不宜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调到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并内定为“控制使用”干部，即不能提拔，不能当一把手，不能出国。他是“三八”式干部，从此一直到改革开放，就再也发不了苗。应该说中宣部、公安部领导都知道他讲的话是有根据的，所以还是手下留情，没有把他一棍子打死。到“文化大革命”，陆定一、罗瑞卿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他就更惨了，造反派把他的老材料又翻了出来，愤怒声讨：“三反分子王康，敢于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主观主义，砸烂你的狗头！”他的罪行就成了直接攻击毛主席了，当然被打倒。
毛泽东去世以后，1980年胡风问题平反，组织上给王康重新做了结论，认为他那时的态度是正确的。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没有再提拔重用的机会了。
他的案子平反以后，有人对他说，他这样的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太多了。他们所以受打击，受处分，当时的理由是说他们犯了错误，或犯了罪，实际正好相反，他们是因为“犯了正确”。当时，上面是伟大领袖要错，你非要实事求是，不整你，整谁？好多人就是因为“犯正确”，戴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对毛主席”的帽子，成了“反革命”、“阶级敌人”，甚至送了命的。
可悲的“紧跟错”
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打倒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被关押的情况下，头上除了已有的“党内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以外，又加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更厉害的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共产党。在会上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时，全场只有一个人不举手，不同意。她叫陈少敏，1928年的老党员。其他人统统举手同意。到了“文革”以后，刘少奇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事实证明，当时全场皆错，只有一个陈少敏是对的。
那时那么多人的心里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之冤？不知道罪名是捏造的吗？我看除了少数人是盲目“紧跟”外，多数人是或不信，或有问号的，但怕“犯正确”，出于恐惧和无奈而举手的。因为参加会议的不是一般人，多数人是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他们是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了吗？人们称之犯了被迫不得已而犯的“紧跟错”。追起根来，责任不在他们。
“紧跟错”，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三十年在党员、干部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新华社记者。
这么多的人犯“紧跟错”，就是那些在一次一次运动中、工作中，因为要实事求是而“犯了正确”导致支付了自己的、甚至子女亲属的终身代价而造成的。人们怕实事求是了，怕坚持真理了，怕讲真话了。陈少敏在那种场合敢不举手同意，是决心不要命了。她也确实倒了霉。
中央一位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在毛泽东征求他对胡风的看法时，他表示：“胡风的文艺思想应该批判，但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刚公布，他认为逮捕胡风不妥，影响不好。他发表了正确意见，后来看到对胡风集团那么严厉的打击，他吓坏了，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下可要完了。这以后，他还敢实事求是吗？敢不处处、事事紧跟吗？
还有我们的一位新华社老领导，他1959年夏天上庐山参加会议，包里装的也是各地分社记者写来的有关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办人民公社在实际中造成严重问题的材料。在会上，毛泽东把对“大跃进”和办人民公社提出意见的彭德怀副总理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打成反党的“军事俱乐部”，一下把大家震蒙了（当时多数中央委员是彭德怀的观点）。后来又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整了二百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讲了真话的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他吓得够呛。1962年1月，他又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让人讲话，“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指参加会议的大区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于是各路基层书记，纷纷放肆大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右倾”中的问题，刘少奇也讲了他同意下面来的同志讲国家“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讲了“近几年来……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等等大实话。注这个会开得民主，大家很兴奋，我这位领导回来召集各分社领导人开会传达。他在传达中说：“人民公社看不出优越性，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还不如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经过1957年‘反右派’，把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冲得个稀巴烂。”他完全没有料到才过了八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针对七千人大会，说党内刮起了“黑暗风”（尽讲问题）、“单干风”（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翻案风”（为“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这一次一次的险恶惊吓，他以后除了小心紧跟，还敢再实事求是吗？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对我们这些小青年的教育是要当有觉悟的战士。有觉悟的战士是要自己有科学分析能力的脑子的。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越来越强调都要当驯服工具，这就只要听话，不准自己动脑子了。到了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法就是要“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也就是要无条件的忠于，无条件的紧跟。
苍白的“实事求是”的教育
“文革”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元帅，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党、全国、全军的副统帅。1971年9月13日，他谋杀毛泽东失败，坐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沙漠里。这时候上面传来“最高指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提高识别林彪一类骗子的能力。山西有一位县武装部长在下面说，他不学了。他说他学了也识别不了林彪，不学也成不了林彪。他讲的是一句大实话。那时有一个《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第一条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你马列主义学得再好，识别能力再强，你敢去识别在台上的林彪吗？山东烟台地区有过两位青年识别了一下林彪，结果判了重刑。
我们过去从没有间断过“实事求是”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对党团员，对干部，对普通老百姓，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道理都讲得很多很透。但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教育，就使实事求是教育的作用在相互矛盾中抵销了。这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口头的，纸上的教育，另一种是实践的教育。口头的、纸上的教育是要人无论做人做事都必须实事求是；但是另一种实践的教育却是如前面提到的，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近几年来……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连刘少奇这样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并被整死。周恩来总理1956年正确的“反冒进”，也被毛泽东整得要辞职。而那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县委书记们，“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没逃脱被打倒、斗争的命运，罪名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它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世界上能像陈少敏那样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不能不变得乖起来。这就使那些口头的、纸上的教育越来越不起作用。人们不信了。由此造成的信誉危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新华社有一位分社老社长叫冯森龄，也是“三八式”干部。他曾对我说：“谁说我们的干部不重视调查研究？我们不少省、地级领导很重视调查研究，但他们更重视调查中央，摸风头，而不调查下头。”使人不能讲真话也是大伤人心的。全国著名作家、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韦君宜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对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牺牲一切，但是没有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多么痛心啊！1978年6月2日，邓小平也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痛心地讲：“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我们建国后极左路线为什么坚持的时间那么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次左的路线执行时间最长的一次，造成了一场一场大灾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不停的实事求是的宣传教育中扼杀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牺牲品太多了，实事求是就没有了。
物极必反
人们不敢实事求是，不敢讲真话，使全国工作长期造成一人错全国都跟着错的局面。这就使人们心中，从革命元老到老百姓心中产生了无数的忧虑和问号。“文革”中《人民日报》一位老革命问信得过的一位朋友：“中国还有希望吗？”日积月累，人们心中的思变思想越积越厚，终于造成物极必反。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清明节，猛然爆发席卷全国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海，其中就有诗说：“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四五”运动成了一场反对现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大示威，并有了磨刀霍霍之声。当时毛泽东还活着，把运动压下去了，但大概刺激不小。“四五”运动传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要大变了。到毛泽东1976年9月一去世，全国终于自发地爆发了一场势不可挡的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大革命。“文革”中被两次打倒的邓小平马上支持了这场运动。这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吸引了从革命元老到广大农民的参加。“极左革命”得罪了全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成天斗、斗、斗，叫人不得安宁，造成冤案遍地。到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国各个领域马上开展了“拨乱反正”，拨不实事求是之乱，返实事求是之正。在农村，农民首先打冲锋，起来拆了人民公社的囚笼。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解放，起来把毛泽东从1957年起给他们头上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里。从中央到地方高速度的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广大受压干部。有了这批干部，国家马上打破闭关锁国，开始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中国一下子进入了让世界惊奇的全新的大改革、大发展的时代。
毛泽东青年时在长沙师范的恩师徐特立，57岁参加长征，当过中共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全党尊称“徐老”。他原来对自己有毛泽东这名大有作为的学生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越来越为这位学生焦虑。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当年在长沙的老朋友周谷城从上海来北京看徐老。周谷城当年在长沙师范教英文和伦理学时，毛是师范小学部主事，两人很说得来，周还参加过毛领导的农民运动（周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解放以后，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毛和周以后一直是好朋友，有机会总要找他一起聊聊（一般人不敢和毛随便聊，毛有一次对周说：“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周对徐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之母’。”徐老一拍桌子说：“完全对。成了大功，也可能招致大失败。”周问：“毛主席是不是可以例外呢？”徐老说：“谁也不能例外。”（见《北京日报》1994年1月16日《真挚的友谊》）毛泽东晚年的结果，被他们言中。这个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毛泽东只要不真的把自己放在说一不二的“万岁”位置上，真正重视调查研究，办事从实际出发，不要自以为真理只在自己手里，不要在党内搞“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他过去对广大共产党员的教导，保持“三大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去做，听得进自己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建议就行，就至少不会发生那么多次重大灾难性错误。这太使人民失望了。过去打天下时，人民曾是能为他献身的啊！现在，他的错误做法，反而从另一面成全了不少因此受他打击的人成为坚持真理的硬骨头、英雄汉，如马寅初、章乃器、彭德怀、张志新，等等，等等。这批人受到人们尊敬，社会上出了很多赞扬他们的书。其中，胡风的文艺思想别人不一定都拥护，但是他的硬是不低头的硬劲，得到相当一部分人赞扬。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历史真是无情。
注：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宣布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到第一线代表党中央主持工作，刘少奇讲这些话带有代表党中央表态，对来自基层的批评承担责任做自我批评，不是批评毛泽东（毛说退居二线，但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大权仍抓在手里）。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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