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
[ 2008年第8期 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 作者：梁志远 ]
安徽省亳县（今亳州市）焦城区五马公社（今五马镇、阎集镇、张店乡），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干出了一系列残害农民的勾当，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安徽省委根据群众反映，1960年秋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带工作队进驻，列为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作者当时先后是县人委（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和县生活办公室负责人。现以亲见、亲闻、查阅历史资料和本人的工作记录，将这个公社大跃进刮“五风”的经历，作一记述。
放“卫星”得“帅旗”国务院颁奖
1958年，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县委书记处书记坐镇指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具体负责，成立“卫星田”专业班子，创“卫星田”的各项工作日夜进行。他们在泥店大队选了一亩多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田块，进行打梗、施肥、深耕、灌水、活田，打上横竖成行，距离相等、高矮一致的硬杂木桩。在木桩上紧紧牢固地缠系上涂醋（速生锈——以免被人认出是新并棵的）的铁丝。把一百零几亩黄熟前期的水稻，移栽到木桩铁丝网成的“卫星田”里，并在田埂上移栽青草，以表真实。
在“特大卫星”造好以后，县委请地委负责人视察并通知各社队和县直机关组织参观，我带领县直单位负责人按时前往，亲眼看到有不少人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为使“特大卫星”放在其他各县前面，抓紧收获脱粒，县长到场，县委书记处书记肖国玺亲自过磅。这块1.389亩水稻，总产56683斤，亩产40808斤，及时向省地委报喜。县委在稻谷场上召开了庆祝大会，再次大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县委第一书记亲自为《亳县报》写了社论，县报号外发表了《稀罕稀罕五马水稻亩产超过四万大关》的长篇通讯，《阜阳报》和《安徽日报》都及时发布了消息。
之后，五马公社又放出了各种作物的“特大卫星”，全公社粮食总产又大吹上报，又居全县第一。在县委四级干部大会上，被命为“帅旗公社”，大“帅旗”在城中心广场飘扬。
粮食高产的“帅旗公社”，在高征购粮食入库高潮时，又放出一个又一个“卫星”，以致把不少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购空。两三个月后出现饥荒，大部分食堂停伙，集体生产停顿，人口外流。至此，粮食征购仍未完成，从而出现“打假象”，斗干部私分瞒产，对农民实行搜家挖粮交征购。继之，农民因饿浮肿，饿死人的情况同时发生。直至1959年3月地委派人检查，弄清事实真相，给予粮食回销，情况才稍有缓解。
全面饥荒出现，“帅旗”已经暗淡，无人再提。然而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帅旗”的“光辉”又重新出现。1959年冬亳县以五八年粮食高产，泥店大队以水稻“特大卫星”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给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
“共产”风登峰造极
该公社从1958年9月至1960年10月，经公社党委统一部署，全公社统一行动而损失严重的共有24阵“共产”风，其中：
一、1958年10阵：1．大并庄、大搬家，农民财产合大堆，不分你我他，天下农民是一家，吃饭不要钱，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2．卖统购不给钱；3．全民投资（包括金、银、铜、铁、锡及一切易售物资），大炼钢铁；4．青年、妇女捐款，大办“三机”“三站”（拖拉机站、抽水机站、电灌站）；5．大兴土木，建公社大戏院；6．社员投资集款，大办社队工业；7．集中社员的猪羊家禽，大办饲养场；8．大办集体福利事业，占用社员房家具；9．大搞河网化调社员工棚材料、工具；10．生产大兵团作战、大轰隆、田间搭棚吃住。
二、1959年8阵：1．1959年春生活紧张，搜粮食，扒社员房子；2．收作物代金，群众卖猪羊、卖树、卖柴草一律折款归公；3．乱调红芋秧子大支援；4．没收社员自留地和收入一律归公；5．粮食不给钱；6．修建涡河大闸乱要材料，不计资不给钱；7．发展社有经济，变私有为公有；8．调整土地耕畜，大搞土劳畜“平衡”。
三、1960年6阵：1．大并庄、大搬家、实行“四大”（大搬家并庄，大办幸福院、办大食堂、劳力大集中）“一消灭”（消灭家庭）；2．大兵团作战，大协作搞夏种；3．生活紧张，乱拆房子，安排生活；4．调生产队红芋秧子，支援缺秧队；5．再次没收社员自留地，一切作物全归公；6．收购生产队棉花不给钱。
这24阵风，一阵接一阵，有时几阵一齐刮。1960年春人死多了，劳力少了，生产难以为继，就大搬家、大并庄，消灭家庭。这种雪上加霜的办法，使人死得更多。经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宋××批准，把10个生产队变为10个农场，办6个敬老院，10个幼儿园，3个学校并为1个。实行劳力集中到农场，老年人集中敬老院，幼儿集中到幼儿园，学生集中一个学校，搞一个所谓“全民组织化”。实行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体劳动，形成一家分居几处，父不见子，夫不见妻，搬家出来的空房随便乱扒，东西到处乱丢，从而造成农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
公社党委在这个大队召开大队书记现场会，宋××在会上总结几大好处，要求各大队学习推广泥店大队的“经验”。现场会后掀起了共产风高潮。据20个大队（缺2个）的调查统计，搬家的共20个大队，130个村庄，占村庄总数的32%，4120户13441人，占总人口24.8%。其中搬一至两次的129个庄3666户10880人；搬三至四次的5个庄553户732人；搬五至六次的2个庄77户332人。并掉庄子29个，因搬家拆扒和倒塌的房子44167间。调查时三代同堂的194户677人，无房居住的227户511人。
除24阵风以外，到处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不存在三级所有制。群众说：“东西是谁的？都是人民公社的！”还有的说：“那时刮的飞沙走石，晕头转向，真像个无政府的社会。”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劳力、农具、粮食、现金等一切东西都可以随便调走，社员的财物生产队更可以随便没收。总之，哪个单位没有资金，都可以向生产队和社员收款。1958年，公社成立火箭营，向各大队调劳力420人，牲畜30头，主要农具60件；1959年公社建立园林场、饲养场等向生产队调劳力200人，调五马大队土地1300亩，调集各生产队社员的猪、羊1000余头只，因管理不善很快死掉650头；公社成立搬运站，调架车79辆，马车3辆，牲畜6头，劳力80多个；公社建大戏院，调劳力60余人，工料全由各大队负担，其中仅树木就有1000多棵。戏院建成后，又向群众要板凳400多条，桌子200余张。。1960年春，孙庄大队赵曹生产队社员的房子被学校扒7间，敬老院扒3间，幼儿园扒4间。社直九个单位，没有一个不刮生产队和社员的。
不仅社队平调，而且县直机关单位，也向社员伸手。1960年6月亳县中学师生到孙庄大队李集生产队扒社员房子11间。亳县化肥厂，在工作队进村前几天，拿一张白条调走草寺大队红芋3000多斤。
据对全公社调查统计：自1958年公社化以来，县、社、大队、生产队共乱调劳力3958人，土地6619亩，耕畜292头，房子3926间，主要农具2948件，运输工具389件，粮食434032斤，家具10893件，木材67383棵，猪羊13995头，家禽26930只，社员自留地作物（主要是白芍、棉花、菜类）折款18069元，现金470381元，加上其他物资共折款631.9万元，人均100多元。
“共产”风，给很多生产队和社员经济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不少农民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共产”风已刮得农民极端贫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变成了“一大二空”，全社一片凄凉。
高举“帅旗”大反右倾
五马公社，由于“五风”严重摧残，1958年底即发生全面饥荒。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运动全面开展，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抵制“五风”的干群，又高举“帅旗”大反右倾进行无情的打击。1959年11月，在县委四级干部千人以上大会上，批斗公社社长王效思，王效思的“罪行”是：
一、反对人民公社。1958年王在张店大队检查工作时，看到大队占用群众房子建立的“党员之家”、“团员之家”、“民兵之家”、“妇女之家”等，他批评大队说：“这个之家，那个之家，社员之家哪里去了？”
二、下令解散食堂。1959年，王到泥店大队检查农民生活时，实际是集体无粮，没有人敢叫停伙。王说，“没有粮就停伙”，他一个命令，一上午40个食堂解散38个。
三、反对大跃进，否定1958年成绩。王说：“做一点工作就报喜，不要报。”有一个大队去公社报喜，王不叫去。
四、破坏人民公社。王主张“借地给社员种麦”，“妄图破坏人民公社”。
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以后，王效思被撤销了职务，并以王为活靶在全公社批斗。反右倾运动全面展开，先后召开全体党员会、干部会、贫下中农会，以批王为中心掀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反右倾高潮。一大批说真话的农民受到摧残。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和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群英大会。县委和泥店大队负责人，“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国务院向亳县和泥店大队颁发了奖状。当他们北京归来广泛传达会议精神时，全县上下更是一片凄凉。在五马全社上下已是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农民因生活浮肿，外流大量发生。全社22个大队共建立50个劝阻站，调专职人员150余人，日夜查缉农民外流，使饥饿无门，在家等待的却是一场惊人的死亡。而浮夸反右和“更大跃进”有功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于1960年2月选上了县委候补委员。
干部违法乱纪严重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干部都贪污浪费。
全公社贪污行为的干部479人，占干部总数的37.9%。贪污总计25700元。其中500元以上的9人，1000元以上的4人。而浪费方面仅大小队两级统计共14474元。其中：搞遍地红旗化买彩旗2723元，吃喝招待费1974元。窃取享受布票118尺、粮食22700斤、酒527斤、糖352斤、油873斤等总计折款8000余元。
从1959年秋至1960年秋，全公社统计有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433人，占干部总数的34.2%。他们对“吃青”的农民（因饥饿无奈到地里吃没有成熟的庄稼）施行吊、打、捆、冻、晒、罚、关、饿、封门、活埋等十余种刑罚。因打致伤而死的54人，打伤打断肢体的75人。被捆67人，被吊361人，被打的2442人。其他被训骂、扣饭、砸锅等则无法计算。
在违法乱纪严重的罗庄大队，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103人中，违法乱纪有74人，被打441人。大队书记董××一人，就吊打农民16人，其中打后死亡3人。治安大队长张维先共打83人，其中死伤3人。孙庄大队洪庙分支书记李文辉1960年共打48人，并在瓜园里私设公堂，把许多吃青的农民弄到瓜园里审打。群众反映说：“瓜园就是阎王殿，李文辉就是活阎王。”
人亡政息耕地荒芜
基于上述情况，全公社农民死亡惊人。据原公社党委副书记薛俱坤和原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孙振华等同志的反复回忆：全公社两年农民死亡约有二万七八千人。
1960年12月，我派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离等同志前往五马公社征得新公社党委选定一个生产队进行人口调查。到李吉楼大队李吉楼生产队后，通过逐户排查，这个生产队1958年原有505人，调查时仅有194人，而1958年秋外出当工人8人，外地上学4人，当时外流未归的105人（不计客死他乡的人数，共死亡194人）。占原有人口38.4%。
另据调查吴小阁大队，吴×庄生产队，原有38户178人，死绝9户，下余实有人口95人，占原有人口的53%。
据市技术监督局退休干部，中共党员杨心宽在其家庭所在的泗合大队杨庄逐户调查，全村原有68人，到1960年底除有4人外流未归外，实有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口的67.6%。
据县委1960年7月25日，在三级干部大会上批评的泗合大队副书记兼某分支书记焦××，对所管辖的四个庄中的一个小庄，丢掉不管，到会前这个小庄30口人没有了（外流人口不明），房子光了，树砍光了，80多亩耕地全部荒芜。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景：
1960年初春，公社党委在罗庄大队，召开全社大搞代食品扒茅草根现场会。会前把病重者关锁在屋里，把因饥饿浮肿和干瘦的农民病轻者驱赶到远外荒野里，待会议结束，被关和被赶的人已有近十人冻饿而死。
之后，在草寺大队彭小庄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于1960年3月先后饿死。彭在法国侨居40年，享受养老金生活，听说祖国农业合作化，农民生活提高了，费尽周折，于1957年5月回到祖国。回到县时，我在县人委办公室接待了他。1960年初，他给法国友人去信说生活困难，但接友人回信时，彭夫妇已饿死数月。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蒋祥勇等在泗合大队五庄检查发现，有一年仅6岁的孤儿住在食堂，满身污垢，骨瘦如柴，正在驴屎蛋里剥未消化完的红芋片渣子吃，发现一点渣子连驴屎一起吃到肚里。
全公社地土荒芜，到1960年夏季荒地约占50%以上。其中罗庄大队耕地16500亩，荒芜在万亩之多，孙庄大队10000亩土地，6000余亩成为草荒，粮食亩产仅有65斤，其中黄豆亩产仅13斤，棉花亩产籽棉仅16斤，泥店大队后张阁生产队1800亩耕地，由于死人多，每个劳力负担耕地200亩，加上牲畜和农具损失严重，地没法种了因此抛荒1566亩。顺口溜说：“抬头四处看，荒草成大片，骑车来检查，丢掉车子看不见！”
在一个人畜死亡严重，土地大面积荒芜的公社，其主要领导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吹大牛，保帅旗，骗取表扬，特别是公社党委一二把手毫无党性良心。当1960年2月饿死人已进入高峰期，他们将2月份县委拨给公社农民人日均不足四两的口粮，扣留4500斤未向下拨。在3月上旬县委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们汇报是如何做好工作的，二月份口粮节余4500斤上交。从而当场受到县委的表扬，要学习五马“经验”，同时对其他强烈要粮食的公社进行批评。五马的“经验”不仅危害了本社农民，而且殃及了全县。
退赔走过场吃亏是农民
在整风整社中，对“共产风”平调农民的物资财产等进行了全面清理。农民表示热烈欢迎，对退赔抱有很大希望。但至此人民公社已是三级所有三级空，只能是高调低赔走个过场而告终。县委调查组在孙庄大队与“清账兑现委员会”研究，经新的公社党委同意，拿出了极不合理的退赔处理办法，例如：
平调的款物，原则上不予赔偿。有原物者即退还原物，原物损毁者即不予退还。
平调地主、富家的棺材，树木，中、大型家具，家畜家禽，现金及农副产品等一律不予退还。
平调死绝户的财产，一般不予退还。
全县对“共产风”的退赔，全面走了过场，给极端贫困的农民留下了久治难愈的创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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