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章在“太行整风”中的遭遇
[ 2008年第9期 刘建章在“太行整风”中的遭遇 作者：李春明 ]
刘建章（1910.3—2008.2），河北省景县人。1926年在北京香山慈幼院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吉林省珲春县、河北省景县县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市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军区政治部主任，冀南、冀中行署副主任，石家庄铁路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华北军运司令部司令员。建国后，历任郑州铁路局局长，铁道部车务局局长、新建铁路工程总局局长、运输局局长、副部长、部长、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等职。
1983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三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杨献珍同志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进行了认真反思，其中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他犯的错误尤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与中顾委委员张策同志联系，约张策一起去刘建章家中要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共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任务和方法，在延安的近万名干部普遍参加了学习。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即《关于在党内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全党全军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的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做会议总结时要求，1943年全区要把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和太行分局关于整风学习的决定，时任冀南行署副主任的刘建章奉命离开冀南，到太行山北方局党校集中学习。这个党校，设在山西太行山区麻田镇附近的柴城。中央对北方局党校整风学习很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在前方的彭德怀同志负责。党校没有正规的校舍，只有借用的几间民房，校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很少，教务长是杨献珍同志。
稍后，刘建章担任了北方局党校的组织科长并辞去冀南行署副主任职务。下半年即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整风运动。
当时党校的整风学习，有一个“进行准备；开展思想运动，系统反省；学习总结”的三个阶段安排。刘建章和同期学习的同志一道，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为主要文件进行学习，认真钻研文件的精神实质，逐步深入检查自己的思想。由于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觉得整风学习很有必要，大有收获，心情自然也很愉快。
这年的11月，冀南地区又集中了一批县、区级和部队团、营级干部共约700余人，编成六个大队，统称为“后梯队”，到地处太行山根据地山西省偏城西峪的冀南党校进行整风整党。由中共冀南区委书记李菁玉、北方局的宣传部长李大章等人具体领导。整风学习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进展顺利。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月9日至12日，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又作了煽动性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错误地掀起了对所谓“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召开“坦白”大会，号召大家检举揭发，同时向中央反映假情况，在10多天时间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1943年8月15日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提出了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严厉批评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接着又发出了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所限，中央的这些指示没能及时传达到太行山根据地，致使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而被及时纠正了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又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中重演。
1943年8月，北方局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出除奸反特问题的指示，要求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政治揭露，开展群众性的除奸运动，并对一切“失足者”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使之“悔过自新”。这年年底，由于康生鼓吹的“抢救”歪风的影响，在偏城进行整风的冀南后梯队，将审干、除奸、反特等运动和整风学习搅在了一起，出现了严重的“左”的情绪。当时，后梯队笼罩着恐怖气氛，各单位普遍采取罗织、逼供、诱供、诈供、污辱、打骂、株连，以及“车轮战”、不让睡觉和各种刑罚进行审讯，号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把百分之六七十的干部打成了各种各样的“特务”，有所谓“单料的”（即一种身份的特务，如日本特务或国民党特务）和“双料的”（即具有两种身份的特务，如国民党特务兼日本特务），还有所谓“三料的”（即具有三种身份的特务，如国民党特务兼日本特务还兼托派特务）等，使冀南的一大批好同志，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刘建章得知此情况后既感到震惊又十分茫然，他生长在冀南景县，参加革命后，又在冀南地区工作多年，对冀南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不少同志还是与他多年战斗在一起的亲密战友，他们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并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理应在政治上得到党的信任和依靠才对，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自己人的“敌人”、革命的对象？
很快，冀南后梯队出现的情况波及到北方局党校，党校里也出现了“左”的情绪，一片恐怖气氛。在群众性的所谓检举、坦白中，株连到一些与后梯队“揭发”出来的“特务”有关联的干部。当时，北方局组织部向党校转去材料，说后梯队有人反映刘建章有问题，是托派特务；党校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刘建章就被莫名其妙地株连进去。党校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叫他上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并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他的问题。
“刘建章是‘托派特务’。”有人在会上检举，并质问他，“你在敌人监狱中发展党，发展的是什么党？”“你与党失去联系那段时间，搞了些什么活动？”“你在景县建立的党组织，是什么党的组织？是谁叫你当县委书记的？”等等。
面对诸如此类莫须有的罪名，刘建章当然不会承认，这时又说他“拒不交代”、“抗拒坦白”，是问题最严重、态度最不老实的头号“抢救对象”。
那时所谓的“抢救”，其实就是审讯人员采用各种刑讯手段制造骇人听闻的恐怖气氛，逼迫“抢救对象”承认自己是“特务”，并继而供出所谓的“特务组织”和“同党”。
当时在北方局党校，对刘建章搞“逼供信”最厉害，对他施用了拘押、刑讯、坐“喷气式”等逼供手段。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审讯人员轮班逼迫他交代“罪行”，不让他睡觉；刑讯人员用绳子将他吊起来抽打，他身上流出的血与内衣都粘在了一起。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这段时间，因刘建章被隔离审查，党校规定，不许他与才来团聚不久的妻子刘淑清和其他同志随便接触。同时动员刘淑清劝说刘建章坦白交代问题。
刘建章和妻子1932年结婚，新婚不久的刘淑清为了支持丈夫从事的小学教育工作并掩护他开展革命活动，毅然卖掉陪嫁在本村办了个小学，不但使穷苦人家的孩子能上学了，而且王任重、赵等同志都曾在该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中共津南特委的工作。1934年，刘淑清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不但为丈夫传递、保管文件，替过往的革命同志做饭、洗衣，还协助丈夫在北平和家乡建立交通站和秘密联络点，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千里迢迢来到太行的刘淑清，想不到刘建章成了北方局党校的头号“抢救对象”，并被整得如此凄惨。十多年共同战斗、生活的经历，使刘淑清对丈夫的为人有十足的把握，她确信刘建章是好人，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但她仍旧对刘建章说：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对党忠诚老实，自己的情况，应当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你在吉林延吉坐牢的情况，我听你讲过，我不认为你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就不能胡乱承认；如果你有什么其他问题，就应当如实地向党组织交代清楚。”
“你放心，在政治上我肯定对得起你，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对得起你。”刘建章斩钉截铁地对妻子说。刘淑清听后，心疼地流下了热泪。
这时，负责“抢救运动”的同志，看到刘淑清并未按照组织的意图劝说丈夫坦白交代问题，担心她和刘建章继续住在一起可能还会起反作用，就将她和不到三岁的儿子送到在偏城的冀南后梯队，参加那里的整风学习。临行前，刘淑清含泪对刘建章说：“我和孩子你不用挂念！只要你自己多保重，我就放心了！”同时，她对送行的同志说：“我相信建章的问题会搞清的，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不久以后，由于刘淑清离开麻田去冀南后梯队时就已经怀有身孕，后梯队又以即将分娩为由，派人将她送到河南省辉县，寄居在一户农民家中等待分娩。按照当地习俗，寄居的外人不能在居室里生育，刘淑清只得在临产时搬到农家场院旁边的草棚中栖身。太行山区的初秋寒气逼人，面对四处透风的草棚，刘淑清只能用破棉被当门帘作些遮挡；没有接生婆，只好自己剪断孩子的脐带；奶水不够，就用玉米面糊糊为初生的婴儿充饥；新生儿的尿布也是她自己到冰凉的溪水中去洗……一个女人在最需要亲人照顾呵护的时候，丈夫却在异地挨整，生死不明，刘淑清只得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上的困苦。
刘建章虽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大众，可现在，却受到党组织和部分同志的怀疑，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自然不免感到委屈，心中十分苦恼，尤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忍受多久，曾经产生轻生的念头。一个风雨之夜，他因为实在受不了残酷的折磨，悄悄离开党校，躲到一个山沟里，想从山崖上跳下去了却此生。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他终于转过弯来，想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意志坚定，自己在敌人的铁镣、酷刑面前没有低头，在日寇子弹穿胸和疯狂追捕下都挺了过来，难道在党组织和自己同志的审查中受些折磨就趴下？扪心自问，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血的考验，不管这考验来自敌人，还是来自自己人，都要挺住，挺过去了，前头就是曙光。于是刘建章准备返回党校，是死是活交给党处理吧。
当时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山洪暴发，水流湍急，刘建章在荒山野岭上躺了两三天，饿了就摘些核桃、野果充饥。后来，他晕倒在上口村一户山民家门口，被老乡背进家中救治。苏醒后他向老乡说明自己是山下面党校的人，请老乡转告党校，随后正在四处寻找刘建章的杨献珍等人把他接回了党校。
回党校后，刘建章继续接受审查。不久以后，情况开始有些缓和，他虽继续被关押，但已不再遭受严刑逼供和人身虐待。他想那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和诬陷，可能就会得到澄清，自己的所谓问题就会得到正确解决。
刘建章后来得知，当时北方局保卫部曾提出要将他定为死罪，就地枪决，已经上报党中央等待批复。幸好那时有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党内审查干部的九条规定，他才幸免一死。
194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甄别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从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领导随即对受冤枉的同志逐个进行甄别平反，陆续做出正确结论，恢复名誉。有的同志返回原来单位，有的同志则重新分配了工作。
在“抢救”阶段，由于刘建章始终不承认有问题，负责审查的同志又找不到任何能真正给他定罪的证据，只好将他送到离麻田不远的上口村拘押。不久，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找刘建章谈话。从刘建章的住处到邓小平办公的麻田镇虽然只有七八里路，但刘建章因长时间被拘押、刑讯，身体非常虚弱，看押人员只好让他骑了一头骡子，赶到麻田镇见到了邓小平。
向邓小平同志申诉自己的冤情，是刘建章求之不得的事。他一走进小平同志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直想哭。邓小平拿出中央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的文件叫他看，并鼓励他要实事求是。邓小平干脆而严肃地对他说：“你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并再次询问：“审查你的那些问题到底有没有？”刘建章坚定地回答：“没有。”邓小平又说：“没有就好，回去吧。”并告诉刘建章，他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
邓小平同志的话语虽然不多，但使刘建章深受感动，他感到压在心头几个月的那块“大石头”就要卸掉了，心里顿觉很是畅快。随后，党校和北方局便对刘建章的问题进行甄别，并将他解除拘押，送回麻田总部，恢复了人身自由。同时还让刘建章搬到邓小平同志居住的村子里，给予住单间房、吃“小灶”、配备勤务员的待遇。
这次整风，对刘建章来说，是一次生死考验，也是他对党内斗争认识的一个提高过程，同时也促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请求组织尽快对自己的问题做出结论，以免背着历史问题包袱干革命，今后可能还会遭受精神折磨、皮肉之苦，甚至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急切地向组织表示，希望去延安彻底解决自己的问题。北方局负责甄别工作的同志也认为刘建章有被敌人抓捕、坐牢的经历，太行山根据地处于抗战前方，在战争环境中处理这样的问题十分困难，应该到延安去请中央有关部门处理，于是，同意刘建章去延安。
1945年春天，刘建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麻田前往延安，出发时组织上安排了几匹毛驴供他们骑用和驮载行李，还派了两名警卫员护送。那时，沿途有我党设立的兵站，间隔为60里一站或90里一站。刘淑清是幼年时期裹脚后又放开的“解放脚”，走远路很困难，但最多时她仍能坚持日行90里，从不叫苦叫累。遇到敌占区，刘建章跟游击队夜晚行进，刘淑清则由地下武工队员乔装日伪人员在白天赶着大车护送，然后在约定地点汇合。一路经武乡、蒲县、祈县、灵石，再过黄河经米脂、绥德等地，跋涉一千多里，经过一个多月，终于在当年4月到达他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达延安之后，刘建章被安排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居住，后又迁往总政组织部招待所。当时总政组织部部长是胡耀邦同志，他曾特意到招待所看望刘建章夫妇。
总政组织部招待所离中央所在地枣园很近，刘建章便去枣园见了兼任北方局党校负责人的彭德怀同志，彭德怀耐心劝慰了刘建章。随后刘建章到中央组织部报到，请求中央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以便早日恢复工作。这时正值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同志正在参加七大，接待刘建章的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他要刘建章再耐心等待几天，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决。七大会后不久，彭真同志找刘建章谈话，明确告知他的问题已经全部审查清楚。随即由安子文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由有关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公开为刘建章平反，做了刘建章“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这时，刘建章才如释重负，真正感到全身心的轻松愉快，刘淑清为丈夫的冤案得到昭雪也十分高兴，他们共同接受来自熟识同志的由衷祝贺。
后来，刘建章在回忆“太行整风”这段经历时说，从加强党的建设角度看，这段历史确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但就个人被错误对待以及经受的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他始终心无芥蒂。他与当时曾经参与“抢救”他的同志个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恩怨。他认为当时所发生的这些错误，并不是这些同志个人的问题；当然也有极少数搞逼供信、搞残酷斗争的人，是想借运动之机来表现自己。因此，他对当时无论以什么方式与自己“相处”的同志，事前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对这些人产生反感。1983年底，当杨献珍提出就在太行整风时错整并动手打了刘建章，要向他当面赔礼道歉时，刘建章连忙请张策转告杨献珍：“不必了，老账还提它干什么，我早把它丢开了。”随即，刘建章去杨献珍家探望时，再次向杨献珍表示，“过去了的事，不要再提了”。这次会面之后，杨献珍为了表示对刘建章到访的敬意，1984年元旦他又约张策一道去刘建章家中回访，看望了刘建章和夫人刘淑清。至此，长期压在杨献珍肩上的这个历史包袱才算卸了下来。胡耀邦同志知道这件事后，赞赏地说，老同志就是要从大局出发，过去彼此之间，有些什么疙疙瘩瘩，宜解不宜结，要吸取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刘建章在延安期间，由于自己的“问题”获得满意解决，又和妻子、孩子同在一起，生活较为安定。每天除了继续学习有关文件和党的七大报告外，还和刘淑清在窑洞顶上种了一些蔬菜，不但改善了生活，也亲身体验了“延安精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付出极大代价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结束。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欢腾，刘建章一家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不久，经组织安排，刘建章又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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