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 2008年第9期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者：孟祥才 ]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从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到一般“公社”干部以及工厂、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差不多无一例外地都戴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对广大群众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从1967年夏至1975年初断断续续达8年之久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几乎将“文革”中与造反派沾边的群众一网打尽了。牵连在内的人究竟有多少，被逼自杀和被惨杀的人究竟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了。
“文革”中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经历了该单位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全过程。现在回忆起来，其中虽不乏黑色幽默，但更多的是血和泪，值得反思的问题太多了。
清查“五·一六”的背景
1967年5月16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中国的权威报刊上发表，不消说引来一片欢呼声。但不久，就传出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组织了一个“五·一六”兵团，将矛头指向了周总理。不过，这个组织旋即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旋即垮台了。事后查明，这个组织的成员不过数十人，不仅没有在社会上扩展成大的组织，在钢院也是个小而又小的短命组织。然而由于它反对周总理，就自然引起很多人的愤怒和关注，因而在当时的北京很有点臭名远扬。该组织很快风流云散。当时，谁也意识不到，后来由它引发的全国范围的旷日持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竟成为“文革”中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桩冤案。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末加上了与该文本身毫无关系的警惕“五·一六”组织活动的内容。事后得知，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上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是“五·一六”组织第一次公开见诸报端。与此同时，传出了林彪的讲话，其中说：“宁可饭不吃，觉不睡，也要把‘五·一六分子’抓干净。”按当时的习惯，人们认为林彪的话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于是，北京市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了一个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高潮。
当时我所在的学部主要有三大群众组织，即红卫兵联队、红卫兵总队以及由红卫兵联队分化出来的“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我参加的“大批部”也兴师动众地抓了一阵子“五·一六分子”。主要目标是与王力、关锋有牵连的一派组织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红卫兵联队的骨干分子和头面人物。由于这些人都进了监狱，所以最后只抓了经济所的周慈敖。据有人揭发她整了周总理的材料。因为没有找到像样的原始证据，这次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也就不了了之。由于大批部是从联队分化出来的，所以到1969年下半年开始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时，大批部这次清查“五·一六”就被定为“五·一六抓五·一六”，套用江青的话，就是第二套班子“五·一六”抓第一套班子“五·一六”。
1968年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先搞了一阵子大联合，批判“走资派”。196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成为重点单位。由于除钢铁学院外其他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五·一六”组织，所以，由此开始的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只能是“莫须有”的大冤案了。
学部莫须有的清查
为了指导清查“五·一六”，中共中央至少发了两个红头文件。学部的清查运动开始不久，当时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负责人就接见了学部工军宣队的主要领导。他根据学部上呈的有关“五·一六”案情的那些编造的材料，明确指出：“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傅崇兰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黑后台、骨干分子。”这番话对学部清查“五·一六”无疑起了定性和导向的作用。只要承认这个假前提的存在，学部的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群众组织的人谁也脱不掉“五·一六”的干系。
按照当时的思维定势，既然中央下发了清查“五·一六”的文件，又有某重要领导人对学部“五·一六”问题的明确指示，学部肯定有很多“五·一六分子”。工军宣队于是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原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组织的所有参加者，尤其是大小头头们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因为我隶属大批部，又曾担任过历史所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副组长，自然在重点审查之列，很快被单独关押审查。清查运动尽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因为学部压根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自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怎么办？好办，拿出历次搞运动使用过的驾轻就熟的老法宝：逼供信。此法还真灵验。于是，“五·一六”组织机构，按军事编制，设司令、政委等职；参加手续，按入党入团的办法，填表，交照片，宣誓；“罪行”更是大量编造：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凡是钦定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即指称个个都反，整黑材料，乃至搞反革命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新将当时已经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扶上台，等等。其实，只要领导运动的人，尤其是专案组人员还具有起码的良知，只要认真审查同一个所谓“五·一六”组织的分子们所写的交代材料三份以上，就能判定此案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所谓的“案情”人人言殊，矛盾百出。关键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定罪的原始材料，什么表格、照片，整领导人黑材料等，一件也找不到。清查运动进行到1970年初，清查者和被清查者心里都明白，所谓“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然而，上级仍然督责加紧清查，清查积极分子更乐得借此机会整垮自己的对立面，工军宣队又要出“成果”向上级交代，所以，明知“五·一六”不存在也还必须煞有介事地清下去。后来哲学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哲学所一个审查对象翻供，说被逼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个清查积极分子说：“什么真的假的，给你戴上‘五·一六’帽子就是真的了。”
由于学部“五·一六”组织根本不存在，专案组自然也不掌握所谓“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的任何原始材料，他们手中所掌握的也就是逼供信得来的那些互相抵牾，凭良心即可判定其假的交代材料。唯其如此，假的“五·一六”也就是没有边际的了。原来对学部情况一无所知、两眼抹黑的工军宣队只能将逼供信的交代材料作为主要依据，牵连到谁就是谁。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所几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就给工军宣队开了点玩笑：指认专案组某负责人和几个清查“五·一六”的积极分子是“五·一六”，于是工军宣队的领导就要这几个人交待自己的问题。由此搞得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别人交代成“五·一六”。
我成了“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政委
在这场清查运动中，我被定成了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政委，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头衔是谁最早给我安上的。运动开始，我心地坦然，反正我没有参加“五·一六”，自然也不知道谁是“五·一六”。后来听了工军宣队传达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某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我就意识到在劫难逃了。因为只要承认学部有“五·一六”组织这个假前提的存在，我就逃不掉“五·一六分子”的噩运。专案组对我的逼供信就充分发挥了这个假前提的威力。他们问：“×××说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吴、林、周、洪、王、傅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骨干分子，对不对？”我明知道不对，但当时却只能回答：“对。”又问：“既然对，那么，傅崇兰是光杆司令吗？他一定要发展组织，在历史所，他第一个发展对象是谁？”因为在历史所的造反派中，我与傅崇兰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任“革筹”小组长时，我任副组长。于是我回答：“依照逻辑推理，他第一个应该发展我。可是奇怪的是，他确实没有发展我。”我的回答自然是“负隅顽抗，态度恶劣”。于是，对我用车轮战术，分两组人马，轮流进行逼供，不让我有休息机会。我在极度疲惫，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只得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一旦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就必须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职务和“罪行”。通过他们几天的逼供，我隐隐感觉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别人“交待”的关于我的所谓材料，肯定给我安上了重要职务。凭我在大批部组织中的地位，大概应该是“部长”之类。我于是交代自己的职务是“宣传部长”，他们说我“不老实”，我又说是“作战部长”，还说我“不老实”，我想干脆说大一点：“参谋长。”仍然斥责我“不老实”。我就再给自己升一级：“副司令”。谁知还对不上号。这时我只得说：“你们认为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吧。”我这种态度自然又被斥之为“十分恶劣”。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要我当个“五·一六”的什么官，就只能以沉默对抗了。这时，他们启发说：“你们‘五·一六’不是按军队编制吗？军队里边两个最大的官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他们说：“对。傅崇兰是司令，你就是另外那个最大的官。”我心里既好气又好笑，你们早告诉我是“政委”，这连夜“熬鹰”的罪不就免受了么。我于是当上了“五·一六”的“政委”。在我以后的交代材料中，我就一直写着他们硬派给我的职务：学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政委。面对这个不伦不类的职务，我自己有时心里也直发笑，我们“大批部”中就是真的有“五·一六”这个组织，我们也不会自我矮化为“第二套班子”，这个头衔本身不就证明这个组织是不存在的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一定要我交代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政变成功后如何安排中央的职务，仿佛我就是政变成功后的中央组织部长一样。我只得将当时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各安排了相应的职务。最后，他们一再追问我担任什么职务？一开始我说自己在大学期间就是走“白专道路”的，只想成为专家学者，从来没想当官。他们说形势变了，有了做官的机会，你肯定也想做官。我当时想，历史所所长就是司局长级的官，我就交代当历史所所长吧。他们说：“戚本禹是副总理，你同他的关系那么好，他怎么会仅给你个所长干呢？再说，你当时的野心也已经不是小小的所长了，肯定给你的官比所长大。”我于是交代我政变后的职务是部长，这次他们满意了，说：“这还差不多。”其实，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当所长的念头也压根不存在。所谓当部长云云，不啻梦呓。可是，他们一定要将梦呓变成现实。
在干校中的清查运动
1970年夏天，大概是6月底或7月初，我已经在单独的门窗封闭的监房中度过了9个月。此时，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学部处在一片恐怖中。突然，上级指示学部全体人员到河南息县办五七干校。为此，工军宣队宣布清查运动暂告一段落，在召开了政策宽严大会后，就匆匆忙忙地奔赴干校了。我因运动中受刺激，大病一场，未能同大队人马一起下干校，暂时留在北京养病。直到10月份我才同军宣队一位姓金的副队长一起到了干校。到干校后，由于我是重点审查对象，为防止我同其他审查对象串供，就不让我同历史所的大部分人住在一起，临时要我住在东岳公社所在地历史所租用的三间库房中，安排历史所以前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的一位师傅看管我，不准我同专案组无关的人员，主要是其他审查对象接触。此后，我单独住了约两个月，任务是同张政先生一同喂猪。尽管规定不准我同其他人接触，但因为我参加劳动，有时需要与别人合作，如为猪圈拉土，到田间送粪之类，不可避免地同与我一样成为“五·一六分子”的人接触。他们透露，自己在被逼供时承认是“五·一六”，也给我编造了职务。他们给我编造的职务自然是五花八门，大概一支军队设置的司、政、后机关的官儿编了个遍。我参加过农村的“四清”运动，明白互相矛盾的交代材料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于是嘱咐他们说，关于我的职务，再交代时也不要改口。加给我如此多的职务，只能表明案子是假的。在我们紧张劳动的时候，专案组仍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准备农闲时再进行清查运动。当时专案组设在距我住的房子不远的三间平房中，有一天夜里大约12点了，我出屋小便，走过专案组窗下，他们正在热烈讨论如何给“五·一六分子”定案。我驻足偷听。其中一个人提出同一案件交代材料一人一个样，根本无法定案时，一专案组负责人出主意说：“下一步再搞，我们找一个交代好的人领着交代，让其他人跟着交代，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的口供统一起来，这样案子就能定下来了。”
1970年冬天，干校无活干，于是又开始清查“五·一六”。此时的工军宣队和专案组大概也明白，仅凭那些矛盾百出的交代材料无法定案。但是，因为清查运动是党中央下文要求搞的，不定上一批“五·一六分子”，他们无法向上级交代。再说，反正这些审查对象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管它真假，定上一批就是成绩，就是胜利。所以，又一轮清查开始后，他们企图通过大会交代的办法将审查对象的口供统一起来。然而，这一企图未能实现。因为绝大多数审查对象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口径依然统一不起来，大概我的“五·一六”政委的职务在审查对象的重新交代中也未达成“共识”。
在这轮清查中还闹了不少笑话。有个坚持实事求是的审查对象叫王真，是位军转干部，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五·一六”罪行，成为顽固典型，一直被关在北京。1970年冬天被专案组二人押解来干校。途经信阳火车站、汽车站时，他看到不少乞丐，就咕哝了一声：“不是说农村形势大好吗？怎么还有讨饭的？”来干校后，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押解他的那个专案组成员发言说：“王真这个人真是反动透顶，不仅不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而且还恶毒攻击农村大好形势，胡说农村还有讨饭的。农村哪里有讨饭的？”会后，有个审查对象对我说：“刚才那位专案组的人不是睁着大眼说瞎话么！农村有讨饭的，人人都看得见，他硬说没有。还有比这更恶劣的，秋天收玉米的时候，在场上揭批‘五·一六’，研究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史的著名学者牟安世交代自己的‘五·一六’罪行，他坚决不承认，并据理驳斥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一个清查积极分子气急败坏地将一把玉米硬塞到他的嘴里，不让他说话。”
1971年春天，上级忽然又来了指示，学部五七干校停办，全体队员到河南明港的一个军营集中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一次，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五·一六”不能一风吹。还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过去运动走了些弯路，只重视清组织，忽视了清罪行，这次重新开始的清查主要是抓罪行；只要将“五·一六”的罪行一桩一件搞实了，他们就翻不了案。同时，又传达了中央某重要领导人接见学部工军宣队领导的指示。大概工军宣队领导在汇报中谈到所谓的“五·一六”组织和罪行只有交代材料，没有原始证据，定案难度大，这位领导人要求集中力量抓罪行，并强调“群众参加就是证据”。学部军工宣队领导、66军参谋长余震在动员报告中列举学部“五·一六”的所谓“罪行”，依然是什么“阴谋搞反革命政变”，“进攻中南海，绑架毛主席，扶刘、邓、陶上台”之类天方夜谭式的内容。不过，从毛主席和某重要领导人指示以及中央文件的内容看，近两年的全国性的清查运动遇到了困难。因为根本不存在全国性的“五·一六”组织，用逼供信的办法只能搞出一大堆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交代材料。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清查运动应该停止了。然而，既然有“‘五·一六’不能一风吹”的最高指示，当时谁也不敢否认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假前提，所以清查运动还是硬着头皮搞下去。因为前提是要搞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学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重新开始的清查运动还是只能用逼供信的老办法，逼使审查对象交代如何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反对毛、林、周、康、江等的“罪行”。不过，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追查如何反对陈伯达的“罪行”了。原来在前不久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与陈伯达决裂了。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因为天才问题遭到毛的批判和抛弃。不久，报刊开始不点名地批判陈伯达，定位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由是，前不久还是“五·一六”重要“罪行”的所谓“反陈伯达”就不在逼供之列了。
“九·一三”事件使清查运动乱了套
因为要给每个审查对象定案，就必须用逼供的办法给他们安上几桩“反党乱军”的罪行。工军宣队对追查“五·一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特有兴趣。大概此时毛主席对林彪的态度变化只有党内少数人知道，林的影响在军队还是无所不在。军宣队成员在讲话时引用林的语录比引毛的还要多，开口闭口都是“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因此就不断逼迫审查对象交代怎么反对林彪。1971年9月，正当学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九·一三”事件发生。由于此事是高度机密，先在党内层层传达，10月份方才传达到一般群众，事件的真相至少到10月上旬下层群众还不清楚。但是，当时的人对政治都非常敏感，阅读报刊十分仔细。“九·一三”事件后，大家先是发现经常在报刊上出现的林彪不见了，他的语录也不再刊载，特别是，不久前极力追查的所谓“五·一六”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再也不加追问了。这使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也意识到林彪出了问题。然而，由于没有向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传达林彪问题，我们中的有些人就故意在大会小会上继续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这使宣传队和专案组非常尴尬。10月下旬，除了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一般群众都听到了林彪问题的传达。一天，一个清查运动的积极分子找重点审查对象周绍泉谈话，他们的私交甚好。因为我与周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很快将他与该积极分子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那人问周：“你们‘五·一六’真的反对过林彪吗？”周回答：“你们找到我们反对毛主席和林彪的真凭实据了吗？我们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些‘罪行’，还不是你们硬逼我们编造的么？要说反，还不是你们让我们反的么！”该先生无言以对。
“九·一三”事件使清查运动乱了套。11月初，为了阻止有些重点审查对象继续交代反对林彪的“罪行”，于是专门召开了这部分人的会议。我记得那天去礼堂参加会议的重点审查对象超过百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如吴敬琏、吴远迈、兴万生、伍昆明、李惠国、张德信、张海鹏、郭永才等。历史所参加会议的有白钢、周绍泉、王戎笙、王真和我。我们这些彼此处于隔绝状态的“老朋友”分别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进入礼堂，彼此间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打个招呼。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只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会议开始后，66军一个师的副政委宋义代表工军宣队讲话说：“今天召集你们这些‘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开个会，内容是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宣读文件后，他接着说：“你们这些‘五·一六’骨干分子，交代了二三年，连你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你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你们必须老实交代与林贼的黑关系！”我的天！不久前还凶神恶煞般逼使我们交代如何“反对林副主席”，怎么转眼之间，这位林副主席又成了我们的黑后台？听了这位副政委的高论，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彼此递个眼神，发出了会心的苦笑。至此，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心里更明白，“五·一六”根本不存在！所谓“五·一六”的参加者和“罪行”都是没有边际的。在逼供信的魔杖挥舞到的地方，说你是“五·一六分子”你就是“五·一六分子”，说你有多大罪恶你就有多大罪恶，说谁是你的黑后台谁就是你的黑后台。
“九·一三”以后，尽管林彪又被指定为“五·一六”的黑后台，但清查运动基本上停了下来。这是因为，花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根本就找不到像样的“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材料。这使参与清查运动的绝大多数群众不能不产生疑虑，热情慢慢冷却下来。而有些积极分子甚至专案组成员也良心发现，认为清查运动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只有少数企图将“五·一六”定成死案，使他们锁定的目标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如个别运动领导者和专案组成员，还以百倍的热情叫嚣着“五·一六”不能一风吹，继续千方百计地进行威胁逼供、罗织罪名的无耻勾当。然而，由于大背景的变化，学部工军宣队只能将清查运动停下来，等待上边的指示。这样，从“九·一三”以后，除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仍然由监管人员单独看管外，其他人则转入读书学马列了。1972年7月，我因重病送回北京入协和医院治疗，当时我患上慢性多发性肌炎，7月初已瘫痪在床，口张不开，几乎不能进食。历史所清查运动领导人向学部工军宣队汇报，还认为我这样的重点审查对象不应该送回北京治病，应该留在明港继续交代问题。军宣队领导余震说：“人如果死了，问题也就交代不清了，还是先送回北京治病。”余震的指示救了我的命。以上这个情节是当时在场的一个学部机关的同志后来告诉我的。为此，我至今对余震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住进协和医院后，尽管历史所专案组向医院说明我是“五·一六”重点审查对象，并记录在病历上，但我仍然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并恢复了健康。对此，我一辈子心存感激，永志不忘。1972年8月，上边一纸命令，学部大队人马由明港返回北京。此后，既不搞运动，也不搞业务，大家的日常活动就是读书。我们这些重点审查对象虽然仍处于被管制状态，不准回家探亲，出机关大院要报告，节假日要接受“必须老老实实”之类的训话，但是，毕竟没有了逼供和批斗，个人生活的空间增大了，可以安心读点自己感兴趣的书了。就这样到了1974年，“四人帮”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除了我们几个重点审查对象外，其他人都去听报告，组织学习，布置写批判文章。过了些日子，历史所军宣队一位负责人召集我们七八个重点审查对象开会，传达批林批孔文件，同时要我们结合批林批孔批判“五·一六”的罪行，深挖孔老二与“五·一六”的思想联系。我们都觉得好笑。王戎笙憋不住了，就问：“‘五·一六’与孔老二有什么联系？”那位负责人回答得很干脆：“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倒退复辟！”对于此类匪夷所思的高论，我们当时只能洗耳恭听。训话结束后，王戎笙对我说：“林彪垮了，林彪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这次批孔老二，想不到两千多年前的这位老人家也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这样找下去，还不知道要给‘五·一六’找多少黑后台呢！”
1974年底，又一轮新的工宣队进驻学部，军宣队撤走。这一次，工宣队的主要任务是给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审查对象落实政策。结果是，“五·一六”组织没有了，“罪行”没有了，被审查对象几乎都以“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宣布解放。因为学部作为钦定的“五·一六”大本营、黑据点，都没有找到“五·一六”的一兵一卒，这场无中生有，牵连数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宣告结束。谁的责任也未追究。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轻轻地搪塞过去了。
痛定必须思痛
在这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整个学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我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人，即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历史所被牵连在内的也在百人左右。具有较深厚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杨超被逼自杀，才华横溢的赵国华自杀未遂。由于逼供信越搞越邪乎，在清查者眼里，凡跟造反派沾边者都是“五·一六分子”。例如，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启超之子）的夫人李福曼女士是历史所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年过花甲。她根本就不是什么造反派，仅仅因为给当权时的造反派抄过几张大字报，也被打成“五·一六”。面对花样百出的逼供信，有些人为了获得解脱，就不断编造和提高自己在“五·一六”中的职务。有个也不是造反派而仅仅是跟着活动的老实巴交的书呆型的年轻人，被逼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后仍不能过关，他于是交代自己是“五·一六”的“主席”。有一个自诩能辨别真假交代材料的清查积极分子后来还得意地说：“某某交代自己是‘五·一六’主席，我们就不信。就他那水平，‘五·一六’能让他当主席吗？”为了迫使某些“态度恶劣”的审查对象就范，宣传队和清查专案人员甚至宣布他们犯了死罪，要他们交行刑的子弹钱。军转干部王冶在被逼交子弹钱时，很痛快地拿出五毛钱给他们，使他们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显得异常尴尬。
作为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亲历者和受害者，痛定思痛，我认为我们对历史上的一系列“清”“抓”的运动都还缺乏认真的反思。仔细想来，由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溯“四清”运动、“反右倾”运动、“反右”斗争、“三反五反”运动、抗日战争中的“抢救运动”和发生在各地的“肃反”“肃托”斗争，直至十年内战时期的抓AB团、“肃反”“肃托”等一系列运动，其指导思想，方针路数，方式方法，几乎一脉相承：宁肯错抓一千，不放一人漏网，案子越大越好，罪行越重越好。为此，大胆假设，逼供求证，无视常识，泯灭良知，制造假案，草菅人命。最后真相大白，则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好心办坏事”搪塞。谁也不承担责任。即便承担责任，也不过敬个礼，道个歉了事。更有甚者，则以“母亲错打孩子”为自己开脱。不要说“母亲错打孩子”的比喻根本就不恰当，就算这个比喻是恰当的，人们不禁要问：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错打孩子而无丝毫愧疚之感？更令人不解的是，每次运动过后，那些在运动中心狠手毒，肆无忌惮，大搞逼供信，明目张胆制造假案的心术不正的人，那些犯下命案的打手，有几人受到惩罚？更值得深思的是，几十年来，从抓AB团，到“抢救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血雨腥风，视人的生命为儿戏的窝里斗，自相残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们时刻将实事求是挂在嘴上，可实际上又屡屡办最不实事求是的事；尤其在大小运动中，许多违背常识，泯灭良知，荒唐透顶的案件一再制造出来。如三反五反时打“老虎”，将一个学校的会计打成“老虎”，刑讯逼供，使这个会计“交待”贪污的钱款超过国家给这个学校拨款的数倍，仍不罢休。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学部一个重点审查对象被逼写下了数万字的“反革命政变计划”，其中说考古所“五·一六”的任务是从考古所挖地道到中南海，历史所“五·一六”的任务是冲进中南海绑架毛主席，这样离奇荒诞的“交待”，任何正常理智的人都会判定其为胡说八道，然而领导运动的军宣队竟然作为“五·一六”的重要罪行加以宣扬。铁道兵两个师在北京修地铁，以现代化的施工机械，数年时间才修成几十公里的地铁，考古所“五·一六”以考古工具要挖洞偷袭数里外的中南海，这不纯粹是梦呓嘛！再说，只要看一看8341部队对中南海警卫之严密，连行人都不能在红墙附近驻足，凭历史所几个文弱书生能冲进去吗？我们数十年来以运动方式残酷摧残自己人的教训太多了，看来只有理清事实，找出深层次的特别是制度上的原因，真正实行民主和法治，并建立起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才能避免此类事件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发生。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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