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孙冶方
[ 2008年第9期 我的外公孙冶方 作者：徐庆全 ]
今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诞辰100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冶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身陷囹圄达7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冶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得到国人的崇敬。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冶方的最好怀念。为此，笔者采访了孙冶方的外孙，云南省政协常委、著名企业家武克钢先生。
革命的外公和资本家的外公
徐庆全（以下简称徐）：克钢，我看到的材料表明，你是一个拥有两个外公的人，孙冶方还不是你的亲外公。你还是先介绍一下这里的关系吧。
武克钢（以下简称武）：我母亲生于江苏无锡。那时，无锡有两个有名的家族：荣家和薛家。荣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荣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亲的家族。薛家与荣家一样，都是从事实业救国的大家族，而且两家关系密切。三十年代，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亲外公薛明剑，代表青帮去和绑架方谈判，并同时通过吴铁城报告蒋介石说，江南富商被绑架了，要求派军队。我亲外公的谈判很顺利，救出了荣德生。荣德生离开10分钟，绑架者就全部被杀了。
我的亲外公薛明剑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来的孙冶方。他参加革命后，为免连累家人改名，从母姓孙。薛明剑有子女16个，而薛萼果则无儿无女。南方有这样的传统，兄弟之间如果有的没有孩子，另外兄弟的孩子多，就要过继给没有孩子的兄弟。薛明剑就把我的母亲过继给了孙冶方，所以我是孙冶方正嫡的外孙。在我眼里，他就是我的亲外公。
徐：薛明剑是大资本家，又和国民党有联系；而薛萼果也就是孙冶方，则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反对国民党的人。你有一个属于大资本家的亲外公，又有一个属于颠覆资本家制度的外公。很有趣啊。
武：的确，兄弟俩相反。薛明剑走的是富民强族实业教育救国之路，孙冶方走上的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之路。虽然今天人们只知道弟弟而对哥哥知之甚少，但70年前情况却正相反。薛明剑做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是当年南方民族工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孙中山和蒋介石器重。从现在留下的他的遗稿看，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企业管理家。他甚至可以把一个纱厂按照我们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经营。
徐：薛明剑比孙冶方大14岁，“长兄如父”，按理说，孙冶方也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员，可他为什么却选择了共产党？
武：孙冶方是有些书生意气、书呆子气的人，因为他是兄弟中最小的老四，所以大家都很照顾他。其实，他后来走上了与薛明剑不同的道路，也是很偶然。他晚年几次跟我讲，人生都是很偶然的，如果那时他再大两岁，就会被薛明剑带去投奔国民党。14岁那年，孙冶方考取“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在这里，他遇到了老师张效良（张志和）。据外公讲，张效良是中共最早期的党员，曾东渡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他感觉理想破灭，就只身奔赴南洋在槟榔屿群岛华侨中学任教。1922年春，因组织华侨抗争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者侮辱中国，干涉华侨教育的条例，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他到孙冶方就读的“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发展组织，宣扬革命。就是这位张先生在薛萼果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完美存在方式，共产主义必定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的意识形态种子。这成了薛萼果——孙冶方一生再也没有动摇过的信仰。不仅如此，受外公的影响，薛明剑家里的5个孩子也都投奔了共产党，包括我母亲在内，后来都成为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干部。
徐：薛明剑、孙冶方都是你的外公，而且这两个外公所走的道路又是那样的不同，在你与他们交往时，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呢？
武：当然有了。解放以后，薛明剑是被改造的对象，而孙冶方则是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两个人的地位天壤之别。薛明剑住在上海，小时候，我到这个资本家的外公家里，也感觉很气派，他住在很漂亮的石库门一大栋小洋楼里，但常常牢骚满腹，因为他是被改造的对象嘛。不过，外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很重视，他让我们背诵古书，诸如《论语》、《三字经》等等，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外公有很深厚的国学修养，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他逼我学写毛笔字，并一笔一画地教我。我现在还能写点多少像样子的书法，就是得益于外公的启蒙。
孙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住得也很好。我到北京外公身边感觉很风光，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由于他的革命经历，与周总理、陈毅、朱德等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经常串门，我也成为他们眼中的小宠儿。周总理喜欢抱我，邓颖超大姐给我拿糖吃，那时候糖是非常珍贵的。外公和陈毅都是新四军出来的，所以关系更熟悉一些。陈毅抱我，喜欢用胡子扎我。我8岁那年，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回来和同学讲我见到毛主席，他们还认为我在吹牛。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知道，北京的外公是革命的。他对我要求也很严格。我上小学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母亲最严厉的训斥就是：“你这样的成绩怎么交给外公？”她说的是北京的外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十四五岁了，开始懂事了，但我两个外公却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母亲警告我不准在外头讲任何一个外公，好像要把我童年这一段回忆抹掉似的。因为上海的外公作为资本家被抄家揪斗；北京的外公作为反革命也被打倒了。
徐：那你呢？文革初期是不是也很狂热？有没有参与揪斗你的两个外公？
武：狂热是肯定的，但没有参与对外公的揪斗。“文革”时我们家在武汉，虽然文革的风暴让我很狂热，也积极参与，但也没有想到我两个外公应该揪斗。不过，说起文革的经历，我也是很有意思的。今天一些有记载的文革中的大事，鬼使神差的我都在场。1966年，毛主席在武汉横渡长江，现在还有一幅照片，除了保卫毛主席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孩子围在主席身边，其中就有我。这是当时王任重让他儿子王世龙安排几个同学来，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毛主席。还有，因为我和王任重的儿子王世龙是同班同学，我也是第一批到北京参加“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学生，住在中南海里。我采了好多中南海的松柏，回到武汉给同学每人发一枝，让他们也沾点北京的“仙气”。上海王洪文带人冲击车站的“安亭事件”，我就在场。那时，我上海的外公还没有被揪斗，我去上海外公家，火车走到上海就被困了，在车里待了整整三天三夜。我到外公家后。外公一连串地向我发问：你是不是红卫兵呀。我说是呀；他问，你抄人家呀？我说，抄过。他严厉地说：不可以的，不对的。其实，解放以后，外公对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拥护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也是积极参与者。但对于“文革”，他开始就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道理。
改变我家命运的是武汉“七·二○”事件。不仅我父亲被抓，我也被通缉。我是通缉令名单上年龄最小的一个，通缉令和红卫兵袖章还都在。父亲被抓前，给了我一张纸条，要我带着它去南京找许世友伯伯保命。这样，我才参了军。我父亲也是老红军，革命历史非常清楚，所以，虽然被抓但很快被解放了。我母亲是属于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恪守着“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信念，因此，父亲一回家，她坚决地又要父亲把我弄回来，宁肯让我去插队。插队时间不长，我就到大冶钢厂当工人，在钢厂入团后，表现特积极，还当过大冶钢厂的团支部书记呢。
徐：你这样积极，是不是觉得你的两个外公，的确应该被打倒？
武：对于上海的外公，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资本家，揪斗也是应该。对于北京外公，由于他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的那一套提出批判，他在1964年就遭到了批判，而且这场批判还是康生发动的；文革中，他被继续批判并被抓进监狱，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好理解。当然，我当时也不懂他的观点。说他们的确应该被打倒，那也不至于，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外公呀，但让他们接受批判，我也的确觉得应该。不过，后来我就不这么想了。
在北京与外婆相伴，接外公出狱
徐：你说这个“后来”，是什么时候？
武：就是“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我有一种晴天霹雳般的震动，傻啦、害怕啦，开始觉得不对头了。那时，我就有些思考了。我掰着手指头数，毛主席身边的人，除了周总理，简直没有一个好人啦。我小时候觉得和蔼可亲的杨尚昆、陈毅等人，都是坏人，我难以理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推而广之，我的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北京外公和正在劳动改造的上海外公，我也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坏人。我把这个想法和母亲说了，母亲四十年代末在武汉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当然看得比我更远一些，只是她不说而已；母亲这才给我讲了北京外公的学术观点，并把他的书找来给我看。我越看越觉得，北京外公真是了不起；越看越觉得，对他的批判是必然的，因为他的观点，与毛主席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简直是南辕北辙。
徐：你是不是这时候才觉得，有这样的外公应该真正感到自豪？
武：确实感到自豪。同时，也觉得，应该与外婆洪克平联系。母亲也说，等你到北京上大学，一定要看看外婆。
徐：等你到北京上大学？你那时要到北京上学？
武：那是1972年，是推荐上大学。我经过了工人推荐、党组织选拔几道关口，就等着录取了。但是，到最后我的名额被大冶钢厂军管会负责人的女婿顶了，我就没上成大学。这对我刺激非常大。我也不想沾父亲的光，就到长江航运厂当了一年水手，1973年才被推荐到北方交通大学。
母亲特别高兴。临行前，她把我叫到跟前谨慎叮嘱我：“到了北京想办法去看看外婆，外公被抓起来了，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抓的。他是反对林彪的。现在林彪都死了，他也可能会很快被放出来。他是个老共产党员，他是个好人。”母亲先让我向在北京的大姨妈打听情况，如果情况不好，就先不去。
徐：你去了吗？
武：当然去了。那时，外婆住在三里河一个筒子楼里，早就不是我小时候印象中漂亮的四合院了。自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独居，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我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应声。后来，外婆说，她就想不到会有人到家里来的，以为是敲错门了。外婆见到我后，一把就把我抱住，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没有想到你会来，你外公也不知被抓到哪里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音信了。”然后，又急切地问：“你母亲还活着吗？你家里人还好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后来，我经常来，帮外婆做家务，帮她劈柴、烧煤、做饭。
徐：你跟外婆都谈些什么？
武：谈的最多的还是外公。我虽然从小就知道外公很不简单，与中央领导同志关系那样密切，读了他的书后我又觉得他最有学问，更了不起；但是我对外公的历史了解很少，我和外婆谈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外公的历史。从外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外公是这样了得：老共产党员，还和王明、杨尚昆、张闻天等人一起在苏联留过学。外公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当年还差点被共产国际枪毙，因为蒋经国的缘故才保了一条命。邓小平、叶剑英从法国回来到莫斯科学外语，学政治经济学，外公就是他们的老师——后来，外公病重邓小平看望他，称呼他为“孙老师”就是这么个来历。
徐：了解了外公的历史，是不是对外公就更加崇敬了？
武：不是崇敬，就是觉得外公的骨气特硬。那时，外婆最担心的是外公的生死，她想知道外公是否还活着。外公抓走后，既没有人来通知过她什么，也没有人叫她送过衣服，她也不知道去找谁去问。我就到外公所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经济研究所去打听。可是，经济所早就乱七八糟了，不知道谁是谁了，根本问不出来。
徐：但不管怎么说，有你常来看外婆，外婆毕竟要比一个人独居要好多了。
武：那是啊，不过，后来外婆就更高兴了，因为他们的养女李昭也来了。这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复出，大刀阔斧地整顿文革的混乱局面，对老干部的监管也逐渐放松了。这一年的10月，有人通知说，外公还活着，可以去看他。我立刻陪外婆到秦城监狱去看外公。但到秦城监狱门口，我却不能进去，只让外婆一个人进去。外婆出来就哭了，告诉我：“老头子太可怜了。”外公倒没有诉苦，只是向外婆要草纸，后来才知道他是用来写东西；要被子，说这里冬天很冷，被子太薄了。他告诉外婆，在监狱六年，他就做两件事：一是写外调材料，一是读马恩、毛泽东选集，他把《资本论》都快读烂了。
徐：其实，当时孙冶方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还在写作，只不过是靠打腹稿而已。
武：是的，但是他还不能和外婆说这些。后来，我又陪外婆去过几次，但都不准许我进去。1975年初的一天，外婆突然打电话到学校找我，留言说有事。我就赶到外婆家，原来外公要被放出来了，要我陪她一起去接。那天，学部的军管会也来人了，陪我们一起去秦城监狱。外公走出监狱大门后，我看他有点迷茫有点糊里糊涂的样子，可能因为他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放了出来的缘故。这是我10年后第一次见到他。他有些茫然地盯着我，后来才如梦方醒地叫了声“沙沙”，那是我的小名。没有意外的惊喜，平淡得一塌糊涂，而我却忍不住泪水。
徐：大概由于军管会的人在，外公也不好说什么吧。
武：是的。不过，这次放外公出来，我们感觉很突然，并且也不知道放他出来以后怎么安排。在路上，军管会的人也没有说。接到他以后，车子就直接把我们拉到学部军管委员会去了。等了片刻后，来了一个军管会的什么人，趾高气扬地和外公谈话：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是记录在案的；党的政策是什么什么等等。外公沉静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谈三点：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对我的学术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争论，可以批判，但我还没有认识到我错在哪里。”军管会只好自我解嘲地送外公回家。
徐：回来以后，有关部门有没有再找麻烦？
武：没有。中国的事就是这么奇怪，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就简单。外公回来后也没人管他，也没人发给他工资，也没人找他谈话，起码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他成了被“遗忘”的老人了，他也不敢和人家联系。当年抄家时，把外公家都抄遍了，书全部搬走了，就有一样东西被外婆保护下来了，一台20寸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是稀有的东西。外公就靠它解闷。外公回来后，我天天去他家，大姨妈和小阿姨李昭就礼拜天偷空来。那时只靠外婆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过得很拮据。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浪中
徐：对于一个在监狱都思考的人来说，不会这样只靠电视机解闷吧？他有没有和你详细聊监狱里的生活？
武：聊过，他详细地给我讲了为什么他会很早就被抓进监狱。他告诉我，至少从1958年开始，中央的一些人就对他很不满意了。
他说，1958年大跃进时，“一大二公”之风盛行，张春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吹供给制，“我坚决反对，由此我提出了‘价值论’。张春桥不满还在其次，因为那时他还构不成对我的威胁，当然，后来文革时就另当别论了，主要是中央有些人对我不满。1962年6月到8月，陈伯达邀请我每天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参加‘座谈会’，康生也几次约我去‘座谈’，让我讲我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实我知道，那是他们‘钓鱼’，以便收集我的‘修正主义罪证’，以后再将我一棍子打死。有些好心人劝我不要参加，我坚决要参加。我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辩权，允许我反批判就行。帽子总是要戴的，不是戴这顶，就是戴那顶，可是答辩权最要紧。’1963年底，那时候已经是‘反修防修’了，我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次扩大会议上还是讲了我的关于利润问题的观点。一些朋友到我家里劝我，我还是认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比什么都重要，谢绝了朋友的关心。”
徐：孙冶方的朋友后来对这次会议的情况有回忆。朋友对孙冶方说：“现在风声很紧，还是不要再讲利润问题。”他回答：“什么是风声，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说明他对学术严重的“风派”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平心死后，他感念平心的风骨，发议论说：我憎恨那些文化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恶霸、恶棍，但我也讨厌那种闻风而动的风派人物。这些人并不是不懂马列主义常识，而是有私心，因而东风来了唱东调，西风来了唱西调，经常变换脸谱，完全丧失了一个科学工作者起码的品质即诚实。所以，我们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
武：是啊，他不会做风派人物，仍然坚持写这方面的文章，公开刊物发表不了，他就在内部刊物发表。用当年康生的话讲，简直是“死不改悔”了。到了1964年，康生、陈伯达就根据外公在内刊上发表的文章，给他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有一次他们指定他去参加会议，讨论一篇在他指导下，由几个年轻人写的有关生产价格的论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说：“不必批判年轻同志，这些观点是我的。”就这样承担了政治责任。在会上他阐发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资金利用效益的重要之后，严正声明说：“要解决几十年的疑难，是要冒点风险的。尽管人家在那里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观点，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在重重的压力下，有的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有的人灰心失望准备改行。可是他在会上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我来说是遭遇战，我应战。”他还说：“你们没有把我打垮，现在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我，而是别人！”从此对他的打击一步步升级，直到“文革”开始，1968年4月4日夜间他被带上手铐，关进秦城监狱以后，人们才再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不过，他进了监狱还跟管理人员“叫板”。他对管理人员说：“死不足惜，声誉毁了也不要紧，我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形成的观点决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来，让人民去作公正的判决。”老头子他坐了七年的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坚持写他的“论战书”。这些理论经过了二十年的“反思”，因而他是有充分信心的。狱中没有纸，没有笔，他就打腹稿，反复背诵，达八十五遍之多。他长期患肝病，居然熬过了极端苦难的七年铁窗生活。真是奇迹！
徐：老人家是靠信念活着的，要不然也不会刚过上几年好日子就去世了。
武：是啊。据当年被关进秦城监狱后两三年就放出来的人到我家说，在那里是单人监禁，没有人说话，人很容易被关疯的，犯人们都盼望提审，好有说话的机会。外婆一听，就哭着对我说，老头子被关了好几年了，你说他会不会被关疯了。在一旁的徐雪寒爷爷说：你放心，老孙不会疯的，他是个有信念的人，他会好好的活下来的。的确如此。外公谈到这一点时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
把他从监狱接回家不久，他好像从迷迷瞪瞪的状况中醒过来了。他对我说，他要看书，让我到我们学校图书馆给他找书找报纸。我们图书馆也没有什么书，就把这几年报纸给他借回来，他翻看了一遍。然后，让我到学部去找他被查抄的书。我求爷爷告奶奶地费了半天劲，才知道书的下落——都放在学部的地下室了。但是，军管会的人不让我搬走。我与他们大吵大闹，他们做了让步，说，要搬也可以，但要经过检查，把反动的书留下来，不反动可以搬走。他们检查了半天，给我留下的大多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和同学顶着大风，蹬着板车给拉回来。就是这样，外公也高兴坏了。
徐：有书可读，他当然会很高兴了。那时候他是不是整天读书研究？
武：也不是。那一段时间，他同时干四件事情。第一件是读书。其实，他在监狱里就把《资本论》、《马恩全集》从头到尾咀嚼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又重新读。那时候，张春桥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认为价值和商品，造成资产阶级法权，引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外公读后，说，这是断章取义。他查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写了一篇驳斥文章。我帮他抄写后，他写上“送中国科学院学部”。我和外婆担心，要是送上去会不会又被抓进监狱啊。他坚持要送上去。后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又点他的名说：“孙冶方又要翻案了。”与这事是有关系的。他不但不怕，还坦然地说：“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经济学问题，我可以同她争论。他们把经济搞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也是我孙冶方的罪过吗？”
第二件事，整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纲要》。这是他在监狱里默诵几十遍的一部书稿。他口授我帮他记录，一部分一部分地来，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所专门安排助手帮他整理。
第三件事，是与一些“老右派”们串联。1975年下半年，这些“老右派”们活跃起来，互相串联。外公家里常常门庭若市。陈翰笙、阳翰笙、徐雪寒、梅益、方毅、宦乡、汪道涵、张劲夫等等，我在报纸上常看到的“反革命分子”都来了。他们来，只要我在，都是我做饭。外婆常对来人夸我：沙沙能做一桌子酒席呢。他们在饭桌上什么都说。你还别说，这些人还都挺“猖狂”，议论国家大事，那真是放言无忌。我印象很深一次，这些朋友在家里议论毛泽东，外公声音特别大。他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老毛啊，老毛，你可把我们国家害苦了。”我听了感到非常震惊。虽然“九一·三”事件后我对文革有所反思，但毛泽东的形象在我心里还是很伟大的，陡然听到外公这样说，还是有些接受不了，但那些老人们却点头称是。
第四件事是：写各种各样的材料。外公经历比较复杂，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历史问题被关进监狱，遭受审查。有些事情我是知情者，一定要如实写出来，交给组织，不然，有些人会一直被冤枉下去的。他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做这件事的。他写过有关“二十八个半”的材料，江浙同乡会的材料，关于上海地下党、关于潘汉年和扬帆的一些事情。这些材料都是我帮他抄写的，由此，我也知道了很多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外公对扬帆和潘汉年遭遇不幸常常感到不平。他在材料中专门写了这个问题。后来，我陪外公到上海见过扬帆，他的眼睛都瞎了，外公和他见面就抱头痛哭。我帮外公抄写后，外公仍然要很正式的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认真的报上去。“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江青说“小小孙冶方胆大包天，竟敢直接攻击毛主席”，就是冲着他送上的那些材料来的。
徐：“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是1976年了，“四人帮”一伙占了优势，对孙冶方有没有实际行动？
武：没有了，1976年的形势眼花缭乱，我想，江青他们也顾不上了，只是口头批判而已。
徐：1976年年初总理去世，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外公和总理感情很深。那时候，他是怎么看的？
武：总理去世后，外公一天没吃饭，唉声叹气、烦躁不安，时不时地老泪纵横。我才知道总理在外公心中的分量。”四五“悼念总理的活动中，我真是积极的参与者。从3月底广场上开始摆放花圈开始，一直到4月5日被镇压，我都在广场。最后一个花圈是我们学校的，我扛进去的。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是首钢和长辛店的工人民兵，正好有一个带队的人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师哥。他告诉我们，已经下了镇压令了，外面封了你们出不去了，跟我们在一起吧。我就跟他们一起混出去了。
那段时间，外公到处打听消息。来家里传消息的人也多。传邓小平的话、毛主席的话。我记得学部原来的党组书记梅益来，还跟外公开玩笑说：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跟你老孙也有关啊，江青就说过，“小小孙冶方竟然敢反毛主席，这样的右倾翻案我们不打倒行吗？”外公哈哈大笑。
我每天从广场回来，就向外公详细汇报。外公常常很兴奋，说，人民开始觉醒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带我去看看吧。可外婆坚决不同意，甚至同外公和我吵起来了。外公和我无奈，就趁外婆睡午觉时，偷偷溜出去。我和我的同学用自行车把他从三里河推到天安门广场。外公长得很像外国人的，穿着五十年代的呢子装，又拄着拐棍，很洋派地在广场来回看，在总理遗像前鞠躬。很引人注目，据说还被当时监控人员拍下来了。悼念活动被镇压后，外公非常愤怒，情绪都有些崩溃了，觉得国家又将陷入深渊，他也会被再次抓起来。他甚至精心地安排后事：他要我少到家里来，怕他的身份牵涉到我；把他的经济学的手稿交给李昭和我保存，希望将来有机会发表。这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才又像无事人了。
改革开放政策的推手
徐：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对于这两件大事，你外公是怎么看的？
武：毛主席逝世，我和外公都没有过度的悲伤。那时我们思想已经变了，总理、朱德去世非常痛苦；因为受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感染，毛主席“神”的光环已经消失了。那时，我很关心毛主席逝世后的政局。我和外公仔细看参加毛主席追悼会的长长的一串名单，煞有介事地讨论政治局人选，分析邓小平还有没有机会，谁能帮邓小平，谁和江青等人站在一边。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在10月6日下午就知道了。我们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消息也比较快。华国锋的女儿的男朋友在我们学校，他傍晚就告诉我们了。当时主持铁道部工作的郭维城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郭也参加了西山会议，7日上午，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女儿。消息得到了确证，我非常兴奋，也不管上课不上课的，就直奔外公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外公兴奋得像小孩一样，用拐杖顿地，大喊大叫。然后，他就到处散布这个消息。而我给大姨妈报信时，大姨妈根本不信，一把抓住我说：天安门事件你就把我吓个半死啊，你现在又搞什么呀！不准再胡说八道。
徐：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自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开始走上迷途，到“文革”更加陷入崩溃的边缘，而“四人帮”在经济界的流毒格外深。因此，经济界拨乱反正的任务格外艰巨了。
武：是的。这时候的外公，仿佛焕发了青春，无所顾忌地投入了拨乱反正洪流中去。他撰写了好几篇文章，肃清陈伯达、张春桥的“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谬论，他的批判文章影响广泛。外公以他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徐：我采访经济学家赵人伟时，谈起这一段历史，他十分推崇孙冶方的理论勇气。他说，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分析和解剖，孙冶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顾准。
武：“文革”后，外公快七十岁了，仍努力学德文，作调查研究，写文章，读书作笔记。他的思考也十分活跃，并对中国的体制作了深层次的思考。他在1977年11月16日的日记里，记载他通过读书和思考，认识到权力的腐蚀作用。这对他来说是一重大发现。还有一件事：1978年6月下旬，他从外地讲学回来，对于“唯上”的学风提出批评。他以马寅初的人口论为例，十分赞赏马老在1959年遭到围攻时说的一段话：“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些批评者们投降。”
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传统。
武：1979年9月，外公检查身体，发现胆囊附近有黑影，医生从他腰部抽出了淤血，于是立即剖腹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他开刀不久，就支撑着伤口未痊愈的病体，为多年未得彻底平反的老战友沙文汉向中央写报告。这报告是他用两条长纱布拴在床上，拉着纱布强坐起来写成的。
动手术后，外公休养了一个时期，又开始各种活动了。他照常读书写作，参加会议，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用他的话来说，是“放炮”。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很尖锐，引起一些人的震惊。会后，他遇见李先念就问：“我是不是有些过了？”李先念说：“孙老你又放炮了，不是过了而是轻了一点，要多放几炮支持一下小平。”外公这些人是全力支持邓小平的。
外公尽管身体虚弱，但他还是继承三十年代的传统，搞调查研究。他经常拖着病弱的身体，到处走。他到四川时，我陪同他一起去。赵紫阳热情地接待他，并和他就一些经济问题进行探讨。此外，他还到云南、山东等地考察，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改革开放政策。
徐：其实，你外公不仅关注经济问题，还常常“管闲事”，对文艺界的事情也不平则鸣。王元化先生生前我曾采访过他，他与孙冶方在上海沦陷时期就在一起工作。他提到你外公为电影《天云山传奇》写文章的事。
武：对这件事，我也认为他在“管闲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好像是1982年放映的，放映不久就被某些报刊斥为“完全歪曲了反右斗争的真相”，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化上的反映”。外公在医院里看到这些评价后，就对我说：想办法给我找来看看。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一个录像机和带子，在病房里放给他看。看完后，他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道理：第一，反右派题材的东西不能禁止；第二，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沾边。我要写文章对这种无理的指摘进行抗争。他给夏衍和张光年打电话，说要写文章。夏衍和张光年虽然对外公的支持表示感谢，但都不同意他写文章，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也反对，要他爱惜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坚持要写，以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投入了这场论争中去。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对这部片子基本上肯定了。
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
徐：你1979年到蛇口去工作了，与外公的接触也就少了吧？
武：我1979年到蛇口，只是短期考察。1980年才正式到蛇口工作。蛇口是“特区”，一切都在试验。我虽然见外公的时间少了，但我们经常联系。对于蛇口特区这个新生事物，外公极为关注，经常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要我告诉他蛇口的情况。1981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刚上马的特区就被攻击为是资产阶级的温床。有些所谓的理论家，还酝酿写了一篇《租界的由来》，广为散发，挑起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外公很关注。他特意给我写信，要我把对香港经济发展的看法，我在蛇口的感受，实事求是写给他。我给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谈到蛇口生气勃勃的景象，对那些挑起姓资姓社争论的理论家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封信外公修改后，变成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外公送给了胡耀邦。耀邦批示给有关部门参照，并将附件给了外公。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还起过一些作用的。
也是在这次争论中，原来派我们到蛇口的交通部，担心又犯路线错误，把我们全部调回来，规定：全部干部撤回，一个不留，谁留下党员开除党籍、科技人员开除工职。两百多干部都撤回，等于让蛇口这个新生事物陷入困境。我对此坚决反对，我坚持要留下来。我和外公谈了自己的想法，外公坚决支持我，并鼓励我在那里作出一番事业。这样，在北京，交通部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留在蛇口，在哪儿都是为党工作。结果，交通部就留下我们三个人。我告诉外公后，外公很高兴，并鼓励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一定要坚持住。
徐：我看到有关蛇口特区的著述中，多处提到了你。后来，你还当官了。看来你没有辜负外公对你的期望。
武：是的。1984年，我被提为蛇口区的副区长，我来北京公干时，我的交通部的老领导苏宁见到我说：“鼻子一犟还犟出名堂来了，如果留在交科院你还当副局级？连课题组长都通不过。”不过，那时外公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徐：你在蛇口期间，外公已经因病住院了。想必你也没有时间常来看他吧？
武：我虽然在蛇口，但回北京的机会非常多。每次回来，我就要在外公身边待几天，等到他1982年癌症住院时，我在北京的时间更多了，常常陪伴着他。1979年，在得知外公得癌症后，小平同志有一个意见：一定要把孙老的经济观点留下来。中央为了抢救外公的经济思想，在青岛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现在都成了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家了。
1982年，外公病势转危，住进了医院。不过，他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这一年，十二大召开，他作为中顾委委员、大会代表，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认为党中央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年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充分把握实现的。但是也有人信心不足，认为速度定得太高，又要犯浮夸与冒进的老毛病。中央领导同志从简报上看到了这个发言，便想请他写篇文章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放松，总是念叨着：“这是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把文章写好。”
赵紫阳看到他的发言后，专门到医院来和外公商讨，我正好在。赵紫阳刚当总理，就经济管理问题征询外公的意见。外公说：“总理，要管好经济工作，记住一点：统计要独立。我们吃统计的亏太大了，统计不独立，统计就不真实，经济就会出问题。”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统计要独立》的文章。谈到经济20年翻两番的想法，赵紫阳问：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握？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外公说：我经过思考，认为有把握。我正在写文章阐述这种思考。这次谈话后，外公的意见被写进了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来，外公就写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
徐：这是一篇当年反响很大的文章。它的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对那些迈不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武：是啊，现在来看，意义更加凸现。你不知道，那是外公在病床上写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让人把一大摞子的书和参考资料都拿到病房里，他自己看，也让人们给他读。我还专门请人给他做了一个床桌，把床摇起来后他就可以俯在床桌上写东西。这篇文章，他先给我讲，我就记录，有一个稿子后，他再讲，助手记录。最后他修改。助手把稿子给他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他边听边提出修改意见。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又一遍地念给他听。我念的都已经口干舌燥了，他还是倾注全神在谛听、在思考、在推敲。次日一大早，他一遍一遍地修改着。打印后，晚上，他又让我再把稿子一遍一遍地念给他听。
稿子见报当天，下午两点，赵紫阳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他，总理已经看了他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对于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和200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还告诉他，胡耀邦同志看了，陈云同志看了，都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姚依林、陆定一、薄一波、伍修权、周扬、薛暮桥、于光远等都打来电话，祝贺他为党、为国家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外公听后，一阵轻松，对李昭和我说：“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文章了！”我们自然心情很悲凉。
徐：看来，外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了解的。他这是奋力一搏了。外公去世时，你在他身边吗？
武：在。外公在弥留之际，提出一个非常怪的要求，想吃红萝卜皮cheese，也就是奶酪。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因为外公给我讲过。当年，外公在去莫斯科留学的火车上，每人发几个面包和两个红萝卜奶酪。有一天，苏联的列车长冲进中国留学生所在的车厢，大喊大叫大骂。后来才知道，有人嫌红萝卜奶酪不好吃，扔到厕所里被苏联人发现了。这位列车长很愤怒，叫嚷说：全苏联人民都吃不上的东西，优待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居然给扔了。后来才知道，是王明扔的。外公说，他们不喜欢吃，可我喜欢吃。所以，当外公一提出这个要求，我就明白了。可是，当时条件有限，到哪儿找呢。后来，还是梅益通过关系找到外交部才弄到的。外公躺在病床上，一片一片的削着吃，一脸陶醉。他削一片给我吃，我一尝差点没吐出来，一点都不好吃。外公说我是“土包子”，洋东西你不会吃的。
外公其实挺洋的。1949年上海被接管以后，外公在上海财委工作。办公地点是原来日军侵华司令部。当时要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清走。外公突然发现，有留声机和一柜子唱片。他就把这些搬到了办公室一直保留到他去世，现在都在我这里。外公一辈子喜欢听音乐，而且听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他住院时，留声机拿到了病房，他就在这音乐中与病魔抗争。我在陪伴他的过程中，听懂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等等。他不会弹琴但他会听音乐。古典音乐，曲子一响他就可以讲出音乐表现的意境。所以，追悼会时，我自作主张：不放哀乐，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因为这是他生前最喜欢听的。
徐：我看到过外公的遗嘱，其中一条是不开追悼会。可是后来还是开了。
武：外公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死后尸体医学解剖，不举行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对我的经济学观点，开个评论批判会，正确观点，广为宣传；错误观点，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以外公的贡献和级别，如果按照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中央不好办。后来，还是搞了一个小型遗体告别仪式，不算是追悼会。这个仪式是我一手操办的，我不要一个花圈，但是满屋子布满了鲜花。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方毅、张劲夫、汪道涵等，都来了。王光美阿姨一直在现场陪伴着我们。
徐：这个告别仪式是别具一格的。
武：外公一生特立独行，我想，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喜欢这样的送别方式的。告别仪式结束后，把外公送进火化场，我才陡然感到失去外公的痛苦，（下转第76页）（上接第39页）失声痛哭了两个多小时。
徐：你外公去世前，由薛暮桥、徐雪寒等55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薛老提议：孙冶方搞了这个基金会，以后我们其他人就再别搞了，我自己表态，以后绝不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已经25年了，推出了一批一批经济学家，像现在著名的李克强、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等。
武：其实，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除了推出新人的作用，还有团结“旧人”的作用。
徐：什么意思？
武：我这里说的“旧人”，是指一些老经济学家。你知道，改革开放3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界观点分歧相当大，“左”、右之争在经济学界表现得更强烈一些。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很难坐在一起。可是，每当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或开会或评奖时，不同观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人，也能聚在一起，共同商讨问题。我作为理事，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很好玩。一位经济学家曾感慨地对我和李昭说：如今的经济学门派很多，有些会你出席了，他就不出席，也只有在纪念孙冶方的旗帜下，才能把这么多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聚到一起。
徐：谢谢你接受采访。
（责任编辑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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