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图书馆五论
冉云飞：图书馆五论
按：转载冉云飞先生五篇论“有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关注。这五篇文章依写作前后为序分别是：
1. 我被逼成藏书家
3. 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
冉按：本地一家杂志的朋友，要做一个“成都人为什么不读书”的选题，要我写一篇“偏颇”的文章，以耸视听。要是早几年，我会这么干的。但现在我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这个选题结论的依据何在？有没有调查数据，如果有，请传予我，我用数据说话。如果没有，我的确不能写这篇文章（这些数据他们当然是没做的，中国做传媒的人还不习惯用板凳上钉钉的数据来胜过万千言语）。朋友深知我对中国的图书馆比较痛恨，当然也包括成都地区的图书馆。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成都的文化环境并不好，也是导致“成都为何什么不喜读书”的一个因由。我想这个角度我还可以接受，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想法，当有人说我是藏书家（其实我是不配这个称号的）的时候，我就说我是被逼迫出来的。现将此文刊发于敝博，该杂志亦就这两天出来，大家可以垂注。不过，按老例，在杂志出来之前，本文谢绝传统传媒和网络媒体的转载。
做一个明白人的方式有多种，读书是其中的一种。有许多人说，书读多了要成呆子，我一直以为这不是真懂读书的人，这是书不害人人自害。把书读得通透自如，就能纵横驰聘，不受书本及过往知识的束缚，并由此开辟自己的新天地。作为一个读书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自是必不可少，但博览群籍更是必须。要博览群籍，一般少不了与图书馆打交道。
但在中国与图书馆打交道，以我有限的经历而论，是并不愉快的。按理讲，图书馆作为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共用品，应该像国外各类图书馆一样，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但中国的图书馆却是高屋深锁，很多好的书籍，好比禁书一样，长年难与读者见面，失却了开启民智的功能。书籍收进了图书馆，大有侯门深似海，萧郎是路人的慨叹。而图书馆的服务，大多是典型的官场作风，门难进，脸难看，借书分等级且不方便。更有甚者，靠借书及复印牟利，刁难读者，服务态度极差，这样的图书馆不是少数。本来开启民智，传播知识的图书馆，却成了禁锢人们追求真知的拦路虎，真是令人愤懑不已。
成都市图书馆这几年开始有些改进，比如免费让市民在周末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开过讲座的有流沙河、袁庭栋、阿来、何大草、麦家、洁尘、邓贤、朱成等人 ——让周末听讲座，成为成都人休闲及获取知识的好方式，假以时日，浸淫日久，必将培养出很好的文化氛围。不特如此，听身为成都市图书馆副馆长的肖平兄讲，他们已减化办理借书的手续，将部分图书馆的资料免费上网让民众查阅，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举措。当然我本人没有在成图借过书，不知是否真的方便民众？总之，即便是小有改进的成都市图书馆，在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诸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做，大有空间可为。至于那个似乎永远也难以全部开放的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的书一直打包放在仓库中，任其霉烂，这便是说自己要做文化强省的政府官员们，对四川省图书馆的特别“贡献”。一个藏书量如此之巨的省图书馆一直因与商家扯皮，以及政府在公共产品营运上的不作为，减少了对民众真正的服务。一个图书馆不把为读者服务放在首要位置，这样花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图书馆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吗？成都人的读书环境，可改善的地方仍旧很多，那些成天喊口号要做文化强省的政府官员，多做些实事，少喊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就是百姓之幸之福了。
坦白地讲，我比大多数中国人都爱书，但我并不富裕，却为何聚书如此之多呢？那就是中国的图书馆当然也包括成都的图书馆，不便于借阅而造成的。为了求知，阅读更多的书籍，我节衣缩食，常年奔波于各种旧书摊及旧书店，一本一本地精挑细选，聚回家中，二十年如一日，以致成今日的规模。可以这样说，我的写作及读书生活，几乎全仰仗于我自己搜罗的书籍和资料。成都的旧书店及旧书摊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第三大旧书集散地，但成都市的城管却将许多旧书摊撵得鸡飞狗跳，一方面是对弱势者的欺负，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化建设的漠视与损伤。二十年来，旧书市场从猛追湾、二仙庵、草堂寺花鸟市场、清江北路三十一号草堂侧的成都古玩市场、送仙桥等地辗转，我始终跟随它迁徙的脚步，找寻自己心爱的读物，所获甚丰。我无法想像没有旧书市场的生活，如果没有像淘书斋、缥缃书局等古旧书店对我的帮助，我哪里能够接二连三地出版各类著作？我虽然藏各类线装及平装书籍近三万册，但不敢自封为藏书家，也不曾参加过任何关于藏书的评比，但我敢说，自己藏书质量是颇高的。我不是那种藏书等待其升值的藏家，而是藏而用之的人。但为了说明图书馆在我读书生活中的缺席，只好用这样的标题了。我是个典型的因图书馆对读者的傲慢，不好好为读者服务，而被逼成“藏书家”的人，这是我作为一个纳税人的悲哀。
有人担心我这些藏书的下落，我曾说要是吾家小女喜爱，当然是欢喜无尽，要是她不喜爱，我也许会在自己落气之前，选一家港台的图书馆捐献。除非大陆的图书馆能改变其为读者服务的意识，能使书籍能物尽其用，开启民智，否则我无法容忍书籍捐进图书馆，被深扃高屋，打入冷宫。我当然乐意捐献给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图书馆，当然这得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它们的确变得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
2006年7月31日于成都反动居
冉按：我曾经写过一篇《我被逼成藏书家》的文章，对中国在四九年后的图书馆管理制度深致不满。我说我为什么买许多书，就是因为中国大小图书馆和任何官府衙门的性质完全一样，门难进、难脸看，事难办。“藏书家”我当然是不敢当的，只不过是藏书比较多而已，当然为了言说的方便，就来了个“标题党”。为什么藏书较多呢，不是我富有，不是我有藏书的空间，而是因为想看书、想写点东西、想做点研究，图书馆又不方便，因此只有节衣缩食，长期搜罗，好让书们到我家中来为我所用，到目前为止，我出的十几种书与公立国立的图书馆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不想去借阅，而是这种管理方式使读者却步不前，这也是官方如此管理的目的。很多人满足于将书聚在自己家中，而不想聚书之成因。聚书当然有是自己爱好使然之因由，但中国的糟糕的图书馆管理制度，让纳税人无从去借阅，也是民间聚书热潮在中国持续不退的一个因素之一。要言之，中国几千年来的民间藏书传统，是建立在专制独裁制度下，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国家及公立图书馆对图书的垄断，不允许不方便民众借阅，以便形成知识垄断，从而造就愚民种子。
到过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人，都知道国外的图书馆是如何的方便民众，哪怕你是外国人，去查看、阅读是异常的方便。而且图书馆的布局非常立体化，国家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如某专业资料的典藏）等，应有尽有，遍布各州之城乡，形成相当密集的知识网，让民众随时随地去吮吸知识的甘露。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完成到图书馆去学习的社会教育，从而使教育无时无刻不充溢民众生活中，让他们随时可以学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国家与公家图书馆（相应的博物馆、包括公园等）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公共资源，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应该给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任何公民均可以在规定的开馆时间范围内，随时随意地翻阅（除有些文物类书籍之稍有限制外，但中国这很容易成为一个借口），这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求知权利。再看这些国外的图书馆的服务与便利，真正为纳税人、为读者服务的态度，是中国国内的图书馆管理望尘莫及的。
但专制愚民的中国，他们不会把开启民智作为一项把民众纳税钱用在刀刃上的举措，此点在四九年后更是层层加码而有意为之。四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完全成为一项官方愚民工具而不是开启民智的工具。一方面销毁的所谓反动黄色武侠书籍之多，是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方面我有资料显示，将会做一个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完全消灭公家之外的任何图书馆，实则便于书籍借阅流传之控制，从而完成一种思想控制；再者图书馆借阅的分级（这个分级并不公开，但实则一直都有）主要是为一些提供阅读特权，在研究的名义下，实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如港台书的借阅，如以前看金瓶梅等）；四是哪些可开架借阅，哪些不可开架（文革时有，现在也有。文革的开放阅读书目我手中有，非常荒唐），先入为主地替民众进行阅读筛选，也是为了愚民之必须。总之，四九年后到目前的图书馆管理，愚民是图书馆的核心，除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外，图书馆之配备不系统，经费之短缺，不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都是官方有意为之的愚民之一部分。中国有许多大学有图书馆系，有许多人研究目录文献及收藏管理之学，当然目前很出色的研究者也不是很多，像袁同礼、赵万里、王献唐、王欣夫、刘国钧、冀淑英等先生这样的专家，目前可能近乎绝迹。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没有人研究四九年后图书馆管理制度对于愚民的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图书馆管理的研究出不了一两个针对实际问题有所反应的研究专家，是对不起四九年后官方对图书馆的大规模管制的。
但中国几千年来图书馆管理中，辛亥革命后至四九年前，由于诸种原因，国家没有武力的高度统一，反而成就图书馆管理诸方面于民众来讲的辉煌时期。我读毕李怀宇兄的《访谈历史》（广西师出版社2007年9月版），其中至少有三人特别提到民国、国外的图书馆与国内目前图书馆的不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是怎样进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从而进行愚民的。
下面是李怀宇兄访问何兆武、何满子、陈乐民与资中筠四位与图书馆相关片断，特录如下，以让大家观看中共与国民党在文化管理上的区别、专制制度之中国与民主制度下的外国在文化管理上的不同。
2007年9月30日8:26分于成都
李怀宇：你在美国住的时候，看外文原版书多吧？
何兆武：我去过六次美国，访问了几个大学，开开眼界。我每天到图书馆去转，就好像我们做学生时候一样。我们的图书馆不准人进去的，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是六十岁的老人了，都不能进书库，要借什么书，填个条子，管理员进书库给你拿，拿来了没有用，又拿回书库。你每次要借书，只能填三个条子，拿来的书没有用，好了，你这半天就浪费了。你要是去逛书店，半天能看多少书呀。美国的图书馆真是方便，而且真是有意思，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不能进书库，到了美国，我是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都没有，可以随便进去，一天没有事的话，可以看一天，能看多少呀。
李怀宇：香港的中央图书馆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哪里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看。
何兆武：对呀，就应该是这样。这个要看图书馆的定位是怎么定，如果定位这个图书馆是个藏经楼，尽量不让人进来，是国宝，保护国家财产，尽量不让人看，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这是一个救济的仓库，你们精神饥渴的人都可以来吃、来喝，越多越好。图书馆的作用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李怀宇：你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也是开放的？
何兆武：开放的，随便进去，你一天能看多少呀。而且设备很好，这边是书架，那边是桌子椅子。只要你有精神，可以从早看到晚。
李怀宇：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何满子：我大外祖父去世，我就有几年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每天都去。历史、外国文学读得多。我大外祖父家在抗战中败掉了，房子全部让日本人炸光了。
……
李怀宇：出了什么事情？
何满子：我的作者都是左倾人士。正好那时皖南事变，听说黄源死了，我就写一篇《悼黄源》，因为我认识他。国民党就觉得: 怎么国民党的报纸上悼念共产党？要逮捕我，有人通知我危险，当时好在换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赶快走了。我姐姐孙晓梅在新四军，我准备到那里去，经过衡阳，打仗，过不去，我就在衡阳定下来了，在《通俗日报》当编辑部主任。这些事情都巧得不得了！我一到衡阳马上丢了钱，五百块钱丢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简直要上吊了似的，一出来碰到陕北公学的同学程嘉哲，他是衡阳人，把我留到家里去，由他的哥哥介绍到《通俗日报》。在衡阳时我常常到图书馆，当时长沙大火以后，所有的图书都搬到衡阳的一个中学，正好我碰到一个熟人，几乎天天去。抗战时很多经历是很奇怪的。在衡阳、桂林这两三年里，我专门搞音乐，读书记笔记。在衡阳、桂林、长沙这一带来来往往，混到1944年，我回到成都。我们结婚了。
陈乐民和资中筠都钟爱读书。从他们的回忆中，我发现，早年两人各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资中筠感慨：“那时候泡图书馆太方便了，而且管理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很在行，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能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对图书馆还有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离图书馆太远，去不了，而且进去之后，手续太麻烦了。”
李怀宇：那一年怎么去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就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李怀宇：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
资中筠：……那时候的先生上课都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们不用讲义，开口就讲。我们就拼命记笔记，谁的笔记记得好的话，考试的时候就好一点。老师告诉你一些参考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但是他的那种讲法就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借这些书看。而且到图书馆借书也非常方便，只要老师提到的书，都是有好多本的。我之所以非要上清华不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华的图书馆特棒。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天天泡图书馆。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
……
李怀宇：到美国访问对资老师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资中筠：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一次还是走马观花。后来再去，我们可以挑地方，想访问哪些地方哪些人，那一次是真正去了解情况。回来以后，人家问我：你最羡慕美国人什么？我说，一个是生存空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窄极了，只有一间房子，跟另外一家人住一套。不仅仅是这种生存空间，是觉得他们自由得多吧。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我特别喜欢图书馆，发现他们的图书馆实在太棒了，你到什么地方，气氛也好，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整个就不一样。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那儿呆一年，那当然了解得就更加深了。隔了近十年后又去美国访问了一年。
我觉得我的思想是一点一点地解放的。假如当时思想解放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那一年的收获会更大一点。我现在又觉得那一年有点可惜，在那儿就是一心钻图书馆和档案馆，就没有留出一点时间来，到处去看一看，了解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另外，我当时还是比较守纪律的，那时候他在加拿大，从美国到加拿大是非常方便的，我就不敢去。
——李怀宇：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与泪》
一个大图书馆就好比是一本人类的日记 ——（加）道森
似乎因集体的自卑，不够自信，加以不少研究者秉承官方意识形态的旨意，全身虚火的民族主义发炎，我们总是患有“文明独有症”。一旦别人说到某事物的时候，总是说我们古以有之，实则二者扞格凿枘，少有相通之处，却强加比附，以逞老子先前阔过的优越感。说到大学，就提到汉朝的太学，其实太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谓牛头不对马嘴；提到图书馆，自然也免不了老子也当过图书馆馆长的陈词滥调，且视东汉白虎观、唐之集贤院、宋之崇文馆、清之文渊文澜诸阁等为现代图书馆先驱等“长我志气”的无稽之谈。我无意抹杀中国历代官方为保存书籍所作的努力，但保存书籍的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知识的传播，以利愚民之需。中国官方的图书保存所，只是皇亲国戚、一些高官或者少部分大学者的“自留地”，而非民众求知的图书馆，其特征无非是高扃深锁，禁止一般人之借阅。再者从隋唐启韧，而至明清极盛的书院，其所藏书也多是应举业之考试的书籍而已，所藏有限，非该书院的学生也没有阅读之机会。正是因为如此，一般有点钱的读书人，千方百计都要搜求和转抄书籍，以便自己或者少数亲朋好友读书研求之用，从而形成中国私家藏书之风比较盛行的内在动力。换言之，中国私家藏书之发达，是建立在官方对图籍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基础上的，很多人以此为文化发达之征，其实应该反向思考，这正是文化专制未能捂死所有生存环境之残留结果。这就像岩缝里拚了老命长出的几棵小草，在一无所有的荒凉土地上，看上去格外美丽，但却是令人心痛的无奈结果，并不值得我们多么骄傲，除非我们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满目青山。
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理念，正是从西方传布而来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因为真正的图书馆，保存图籍只是其功能中的一项，而非全部。 1897年北京通艺学堂最早用图书馆之名并制订章程，图书馆的称呼在中国至今刚好110周年，而四川省第一个图书馆便是191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当然由于僻处西南，和任何其它文化项目的情形一样，民国时期四川省的图书馆并不发达，与全国相比尚有差距。但就是这样的差距里，也可见出难得的欣欣向荣之势。现在我们从几方面来看，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界在许多方面的努力，来对比一下今天四川的图书馆为什么在许多方面让我们纳税人不满意。
一：图书馆管理者构成
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其管理理念，管理之人选，都可以显示出该机构何以如此而非如彼的实质。因为许多机构，事在人为。进而言之，管理之理念，是由管理制度及人选之确定而决定的。图书馆管理制度太多，大多的我们不说，只说两项，窥一斑而见全豹。一是图书馆的董事会管理制度，二是馆长的任命。
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的管理设置，不论国立、公立还是私立，和全国其他图书馆一样，都是由著名的学者、社会贤达、军政要人等联合组成管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由管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任命馆长。如1945年5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重庆通过成立罗斯福图书馆，以纪念罗斯福二战时业绩的决议。1946年7月的筹备委员会由教育部长朱家骅兼任主任委员，由部聘之张群、朱家骅、翁文灏、王世杰、陈立夫、蒋梦麟、蒋廷黻、胡适、傅斯年、吴有训、袁同礼、蒋复璁为委员，严文郁为秘书，负责直接的筹备工作。为了显示其四川本身的力量，吸纳四川本地人参与管理，10月并增聘张笃伦、朱叔痴、朱必谦、向传义、龙文治、胡子昂、张洪沅、卢作孚、晏阳初、严文郁为委员，无论从全国的委员还是四川的委员，都可谓彼时文化及军政界的一时之选，非滥伍尸位之辈可比。馆长之产生需得他们中大多数之推荐和选举认可，方能上任，不能搞独裁专断，更不可能变成一党一派之私产。
1927年根据《四川图书馆委员会简章》之规定，四川图书馆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馆长为委员，其他委员由市政公所指派和聘请富于图书馆学识者担任，每周开会一次，讨论馆内应该兴革之事件，馆长不得一人独断， 1928年四川图书馆更名为成都市立图书馆。1938年四川省教育厅成立以蒋复璁、沈祖荣、刘国钧等15人为省立图书馆筹设委员会常务委员。蒋、沈、刘尤其后二位，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而卢作孚所办的私立北碚图书馆，自从1928年开馆（开始名之曰峡区图书馆），取得不俗的成绩。 1945 年卢作孚将北碚管理局民众图书馆、西部科学院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这几个他一手创办的图书馆合起来成立“北碚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理事会选出晏是初、卢作孚、卢子英、袁守和、杨家骆、何北衡、郑壁成、何廼仁、陈可忠、卫挺生、熊明甫、李庚扬15人为理事，晏阳初为理事长，聘请张从吾为馆长，这些人一为社会名流贤达，二为专门家如教育家晏阳初、图书馆专家杨家骆，三为民生公司关心文化发展之高级领导。到如今为止北碚图书馆已发展为上百万册的著名图书馆，卢作孚先生开辟草莱并使其发展壮大，居功至伟，让我们永世不忘。当然，民国时期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尤其值得特别纪念，只有这样良好的有制约的管理方式里，才可能避免购书之乱吃回扣，买书质量之受学者名流的监督，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购书之自由，并不因为任何党派的不同而干扰购书买书之自由。与此同时，可以有效地保证所进之人员，不因党派与思想的差异而有所歧视，只要热爱图书馆工作，勤于职守，钻研业务，便可得到相当之重用。
没有好的制度之选择，不可能有好的馆长，没有真正热爱图书馆建设之馆长，就不可能有好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因此才有可能出现一些图书馆的书籍随便流落到市场上—— 有一些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人员与旧书商之间勾兑倒腾出来的——三年前我曾收到两册二十世纪著名的图书馆专家杜定友先生所写的书《图书馆通论》（1928年7 月再版）、《图书馆学概论》（1935年6月二版），上面盖有“四川省立图书馆藏”的印章，大抵是现在的四川省图书馆因为好书过剩，剔旧注销（但没有注销章），清扫出门被我捡回来的吧。
二：民国图书馆馆长
民国时期的许多图书馆的馆长，乃至省立图书馆，都不一定是官方任命的。但即便是官方任命的，也不一定具有官方背景，更不可能一定是国民党党员，许多图书馆馆长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图书馆馆长的任命有几种，一是董事会任命，二是委员会任命，三是教育部或者教育厅任命。但无论任命谁，有一定的学问声名及社会威望，是一人担任图书馆馆长所必须的，否则会被认为滥垂竽充数，而遭传媒及社会各界的抨击。如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其馆长分别有缪荃孙、江翰、夏曾佑、梁启超、李四光（副馆长）、马叙伦、丁文江（未到任）、袁同礼、蔡元培、周作人、王重民等，无一不是著名的学者与对文化建设深有瓜葛的专家，绝无苟且之人入选。至于馆务委员包括委员长陈垣、傅增湘、胡适、任鸿隽、傅增湘、马裕藻、傅斯年、赵万里等也是当仁不让的一时之选。地方图书馆如浙江任馆长者有俞陛云、钱恂；安徽图书馆馆长有邓以蛰、陈东原、李辛白、蒋元卿等，真可谓一时俊彦硕学，指不胜屈。
民国时于四川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名家学者有祝彦和（著名学者赵少咸之师）、蒙文通，著名社会教育家、实业家卢孚。1924年，卢作孚先生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下设博物、体育、图书等部，其中图书又分成人图书馆和儿童阅览室。1941年蒙文通先生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但这里我主要讲第一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林山腴（思进）的事。林山腴这个图书馆馆长是自封自认的，他自认馆长，得到大家的认可，当然有他自己的本领。一来他本是四川近现代有名的学者与诗人，与川中乃至全国文化界诸位硕学耆老都有往还，酬诗唱和，如陈衍、廖平、李拔可、傅增湘、赵熙、刘师培、庞石帚、胡先骕、陈寅恪、邓镕、吴虞、赵少咸、张大千、黄宾虹、李思纯、曾孝谷、杨沧白、蒲殿俊、向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向宗鲁、刘咸炘、谢稚柳、龙榆生、商衍鎏、闻在宥、董寿平、李源澄等，本身可以从侧面证明他的地位。二是他热心乡邦文献之搜罗编纂与公益事业。他修纂之《华阳县志》在有关华阳与成都的修志史上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三则他一生都在教育文化事业上奋斗，在四川大学等学校教书，门生故旧不少，因此他当图书馆长有相当之资历与文化资源之储备。林思进从1912年上任到1918年结束七年间，荜路蓝缕，连图书馆的松树八十株，都是他亲率手下人所植，故号八十松馆。林思进对四川省图书馆所倾尽心力，是不可胜数，《吴虞日记》里有数次于图书馆过访林山腴的记载，可见其公务之勤勉。
主馆两年后，1914年林山腴便在《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序》里说：“而此图书馆，则仅于两年前拓地建楼，草创经始，坊刻石印，略具椎轮，而经费亦复有限。及予继事承乏，凡力之所能及者，无不多方采购，一年之间，始渐得海内官本私家精刻，都凡有书若干卷。虽未能如江南京师之备，严氏唐氏之精，然亦可以备一特之寻绎。使劘以岁月，更肆搜求，安见吾蜀之书，不骎駸日臻备哉。至于外国图书，将俟购备略多，别为部居，以便观览。”七年间，四川省图书馆“聚书累二十万余卷，都为目十五卷”（《清寂堂集》之《贲园书库记》，以下林诗文出处同），可谓洋洋大观，为吾蜀近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惜后任者未能将这十五卷的书目印出来，不知此目录尚存天壤间否？若是散佚，真是对四川省图书馆早期藏书研究的一个损失。对四九年后归入四川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的贲园书库，1923年林山腴也曾作文以记之。一来贲园书库的主人严雁峰是他老师，二来其子严谷孙也是大藏书家，与文化界各种人士多所往还。林山腴在文章中批评了那种只知藏，而不知读的鄙陋之人，“孤本蠹编，贻讥康瓠，不能读书者，并依托自壮，侈然竞号藏书，流俗无识，一概相量，此某所为太息痛恨”（《贲园书库记》）。我认为他这个批评，不仅对那些不读书而妄称藏书家的人，可谓一语中的，就是面对众多书籍却不读书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未始不是一种非常到位的讽刺。
由于对四川省图书馆倾注了不少的心力，在离去之后，每次路过图书馆时，林山腴都不胜依恋之情。而且在图书馆的园丁送来松枝梅花的时候，总是计起那些开辟草莱的岁月。“编校曾劳汗简青，谁从虚馆问图经。忽看梅蕊争蛾绿，更喜松枝长凤翎。点缀岁华成故事，殷勤剪送谢园丁。十年种溉知何意，犹及新春对画屏。”（《图书馆旧时园丁，腊日遣送梅花松枝，皆昔年手植也》）。“绿芜遮径砌封苔，旧迹重寻七载来，手种松树真偃盖，眼看万卷欲成灰。评茶词社归星散，倚槛危楼坐雨开。惟有隔墙金碧影，重重闲馆映珍台。 ” （《过图书馆感旧偶题》）1924年川内军阀争斗不已，内乱方殷，林山腴路过自己亲手将其发展壮大的图书馆，树木扶苏，“眼看万卷欲成灰”，内心的伤痛，岂是言语所能形容？何况1917年他与宋育仁、赵熙等所组成的丁巳词社，于此同赋《黛黛花词》，瞬忽七载，人物星散，岂能无感？
三：私立图书馆
一个社会没有私人空间是很恐怖的事，那就意味着我们会是玻璃人，容易被抓住把柄并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同理，我们的社会生活如果没有个人作为自然人与法人的参与，没有私营资本在其间运作，没有私有财产的保证，也是很可怕的事。我们用了半个世纪来做活体实验，许多人成了其中的祭品，证明了人没有私有财产，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更无生活的安全感，而且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理性预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预期，面对未来的不可控性，就像动物不知下一餐去哪里找一样，那是个令人心力憔悴的慢性自杀过程。而拥有私人生活空间包括拥用私人图书馆，这一切在四九年前，是曾经存在过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无非重新恢复而已，但真要回去还有许多荆棘的路要走。
根据《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之记载，民国时四川私立图书馆有19所，加上多为私人办的阅报处（早期的私人图书馆） 10 处，应该可称之为有29所（处）无论从数量与质量上来看，四川省的29所（处）私立图书馆，都无法与江南诸省、京畿地区相比，其差距是明显的。但上述统计数计中却不包括与卢作孚先生深有瓜葛的许多图书馆事业。1932年夏天民生轮船公司创建书报阅览室，1934年扩建民生公司图书馆，让所有民生公司轮船上 ——民意、民生、民主、民宪等13条船——都辟图书阅览处，购置小说、图画、游记、地图等书籍供旅客查阅。但一个国家有没有私立图书馆，究竟是大不相同的。有私立图书馆不仅可以给公立图书馆一定的竞争压力，也给民众多一种选择，更可以让民众为传播与学习知识自我作主。对于获取信息，进购什么书来作为留藏，并使之传诸久远，都是民众私人自己的事，从而可以免除思想上受公立图书馆约束的弊端，对培养民间思想的勃郁发展，是有相当之好处的。我们习得知识，传播文化，切不可小看此种获得及传播知识与思想之自由，这样的自由弥足珍视，只有这样的自由获得你才可不被意识形态的主流说法所阉割。民国时期连辟处营山和南川都有私立图书馆，前者为军人邓锡侯1926年捐办的晋康图书馆，后者为南川县旅京、津、沪学生发起成立的南川仁社图书馆，对当时当地的文化建设与人才之兴起，起到了其它传播媒介不可替代之作用。
至于卢作孚先生的努力所建成之北碚图书馆，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的典范之一。卢作孚先生早年投身教育，关注民生，着意社会改良。应杨森之请，卢作孚于1924年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加意于图书馆及儿童图书室的建设。同年他在一篇《四川的新生命》提出改良四川公务员的数条意见，分成三大部分：机关生活、政治设施、人员训练，其中机关生活之第二条便是“读书”，读书之下，他探讨了“图书室和所须设备”、“读书会”、“演讲会”。读书会与演讲会，我们先搁置勿论，单说“图书室和所须设备一项”，在他看来对改良四川公务员之作用，便是不可小视。其内容如次：“1、必须参考的图书：关于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身心修养的和其他问题的。2、须有可容全体职员列席读书之席次。”（《卢作孚文集》北大版 P31）。即公务员制度的改良中，也包括要建立有能让公务员阅读之图书馆室及相关设备，这样的理念，即放在当今，既合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国际理念，亦切中社会教育之弊。
对教育、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与热爱，贯穿着大家实业家卢作孚的一生。像这样的一代伟人，整个中国数不出十个，但可惜的是，如今许多人不知晓卢先生终身不懈之努力。卢作孚成立民生轮船公司以后，他成立民生公司各船上的阅览室，同时民生公司图书馆。 1928年5 月27日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关庙用几间小屋办起了“峡区图书馆”，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北碚图书馆——中间几度易名易地——的肇始。1930年 10月卢作孚邀集重庆的科学、学术机关的一批学者、名流等在创建一个民办的科学研究单位——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在该院附设一个图书馆。在各项事业非常忙碌的过程中，卢作孚依旧对图书馆的建设萦系于心。他不仅于1931年7月16日在《嘉陵江日报》上发表《峡区图书馆夏令读书会征求会员》一文，以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和使用峡区图书馆，而且于两年后的1933年4月6日在有关图书馆问题上的一份批示，极为真切地展示了卢作孚先生一惯对图书馆的重视：“图书馆唐明镜报告为了垦殖计划供给若干图书，这是图书馆必须有的活动，图书馆应时时刻刻寻求各种事业的问题，而供给以参考必须的图书”。卢先生办图书馆的理念，是为着实用，为着下层人士之获得知识与启蒙，学会实用之目的，不仅为高深之学问。故为了垦殖计划需书若干，他特地批示一番，以显其图书馆理念，在不废高深之学问的同时（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肯定有许多书籍是为研究高深之学问而配备的），更向倾向实用与底层倾斜。
抗战时期，百事忙碌，战祸蔓延，民生凋蔽，即在如此艰辛之境况下，卢作孚先生对图书馆的建设，也未尝稍怠。此时，卢先生将峡区图书馆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等合成的“北碚民众图书馆”，联合北碚各机关、学校等机关共同协作，共同编成《联合目录》，以实现资源共享。到了战后1945年11月13日，卢作孚先生将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北碚管理局民众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完全合在一起，最终形成北碚图书馆，在众多理事推举下，聘请张从吾为馆长，使得图书馆形成办公、书库、图书阅览（包括期刊、杂志）、儿童阅览室等规模，到1949年1接纳北泉公园图书馆全部的藏书和业务，年末统计北部图书馆共有藏书二十四多万册，其中包含不少珍稀文史史料（参见江鸿、郭昭华《卢作孚先生与北碚图书馆》）。在民国像卢作孚这样建有图书馆的著名实业家尚有张謇、范旭东（赠建静生生物研究所），这三人是对中国近现代商业、工业做出杰出贡献且又用深重教育、文化建设的卓越人物，放眼当今大陆，有谁能臻此种垂诸万世而不朽的境界？
四：购书与阅读之自由
馆务中购书之自由与阅读之自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涉及图书馆馆务之不受政治之干涉，后者涉及到读者借书与阅读权利的保障。没有购书之自由，读者的选择就受到限制，便没有真正的阅读自由。当然，这不是说购书之自由不受一般之约束，而是说不受意识形态之钳制。民国图书馆经费使用的规划，使得书籍采购很难像今日一般作为吃回扣之具，因为有许多过硬之规章制约，人们比较难钻空子。
郭锡龙主编的《图书馆暨有关书刊管理法规汇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是目前国内与图书馆有关的法规资料大全，遍览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法规，没有在国民党领导下，学习三民主义以助图书馆管理之说。各种图书馆的管理章程可谓大同小异，但在馆长任命、馆员的招聘、图书采购方面都有相当之自由，均由图书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决定。此处单说图籍之采购，由于四川省内图书馆的图籍采购，其采用之章程与北京的图书馆并无不同，因此用北京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审查作为观察四川省内图书馆采购之方法。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组织大纲》中第三条，本委员会之的职权中有“推荐馆长及副馆长之人选于教育部及董事会”、“审核图书馆之预算决算”、“审查馆长推荐之职员”不仅限定馆长之聘任，同时制约了馆长在财权与人事权上滥用职权之可能。而国立北平图馆委员会下设购书委员会和建筑委员会。购书委员会委员有任叔永、陈援庵、陈寅恪、丁在君、傅孟真、胡步曾、叶企孙七人。这七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杰出人物，由这样的人对购书提出参考意见并且审查其购书事宜，其质量之保障，当无可质疑。但这些人大多是身具英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一般之购书并不会干涉太多，但在保证质量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保险系数，即每一学科的最高最新研究成果，必能在图书馆里得到比较好的反应，避免遗珠之恨。
民国时的馆长及购书委员会之成员，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他们购书没有意识形态之藩篱，更没有限制反动书籍一说。193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接见周恩派来的人，吸收中共出版书籍，从无什么人干涉（见杨宝华、韩德昌编《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这就说明民国时的图书馆购书自由是得到相当的之保障的，这和北大1948年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庆的时候，还展览千多册“赤匪”文献，以供师生研究，开阔眼界之用，是同一道理。没有购书之意识形态限制，便给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选择，使他们在真正的知识海洋里自我学习、吸收、采择、批判、接受，而不是由他人代劳，先行骟掉所谓可疑的思想，嚼别人吃过的馍馍，使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预设的所谓正确思想的跑马场。凡是从民国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是图书馆里可以读到异端书籍，二是不少书店都在出售与当局主流意见相佐的著作，大家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以至于1945年9月，抗战刚胜利，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温和的叶圣陶先生发起了“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的活动，“九月七日，重庆《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等八种杂志抗议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决定不再送稿审查，成都得讯后，各报馆、通讯社、杂志社纷纷响应，叶圣陶代表十七个文化团体起草《成都十七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九日，叶圣陶为成都言论界起草宣言《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商金林《叶圣陶年谱》）四九年后叶圣陶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后，看到官方对“反动书籍”的定义，必欲销毁而后快，限制图书馆的自由采购权时，他是否想起过自己曾经写过的《我们永远不要图书审查制度》一文？
有了买书之自由，还应有所有读者平等获取知识的自由。除了珍本善本有一定的借阅限制外，公共图书馆理应将所有书籍，不分任何条件地公平借阅，让所有读者有阅读这些书籍的权利。即你不能因为他是农民你不借阅给他，同样的你不能因为他借阅的是与当局相抵牾的书籍而拒绝借予他。众所周知，没有不设阅读门槛的图书馆，根本就不可能有毛泽东的自学生涯。要是遇到现在，他到湖南省图书馆去阅读异端乃至反动书籍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甚至有可能被举报而遭逮捕。没有图书馆也不可能有列宁，列宁一生足迹遍及五十多所国内外图书馆，即便1895年在监狱里，也能天天去借阅自己想要的书籍。如果没有免费的大英博物馆，贫穷的马克思根本就不可能写出大部头的《资本论》，孙中山在英国被清廷追查，清廷派密探查他的行止，密探赖特的回答，他每天几乎都有规律地到大英博物馆待七八个小时，可见大英博物馆对任何人都是免费的。图书馆是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学校。对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如何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们也能获得不受歧视地寻求人类知识的权利，这才是最重要的。凡是从民国求学过来的人，无不对过去的图书馆抱有好感。李怀宇 《访问历史》 一书中记载了何兆武、资中筠、陈乐民、何满子所经历的中外图书馆，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借阅经历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正好可以作为今日门难进、脸难看、服务差、滥收费、限制读的图书馆，作一药石针砭。
2007年11月12至13日于成都
我去年9月30日曾发表一篇《从图书馆的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引起图书馆学界的探讨与批评。后来我进一步发表一篇长文《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省载于《创意城市》一刊，全文刊载于敝博），申说我的基本观点：从图书的采购上，党派意识主宰着图书馆，思想上没有图书采购自由，而且在经费又有滥用之可能（因此可能有许多回扣之腐败情形发生）；而从图书的借阅上，则不方便民众之借阅，至今没有实现完全之免费。即令免费，服务态度也大成问题。即令服务相对较好，但借书之分三六九等，亦是公然地对民众阅读的歧视。其三在图书分类上，把马恩列斯毛单列出来，冠于分类之首，是不尊重科学的意识形态至上的做法，是政治对图书分类学的强奸。单就这三点来说，官方花纳税人的钱所建之图书馆，非为开启民智之效，而是利用图书馆进行更多有效的信息控制，从而让民众的判断与选择更符合他们愚民的效果。而在这一点上，至今没有良好之改善。
最近闲翻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看到三篇批判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杜定友先生的文章，一为《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系二年级《中国图书分类法》批判小组），二为《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刘国钧），三为《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这些批判及自我批判，今天看来当然是荒唐的了，不过我们依旧可以从中看出这些被指责的好东西，在今天恢复了多少？中国图书馆在许多方面的自由程度，依旧远不及四九年以前。单就图书采购上的思想自由、非党派非官方之自由，至今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从而反过来证明，我去年所写《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所说不诬。因此将他们批评中涉及到图书馆管理之自主自由的部分抄撮出来，让大家看看这其中蕴含着什么玄机。
《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一文列出图书分类原则为，一、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我们的图书分类是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运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图书，定出类目”；二、坚强的战斗性（“各类图书，就是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武器与总结，所以我们的图书分类法应有界限，要敌友分清，要向敌斗争”）；三、科学分类原则（“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分类，就是违反真理”）；四、实际应用原则。“我们认为：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冠于图书分类法之首，其次在分类的每一大类或小类之中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出来列于首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在第一位，它象一个灯塔普照着整个分类法，成为分类法的灵魂和首脑”。这样的观点，不知在今天的分类法上有何改变？
刘国钧《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分为三部分：一为“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超阶级’的思想”，在此节之下，刘先生当然批评他的超阶级的自由思想，如他自己所说，“图书馆的目的在于使人和书发生关系，要使社会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就在他的自我批判之中。进而他在自我批判中，承认图书馆的阶级性，批评他此前提倡的图书馆是为了一切人。二为“关于图书馆学——作为方法论的图书馆学思想”，主要提到的是技术应为政治服务。中国当今没有像样子的图书馆学思想，恐怕这样的余毒依旧在暗中存在吧。三为“关于图书馆藏书内容——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的思想”，这当然就是剔除于专制制度有碍的自由思想，同时也反应在图书采购上于不同思想的著作，不能自由采购。四为“关于图书馆目录”。五为“关于图书分类法——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的分类思想”，因为没把马列主义作为灯塔列为分类的首位，当然也要自我批判。
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因为杜定友先生主张在图书采购上，“要脱离主义的观念，切忌有党派政系之偏见”，于是批判者便说：“图书馆的藏书果真无党派、无主义吗？事实恰恰相反。历代王朝的藏书都是为巩固自己统治服务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尤为明显。”这话拿到今天可能更为贴切。凡是专制制度必是害怕异己思想的，符合想法者便庋藏而利用之，凡不合己意，揭露其假相者则必斩杀之，既不庋藏，即令有藏，也搞阅读歧视，不准民众随意阅读。这样的图书馆管理，依旧在今日中国大陆盛行，从这样的图书馆管理，难道看不出官方的愚民本质吗？
2008年10月5日6：57分于成都
去年9月30日我曾写过一篇《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引起了一些图书馆业界人士的探讨与辩论，除了少数稍有见解的人外，大多都是对自己行业的不适当辩解。今年3月18日我又从1958年对刘国钧和杜定友二先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梳理了中国图书馆管理的愚民倾向，写了一篇《再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在中国，任何一个行当如果遭到哪怕再切中肯綮的批评，都会受到业内人士的不适当辩解。什么叫不适当的辩解，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学术探讨，而是对业界诸种行为尤其是其间的潜规则行为护短，这就叫不适当的辩解。业界人士不认真反省业界的事情，而是无论怎样都护短，轻了说这是当事人利用自己的公共职业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优势，违背利益方应有所回避的做事原则；重了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丧失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中立情怀。事实上，拿纳税人的钱所办图书馆的公共性质是不容质疑的，不管你是哪一级的图书馆，服务读者是图书馆的要义，是重中之重。但中国现在的图书馆到底怎样服务读者，你也许会像中了六和彩一样得到一次好的服务，但总体来讲，只要你不抹杀事实，恐怕没谁满意当今中国图书馆的服务。
有许多人自豪于中国私家藏书业的发达，从古到今如数家珍，对此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愿意再重申一遍我的见解，中国私家藏书业的发达，正是因为中国图书馆的公共性质低下和服务薄弱所致。应该说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只有官方图书储藏机构，因为这样的机构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哪怕是偶尔惠及外人的民间藏书楼如天一阁，也只是朋友间私人看书的场所。我承认中国因此保存了一些书下来，但更多的由于不利于官方的统治，而被官方用各种方法毁掉，最“文雅”而又让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打不出喷嚏的搞法便是清朝的编辑“四库全书”。比这做得更直接的是，四九年后，把所有不合自己意识形态的书籍，都定为反动书籍，而一律销毁。而把看他们认为黄色的书籍如《金瓶梅》当作领导的特权，自然看各种大字本也是他们的特权之一。像灰皮书、黄皮书也得有各种关系和级别，才能通过内部渠道买到，四九年后的内部发行图书，是明目张胆地侵犯公民对知识的自由了解权利，这样的事可谓不胜枚举。
还有不少人喜欢辩解中国图书馆如何的好，但这些辩解无法自解读者为什么对图书馆的服务如此深恶痛绝。同样无法自解的是，图书馆的采购、上架以及读者借阅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禁忌，以及对知识自由探索权利的侵犯。为什么图书馆里看不到各种你想要看到的港台书？为什么你想要看某种书的时候需要你的级别，而不是一视同仁？有辩解者会说，这不是我们图书馆能够解决的，我承认把责任完全推到图书馆界，是不符实情也不公平的。但问题是，我们哪里看到过图书馆界对此有个真正公开的反省与像样子的学术探讨，并将这种学术探讨普及化为媒体的注意，从而引起其间的变革，以便更大程度为读者服务。现今图书馆界直接借书人的素质之低下，我仅有的几次借书经历，那真可谓令你啼笑皆非。据说这都是拜各级官员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放到这里养老所致，真可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啊。
前不久又得几册五十年代关于图书馆的小册子，分别是《苏联工会图书馆工作教材》、《农村图书馆的儿童读者工作》（卡斯宾娜）、《图书馆工作》（1956年第三期）、余何编《农村图书室怎样管理图书》（山东人民1951年6月版）、《图书馆与文化学习》（洪焕椿著）、鲍格莫洛娃等《流动书库》（时代出版社1955年4月）、《苏联图书馆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印）。不看你不知道，一看就更加让我看出极权制度的图书馆事业，服务是它的余事，愚民才是它的正业。随例十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订的“少年儿童图书目录”中的书，你就可以知道愚民才是从娃娃抓起的（见《图书馆工作》1956年第三期第55页）。一：鸡毛信；二：杨司令的少先队；三：高玉宝；四：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五：保卫延安；六：少先队员的秘密；七：同志们和你在一起；八：刘志丹的故事；九：刘胡兰小传；十：黄巢起义。
2008年10月5日6：57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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