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震预警史
[ 2008年第11期 中国的地震预警史 作者：钱 钢 ]
预警简史
汶川8级地震，震动世界。这场在无预警状况下发生的浩劫，引起公众质疑：汶川地震为什么未能预报？汶川地震为什么没有预防？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预测或临震预测意见？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12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但探讨的中心，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的“地震预警”问题。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69号文件：国家级预警
1950年察隅8.5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烈度高达12度，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
1966年，距北京不足400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8000多人死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产生朦胧的认识，并立刻应用。在7.2级地震发生后仅仅4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6级强余震。
自1966年始，中国进入为期10年的强震活跃期。1970年初，云南通海发生了7.7级大地震。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导致15000多人死亡。地震工作加速发展，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1971年8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5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其中有“当作帝修看待，大家擦掌摩拳。集中力量将敌歼，敢向地球开战！”的词句。
1972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形势逼人。1973年2月，四川炉霍发生7.9级地震，2000余人死亡；1974年5月，云南永善发生7.1级地震，1500多人死亡。两个地震均无预报。与此同时，华北的东北的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发第69号文件，向若干省市通报震情。
这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国家层级的地震中期预警，预警地域包括了首都圈在内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当时中国地震预报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构造理论和地震活动现象，地震工作者判断华北及渤海地区正在孕育大震。对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地震的估计，有一定准确性。虽有人提出“华北已积累七—八级地震的能量”，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会接连发生海城、唐山两个强烈地震。这种情况下，文件依据多数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有人根据地震科学的“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标准，认为69号文件转述的地震预报意见，水平并不高：地域太宽，对震级的估计偏小。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69号文件启动了有巨大减灾实效的预警。它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较大范围的中期预警达到三个效果：各级政府开始应急准备；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开始密切监视地震前兆信息；公众开始接受广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海城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
三种命运：海城，唐山，松潘
1974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975年1月16日，震前20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
据海城地震当事人回忆，69号文件下达后，仅辽宁南部地区就建立了群众测报网点2600多个，参加测报的人员4000多人，放映地震知识电影600多场，发放地震知识小册子15万册。在海城地震发生前的三个月，辽宁全省有1800多起宏观异常现象被报告，为地震工作者的判断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
2月1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处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2月4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当晚7时36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5万人以上死亡。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1300多人。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
辽宁省委在1975年2月4日早晨的地震报警决定，是在民众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动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但仍不无冒险性质。成千上万百姓在寒冬被动员出住所，而大地震竟果然在数小时后“准时”到来。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1976年5月29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和预警。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69号文件启动中期预警后，包括唐山在内的华北地区有过广泛的防震宣传活动。但在地震发生前数月，地震工作者判断与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北京这个高度敏感的地点。1976年4月，内蒙古和林格尔、河北大城先后发生6.3级地震，使关注华北震情的科学工作者陷入困惑，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与此同时，四川震情紧张。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1976年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7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做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7月26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7月27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做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仅十几小时后，7.8级地震在唐山发生。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与唐山地震有关的监测、争论，乃至“告急”（包括唐山当地几位业余观测人员的预报），都没有产生正式的预报意见送达政府。唐山地震没有预警，只有距唐山市115公里的青龙县是例外。
在唐山地区的一次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青龙县领导听到一些地震工作者关于“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的预测意见，决定“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防震抗震的部署传达到所有群众。地震发生时，有准备的群众及时逃生，虽然有7300多间房屋倒塌，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有1人。震后5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救援。
青龙的案例，使许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龙可以在震情预测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并收到效果。那么，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这个更大范围，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虑之际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难以决断之际以“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临震阶段的预警设防？
未能预警的唐山地震，结局极为惨烈。24万余人死亡，16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唐山地震未能临震预报和预警造成的震惊世界的惨烈后果，遮蔽了北京、天津因中期预警而减轻损失的事实。从1974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对“京津唐渤张”的中期预警，对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要的大城市，是有极大减灾作用的。69号文件下达后，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两市均建立了抗震防震指挥机构，除广泛宣传外，还进行了建筑物的普查、鉴定和加固，尤其是对电力、煤气、石油、铁路、交通、通信、供水和容易产生次生灾害的单位的建筑物做了重点加固。天津市在1975年2月和1976年5月两次部署应急准备，包括疏散方案、医疗救护准备、救灾物资储备等。天津是唐山地震的严重波及区，破坏烈度高达八度，如果没有中期预警，这座城市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将倍增。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发布预警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
1976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1976年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4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
6月14日，四川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2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两个月内，特别是在6月下旬可能发生6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
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6月22日和24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24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6月下旬”。22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5万人全部撤离。市民搭汽车、火车，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26日，灌县已经成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预计发震时间推迟到“8月底前”。
7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树木、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中共中央为此发电报指示四川稳定局面。8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这个预报所圈定“13日、17日、22日前后”3个时间点。8月16日，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召开的20万人大会结束不久，松潘—平武7.2级地震发生。22日、23日再接连发生6.7级、7.2级两个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成都警报拉响，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8月27日，在政府已撤销警戒后，四川省安县秀水镇红光村发生61人集体投水41人死亡的奇异事件。两个月来，有线广播里频频发布的地震警报，使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风声鹤唳，许多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都被当做异常报告，有的公社的业余观测员，也可以向全社发布地震预报。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这时散布“四川要沉为汪洋大海”，“毛主席讲的天翻地覆，就是要发生地震，要赶西山塞东海”，“大难临头了，善人要收一半，恶人要收完”，“只要进佛门，赶快做功，祖师爷就会派慈船来接你们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难”等传言，致使61人连续4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期、临震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公开发动群众防震的有利之处，是宏观异常可能被迅速报告，地震短临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会要承受动荡压力。
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32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1966—1976”、“1977—2007”，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前一个单元，为20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文革重迭。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文革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政治，认定“四人帮”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这以后“唐山地震未能做出短临预报，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改革开放初的官方表述。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2000年通过国家验收。总投资近23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2008年4月11日刚刚通过验收。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32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文革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3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20万人。在1979年后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开始整顿，到1980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5000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2万人。文革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1.4万人，文革后迭经整顿，到1985年已剩下不足千人。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1966—1976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何种意义？
唐山地震后的30余年中，中国地震预报陷入混沌的状态。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发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1988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被认为是新的地震活跃期到来的标志。1990年，国家地震局强调“90年代很可能是我国大陆强震多发的时期”。实际情形是，上世纪90年代的地震活动，远未达到1966—1976年的强烈程度。影响较大的地震分别是：1996年发生在云南丽江的7级地震（死亡309人），1996年南黄海6.1级地震（上海有震感），和1998年张北6.1级地震（死亡41人）。这三个地震均无临震预报。
从1996年起，盖勒（Robert J.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地震不能预报。随即有人针锋相对发表反驳文章，在国际地震学界爆发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即使能对地震做出正确的中长期预测，短期和临震预报还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后的30年来，中国地震工作者仍做出了20余次较为成功的短、临预报。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却基本上没有被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地震预报的任何信息，无论正面负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笔者核实，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汤山1990年9月22日4级地震；青海共和1994年2月16日5.8级地震；云南孟连中缅边境1995年7月12日7.3级地震；四川甘孜白玉—巴塘1996年12月21日5.5级地震；新疆伽师1997年4月6日6.3级、6.4级地震；云南宁蒗1998年10月2日到11月19日4次5级以上（最大6.2级）地震；辽宁岫岩—海城1999年11月29日5.6级地震；四川绵竹1999年11月30日5级地震（震中在汉旺镇）；云南大姚2003年7月21日6.2级地震、10月16日6.1级地震；甘肃民乐2003年10月25日6.1级地震；最近的事例，是2007年6月3日云南宁洱6.4级地震。其中小汤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称“亚运会地震”，震中距亚运村仅10公里，发生在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前数小时，对它的预报，意义非同小可。前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回忆：
我记得9月18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地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强震的关系，据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断意见。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务院，而且对地震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讲得比较客观。若发生4到5级，不会造成什么伤亡、破坏等，要求亚运会保持冷静，否则人踩人就可能带来伤亡，这样，组委会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结果，开幕式当天上午11时02分就发生了一个4级左右的地震，恰好又离亚运村那么近。
这就是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高新技术的运用，尚未显示奇效。唐山地震32年后，地震预报仍在摸索前行。有时，地震的踪影被发现并捕获。更多的时候，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包括在20世纪认定的中国主要强震危险区的概念、发现的强震高潮幕起落规律，似乎都要被改写。2001年11月14日，在人们认为的强震平静期内，在传统认定的地震高烈度区外，昆仑山口西发生了8.1级强烈地震。科学家们正在讨论“21世纪，在我国是否会发生死伤10万人以上的地震”，汶川大地震降临。
政府：有效预警的困境与可能
中国的各级政府面对两难抉择：地震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却无法放弃；现有地震预测还只是概率性预测，却必须在许多时刻做出有效预警。20世纪，美国7级以上地震总共只有20次，总死亡人数1380人，而中国在20世纪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50万人以上。中国别无选择。目前世界上除了日本仅对东海地区继续开展负有减灾责任的预报，只有中国，在科学研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承担地震预报任务。
如果我们把地震的术语“漏报”、“虚报”套用到预警，称为“漏警”和“虚警”，那么可以大致概括：唐山地震后的10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
1976—1982年，广东、贵州、山东、江苏、四川先后发生多起地震虚报。地震预报开始被越来越严格地管理和控制。在“把地震预报纳入法制轨道”的理念下，从1977年颁布《国家地震局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暂行规定》，1988年颁布《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到1998年颁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对地震预报做了一系列约束。1988年的规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水平的宣传报导、写实的文艺创作，在发表前应征得国家或省级地震部门的同意。”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地震活动却相对平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本地的稳定，对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环境”的负面信息都严加控制。唐山地震后对地震的“过敏”，变成对地震谣言、地震误传和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过敏”。如海城地震和松潘地震前的大规模发动群众公开防震，在这一时期已然绝迹。一些成功的预警，都可以称之为“秘密预警”。
1999年，一个类似海城地震预报的事件，在同一地区重演。在有正确中长期预报的基础上，辽宁省地震局在这年11月27日向省政府发出了海城—岫岩将发生5.5—6级地震的临震预报。但当时他们仍无完全的把握，提交给省长办公会议的分析意见，一是“临震”，二是“进一步看变化，也可能发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动”。辽宁省地震局前局长徐心同写道：
我们这样的不确定的分析预测意见，提交到省政府常务扩大会上，实际上是给省政府的决策者们出了个难题，在看到省长们决策时为难的样子，而我们又无能为力，处境真是十分尴尬。政府的决策者们面对的是把我们的不确定的预测意见变成是否发布预报、采取预防措施的确定性行为，这是典型的风险决策。
辽宁省政府决定发布临震预报，但采取了周密的实施方案：按内紧外松原则，各级领导和关键部门做好应急准备，不惊动更大的社会面；在省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险的两个镇，动员居民和师生撤离危旧的住房和校舍，通知井下人员停止作业。政府的预报发出不到两天，29日中午，5.6级地震在岫岩—海城交界处发生。
地震以及其它重大灾难的预警，政府必须有决策。决策不能闭目塞听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后才出。获得专业部门的概率性预报后，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会、经济甚至国防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警兆”和“警度”做出判断，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讯号。政府的判断，依然是概率性判断。事实上，无论恐怖袭击、化学灾难、疫情爆发，还是可监视性已经很强的洪汛、台风，政府即使尽最大努力预先获取准确信息，决策的盲区仍将无可避免地存在。
显然，当前各级政府的灾害预警能力很低。尤为奇缺的，是先进的危机管理思想。
地震界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称为“三要素”，在预测预报中全力追求“三要素”的精确性。但“三要素”的精确性，并不是政府预警的先决条件。例如，就所释放的能量而言，一个8级地震是7.8级地震的2—3倍，是一个6级地震的900倍，差别巨大。但是政府预警的最基本举措，却未必一定要有这种精确的“级差”。当政府对一个可能震级为6级、破坏烈度为7度的地震进行预警时，就应该撤离、疏散人群。这个举措完全覆盖了震级和烈度更高的地震。
人们希望政府的预警能做到如海城地震的“大震大防”（或判断准确的“无震无防”），不再重蹈唐山和汶川一类的“大震无防”。但现有科学水平和政府预警能力，使“大灾小防”和“小灾大防”不可避免。
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69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32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困难。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22时到24时将发生2到6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1980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8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700万人口，相信的人达20%，半信半疑者达50%，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1980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3月29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200条渔船载着6000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106条，载着4000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
历史的吊诡在于，文革时期信息封闭，但在那一时期，地震信息却曾有过公开的传播；文革结束至今，社会逐渐开放，地震信息却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减少。公众对地震的反应，仍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大陆的“地震恐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汶川地震后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1995年9月20日，山东苍山县发生5.2级地震。震害不大，却有许多人惊慌外逃，因摔倒挤压、跳楼造成伤残，其中99%是中小学生。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2002年12月14日甘肃玉门5.9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350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8000多人冻伤患病。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而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立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应对灾害的社会素质，均亟待提高。中国地震预警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清醒地反思汶川地震未能预警的严重教训，共同面对巨灾的威胁。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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